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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军阀阎锡山统治山西38年，主要是自身利益须要，着力关注乡村建设，从大抓基层教育入手，促进乡村的教育、科技、文化、工农业，尤其是兵工业的快速发展。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既使阎在军阀混战中，有了巩固的后方，也为尔后的抗日斗争，奠定了基础。是动乱年代，乡村建设卓有成效的－面镜子。
“我相信，你们有一个伟大的将来。我更加相信，当你们国家站起来，把自己的精神表达出来的时候，亚洲也将有一个伟大的将来。”
摘自泰戈尔的访华演说辞
讨论施政之方，以为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仍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
阎锡山
二十世纪二十年末三十年代初在中国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次全国性的社会政治思潮和社会改革运动。在这场社会改革运动中，在大目标大体一致的情况下，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改革思想和方案，其实践效果也有很大差异。其中影响最大，牵涉面最广的，当数“民国乡建三杰”的晏阳初、卢作孚、梁漱溟，和有“南陶北晏”之称的陶行知了。对于他们的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在乡村建设上的艰苦探索和取得的成就，以及这项于国于民都极具重要意义的工作，为何戛然而止。还有这些探索者的坎坷经历，笔者在近日发表的《回顾中国乡村建设与变革的百年之争》上下篇长文中，已做了初步探讨，不再赘述。
人们还更想知道，除了上述学者们的探讨之外，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共产党领导的苏区，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对广袤的乡村，又实行的是什么样的政策，在乡村建设上有何作为？这个问题很大很复杂，不是几篇短文可以说清楚的。简约－点说，苏区那时正是从井冈山时代的“打土豪，分田地”开始，到1927---1937正史命名的“土地革命”时期。奉行的是马列主义为指导的阶级斗争学说，主张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和－切传统彻底决裂。带来的后果是血雨腥风、相互仇恨、生产力和环境的破坏。而国民党统治地区，就乡村而言，大体上是从晚清到北洋再到民国的自然延续，基本上属于不作为（很多时候不作为比胡作为好）。广袤乡村还是千年以来的乡村自治的政治生态。要说有什么变革，也就是晏阳初陶行知等先贤们一些有益的探索了。那也只是局部的、民间的、试验性的。不能算是政府行为，与权力也是若即若离，只能做一些改良性的建设与变革，不可能得到可靠的保障。时局一有变动，所做的一切都会中止或中断。权力在乡村建设问题上，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促进改良者前进成功，也可以使它倒退失败。
那从北洋到民国，在握有实权的统治者之中，从中央官员到地方封疆大吏们，有谁在乡村建设问题上，有过重大建树，包括本人的创建，和对改良者的支持呢？恕我孤陋寡闻，那个时代实在是个大乱世，争地盘，谋财富，杀人越货，后来还有长期的抗日战争，大小官员们大都无暇顾及乡村这些琐琐碎碎的‘小’事。但也有卓尔不群者，其佼佼者当数统治山西38年的阎锡山阎老西了。
在下对阎先生在乡建问题上的了解，还是得益于印度文豪泰戈尔先生访华时，鲜为人知一面，才得知端倪的。
这事得从90年前，泰戈尔访华说起。因为事隔久远了，有必要多说几句话。
上世纪印度大诗人、社会活动家、亚洲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拉宾徳拉纳特泰戈尔先生，应中国文化名人蔡元培和梁启超之邀，于1924年4月12日至5月30日，来中国访问。随即刮起了－股强大的“泰戈尔旋风”，所到之处上海、南京、北京、济南、太原等地，皆引起巨大的反响。这股巨大的泰戈尓热，我们不能只从名人崇拜和所谓文化大歺的角度去思考，即使如此它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比如诗人的巨大成就，对中国诗人郭沫若徐志摩谢婉莹等产生过一定影响；他的《飞鸟集》《园丁集》等，更是直接催生了谢冰心的《繁星春水》。
但是，这些都不是要重新关注泰戈尔先生的理由。毕竟快－个世纪过去了，世界又发生过许多大事，诺贝尔文学奖，亚洲也已有多人获得。没必要对包括泰戈尔在内的这些获奨者的成就，一－作分析研究，那是文学评论家们的事。
今天又重提泰戈尔，实乃90年前，诗翁访华时，曾严重关注过的话题，即印中两国都面临的广袤农村亿万农民，如何摆脱贫困文盲愚昧闭塞的现状，走向现代化，与当代文明接轨融合的严峻话题。我们知道泰戈尔，不仅文学创作成就巨大，还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多次与印度国父甘地，共商国是；他还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他巨量的文学作品，－个重大的主题，就是怎样才能使自己的印度同胞，早日富足起来，强盛起来。使印度的这个国家和民族，能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强大的先进的一员。为此他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从而受到历代印度人民持久的崇敬与爱戴。也受到世界各民族，尤其是弱小民族的敬重。
泰戈尔访华时已64岁，当时在印度已是高龄，他不听劝阻，抱病来华。积极参与紧张的社会活动，多次发表热情洋溢文采风流的演讲，并与听讲者互动。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印两国紧密相连，又国情相似。所以面对中国朋友的热情与友好，他无限深情地说：“我相信，你们有一个伟大的将来。我更加相信，当你们国家站起来，把自己的精神表达出来的时候，亚洲也将有一个伟大的将来。”
而要让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印度，乃至亚洲能站起来，能把自己的精神表达出来，远不是做几次报告,
出几本诗集能办得到的。泰戈尔不是－位理想主义者，更不是－个空头文学家。作为印度人民伟大的儿子，他既有－颗赤忱的爱国之心，也有敏锐的洞察力，对本国的国情，对亚洲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国情，都有深刻的了解。如何面对它改变它，诗翁也有具体的实施计划和理想目标。就在那次繁忙的访华过程中，也有过这方面的安排。可惜不仅当时被舆论忽略了，连当事人泰翁的随身翻译徐志摩先生，也未再提起过。尔后近一个世纪，也未见有人谈过这个话题，也就鲜为人知了。这是当时舆论界、思想界、学术界的无意忽略，还是话题沉重，情况复杂，非专业研究者无从谈起，而当时中国关注中国农村的研究者，又极为稀少？
泰戈尔作为一位积极的社会改革家，在自己的家乡，泰戈尔一直进行着一种乡村建设计划，主要内容是在农村设立学校、医疗队，加强畜牧业和手工业，并提倡全民性的文艺活动，以使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出路，教育能普及，文化能发展。泰戈尔的乡村建设计划在印度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他也希望在中国找到一块地方来实验这种改革计划，于是泰戈尔在访华过程中，临时改变了自己的行程，在徐志摩的陪同下专程访问太原。
泰戈尔－行会晤了山西督军阎锡山，寒暄客套之后，那位自称儒将的阎老西又夸耀了一番他正在山西推行的治晋方略：“民国六年，锡山兼绾民政，讨论施政之方，以为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仍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提倡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等所谓‘六政’，其中将村政建设作为施政重点。”谈到村政，泰戈尔说，这次来山西，想找一块地方进行自己的乡村建设实验。阎锡山当场痛快地答应下来，同意把晋祠一带地方划给泰戈尔做实验基地。泰戈尔很高兴，当即委托徐志摩具体负责这件事。
虽说这个美好的计划，后来因时局动乱流产了，我们也不能忘了泰戈尔阎锡山和徐志摩们，为改变中国乡村贫穷愚昧闭塞状况，所付出的努力。
阎锡山治山西时，在乡村建设方面，都干了些什么呢？先说说阎锡山其人其事：
阎锡山政治上是个复杂的人，作为军阀混战时期一方首领，一度与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齐名。为了自身利益，一生干过一些好事，也做过很多坏事。为治下百姓带来过伤害，也有过福利。可以说既是个投机分子，又有自己信条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奉行的是‘中’的哲学，就是中庸之道。他是老同盟会员，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阎当年十月，即发动太原起义，阻断清军南下，促使革命成功。（孙中山语）继后又拥戴袁世凯称帝，上过劝进表，反对共和。曾是北伐功臣，又与蒋介石反目成仇。在连年军阀混战中，与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唐生智段祺瑞等，或战或和，或联或决，不一而足。仅在人所共知的蒋、冯、阎大战中，就有几十万百姓死于战乱，赤地千里，饿殍遍地，致国力虚弱，为以后日寇制造九－八事变，提供了机会，他们都是民族罪人。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阎锡山拥蒋抗日，作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与共产党人薄－波等也有过合作。曾在山西境内组织过平型过战役，其中八路军115师林彪师长，在平型关伏击日军一支辎重部队成功，颇有斩获，声名远播。尔后阎锡山又组织指挥了著名的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太原保卫战。虽然战败了，但也重创了日军，延缓了日寇南下的进程，是国家的功臣。在抗日危急时刻，也有过动摇，有过与日寇的暗中勾结，派其部下赵承绶与日签订《日阎停战基本协定条款》（俗称《汾阳协定》），枉想保全他的山西土圩子，继续当他的草头王。好在关键时刻，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形势对日寇越来越不利，阎老西也怕当汉奸，留下千古骂名，谈判协定终止，阎晚节不亏，得以善终。
对阎锡山这样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笔者不想也没有这个能力，做什么评述。但一些重要史实，必须交待清楚。诚如阎在山西乡建设上，确实做过很多有益工作，如果他大节不保，当了臭汉奸，那他在山西搞的那一套，还有什么意义呢，赞扬它不就是在吹嘘日寇欺骗中国人的皇道乐土吗？正因为阎老西大节不亏，他治理山西的－些经验，才有借鉴价值。
阎锡山治山西有－点他看的很清楚了，就是时局再乱，他都不能离开自己的老巢山西。要想使自己在大混乱中，立于不败之地或败有所归，他就必须把山西治理好，使老百姓安居乐业，生活水平教育水平都有提高，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山西人才会真心实意拥护他，听从他的调谴，阎老西腰杆子才能硬，说话才有底气。
这些才是阎老西治山西的根本，他也确实从在山西站稳脚跟起，即全力以赴殚精竭虑从事山西全境的乡村建设工作。也是从普及乡村教育着手的。前后经历了数十年,称得上坚忍不拔。
1915年，山西《义务教育实行程序》颁布。
1918年，《山西省施行义务教育规程》出台。阎锡山开始向全山西普及义务教育。阎锡山发行之《人民须知》，有言：“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岁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名叫国民教育------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国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学，就要罚了还得上学，又名叫强迫教育。”
教育经费，从何而来呢？
阎锡山要求：上自省财政厅、民政厅、教育厅，下至县知事或县长、劝学所或教育局、县视学、区长，乃至最基层的街长副、村长副和学董，均有筹集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和义务，形成一张上下互动的经费筹集网络，并将其筹款的情况作为考查政绩的主要依据之一。
事实也是，阎锡山治晋期间，教育投入极高，为了妥善使用教育经费，阎锡山在山西各县成立专门的“义务教育基金保管委员会”，以及完善的预算审核机制。此外，还推行财务公开，收支状况须按期在各校公示。据1933年《教育部督学视察山西省教育报告》，1932年的教育经费占当年各县行政总开支的比例：忻县122021元，占61%;定襄县64543元，占50%;大同县91789元, 占57%。1912年时，山西兴建学校数为5566所，到1918年时，已猛增至14189所。
1928年，山西《小学暂行条例》颁布：“初级小学以不收学费为原则，但得视地方情形酌量征收，所收之数，每学期最多不得过1元。”
1929年，山西全省共有学校26489所。
民国教育家陶行知，前后三次前往山西深入考察其义务教育实施情况。他指出：“到现在为止，山西省资助小学经费的制度是最完善的。他们的办法是：在城镇按店铺和房屋的所在地区的等级课税，用于资助城镇小学；在农村，则按照土地质量课税，资助乡村小学”，“现在该省己有72%以上的学龄儿童入校就读。此外，还规定了25岁以下的成人文盲上成人业余补习学校，学习常用汉字、算术和公民常识。”
陶行知还说:中国除山西省外，均无义务教育可言。
更要指出的是，阎治山西，从抓基层教育入手，但决不只注重教育，而是把基层教育与实行优良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一次公开讲话中，阎锡山如此阐释义务教育和优良政治之间的关系：
“国民教育，系义务的、低浅的，故对于社会无报酬。受此教育者，亦无所发展，其不为社会所重视，盖有故也。不过今日为列国并立之世界，此人群与彼人群遇，较量优劣，要在多数人民之智识，不在少数优秀之人才。今日中国四万万人，不及他国二千万人者，因多数人无知识，一个人抵不住一个人之故。此尚就对外者言之也。说到对内，共和国家主体在人民，必人民之智识发达，然后能运用良政治，如其不然，则其政权，必将由多数人民移之少数人之手。既移之少数人，则此少数人所运用之政治，必以少数人之利益为利益。”
阎氏在山西，一直提倡“村政自治”。早在1921年，他在《十年春出巡对民吟》的一首诗里写道“国民教育要普及，整理村范尤要急。告尔村众自动办，粗俗三年便可得。”诗写得粗俗，但非常务实，没有空话，就是写给老百姓看的，文盲也能懂。
他提出要落实孙中山提倡的“民有民治民享”，必须把政治放在民间：“什么叫民间呢？省不是民间，县也不是民间，实在是村是民间。所以省县无论什么机关，不是官治就是绅治，总不是民治。换句话说，就是欲民治主义，非实行村治不可。
在动乱的年代，山西暂时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山西曾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
阎锡山充分利用争取到的和平环境，依靠自力更生，在数年之内创建了包括采矿、冶金、采煤、发电、机械、化工、兵器、水泥、皮革、毛纺、造纸、卷烟、火柴等轻重工业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修筑了长达
860余公里的同蒲铁路，成立了山西省营业公社，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建了铁路、盐业、垦业等银号，并为“四银行号”成立了实物准备库，到抗日战争前夕，在山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体系，资产达到2亿银元。
阎锡山对山西军火业的发展尤为不遗余力。他所设立的太原兵工厂和山西火药厂，曾与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汉阳兵工厂和沈阳兵工厂并列。生产的弹药不仅能满足自己军队的需求，也成为他拉拢和要挟其他军阀势力的重要工具。也是他在抗日危难关头，组建“山西救国牺牲同盟会”（牺盟会）的物质基础。
这些不能都说成是从普及乡村教育开始的，但确实有着很多事实上的关联。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乡镇，道理都是一样的。阎锡山能统治山西38年，根本原因就在此。
阎老西治山西，是历史的一面镜子。
2014年10月初稿
2014年11月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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