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八·一九”

阎绍文

　　作者献词：

　　献给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的死难者；

　　献给1989年6月4日所有拒绝执行屠杀命令的中国军人；

　　献给1989年迄今所有坚持不懈为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而奋斗的人们！
　

　　22年来，许多人——尤其是至今还存留于世的共产党政权的捍卫者们，将苏共政权的垮台归罪于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任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指责他先是提倡“公开化”、“民主化”、“新思维”，从而释放了社会上的各种“异己力量”；然后，在面对他的——当然也是苏共的——最强悍的政治对手、以彻底摧毁苏共及其苏维埃政权为目标的叶利钦的步步紧逼时，戈尔巴乔夫又拒绝使用武力镇压，依然坚持通过协商解决问题，从而导致局势失控。因此，戈尔巴乔夫是葬送苏共及其政权的罪魁祸首。

　　这种指责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是不公正的。事实上，正如戈尔巴乔夫自己所宣称的那样，他始终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社会主义者”，并且一直在竭尽全力地捍卫苏维埃政权。这个苏维埃政权自从1917年以来的74年间，始终延续着由列宁开创，由斯大林完成，并由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传承下来的统治模式——党国体制，当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成为这个体制的第七代掌门人的时候，苏联似乎依然显示着它的超级大国的一切外部体征：辽阔的国土、强大的军备、坚不可摧的政治控制、看似还算稳定的国民经济、对亚非拉一些小盟友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等等，以至于戈尔巴乔夫在接掌苏共最高权力两年多之后的1987年“十月革命”纪念日上，还充满信心地发表了一通富有“战斗性”的演讲，“并以宣布‘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新世界——共产主义的世界。沿着这条道路，我们永不回头’来结束他的演讲。”（参阅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

　　然而，无论戈尔巴乔夫以及苏共高层集团如何给人民打气壮胆，这个看上去貌似强大的社会主义政权，却已经是病入膏肓，患上了一个自然人在步入70多岁时的几乎所有病症：

　　脑瘫（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僵化）；

　　心肌梗塞（由于自我隔绝信息渠道而导致高层决策的信息流“供血不足”）；

　　高血压（持续的军备竞赛、对亚非拉小盟友的常年“援助”，以及为了维持国内秩序日益增加对“强力部门”的财政支出，导致国家财政压力的持续升高）；

　　肝硬化（党国体制原本就缺乏健康的肝功能，亦即解毒、代谢、免疫功能，随着这个体制的日益老化，这些先天不足的功能自然也就彻底“硬化”）；

　　糖尿病（党国体制的掠夺性本质，使其过多地摄入了“权力糖分”，致使其所有的组织器官——大大小小的权力机关——普遍存在着功能性障碍并最终走向衰竭）。

　　这样一个垂垂老矣、死不旋踵的体制，根本就没有自我修复功能，唯一的结局就是死亡；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是安乐死（和平转型）还是在挣扎中很难看地死掉。

　　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恰恰就在于他相信苏共及其苏维埃政权的自我修复能力，他指望着用“公开性”、“民主化”、“人道的社会主义”等等，来重塑苏共统治的道德威信并重建苏共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但是，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党国体制锻造出来的戈尔巴乔夫或许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或者是不愿意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逻辑，即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纯社会的价值系统，大概有其一定的可取之处；但作为一种政治统治模式，则无论如何是与“民主”和“人道”势如水火的，因为，作为一种政治统治模式的社会主义，一向视个体自由为死敌，而没有个体的自由，“民主”与“人道”根本就无从谈起。然而，戈尔巴乔夫为了拯救苏共及其苏维埃政权而提出并实施的“改革与新思维”却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禁锢自由的牢门一旦被打开哪怕是一丝丝缝隙，迅即就会涌出势如狂涛的社会运动，滔天巨浪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苏共及其苏维埃政权的堤坝，直至坍塌。

　　历史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对手——叶利钦——提供了机遇。自从1987年11月11日戈尔巴乔夫代表苏共中央宣布解除叶利钦苏共中央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并非常强硬地宣称“叶利钦你要记住，我绝不会让你再搞政治”之后，无论是作为政治家还是作为政客的叶利钦立即意识到：只有公开地、彻底地与苏共决裂，才是他唯一的选择，这不仅有可能使俄罗斯告别旧体制，而且也有可能使自己不会在政治上甚至肉体上被消灭。于是，叶利钦在政治战略和博弈战术上开始抢占制高点：

　　1988年12月，他毅然投入到苏联人民代表的竞选活动中去，在竞选中，他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公共场合，借助一切可以借助的传媒工具，猛烈抨击戈尔巴乔夫及其统领下的苏联政府，宣传自己的改革纲领，树立自己廉洁奉公的公共形象，从而于1989年3月以89.4%的得票率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

　　1990年7月，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以叶利钦为核心的苏共党内的“民主纲领派”，公开提出要求苏共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放弃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放弃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等等主张；同时要求苏共取消军队和国家机关中的基层组织。当叶利钦的上述主张被苏共二十八大否决后，他在大会结束时当众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这意味着他与苏共的最后决裂；

　　随后，叶利钦决定竞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职务。在竞选演说中，他提出必须结束苏共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将一切权力转交给苏维埃，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在农村实行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经过三轮角逐，1990年5月29日，叶利钦以57.4%的得票战胜俄共推荐的候选人，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从而为自己赢得了民选的合法的政治身份和可以合法调动的政治资源，并由此开始了他与戈尔巴乔夫以及苏共的政治大决战。

　　在这场大决战中，叶利钦的社会支持率持续攀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整个社会对戈尔巴乔夫的信任持续不断地下降。1990年初，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在60%～70%之间，可到当年年底就降到20%。1991年头几个月，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持续下降——15%，13%，10%。莫斯科的一个报纸这样评价：戈尔巴乔夫的知名度已经达到如此地步，几乎没有人听他讲话，他可以机敏，也可以愚蠢，可以好，也可以坏，反正人民对他已经不感兴趣了，对他也不寄予任何希望了，这就意味着他政治生命的终结。”（参阅罗伊•麦德维杰夫《苏共的最后一年》）不仅在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两个政治对手之间的对决出现了决定性的局面，即便是在苏共党内和整个社会也产生了不可逆转的离心力：“仅从1990年1月到1991年6月，苏共党员人数就减少了400万”！而“在1991年4月进行的一次调查中，……只有20%的人相信‘社会主义应该是我们的自标’”！（参阅迈克尔•麦克维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

　　面对叶利钦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的猛烈攻势，苏共党内的保守势力一度曾要求戈尔巴乔夫采取“断然措施”，但遭到了戈尔巴乔同样断然的拒绝：“当你下达射击或其他采取武力的命令时，你就应该意识到这是针对人民的命令。不能一方面推进民主改革，而另一方面又置人民的生命于不顾，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有人也许会说，俄罗斯的沙皇和其他统治者的命运就应该是这样，应该时刻准备着要将人的生命置于屠刀之下。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我有另外一种信念，管理国家应尽最大可能避免流血冲突。”（参阅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戈尔巴乔夫的这种政治伦理观，遭到了苏共党内保守势力的嘲笑，以至于一个小小的苏联陆军上校阿尔克斯尼斯如此调侃道：“悲剧在于戈尔巴乔夫憎恨运用暴力。正如他在军队党代会上讲的那样，‘我永远不会使用暴力。我拒绝考虑提前动用暴力’。这样的人能听从列夫•托尔斯泰的教诲，但是他却不能够从事政治。”（参阅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

　　于是，苏共党内的保守势力决心甩开戈尔巴乔夫，准备采取“断然措施”了——这意味着民主力量和保守势力的大决战进入了最后的生死关头。

　　1991年8月19日零点05分，苏联塔斯社播发了一条令全世界震惊的声明：鉴于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情况不能履行苏联总统职责，副总统亚纳耶夫从1991年8月19日起履行苏联总统职责。接着公布了以亚纳耶夫为首的所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名单，其中包括苏联内阁总理帕夫洛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格勃）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国防部长亚佐夫、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等。此前，这个所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已将身为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软禁在了他在克里米亚的福罗斯休假别墅中了；同时，苏联秘密警察中的精英组织——“阿尔法小组”成员，也已经埋伏到了叶利钦住所的附近，随时可以对叶利钦发起攻击；几个小时后，数百辆坦克车也涌进了莫斯科街头。

　　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是由一个毫无合法性可言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的一场政变！

　　对于这一天的到来，叶利钦并不是没有预感。政变发生前的一个月左右，叶利钦曾经与当时的苏联空降兵样板师一位年轻的将军格拉乔夫有过一次简洁明了的对话：“巴维尔•谢尔盖耶维奇！如果突然出现某种特别的情况，合法选出的俄罗斯总统遭遇危险、叛乱、恐怖，有人企图将他逮捕，是否可以依靠军人，依靠你呢？”格拉乔夫回答说：“是的，可以。”（参阅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当这一天终于来临的时候，格拉乔夫将军当初的承诺显然成为了叶利钦反击政变者的勇气来源之一，他竟然在“阿尔法”成员隐蔽的枪口之下乘车直奔俄罗斯议会大厦——白宫，并于上午11点半在白宫举行记者会，宣读了《告俄罗斯公民书》，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一个违宪组织，其所发布的对国家实施紧急状态措施以及所有决定和命令都是违法的，其成员以及所有执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命令的人，都将以犯有国事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叶利钦同时呼吁俄罗斯公民对政变者给予回击。不久，数以万计的莫斯科民众涌上了街头，很快便汇集到“白宫”广场；随后，那位可敬的空降师指挥官格拉乔夫将军兑现了当初对叶利钦的承诺，于8月19日下午，命令他的一个营的空降兵和一个侦察连也挺进到“白宫”并采取了相应的战备措施；当天晚些时候，苏联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公开发表了“不用武力反对人民”的声明，稍后，苏联海军司令也做出了不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表态。

　　在如此态势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仍然一意孤行，于8月20日上午做出攻占白宫、拘留监禁叶利钦的决定，整个行动由克格勃“阿尔法小组”指挥官卡尔普欣将军总负责；强攻时间定在8月21日凌晨3点钟。为了确保成功，据说政变参加者之一、克格勃头子克留奇科夫甚至逐个与参与行动的“阿尔法小组”成员谈话，但所有小组成员做出了同样的举动：将党证和手枪丢在了克留奇科夫的办公桌上，拒绝执行命令。8月21日凌晨1点钟——也就是在预定发动强攻前的两小时，行动总指挥官卡尔普欣与空降师指挥官格拉乔夫通话：

　　格拉乔夫问：“你在哪里？”

　　卡尔普欣答道：“距白宫2公里，我对局势做了分析，已经做了决定。”卡尔普欣稍微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道：“我不准备参加行动了。”

　　格拉乔夫回答说：“谢谢你！我的人也不上。我不会再往前迈出一步了。”

　　几乎与此同时，政变参加者之一的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也“临阵”反戈，表示“军队不再玩儿这个游戏了”，并于当天清晨下达了撤军命令，这个命令迅速就得到了执行！

　　军方退出“游戏”，意味着政变者失去了最后的屏障，从而使这场仅仅持续了三天的政变闹剧以叶利钦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出白宫，站在坦克上，向十万莫斯科民众宣读《告俄罗斯公民书》而达到高潮；

　　四个月之后，苏联共产党及其苏维埃政权被民主力量彻底摧毁。从此——

　　“苏联共产党”成为政治罪行的象征；

　　“苏维埃政权”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俄罗斯以及前苏联的各个“联盟共和国”不可逆转地走向了民主转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