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现代文化名人不同的人生道路给世人留下的思考
——夜读偶记（之四）

晓明

　　近日翻阅现代文化名人的有关史料，首先映入笔者眼帘的是鲁迅、胡适、郭沫若、老舍、胡风、陈寅恪等人，他们在文学、史学等方面的研究、和创作上的诸多成就，以及他们不同的人生道路，都深深地吸引着我，在我的脑海中引发了诸多的思考。

　　文化名人是社会栋梁之才，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可缺少的。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历代社会的文化名人是数不胜数的，如孔子、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嵇康、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柳永、欧阳修、王安石、陆游、辛弃疾、李清照、曹雪芹------等等一大批文化名人，都是中华民族之瑰宝。作为社会升平的点缀，作为大众的一面旗帜，特别是文化名人们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和贡献，那都是载入史册、受到全社会为之崇敬的。

　　近世、特别是现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名人更是多得不可胜数，他们为传承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为中国文化事业的发扬光大都是功绩卓著、不可磨灭的。像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魯迅、胡适、陈独秀、郭沫若、陈寅恪------等等一大批文化名人，他们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他们所历经的许多世事，都给世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与追思。

　　文化名人有渊博的学识，有独到的思想意识和丰厚的文化积累，对事物有理智的思考和判断，有明晰的抉择，那是一般人所不及的。同时，文化常常意味着良知，而文化名人更有超出常人的良知。正是因为这些，国人信任他们，尊敬他们，自然是情理中之事就不足为怪了。当然，文化名人更应该珍惜人民的信任与崇敬，切不可辜负这份信任与敬仰。

　　就以郭沫若、陈寅恪、老舍、胡风等这些现代的文化名人来说，都是为人们所熟知的。他们有的身上有令人景仰的美丽光环与荣耀，颇受世人称赞，但晩年的表现却令人不齿；有的在世时不为人看重，死后却深受世人景仰；更有的先是有诸多荣耀与光环，后来却惨遭迫害以至命赴黄泉，令世人痛惜，是十分悲哀的。从这些人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中，世人会想到什么呢？这是颇值得深思的大问题。

　　首先是郭沫若，早在国民党时代他就是一个知名的文化人。他的诗集、历史剧、对中国历史和甲骨文的研究就享誉海内外；特別是当年他在扫荡军阀的北伐战争和抗击日寇侵略的抗战中所作出的贡献，其后他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都是深受国人称赞的。正因为如此，在1949年10月毛泽东夺权成功建立新政后，他不但成了中国最大的文化名人，而且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1958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员，成了国家领导人之一。他身上的荣曜与光环，可说是“誉滿天下，誇满天下”，真乃春风得意，风光无限。

　　然而，他的可悲之处却在于他的后半生，在毛泽东治下疯狂与荒唐的岁月里，他丧失了一个文化名人应有的独立思想和品格，他总是力图与最髙极权统治者保持一致，而不管是对还是错。随便就可以举出许多他的令人不齿之处，如：

　　毛泽东夺权建政后，从1950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到1955年的反胡风、1957年的反右运动等，他都是积极的参与者，站出来带头掲批胡风，揭批右派；

　　当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时，他就马上为一百种花作诗，为这个方针呌好，极力称赞这个方针的正确，最后毛搞的却是一花独放；又如毛泽东喜欢李白，不喜欢杜甫，他就马上写了《李白与杜甫》一文，极力赞扬李白而贬低杜甫，并从杜诗中“卷我屋上三重茅”一句推断出杜甫是大地主家庭出身，因为穷人家的屋上只能有一重茅；

　　在1958年毛泽东发动疯狂与荒唐的大跃进中，全国各地都大放所谓髙产“卫星”，作为科学院院长的他，竟相信亩产13万斤的神话与谎言；

　　在六十年代之初毛泽东发动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他親到大寨参观，并作诗大加赞扬。其中一诗云：“全国学大寨，大寨学全国。人是千里人，乐以天下乐。狼窝变良田，凶岁夺大熟。红旗毛泽东，红遍天一角。”这不能说是诗，而是标语口号式的宣传；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兴起之时，全国到处是红卫兵的狂热，破“四旧”，抄家成风，大批判，遊斗，打人，连十几岁的中学生也毒打自己的校长、老师，甚至把人打死；全国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人人手捧“红宝书”，与各地那些红色的大标语，简值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面对这些，此时的郭沫若也跟着起哄，称赞红卫兵“火海既能闯，刀山也要登，壮志学长征------”，大喊“马列主义的顶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当中共八屆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文革十六条决定”公布后，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师生和红卫兵，第二天郭沫若在上海人民广场举行的庆祝会后，就写出《水调歌头》一词：曰“------颂公报，歌决定，庆成功。普天同庆，八届新开十一中。改造上层建筑，扫荡蛇神牛鬼，除去害人虫。深入新阶段，革命鼓雄风”，以示庆贺；

　　当“文革”后期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马上作词说：“邓小平，复辟狂”，发表在《诗刊》上，成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积极份子；而当江青、张春桥等“四人帮”倒台后，他又奋筆直书：“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然而早在“文革”初起之时他就曾极力颂杨过江青，親自写有“親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一类肉麻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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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这样的事例当然还有不少；但，仅从这些就足可以看出郭沫若后半生的思想和人品，他是时时事事都在倾心于最髙统治者，符合最髙统治者的一切，想让最髙统治者赏识。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曾多次用诗词与他唱和，并在“文革”中保护他免受冲击。这些都使他感到无比的快尉和荣耀。

　　纵观郭沫若的一生，在世人的心目中，人们敬仰的是他前半生的荣耀；对他的后半生，在毛泽东治下时期的许多所作所为，是并不称赞的，反倒认为这是他的可悲之处。因为他是趋炎附势，在为独裁专制者摇旗呐喊。正是因为如此，他过往的荣耀与光环也必然会在人门心中慢慢地淡化了。

　　另一位是陈寅恪，与郭沫若相比，他生前是一个没有什么“光环”与“荣耀”的文化人，是毛泽东时代被贬称为“臭老九”的广州中山大学历史教授。但，他一生从不趋炎附势，从不与独裁专制者为伍。如，从1950年以来，多次有髙官大员邀请他赴京作官，但陈寅恪均婉言以拒。当身为髙官的郭沫若、李四光双双写信、并派专人恳邀他晋京出任中古历史研究所所长要职时，他竟然声称：如能答应我不学马列，不学政治，并须有毛泽东、刘少奇二公之手令方可前往就任。这是何等独具匠心的回答啊！郭沫若当然毫无办法，只好任其隐避，而令来者返京了。

　　此后的陈寅恪仍然长期地采取了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态度。当郭沫若心甘承願地倾心于独裁专制者，配合他反胡风、反右派、鼓吹大跃进，髙唱“葵花朵朵向太阳”，为学大寨和“文革”唱赞歌时，他却在默默地追求自己的“历史人生”，埋头耕云自己的《柳如是别传》、《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等著作。这些在当时是不为当权者看重的，然而正是这些却成了不朽的著作，在他去世后，到了上世纪的九十年代，这些著作成了洛阳纸贵、风行海内外的名著。此时郭沫若、陈寅恪虽都已经作古，但他们二人不同的人生道路，谁会受到称赞，谁会令人不齿；究竟是谁荣耀、谁悲哀，谁在世人心目中受到敬仰和难以忘怀，世人自会有公论的了。

　　再如老舍先生，他在国民党时代就是中国知名的小说家、戏剧家，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早已深入人心。毛泽东建立新政后，他荣任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担任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副主席，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称号，可见他身上也是充满光环，荣耀无限的。然而在毛泽东大搞阳谋而发动的反右派斗争中，他积极地站出来揭发和批判右派，为毛泽东的独裁专制、大搞文字狱摇旗呐喊，不能不说这是极其可悲的表现。到了1966年文革运动兴起之时，那是一场“革文明的命”，“革文化的命”，“革人的命”的世纪大灾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批判、大斗争、破四旧、打人乃至无故把人打死的狂风恶浪袭卷神州大地。同许多知名的文化人一样，老舍受到了这种“红色风暴”的致命冲击，毛泽东抛弃了他，1966年8月24日，他不堪红卫兵武斗之凌辱，以死抗争而自投入太平湖了结一生，实在是令人同情而又可悲的一位现代文化名人。

　　再一位是身为共产党员的著名作家胡风，他早年曾是魯迅先生的好朋友，也是一位为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的文化人。在毛泽东执掌政权后，却因为在文艺创作上与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给毛泽东上书30万言，因此而受到毛泽东的打击迫害，1955年毛泽东发动反胡风运动，使胡风的诸多好友及一批文化人惨遭迫害，胡风本人更是遭受了30年的牢狱之灾。这不但是胡风个人的悲哀，更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哀。

　　在30年的牢狱生活中，胡风先生所备受的磨难是令人难以想像的。但，他始终坚信：历史将会证明他无罪，终有一天是非会辩清，人民会拯救他，自己应该坚強地活下去。为此，他在漫长的牢狱生活中从不丧失希望的理想，常常想出种种减少痛苦的办法。如一个人关在单身牢房里是最会郁郁而疯、甚至因忧郁愤恨而死亡的，他就想出了在心中给親朋好友赋诗的办法来驱除寂寞烦恼；没有纸、没有笔、没有书，他就反复吟、反复背，在狱中居然作诗三千多首且能默记于心。真乃坐穿牢底不知远，这是多么地坚苦卓绝而又难能可贵的精神啊！

　　胡风先生的为人是世人敬仰的，他的悲惨遭遇是令世人无比同情和愤恨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更会无比痛恨独裁专制的社会制度和毛泽东这个翻云覆雨的迫害狂。

　　从以上几位文化名人不同的人生道路，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事事迎合独裁专制者，趋炎附势，为他们摇旗呐喊，尽管他们因此而头上有无数的“光环”与“荣耀”，人们还是会淡忘他们，甚至讥笑他们的。相反，像陈寅恪、胡风一类的文化人，他们不与独裁专制者合作，始终站在公正的立场为世事的不平而摇旗吶喊，为人权和民主自由而战，在世时虽无什么“光环”与“荣耀”，但他们的著作，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思想和人格魅力，却是永载史册，永远为世人所回忆和称赞、敬仰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门。

　　在时下之中国，由于仍是独裁专制的人治社会，虽有经济的改革开放而使经济快速增长，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却使整个社会的形态发生了巨变，贫富悬殊，贪腐横行蔓延，道德滑坡，诚信缺失，信仰危机，金钱至上成了人们的唯一追求------等等。在这种形下，独裁专制的官员和有钱的商人掌握了整个国家的话语大权，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批歌德派的“泡沫文人”，他们为了赤裸裸的个人经济利益而趋炎附势，丧失良知，一味地讨好独裁专制者，无时不在为独裁专制的统治者歌功颂德，以厚颜无耻的嘴脸去哗众取宠，迎合时尚，这不能不说是当今社会的悲哀。

　　就是那些虽然称不上“文化名人”的所谓“明星”们，如那个曾被人戏称为“国母”的戏子宋某人，她从不知道民间的疾苦，一味地只会歌唱“好日子”；还有那个专演小品的小丑赵本山，他与不法商人为伍，为蚁力神大做广告骗取百姓们的钱财中饱私囊，甚至投入薄熙来、王立军这样的贪腐、阴谋集团的怀抱之中作恶多端；至于那个以专唱红歌而出名的歌星李双江，早就是一个乱搞两性关系的好色之徒，他大言不惭地声称自己是用“红歌”等“正面教育”来培养自己的孩子，谁知培养出来的却是仗势打人的不法之徒，最近又成了轮奸妇女的強奸犯，这是对“红色教育”的绝妙讽刺，也是父親好色儿子效仿的必然结果。

　　但願所有的文化人不要因为利益之故而昧着良心去做“泡沫文人”，不要伪装自己，不要为那些营造歌無昇平的权势者造势，不要做那些令人嗤笑的噱头；而应该敢于用自己的良知和才华去为国家和广大民众的利益服务，为争中国人的人权和民主自由而战，为中国的宪法梦——宪政梦去英勇地奋斗，才是中国人民所需的真正文化名人。

　　2013年3月初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