毛泽东为何能再次回到权力中心

1962——1965年国内局势分析（下篇）

茆家升（安徽）

下篇

　　我根本不相信专制政治可以叫做良政治，尤其不相信无产阶级专制可视为得到良政治的一种手段。专制总是政治上最大罪恶，无论专制者为君主，为贵族，为僧侣，为资产阶级，为无产阶级，为少数，为多数。

　　——梁启超

　　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否则人类必将进入灾难之门！

　　——约翰洛克

　　七，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企图绑架全党，否定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之后，国家刚刚出现的经济复苏、人民生活好转的有利形势。重提阶级斗争为纲，和什么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歪理邪说，要以批判所谓的“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形式，重回权力中心。虽然支持者不多，但务实的一线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未能有力阻击，给了毛反攻倒算的机会，以后又被毛各个击破下场凄惨。

　　众所周知毛泽东不仅是深谙封建帝王权争谋略的高手，也是能把阴谋阳谋玩弄到炉火纯青的佼佼者。七千人大会上，面对主要因为他的倒行逆施，酿成的反人类滔天罪行，浮皮潦草地做了几句检讨，不得不摆出一付要死的样子，暂时退出权力中心。如以后江青所说，他是憋了一口气的。但他一天也未闲着，他在密切关注着时局的演变，观察那几位务实派的一线领导人，如何收拾他留下的这付烂摊子。这时毛的心情是复杂的，他既不愿看到现政权，就这么继续一天天烂下去，到时候秦失其鹿，天下共逐，谁也不会有好果子吃，毛更逃脫不掉罪魁祸首的责任。但毛心里极其阴暗，他同样不愿看到，几位务实派能尽快地稳定住国家百孔千疮的危局，真的能从大跃进大饥荒的废墟中站立起来，并且能踏踏实实做出一些成绩，那对老百姓来说，是做了好事，而对毛来说，岂不是更大的灾难，那从官员到全国百姓，不就能明确地看清楚谁是谁非，谁只会放空炮瞎折腾，谁有一些经济头脑能干些实事？

　　当毛看到国家形势真的在日渐好转，生产力正在恢复，市场物资开始丰富起来，老百姓的肚子里在鼓起来了，脸色也红润了些，走路也有些力气了。本来做作为名义上还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他应该高兴，应该有所反思，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才能算一个对国家对老百姓负责任的人。可是毛泽东这个中华民族的灾星，竟然会怀恨在心，千方百计寻找能击倒政敌的机会。毛清楚地意识到，时局在当时的背景下，每前进一步，毛的罪孽和无能就多暴露一分，等到官员和百姓们都能看清毛的狰狞面目和险恶用心时，他还能再用他那套祸国殃民的狗屁理论，去蒙骗国人吗？他还有可能再回到权力中心一言九鼎吗？

　　所以当1962年7月，刘少奇和毛泽东当面争执，刘说“饿死这么多的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愤怒了也恐惧了。他必须尽快出手反击，否则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极权专制的社会，从来就没有和平下野一说，环顾四周，每一个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没有一个下场不悲惨的。不会只是去当什么党中央荣誉主席那么简单。

　　196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居然在会上石破天惊地发出了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陈词滥调，并强调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接着又高调宣布，要揭露批判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与会者大多惊诧异常，一时不知如何应对。这是怎么回事呢？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明明知道多少年来，都是因为自己的一贯左倾，高举阶级斗争的大棒，乱打乱杀，弄得冤狱遍地，人人自危；又以高压手段，强制推行三面红旗运动，直接导致三千多万百姓，主要是农民被饿死！后来，好不容易在七千人大会上，暴露了问题，初步明确了罪责。毛不得不做了检讨，并暂时离开了权力中心，由务实派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走上一线领导岗位。正是他们认真总结了沉痛的经验教训，采取了一些切实可行的经济调整政策，有限度的放利于民，才使得国民经济得到有限的复苏，执政当局也开始获得了百姓有限的认同。谁都知道这些有限的调整与发展，都是在废弃阶级斗争为纲，和离开消灭私有制、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道路，部分还利于民，才有的结果。为何要在老百姓刚刚吃几天饱饭，日子刚刚过的有点人样，又要重新搬出祸国殃民，于百姓于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洋教条呢？毛泽东究竟要干什么，为何中央核心领导层，当时不反对不抵制毛的胡作非为，再次听任这个恶魔，把中华民族拖进更深的灾难深渊呢？！

　　为什么要说毛之所言，都是胡说八道妖言惑众？先说说何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

　　先说“黑暗风”，不就是刘少奇说的大跃进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相食要上书”吗？刘说错了吗？哀鸿遍野、饿殍遍地，处处是新坟白骨。因为人祸几千万百姓饿死了，未死的也似人非鬼一般地在死亡线上挣扎，难道不是黒暗还是光明景象？毛在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不是也说了嘛：“困难主要不是来自天灾，而是来自‘共产风’和瞎指挥的人祸。”（见“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9年第五期12页）。既然这场灾难毛泽东都承认主要是人祸了，而且从中央到公社各级党委都要负责，都犯罪了，刘少奇还说了，各级各地要建灾难记念碑了，能是一片光明景象？那毛提出的反“黑暗风”是要反谁呢？是要打刘少奇的耳光，还是打自己耳光呢？

　　那什么是“单干风”呢？不就因为推行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使全国农民整体沦为农奴。为了对农民做彻底的掠夺，大刮共产风，搞得农村十室九空。然后在大反瞒产私分名义下疯狂逼粮，迫使数千万农民被饿死的严峻现实面前，为挽政权不倒，不得不调整经济政策。从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农、轻、重，从一大二公到归还农民一点自留地，开放一点小市场，解散人民公社食堂。一句话就是给农民们一点生路嘛，真的就是犯了大罪吗？如果依然听凭毛泽东那样胡作非为，农民都饿死了，那还有什么国家什么党？这些措施，包括步子跨得较大的安徽责任田，都是毛同意的，亲口说增长几亿斤粮食是好事。为何刚吃了几天的饱饭，又要整人复辟呢？为什么老百姓日子好过一点，毛就那么难受呢？毛如此倒行逆施究竟是为老百姓的利益，还是在为一己私利？有人说大跃进大饥荒是毛好心办坏事，那请你了解一下毛在大跃进中的全部言行，包括从七千人大会上不得不做的检讨，到八届十中全会上的翻云覆雨，也包括在全国大批饿死人的最困难时期，他在全国大建豪华行宫别墅，看看毛泽东究竟是人是鬼？

　　再说何谓“翻案风”？主要指的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在打倒仗义执言为民请愿的彭、黄、张、周之后，又在全国掀起的反右倾运动中，打倒的三百多万各级犯所谓的右倾干部。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彭黃张周之外,他们基本上都平反了。当然也有部分地区如安徽省对右派试行甄别平反的，后经毛泽东一声断喝，戛然而止了。基本未涉及前数十年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问题。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胡耀邦在邓小平支持下，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包括改正右派等拨乱反正的措施，人们认识到，毛的滔天罪孽，不仅残害了数千万百姓，也迫害了执政党内部以百万计的不同意见者，直至国家主席、总书记、开国元勋，功高将帅。搞得天怒人怨，沸反盈天。仅从反右倾运动中被打倒的三百万各级干部而言，大体上还是一批人性未泯，在为自己治下的百姓说几句公道话的人，也是在执政危机中，还能受到百姓拥护的人。本来是执政党内，极为宝贵的政治资本和精神财富，为何毛泽东这么不待见呢？其实毛泽东从一开始，他就知道上自彭黄张周，下至各级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都是对的。以后毛也曾当面对彭徳怀说过：“我俩的争论，你是对的。”那毛为何要打倒他们呢？其实话说透了也很简单，起先毛视他们为实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障碍。大跃进一开始毛就对李先念说过：“我们和农民的矛盾，就是我们要多拿一点，农民要多留一点。”而这些右倾干部偏偏要站农民一边，要让农民多拿一点本该属于他们活命粮，毛泽东能高兴吗？人们要问毛要多拿那么多干嘛呢？有用啊！为争当世界共产主义领袖，你得大把大把撒钱撤粮吧;大建行宫别墅，尽享美女美食美景的君王之福也得要大把大把的银子吧。右倾分子们，居然要挡道，不是找死吗？只是后来牛皮吹破了，几千万百姓饿死，大厦将倾了。毛清楚地知道，此时如果中央上层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就很可能会不再听命于毛，而会选择一个对老百姓心慈一点手软一点，更体恤百姓一点，治理国家能力更强一点的新领导人。此人会是谁，当然不会是普通人，此人可能就在他身边。说破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之中的那一位，都比毛更合适领导这个国家。尽管从已披露的历史真相分析，他们都没有要取毛而代之的事实与言论。但深谙君王统治谋略的毛泽东，面临当时的严峻形势，他不会不考虑到，他的极权统治已岌岌可危，为挽救颓局，毛要出手了。

　　毛泽东最恨的，也是最想打倒的，应该是刘少奇！毛为倒刘，也确是煞费苦心，可以说兜了一个大大的大圈子。近日网传一文，说到那位大名鼎鼎的美国记者斯诺，文革期间访华，和毛做了最后一次谈话。斯诺问毛，何时决定除掉刘少奇的？毛坦言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斯诺问刘知道吗？毛说刘不知道，还说刘这个人很老实。这件事还有个佐证，就是1960年9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第二次访华时，毛对他说，现在中国有两个主席，一个姓毛，一个姓刘，不久之后，两个主席都要姓刘了。蒙离开之后，毛不放心，第二天又召见蒙一次，重申了这个说法。目的很明显，就是要蒙把这个信息释放出去，要刘相信他是毛最信得过的人，安心等待接班吧。刘怎会想到，他的死期不远了，而且会死得很难看。中国人有个传统说法，就是说谁老实，谁就是傻瓜！刘贵为国家主席，怎么也会中招呢？当全国家家户户，都把两个主席像并排挂着的时候，他就没有想过天无二日，这个最普通的常识吗？其中究竟是刘一时糊涂，还是毛极其阴险毒辣，玩刘氏进而玩全国百姓于股掌之中呢？

　　如果说毛第二次见蒙哥马利元帅，虽然大饥荒的惨剧，还未充分暴露，但通过59年庐山会议和彭德怀等的斗争，毛知道他已经从神坛上跃落了，真心拥护他的人已愈来愈少，而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危及到他统治地位的，首先就会是刘少奇！但他当时还看不透，刘少奇和他之间，究竟有多少信任度？所以他通过蒙哥马利放出这股肯定刘少奇接班之风，既有安抚之心，也有争取之义，也盼望着中央如有变故，刘会站在毛的一边。毛想告诉刘也告之国人，我都把国家主席的位子让给你了，不久的将来，党主席的位子也是你的，你刘少奇能不知恩图报，成为我的死党吗？再退一步，即使你刘少奇真要和我翻脸，你不看我的情分，也得想想舆论和后果吧，毛深知刘当时在党内外的影响与声望，先稳住了刘就稳住了大局，毛刘之争毛是煞费苦心，也技高一筹。它还告诉人们，惯使阴谋诡计的一方，经常是获胜者。

　　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在犯惑，毛泽东的翻身仗怎么能打得那么得心应手？七千人大会之后，他的罪孽等于是已经昭告天下，连七常委之间，他也不占多数。半年之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他提出的什么反对“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完全是罔顾事实的胡说八道强词夺理，明明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为什么全党，尤其是高层，还会听他的？难道全党皆无良知，要继续作恶到底吗？由于历史的真相，一直在云山雾罩之中，这个道理一直未想通。

　　直到最近读到了网上一篇文章，才豁然开朗。知道在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前，中央八月还在北戴河开过一个预备会议，毛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打了一个翻身仗。

　　那么。毛泽东这场翻身仗是怎么打赢的呢？分析分析他在会上的讲话就清楚了。

　　在8月9日中心小组会上，毛泽东一上来就说：“今天来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

　　可以想见，很多来开会的人一听到毛泽东这句话，都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七千人大会不是说好要进一步调整政策，恢复经济吗？不是说好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让人批评吗？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共产党垮台不垮台的问题了呢？

　　不过他们很快就明白过来了。是的，共产党犯下了这么大的错误，不改不行；可正因为错误犯的太大了，真要改起来，要改彻底，改得起吗？中国的民众遭受了这么大的灾难，真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他们能饶过共产党吗？

　　不错，从表面上看，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似乎还是稳固的。由于长期的洗脑，由于封锁消息掩盖真相，大多数民众对他们身处灾难的严重程度以及共产党错误的严重程度是不清楚的，因此似乎也看不到有多么强烈的不满和要共产党下台的意愿。但老百姓不知道的，中共高层是知道的。正如后来万里所说：“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因此，中共高层不能不有危机意识，他们知道毛泽东的讲话并非危言耸听。

　　接下来两句话就更让与会者担心了。毛泽东说：“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众所周知，国共两党之间有血海深仇，尤其是49年共产党掌权后，对残余的国民党势力更是不遗余力地残酷镇压。国民党重新上台无疑是共产党的最大梦魇。中共高层意识到，共产党的统治正面临空前的危机，因此大家必须抱团，把捍卫政权放在第一位。毛泽东的责任不能追究，要是毛泽东倒了，共产党还站得住吗？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进一步批评三面红旗，谁还敢追究三年大饥荒的责任呢？谁还敢议论毛泽东的是非呢？于是，不是靠别的，而是靠着共同的罪恶感，中共高层达到了新的团结。而罪魁祸首毛泽东则理所当然地又成为全党无可质疑的最高领导人。

　　话虽这么说，社会现实却远非如此简单。毛泽东虽然以生死存亡做威脅，绑架了全党。但主要由于毛的一意孤行，且怙恶不悛，犯下了如此十恶不赦反人类的滔天罪孽，差一点使共党的政权得而复失。虽说很多人在这场罪孽中，也曾作恶多端，但祸首却肯定是毛，那为什么全党要一起为他背黑锅担罪名，那还有一点公平正义吗？可以说八届十中全会之后，虽说全党不得不接受毛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什么“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其实很多人是口是心非，阳奉阴违，能拖则拖，能蒙则蒙。经过七千人大会之后，一些被新认命的封疆大吏和各级官员，不少人是毛反右倾时倒下去，平反之后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他们曾身受毛泽东极左路线之害，对毛重弹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调，颇不以为然。即使本来是毛极左路线的追随者，甚至跟着毛也干了许多坏事，但是经过这几年反反复复的验证，很多人还是有一些省悟和反思的，顽固到底的，毕竟不会太多。只是毛用生死存亡大局，绑架全党，不得不随大流而已。比如，据《合肥晚报》近日介绍，1962年刚调任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就公开地说，云南当前紧急任务，就是恢复生产力，力争农业丰收，让老百姓吃饱饭，不提抓阶级斗争的事。

　　有研究者认为，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仅仅8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即重新夺回了话语权，或曰重新回到权力中心。事实应该不是这样，如果他从那时起，真的就又能一言九鼎了，江青也不会说毛一直憋着一口气。也不会到1964年了，中央一次开会，邓小平对毛说，这次会你就不要参加了。急的毛手拿着党章，直接走进会场，说我还是主席，为什么不让我参加会议？这种事在七千人大会之前，是不可能发生的。

　　毛当时知道，跟他走的人已经不多了，那口气暂时还得憋着，戏还得一幕一幕地演下去，何时再能口含天宪，一句顶一万句，那要等待机会了。

　　八，习仲勋与“利用小说反党事件。”这场涉及数万人，历时十六年的大冤案，与其说是一场文字狱，不如说是一场执政党的高层政治和权力的博奕。更是毛泽东从意识形态与文艺批评入手，剷除政敌，加强思想禁锢，重新夺回一言九鼎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重新解读这一事件，还在于它有前瞻与后续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之前，中央政治局还于7月25日至8月24日，在北戴河开过一个工作会议。本来会议的议题是关于包产到户的农业、粮食、财贸、商业和支援农业的问题，应该还是西楼会议的后续工作。而到了8月5日、6日，毛泽东先在华东、华中小组会上吹风，继之在大会上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后来又多次插话，又搬出了七千人大会之前的老一套，什么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陈词滥调，开始指责批判什么“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为八届十中全会定调。

　　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未参加北戴河会议。这时他受周总理委托，正在北京主持全国中等工业城市座谈会。会议与北戴河会议同时结束。会后习遵周总理指示去北戴河休息两天，准备参加八届十中全会。

　　习仲勋不知道，一场噩运正向他袭来。

　　北戴河会议之后，8月26日中央开了一个预备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阴谋家刽子手康生，向习仲勋开始发难了。事情是从批判彭德怀的右倾翻案风开始的，当年4月彭向中央提出了长篇的辩解信，即所谓的“八万言书”，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否认什么反党的军事俱乐部的存在。本来就对平反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耿耿于怀的毛泽东，乘机大反特反所谓“翻案风”，说不该对右倾分子一风吹。这时康生突然提出习仲勋等，泡制反动小说《刘志丹》一事，认为是矛头指向党中央的反党事件，习仲勋是挂帅人物，被扣上了“习仲勋反党集团”首领的帽子，受到猛烈的批判之后，又上升成为“彭、高（岗）、习反党集团”首领。经毛钦定不准参加八届十中全会。

　　当年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发言时，康生递上了一张条子，毛念到：“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96页）全会决定成立习仲勋同志的专案审查委员会。一审十六年，数万人涉案。直至1979年后获得平反。

　　在冤案如山，文字狱遍地的毛时代，这件冤案，与其说是一场该由文化人担当文字狱，还不如说是政治家之间的权力博奕？此乃为何？因为小说作者李建彤女士，既非名家，小说也就在一些报刊，发表了几个章节，远谈不上有何重大影响。连发明了“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专利人康生，也是未看完小说就定性，且直通最高领袖的。这些都可说明，问题不在小说写了些什么，重要的是谁在写、写了谁和谁、为何要写他们？

　　小说涉及到太多的高层敏感人物：“头名老刘（志丹），二名高岗”，谢子长、习仲勋、徐海东、刘景范，特别是还有进军大西北，后为西北封疆大吏的彭德怀。小说作者李建彤当时太年轻，她不该不想到，她身为刘志丹的弟媳、刘景范的妻子，怎么可能摆平如此众多复杂的人物关系、历史关系、地域关系？尤其是高饶反党集团案刚过去不久，曾主政西北的彭德怀因为百姓说话，敢于直犯龙颜，又被打倒批臭，她怎么能写西北的事？

　　先说说康生向毛泽东递条子的事。康生为何未读完小说，就定性为利用小说反党？也非空穴来风，乃因刘志丹这个人和他领导创建的西北根据地，有他独特之处。当年红军长征败走川西之时，国民党军队前阻后追，中央红军左支右拙，就地转圈。是西进新疆，打通去苏联之路；（即后来张国涛领导的四方面所走之路，几近全军覆没。）抑或就地建立根据地（川西土地贫瘠，人烟稀少，根本生存不下来），徘徊不定时，有人在一张废报纸上，看到了陕甘地区还有红军根据地的消息。这才决定北上，终于在陕北生存下来了。要说是刘志丹为首创建的陕甘根据地，救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也无不可。它虽然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却是不宜直说的，尤其是延安整风之后，一切成绩都要说成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才能成功的语境下，更是大忌。

　　说说刘志丹其人，他可不是土包子，不是瓦岗寨上的程咬金，不是水泊梁山上的白衣秀士王仑，更不是井冈山上的袁文才、王佐。刘志丹文武全才，并非虚名。早年虽只上到榆林中学，那可是陕北23个县唯一的中学。在校时即读过《新青年》、《向导》等五四时期的报刊，受过新文化运动熏陶的。后来是北伐战士，黃埔军校四期毕业。1927年国共分裂后，刘辗转回陕北，与高岗、习仲勋、谢子长等创建根据地，艰苦卓绝，屡建奇功，是陕甘地区公认的革命领袖。而且这块根据地，孤悬西北，受极左路线干扰较少，也无反AB团等反左右倾路线斗争的记载。倒是1935年与长征到达陕北的红25军会合，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时，被执行“左倾”路线者关押过，差点杀掉。1936年北上抗日时牺牲。称得上一生辉煌，难得的是在中共多年左右倾路线斗争反复交织过程中，他只受过害，未害过人。

　　按说像刘志丹这样为革命立过大功，既是英雄，又是好人的人。（好人不一定能当英雄，当上英雄的未必都是好人）。为他树碑立传有何不可，我们的杂志社出版社，出的文章出的书，不都是在歌功颂德吗？为何到了写刘志丹时就犯了大忌呢？看来根子还在与觸犯了毛泽东至高无上的神坛地位有关。

　　延安整风之后，如高华教授所言，红太阳已在中国西北一角冉冉升起，且愈升愈高，光焰无际，照亮他统治地区的每个角落，也摧毁了那里一切反对者质疑者甚至游离者。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文艺创作更是有了一个严厉标准，那就是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而歌颂毛泽东所谓颂圣文学，就是最大的政治！小说《刘志丹》如果依照历史事实去写，能符合这个标准吗？当然不可能。那写它干什么？想写陕甘根据地救了党中央与中央红军吗？想写全国根据地，都被老蒋剿灭了，都在四处逃窜了，就你陕甘根据地还岿然不动。所有红军都在跟着老毛东躲西藏时，你刘志丹们还稳坐陕甘，还收容了他们。那岂不是说明你刘志丹比毛泽东还要高明？当然李建彤再无知，也不会这么写，何况还有健在的习仲勋、李范吾、阎红彦等陕甘边区老人为它把关。习仲勋就明确指示，要突出井冈山精神和毛泽东思想。可是，它依然犯了大忌！首先书名就是大忌，偏偏又在毛和党中央威望下降,毛又不得不暂时退出权力中心时，抬出了才能卓著且品质优秀的刘志丹，是否在指桑骂槐，和反党的头领彭黃张周们一唱一和，逼毛下台！是不是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你们别说我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也不是空穴来风。文革时毛倒刘，就有人说，两家人都在中南海里住着，毛看到刘一家人和和美美的，想到自己一家支离破碎，就气不打一处来。康生私下里也对毛说过，林彪这个人怎么这么蠢，知道主席没有健康的儿子，还那么吹自己的儿子。这么说毛泽东和我们这些市井小民一样，也在羨慕妒嫉恨。在有着大权独搅的大背景下，就能酿出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风暴来，对此有人总结为细节改变历史。究竟是耶非耶，我一介草民如何说的清。不过这一场涉及到数万人，延续十余年的大冤案，至今也未见到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

　　说到此案，不能不说到习仲勋。尽管康生一张纸条，习被罢官放逐十六年，一家老小跟着吃了很多苦。但不能忘了，习家还有幸运的一面。就是周总理放话了，习仲勋不能当敌人看待！这才有了习每月近四百元的工资，全家衣食无忧。周为何保习，除了习人才难得，为人厚道之外，是否也因为看到陕甘的一批老人，刘志丹死了，谢子长死了，高岗倒了。西北高层就剩下习等少许人了，如果赶尽杀绝，人们会怎么想？会想到井冈山的袁文才和王佐吗？

　　习仲勋与《刘志丹》一案的后续意义，主要是两件事：一，习仲勋是胡耀邦时代的贤臣良将，胡生前死后，习都是坚定的改革派，功勋卓著，尤其是主政广东时的贡献。而胡耀邦时代又是中共执政前后最光辉的年代。其中习仲勋功不可没。胡耀邦时代与邓小平时代是交织着的，但不等同。其二，习仲勋是非组织手续逼胡耀邦下台的坚定反对者，为此不惜开罪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元老，并面对面地和倒胡先锋、极左派胡乔木邓力群薄一波等庭争抗议，甚至拍台子砸板凳，是一位血性男儿！

　　小说《刘志丹》案本与国家大局走向无太大关系，习仲勋虽贵为副总理兼秘书长,还只是普通的中央委员，未能进入中央决策层。此案问题的实质在于，毛泽东借题发挥，并无中生有地把它和高饶事件案彭德怀右倾案件搅到一起，是什么彭高习反党集团，为毛大反《翻案风》寻找口实。毛治国无能，不懂经济，不懂市场，科学技术水平，也就一个初中生而已。但搞意识形态搞权力斗争，则是一等高手。再加上康生这个凶恶的帮凶，更是所向披靡，害人无数。用所谓小说反党一案大做文章，伤及无辜，也是制度使然，并非怪事。

　　我更为关注的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开幕式上如下的几句话:“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表明毛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在文学艺术领域，再次高举阶级斗争大旗，和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期一样，向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和作品开刀了。并借此敲山震虎，向反对过他的人，不问你是谁，做新一轮更广泛更深入更残酷的较量。

　　九，毛泽东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是毛强化舆论钳制，《延安讲话》的故伎重演。妄图再次以毛氏“党文化”排除异己，整肃一切对毛，持不同意见者。批示重点虽是知识界，但涉及党政诸多高层。其中文化革命小组的建立，是文革十年浩劫的滥觞。江青的插手标志着是这只恶犬，已经出洞。毛泽东将恶虎添翼。

　　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做过两次批示。对当时全国局势的走向，发生过一定的影响。或曰从七千人大会后，刚刚出现的政治上宽松一点，经济上活跃一点，老百姓的日好过一点的局面，由于毛泽东依然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和毛氏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经济政策，全国局势又在左倾的祸国殃民的邪道上向下滑行了。两个批示的下达，是标志性的事件。

　　先说说第一个批示的起因：

　　缘起于孟超编剧的所谓鬼戏《李慧娘》在北京长安剧院的公演。其实初演是1961年8月的事。因为孟超和康生是沾亲的大学同学，康生为剧本修改润色过，经康生推荐，周总理和董必武还在钓鱼台看过此戏，都有称赞。舆论界反映也很好，《人民日报》《北京晚报》登了不少称赞的文章。其中以繁星（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最为著名。

　　多大一点事呀，不就是演了一场有鬼的戏吗？如果这也算犯罪，那写了满满两大本尽谈鬼怪妖狐《聊斋》的蒲松龄，岂不要凌迟碎剮！封建王朝尙容得下一个蒲松龄，现代社会为何容不得一部戏呢？其实说鬼在毛时代未必就是禁忌，这件事之前不久，毛泽东就指示何其芳编过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为何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说白了就是一场活脱脱的文字狱。而且要惩治的，决不仅是孟超、廖沫沙等小人物。事后证明它正是大风暴的前奏曲。

　　早在1962年秋，江青就指责新编昆剧《李慧娘》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鬼戏，1963年5月江青组织文章在报纸上尖锐批评《李慧娘》和赞扬这个戏的文章。并进一步惊动了圣驾，毛借题发挥，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又要整人了！这时康生马上掉头转向，联手江青，用行政手段，强令孟超停职检查。接下来就是毛泽东关于文艺的第一个批示：

　　彭真、刘仁同志：

　　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入手，认真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1963年12月12日

　　第二个批示的直接起因，说起来更荒唐了。即所谓“迎春晚会事件”：1964年2月3日中国剧协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迎春晚会，有两千人参加。据回忆与会者着装整齐，女士们着裙装还略施粉黛，迎宾者还一人发一朵鲜花。剧协负责人李超致辞：“女士们、先生们——”艺术家们挥毫写字、绘画，当然还有舞会。气氛融和、亲切，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少见的。这样明明白白的好事，马上有人反对了，向中宣部告状，说是在吃吃喝喝，部分演出节目庸俗低级、趣味恶劣。中宣部立即严厉批评。5月8日中宣部写出了《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报中央。6月27日，毛泽东作出了第二个更严厉的批示：

　　对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念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批语：

　　此件送刘、周、邓、彭、康生、定一、周扬、吴冷西、陈伯达同志阅。阅后退毛。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接近工农兵，不反眏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又不认真改造，势必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1964年6月27日

　　今天的中青年们，只看到毛泽东五十年前一个比一个更严厉的批示时，大多数人会想到毛写批语时，中国当时的文艺界，一定是闹得太不像话，资产阶级自由化大泛滥，毒草丛生。一大批资产阶级文人肆无忌惮，又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放厥词了。这些家伙一定是桀骜不训，不老实不听话，散发出资产阶级臭气的一群人。如果我要告诉你们，那时的中国知识界，经过历次运动的整肃，已经在血水里泡了三次、碱水里浸过三次，一个个早已面目全非，十儒九丐，早已沦落到比乞丐等而下之的社会底层。接着饿了三年肚子，能活下来已是幸事。对一切事早已噤若寒蝉，那里还敢针砭时弊。

　　当然，广州知识分子会议之后，知识界确有了一些松动，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都沉寂得太久了。更明确一点的说法是，若干年来一场政治运动接着一场政治运动，知识分子除了挨整，就是在认罪检查，所谓洗心革面。都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运动来了，什么也做不成，那是没办法，事不由己。运动间隔期间，或是有了广州知识分子会议之后，政治气氛相对宽松一点时期，知识分子们想做点正事，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什么是正事，当然不能是你斗我我斗你，今天大批判，明天低头认罪。只能是凭自己的专业知识，各司其职，各尽其能而已。教师得教好书，不能误人子弟；医生得救死扶伤，不能庸医杀人。戏剧界编戏的要写剧本，演员得有戏演，演得要有人看，糊弄老百姓是不行的。这些都是常识，没多少大道理。对此有人说是又在蠢蠢欲动了，可以；说是忘了教训，还在盲听盲从，可以；说是疮口还在流血，就忘了疼也可以。总之，人活着就得做点事。

　　可是，正如经济形势好转了一些，老百姓肚子刚刚填饱了一点，毛泽东就十分不待见，要重弹阶级斗争为纲一样；知识界刚刚有了一点生气，各行各业都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时，毛泽东也非常不待见了。这个姓毛的他究竟要干什么呢！是不是老百姓日子好过了，中国的科技文化事业有进步了有发展了，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其中的知识分子，就会明了那个姓毛的，一再声嘶力竭地鼓吹什么共产主义是人间天堂，什么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什么要消灭私有制，全是祸国殃民的歪理邪说！中国人要想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别听那个姓毛的整天在那里胡说八道。他念的那本歪经，已经害死了几千万中国老百姓了，再念下去，只会死人更多！

　　其实，中国老百姓往好里说，是很善良很本分，往差里说是很愚昧很易受骗。对所谓的国家形势，有认真思考的人，是少了又少。绝大多数人是浑浑沌沌的，过一天算一天。只是能吃饱肚子，别天天搞运动，弄得人人自危就烧高香了。但是这样安定一点的局面，毛泽东是决不愿见到的，更不允许它继续发展下去。

　　毛泽东又出手反击了！从哪里入手，拿谁开刀祭旗？工业他不懂，农业不懂装懂，人民公社的创举，害死了几千万老百姓。科学技术不懂，大炼钢铁，驱赶九千万人上山，砍掉了中国85％森林，敲碎了亿万百姓家的锅碗瓢盆，炼来了一堆废渣；教育卫生更不懂，只会砸烂扼杀！那毛懂啥呢？他懂党争谋略呀，懂玩弄阴谋阳谋呀，懂控制舆论搞一言堂呀！另外，他还懂戏呀，这一条他真的不怎么懂，不过不懂不要紧，他家里不是养了一条懂戏的恶狗吗，能为他出谋划策呀。什么时候把这条恶狗放出来，毛泽东叫它咬谁就能咬谁了！暂时这只狗还是偶尔露露峥嵘。

　　49年以后，毛泽东搞了多少整人的政治运动。出于他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高度敏感，毛总是能抓住一些大事小事大做文章，比如《清官秘史》一部戏呀，胡风的一封信呀，王蒙的一篇小说呀等等，当然有时无事也能造出点事来，无风也能起浪，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其实两个批示事件，说到底毛泽东也是所来有自，往远一点说是源自延安整风和关于文艺的《延安讲话》，近一点的则是反右派和反右倾斗争的延续。这一次更值得关注的，一是矛头指向最终是周恩来，和他主持召开的广州知识分子会议，说白了还是一次较量。演鬼戏也好，知识分子聚一起吃吃喝喝唱唱跳跳也好，总归是政治气氛宽松一些，如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陈毅所说的，我们是一家人了，才会出现的情况。毛泽东会认可吗？当然不会，那还要提阶级斗争为纲，知识分子改造干什么？记得极左派大将柯庆施，当时就说过，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是懒，从不愿认真改造自己;二是贱，三天不批斗，就要翘尾巴！长尾巴者畜牲也，毛时代知识界，何时有过独立人格和平等的发言权？再不发两个批示敲打警告警告，臭老九们真的要成立中国的裴多斐俱乐部了。

　　毛泽东知道这些臭老九们的胆大妄为，是和周恩来主持的广州知识分子会议，和当年政府工作会议总结报告的支持有关，周恩来也知道毛泽东的两个批示指向谁？但那是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之后的1963年和1964年，不是1958年大跃进开始时，毛泽东连批周恩来反冒进，说周离右派只差五十米了，乃至要撤周的总理一职，用柯庆施取而代之之时。这时毛的一言九鼎地位，已经打了折扣。如果这一次也算是一场较量的话，毛的得分并不高。毛是不是又憋了一口气，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是不是毛泽东感觉到了，听他的话的人越来越少了，才决定要放出江青？

　　不过此时江青亮相，暂时还未露出她的全部狰狞面目，要到1966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时，你才能认识到，她是怎样的一位狠角。好戏还在后头。

　　十，农村四清，城市五反，都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与斯大林消灭富农的农业集体化政策一脉相承。前十条，后十条，二十三条，实质都一样。刘少奇毛泽东一个比一个左，整治对象上的差异，不能改变专制极权的本质。而毛泽东提出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新名词新概念被上层认同，某种程度上标志着毛已回到权力中心。

　　刘少奇派出王光美，搞出的桃园经验，是极左的样本，也是自我毁灭的人生败笔。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毛泽东为了把他的阶级斗争理论，进一步深化，又提出了为了“反修防修”防止什么“和平演变”。决定要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农村的运动，以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简称“四清”。城市的运动，以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简称“五反”。

　　想想姓毛的这家伙，真的活得太累了。你才执政十几年嘛，不停地花样翻新，有人给你统记过，竟然搞了六十多次政治运动，那有多劳累多伤神呀！这不，连中国字都不够用了，建国初期刚刚对资本家们，搞过一次“五反”，确实取得了辉煌胜利，一举就消灭了他们！现在十来年过去了，又要搞“五反”，过来的人都知道，1951年的五反，斗争的对象是私营企业主，既然以后私营企业都没了，那又要反谁呢？把城里的人都反掉都赶走，就像红色髙棉波尔布特那样，三天内把首都金边一百多万都赶下乡去，任其在长途遷徙中自我毁灭。波尔布特这么干，虽然得到毛泽东的赏识，真也要在中国这么干，他还得掂量掂量，党内包括高层之中，有多少人会听他的，他别自找麻烦。所以城里的新五反，也就查查账，主要整顿对象是财务部门，当然也会涉及一些人事和权力的再分配，整体震动不算大。其实只要健全法律程序，以法治国就可以了，何须连年搞什么运动。

　　整治的重点在广袤的乡村，即“农村四清”。其实农村四清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名称，所谓“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那个时代过来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包括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员工，不问职务高低，未下乡搞过“社教”的，是很少的。这些少数人之中，除了一些老弱病残和确实离不开的人，余下的就是些不被信任乃至分子类的内控人员了。他们到那里都是被教育被整治的对象，也是下一次政治运动到来时的“死老虎”，他们是没有资格参加“社教”工作队的。所以那时能经常被抽调下乡搞“社教”搞“四清”的人，并不认为是苦差事，而是有些高兴甚至是光荣感的。起码表明组织上对我是信任的，那时被组织上信任了，比现在多发点奨金，那可是幸福多了。

　　至于参加过“社教”“四清”的各类人员中，对这种绵延在整个毛时代的政治生活，有多少人做过认真的反思，真是说不清。说是整个毛时代，一点也不夸张。只是不同时期不同的名称，整肃对象的重点有所不同而已。但目标始终未变，那就是奉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数千年延续下来的农民土地私有（包括土地使用权私有）、生产资料私有，特别土地产品私有（当然各朝各代都要交纳一定的税赋）。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具体点说就是按照苏联模式，实行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包括消灭富农、建立集体农庄、余粮征集制等等。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农村尽一切可能，包括对反对农业合作化的农民，实行大规模的监禁、逮捕、流放，直至枪决，从而把农民手中的财富，收归名曰集体所有，实则收归执政党小集团所有。

　　中国以俄为师，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好学生，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要说中国的暴力土改所杀地主，和苏联的消灭富农手法相近，那毛泽东自1955年以来，强力推行农业合作化，直到1958年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使数亿农民，整体沦为农奴。尤其是人民公社食堂化的推广，农民拥有粮食成为非法，执政者可以明目张胆地，掘地三尺搜括农民度命的口粮，直接导致三千多万百姓被饿死，可能更胜过斯大林了。

　　执政者在中国农村，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名，犯下的如此滔天大罪，其中历年来形形色色的、名目繁多的各种农村工作队员，都罪责难逃！因为所有的农村工作队，从暴力土改开始，到统购统销，到整风整社，到大跃进中的农村大逮捕，一直到农村四清，都旗帜鲜明地打出同一旗号，就是建立和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而巩固的手段无外乎改造和掠夺。这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治国的基本国策。

　　当然，事物的发展总是有张有弛的，所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像斯大林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强人，或曰冥顽不灵的共产法西斯暴徒，他们的权力包括财富，是靠鼓吹和施行暴力获得的，原则上他们不会放下屠刀，也永远成不了佛，只有到死了，才会松下手中这根阶级斗争的弦。

　　像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之后，毛不得不暂时离开权力中心，换一个说法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未变，却短时期的放松了阶级斗争这根弦，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软化了一个短暂的时期，只能是一个特例，其中必然是充满了矛盾和悖论。为何要这样说？道理很明显，如果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理念，就必须尽快结束西楼会议之后的宽松政策，在党的利益和全国老百姓利益，发生重大冲突的时候，为了维护政权，只有再度放弃百姓的利益，重新回归到毛泽东专政集权的旗下；要么坚持西楼会议后的宽松政策，再进一步改革开放。从经济改革，也就是经济利益上放权开始，恢复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土地产品所有权，发展私营企业，实施物权法，保护私有财产。为了保障经济改革不遭夭折，必须同时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也就是政治上要向老百姓放权，首先要永远废除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理念，不再搞任何政治运动，先让老百姓有点安全感，少一点恐惧。两者必居其一，走中间的路只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继续走下去必然社会矛盾会愈来愈激烈，会出现社会的持久动荡，和思想领域的分歧乃至撕裂。当然，也可能预示着社会可能会发生重大变革。

　　西楼会议之后的中国，就曾出现过这样尴尬复杂的社会局面。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在农村四清时，整治重点是谁的问题上，出现的分歧。这里也涉及到毛丶刘的分歧，分歧不分左右，两位主席一个比一个更左。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两者是一致的。分歧只在于对西楼会议之后，对农村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上。毛泽东对西楼会议之后的农村形势，所谓“三自一包”是全盘否定的，刘少奇则认为农村的主要问題，是基层干部太坏。二人殊途同归都认为农村的领导权，三分之一以上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依毛泽东当然还是要高举三面红旗，还要坚持人民公社制度。不过三面红旗已是三面血腥，三千多万座新坟新土未干，毛要再高举大概自己也知道时机未到，按江青的说法，毛憋的一口气，还先憋着吧。

　　63年64年的“农村四清”主角是刘少奇。刘重点要整基层干部，自有他的道理。首先，它不是反右倾，三百多万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基本上是执行三面红旗政策不力的人，应该属于务实派，和刘、周、陈、邓等当时的务实派髙层，是气息相通的，七千人大会后被一风吹了。刘少奇当然不会再拿他们当重点整治对象。

　　刘少奇要整的人，主要是基层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领导，尤其是掌管物资和财务实权的相关人员。他们确实太坏了，可以说他们都是大跃进大饥荒的浩劫中，饿死三千多万农民的一线作恶者。这么说也是有历史渊源的，根子来自暴力土改，始作俑者毛泽东刘少奇们搞的暴力血腥土改，利用农村中的地痞流氓二流子小混混，甚至盗贼，对地主和富裕一点的农民，任意抢杀打砸，肆意覇占他们的土地房屋财产和人身，如地主的妻女。一夜之间，乾坤大颠倒，他们成为农村的新统治者。而农村中的富有者、传统文化的维系者，传统道德的守护者，也是几千年来乡村秩序的管理者，被作为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被彻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这一批农村新贵，都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权力和财富是怎么来的。所以他们都是执政者极左政策的积极支持者和坚决贯彻执行者。就拿大跃进大饥荒来说，他们虽说也生长在农村，眼见那么多父老乡亲，一个个被饿死，或在饥饿线上挣扎，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也不是事实。有些基层干部，对农民们还是有些呵护的。但是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清楚手中的权力和财富，是怎么来的。它既不是凭自己的才干贡献获取的，更不是公开公正选举取产的，民主选举那一套，是资产阶级的，我们决不搞。基层领导说白了，就是顶头上司的一句话，上级党委组织部决定是谁就是谁。这样的领导，对上级还能不唯命是从吗？至于说到这些人的作恶程度，就大批饿死人而言，除了和上级政策左和极左之间的差异之外，与个人的品质就有直接的关系。比如安徽饿死人的重灾区无为宣城等地，都流传过这样的民谣：“一两二两，饿不死生产队长。”“两钱三钱，饿不死炊事员。”其中两与钱，都是指社员在公社食堂就餐时，粮食日定量而言。也难怪这些生产队长和炊事员，到日圴口粮以钱计量，日不足十克，不如喂鸡的一把米时，想不贪不占都难，何况这些队长们，很多人土改前就是地痞流氓。远不像土改前的地主士绅们，遇到灾年还能做些施粥赈灾的慈善事业。中国农民真的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世道。

　　有人说农村里过了六零年未饿死的人，没一个是好人！这话也全非过激之词。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还各自飞，何况外人。那时谁不想保命，想保命有错吗？不过你为了保自己的命，使更多别的人丢了命，你能说你没罪吗？如果你是更高一级的领导，为了你能官升一级，攫取更多的权力和财富，弄虛作假，大放粮食高产卫星，然后向治下的百姓横征暴敛、疯狂逼粮，迫使大批百姓饿死，你算不算罪恶滔天？而始作俑者毛泽东们，走苏俄专制极权之路，以阶级斗争为纲治国，疯狂掠夺国人一切资产，中饱暴君毛泽东和小集团的私囊，把偌大的中国拖进人间地狱，死难者枕藉，算不算反人类罪，该不该受到历史的审判，罪酋毛泽东该不该焚尸扬灰，永远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就基层干部与上级领导之间的关系，也是颇为复杂的。最好的一种是像安徽付省长张恺帆、河北省委付书记胡开明、河南信阳专署专员张树藩、山东昌乐县县委书书记王永成，那样的省、地、县级领导。他们既敢于抵制那股来自中央高层的共产烈风，又对作恶的下属有所钳制，本人品质又比较优秀者，这类人是极少数，简直可以说是毛时代的异类，命运都不好，却一直被老百姓们敬重怀念；次好的是那些在大跃进高潮中，在强大的压力下，还能保持一点冷静的，阳奉阴违也好、能拖就拖也好、帮助藏匿粮食也好，只要能保护老百姓，少饿死一些人的，不问他们个人品质如何，那怕是贪腐分子，也还算好人。那三百多万右倾分子，应该属于这类人，他们之中能少了贪腐分子？第三类人最多，属于较坏的一类，一切按红头文件办事，上级要报产量，大家都浮夸，我也得浮夸；我不报最髙的，也不报最低的；放粮食高产卫星，别人放我也放，不放最高的，也不放最低的；农村大逮捕要抓人了，别人抓我也抓，不抓最多的人，也不抓最少的人；办公社食堂我不最快也不最慢；反瞒产私分疯狂逼粮了，我不逞強也不示弱；最后大批饿死人了，我治下的地、县、社、队，既不是饿死人最少的，也不是最多的，反右倾、反极左，都整不到他们头上。他们永远官运亨通。最坏的一类，发生在饿死人最多的地区，如四川李井泉、安徽曾希圣、河南吴芝圃、甘肃张仲良、山东舒同、贵州周林等封疆大吏，以及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无为县委书记姚奎甲、宣城县委第一、第二书记田氏夫妻等等，他们一个比一个残酷、冷血，都是一批疯狂残害中国老百姓的，没有一点人性毛泽东式的法西斯分子。基层干部中这类人也应很多，否则仅仅三年多时间，在风调雨顺的年景下，不会饿死那么多人。

　　以上就是中国问题也包括农村问题的实质，离开它就是舍本逐末，不问是好动机坏动机、好愿望坏愿望都解决不了问题。而要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不变的情况，搞声势再大的四清也好，五反也好，都改变不了权力垄断与权力贪腐的现实，从上到下都是一样的。不是有人说嘛，一个大队书记就是大队国的国王，遑论更高级的官员。

　　刘少奇把农村四清的重点，单放在基层干部身上，理论上说不通，实践起来更是一团乱麻，越整越乱。举个例子，当年芜湖地直单位，曾派出过一个有力的工作组，到泾县某公社某大队搞四清，经过多日的艰苦努力，终于查清了这个大队阮书记严重的四不清问题，证据确凿。该处理了，首先得先罢了他的官吧。这下子工作组未想到的事发生了，几乎是全体社员一致反对，说姓阮的已经是一条饱狼了，该捞的不该捞的都捞足了，大瓦房已经盖起来了，亲戚们都按上了好位子。你们现在罢了他的官，不能把他家的房子也拆了，家里成员和亲戚们都撸下来吧。那你们再派一个新书记，新书记就是一条饿狼，一切要从头捞起，那老百姓怎么承受得起？还不如让阮书记继续干。工作组哭笑不得撤走了。

　　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还有一个重大决策失误，就是不该派出自己的妻子王光美，搞的什么桃园经验，那是一个极左的样本。什么访贫问苦、扎根串连、连查三代，要从出生时交代历史，弄得人人自危。王光美还搞了个全国巡迴演讲，声势浩大，俨然在发懿旨。她忘了当时她还只是个行政14级的处级小官，她扛的是国家主席夫人这块牌子，而老干部们是不买这个账的。王光美髙调亮相，害了刘少奇也害了自己，此事刘少奇也难辞其咎。可惜了刘少奇，虽然大跃进之前之中，也是一贯左倾的，在共和国成立后，发生的一系列灾难中，作为执政者的领导层的核心成员，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刘毕竟不是主要決策者，特别是人祸大灾难蔓延全国，大批百姓已经饿死和正在饿死的危急时刻，刘少奇没有文过饰非，而是敢于担当罪责，为挽狂澜于既倒，不惜开罪暴君毛泽东，重用务实派陈云李富春等，采取了一些切实的紧急措施，终于拖慢了大批饿死人的速度，使灾难深重的中国老百姓，得到了专制极权时代，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时机。特别是文革中，他惨死开封，人民在怀念的同时，又多了几分怜悯与自怜。在暴虐的毛时代，贵为国家主席尚不能自保，暴君用小指头通了一下就倒了，何况我等草民。

　　搞运动谁也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当刘少奇正纠结于什么是四清四不清时，毛泽东出手三刀两斧问题就解决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所有非正统毛泽东原教旨主义者，都在打倒之列，干部是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群众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都是阶级斗争对象，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不知道毛泽东会不会暗中窃喜，感谢刘少奇给了他借此重回龙椅宝座的机会。你们以后别怪我心狠手辣，62年之后的教训太深刻了，我决不可能再给你们这个机会。为此不惜发动文革，一场更深更重的灾难降临了。

　　2013年9月四稿

    当毛泽东暂时离开权力中心时
    1962——1965年国内局势分析(上篇)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170/201310821191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