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记忆中带刺的脚印
——《文革造反派真相》后记

周伦佐

写这部书的最初念头萌生于1967年底。当时我所在地区的造反派已分裂为两大派并严重对立，地县两级印刷厂都由对立派控制。为了印制一张我所属派别的报纸，我带着稿子去了一百多公里外的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昭觉。原以为找到《凉山报》社同观点的造反组织印这张报纸不成问题，没想到昭觉造反派与保守派正发生冲突并波及到了报社内部。我不得不为这张报纸的检字、排版、校对、制版、印刷而在报社等了近一个月时间。昭觉地势比西昌高很多，这段时间一直在下雪。白天许多时候，我都在报社编辑部的办公室里烤火看书打发时光。办公室几间屋子的角落里堆满了书，多数是中外名著，报社编辑部的人好像熟视无睹，没有人去收拾整理，更没有人敢于阅读。我仗着是外地人，便坐在火盆边读了起来。《静静的顿河》、《毁灭》、《苦难的历程》、《西欧十大音乐家故事》……。读书之余，有时会静下心来，围绕造反派的分裂和自己怀有的疑惑，对“文化大革命”现象进行思索。我暗自决定回西昌后便退出造反并远离运动，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运动中的各种资料，为今后写一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书做个准备。为此，我还给西昌的一位朋友写了一封信畅谈自己的设想。十六岁的年龄，既缺思想资源又无知识储备，这个念头当然只能算是青春期不甘平庸而渴望有所建树的生命冲动。

1971-1973年“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我坐了两年监狱。当时的监狱，裤带、鞋带、针线、报纸都要没收，只允许保留马恩列斯毛著作。于是三弟周伦佑送到狱中来的二十多册厚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成了我抵御精神饥饿和肉体饥饿双重煎熬的唯一依托。在黑牢中对人生之光和国家之光的艰难寻觅，使我第一次有可能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置于近代以来世界历史走向及其变局的框架中来考察。在探索16世纪兴起的民主主义潮流转变为20世纪的民族主义潮流的历史动因时，我朦胧感觉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非斯大林事件”、“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应该是民主主义的复兴，而60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民众造反运动也似乎与民主主义复兴有关。写这部书的念头再次浮起并变得有所明确。为此，我用牙膏头和自己才看得懂的特殊符号，在书页的空白处记下了对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一系列问题的思考结论。

1978-1980年“揭、批、查”运动中，我再次入狱。也是两年，也是靠周伦佑送来的《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列宁文选》、《普列汉洛夫哲学著作选集》等书籍，抵御双重煎熬。只不过这次抵御的不再是饥饿，而是最终打击带来的精神绝望和大病缠身导致的肉体痛苦。思考衔接上七年前第一次坐牢时的进程，出发点从社会转向了个人，其中必然要牵涉到让我两次身陷囹圄的“文化大革命”。但这时已将它放在“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现代变革的人文框架中来考察，从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双重主题变奏角度探寻“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运动的民主性质及其变态特征。写这部书的念头更为确定。

1980年出狱后，严酷的现实迫使我将这件事完全搁下。第一次出狱是“无罪释放”，这一次却是“免于起诉”。尽管我早已从昔日的造反者转变为今日的自由思想者，但头上仍然高悬着“造反派”的不赦罪名。为了改善一落千丈的个人处境，我不得不在罚到生产车间从事苦力劳动之际去挣大学文凭。这之后，自然还要成家并担当丈夫与父亲的双重角色，也还写一些思想锋芒隐藏得深一些的学术性文字。就这样直到2000年。

在最初的念头萌生三十多年后，我又才想起提笔做这件事。促使我想做这件事的主要动力，自然不再是早已淡漠的功利需要，而是一种难以释怀的义愤。80年代以来，国内某些体制内、体制边沿甚至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对“文化大革命”民间场景的歪曲和对民众造反运动的丑化，使我感到良知蒙尘的可怕；而普通群众谈到当年的造反派时几乎异口同声的挞伐，更让我看到这个民族集体失忆的深重。面对这种状况，我既感不平又觉无奈。因为甚至在这种与官方相区别的所谓“民间话语空间”，对“文化大革命”中民众造反运动的否定和控诉，已经成了一种任何人都无力抗拒也无法改变的“公共思维”和“公共话语”。我由此意识到：为“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事件写一点编年史一类的文字，不仅无力完成而且也毫无必要。严格讲，除了历时三年的民众造反运动，这个由极权体制的最高领袖一手发动和领导的反文化“大革命”，并没有任何值得正面研究和正面评价的内涵。于是我决定从还原历史真相的角度写一篇为造反派伸张正义的驳论。为此我写下了作为本书四条梳理线索的四句话：“一是对群众组织要从性质上分清造反与保守的区别；二是对造反又要从时间上分清三年与十年的区别；三是对三年又要从动机上分清下层民众与上层官方的区别；四是对下层民众又要从历史上看到与现代性进程的联系。”——它们略经修改后成为本书四篇文字的标题。我将文章暂时定名为《造反派的今日妖化与昨日真相》。最后才改为现在的书名。

这部书虽然由我执笔完成，但实际上又是不少朋友热心帮助的结果。

2001年春节，我对胞弟周伦佑谈了包括四条梳理线索的写作构想。作为一个很具历史厚重感和现实批判性的先锋诗人，他立即鼓励我迅速写出来，还说可在他主办的民间体制外刊物《非非》上刊发。由于对自己的文字表达力缺乏自信，我从来写文章都尽量长话短说。这次也一样——预定只写一万字左右。没想到动笔后一口气写了十多万字，还嫌过于简略。由于篇幅过长，加之不愿让《非非》承担太大政治风险，我没有满足伦佑的用稿要求。直到2003年底，伦佑不忍这篇文稿被长期闲置而荒废，便主动将它发送给国内“文化大革命”研究学者徐友渔先生，希望得到他的指教。2004年初他又借在北京小住的机会，向徐友渔先生征求意见并寻求帮助。使这篇文稿摆脱了只供作者一人独自欣赏的命运。

徐友渔的名字我听说得很早——在三十一年前的1975年。是两位和他那远在西昌工作的表姐夫有过密切交往的杰出女性告诉我的，她们说他是一个有思想有追求的优秀青年。1989年“六四”后，因为伦佑入狱之事，这两位女性中的一位——伦佑的妻子亚琴，曾去北京找过他。他为伦佑之事出了不少力。2000年，我从他赠送给伦佑的两部著作中读到了现在的他。这两部著作是《精神生成语言》和《自由的言说》。我为一个自己二十多年前就知道名字的同代人取得的学术成就感到高兴。但是，我与他从未谋面，而且对他在“文化大革命”研究著作中关于“造反”的定义又持有异议，所以对伦佑将包含着这些异议的本书初稿发送给他，并没有抱什么期望。想不到他读了这篇文稿后十分欣赏，除了赠送相关书籍供我进行修改时参考，还给美国的“文化大革命”研究学者宋永毅先生作了郑重推荐，请他提供进一步的帮助。徐友渔先生的热忱助人之心令我感动，他在学术上包容异见的胸怀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对于他也许很平常，但在文坛学界已不多见。我在他身上似乎看到了宽厚的个人品性与自由主义信念的完美结合。

我对宋永毅先生的了解，仅限于读过一本他主编的《文革大屠杀》。书是徐友渔先生赠送的。我对宋先生为此书所写前言中的基本思想完全认同。几位朋友曾来借阅此书，我都向他们特别推荐这篇前言。然而从未想到会和此书的编者和前言的作者发生什么关系。收到徐友渔先生发送的推荐信和文稿时，他正在校外开会。在匆忙的行程中读了文稿后，他不仅同意帮助联系出版，还答应给写序言。他立即给我来信，鼓励我将书稿修改成一流水平的学术著作，并随信发来几份我所需的资料。与此同时，他还吩咐在家的妻子用国际快件给我寄来海外中文刊物关于造反派问题的争论文章，又托付国内的“文化大革命”研究学者何蜀先生发送给我一批所需的“文化大革命”资料。难怪伦佑得知此事后说我遇到了好心人。

何蜀先生我也不认识，只从徐友渔先生赠送的一本《当代中国研究》上读过他的一篇文章《“揪军内一小撮”溯源》并见过他的名字。和我素昧平生，他却把宋先生的托付和我的需要看得很重，接连三次给我发来所需的资料。虽然远隔千里，但从电话中和发来的大作里，我依然能感觉到他为人正直、处世达观、治学严谨、做事认真的秉性。

如果没有这些朋友的热心帮助，这部书不可能最终完成和最后出版。我感谢他们。

还要感谢身边的朋友：和我相知相交二十年的黄懿女士，于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在电脑上不厌其烦的为我打出本书的初稿。王宁向我敞开自己的藏书，使我查到不少有用的资料。雷启鸿将保管多年的个人档案提供给我，使我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有了第一手材料。幸代远送我一台小巧灵敏的日立电脑，使我能在键盘上修改完本书全稿。

我把历史研究的要领归结为六个字：摆事实讲道理。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问题，第一需要恢复基本事实，第二需要揭示深层内涵。在当下中国，要做到第一层已经很难，要做到第二层更难上加难。从我有限的了解范围看国内外造反派问题的研究现状，似乎摆事实方面明显强于讲道理方面。无论对造反派肯定还是否定，道理都在讲——每个研究者都在阐述自己用有选择的事实给予证明的各种观念、理念、信念。但是感到，对造反派持肯定态度者所讲的道理，似乎在造反派与历史进步的关系命题面前有所牵强；对造反派持否定态度者所讲的道理，似乎在造反派与社会正义的关系命题面前有所回避。我尝试着涉入其中未被道理敞亮的历史暗区，期望某些隐约的道理有所凸现。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歪理冒充正理我谓之一忌，事实掩盖道理我谓之二忌，浅理代替深理我谓之三忌。虽然这样告诫自己，自己又未必能够做到。特别是在强调深层道理之时，自己对事实的掌握和使用，是否会有疏漏、强加甚至歪曲？矫枉过正，可能难免。只有请读者批评指正了。

在结束本文时，我想起一位少女。她是已经追随我三十七年的一段美好而残酷的记忆。她叫刘晓蕙，被誉为这座城市“文化大革命”前期最美丽的女孩，曾和我同为本地激进造反派广播站的播音员。1968年5月4日夜里，被本派守卫广播站的武装人员刘某不慎走火打死。她突如其来地倒在我的身边，默默无语地死在我的怀里。才十七岁，就彻底告别了宝贵的生命及其感知到的多彩世界，把永远的悲痛留给善良忠厚的父母、同样美丽的妹妹、倾心相向的我。她聪明好学，虽然只是初中六七届的学生，但思想早慧，对社会和人生已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我在那段时间读到的西方小说，便是她一次又一次冒着风险寻来的。她毫无意义的死，成了我精神反思的触发点——我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全面质疑就从这时开始。1984-1985年，我在几所大学讲《爱的哲学》时提到过当时的绝望感受：“当我意识到她永远不能再活过来，突然感到整个世界从脚下抽空了，活着再无任何意义。”1985年，又在大学写作课的一篇作文中专门写到她，标题叫《早醒的少女》。我用了1968年所写一首诗的第一段作为这篇作文的题词：

         我的窗外有一只小鸟，

         天不见亮就在树枝上啼叫；

         我的心中有一位少女，

         她比小鸟醒得还早。

1970年，我曾去西昌原激进造反派自建的“烈士公墓”探望她。才两年时间，那里的数百座坟墓已经墓碑全毁，只能凭着记忆在大概是她的坟前种了一棵仙人掌。1981年再去，整个墓园早已夷为平地，有的地方还种上了旱地作物。十一年前种下的那棵仙人掌还在，只有腿部这么高，在记忆中安葬她的那个方向上举着几个长满尖刺的脚印，孤寂的心有一种很深的刺痛。这以后再没有去了，只把早逝的她和长久的怀念一起埋在心里。

我想用这部书来祭奠她的亡灵。

                                 2006年2月22日写于古邛都森林居

                                 2014年11月10日修改于古蜀都河边树下村

注：周伦佐著《文革造反派真相》，2006年8月香港田园书屋出版。

文后附记

这篇《后记》早就应该单独刊发了，可是由于心理惰性一直拖延至今天。

另外这件事更能旁证我的惰性心理：

2006年8月，我写的《文革造反派真相》被列入美国《21世纪中国丛书》由香港田园书屋出版。出版事宜由丛书主编宋永毅先生跟田园书屋接洽，作者与出版方没有关系。这本历时五年完成的书出版后，我从美国“21世纪中国基金会”得到400多美元的润笔费，出版方香港田园书屋至今未与我签署出版合同和授权书，自然也未支付一分一厘版税提成。而且因为付印前未经作者校对文本清样，此书出版后留下一百多处文字错误。幸好销售势头似乎不错，国内甚至有不少人专程前往香港5本10本地购买。2008年田园书屋黄老板在向成都作家冉云飞赠送两本《文革造反派真相》时，也说这本书卖得很好。但八年来这本书成了出版商的所有物，卖多卖少与作者完全无关。尽管有朋友认为这样不明不白之事在海外出版界并不多见，我依然一直没有与宋先生沟通并跟田园书屋进行交涉。主要觉得要是没有宋先生的帮助，我这本书根本不可能出版并产生影响，所以不愿事隔多年节外生枝。

文革爆发快五十周年了，又一个文革出版物的商机即将到来，我不希望那个充满错字的版本继续流传。田园书屋如果准备再版这本书，请通过此处公布的电子邮箱与我联系，我愿意提供经过认真修订的电子文本。（我的电子邮箱：houlunzuo@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