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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丁人卜编著《无为天堂梦》一书作序
----从乌托邦到人间地狱
茆家升
饥饿从来没有发生在以下国家：独立,经常举行选举,有反对党提出批评,允许报界自由报导,并可对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而不受严密审查的国家。
------亚马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提要:
安徽省无为县原是长江之滨的大粮仓。1958---1961年大跃进期间，主要因共产风人祸肆虐，统治者横征暴敛，疯狂逼粮。致使哀鸿遍野，饿殍遍地。无为县政府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人员丁人卜先生，于1980年代，奉县领导之命，逐村逐户，进行调查记录，并经政府有关部门核实验证，迄至1960年底（1961年之后未统计），非正常死亡人数，已达320422人，占全县总人口34%！丁先生对无为这样的鱼米之乡，怎样从共产乌托邦，走向人间地狱，做出了深入的研究分析，都是根据第－手的调查所得，弥足珍贵。
一,披露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真相的任务仍
任重道远
过去不久的二十世纪,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上发生过许多大事。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一千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波及到八十一个国家,死了五千多万人。其中中国经过八年浴血奋战,死了两千多万人,终于取得了胜利。所以说战争尤其是世界级的大战,是一场大灾难。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都该携起手来,避免大战再次发生,过上安定的日子。
然而,就中国而言,上个世纪还发生过比八年抗战,死亡两千万人更大的劫难,那就是在1958年至1960年三年期间,在全国基本无大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主要是人祸,导致三千七百五十五万百姓,主要是农民被饿死！(见辛子陵著《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导言
2007年香港书作坊出版社出版)而这样亘古未有的大灾难,居然是在全国报刊大吹大擂,已经跑步进入了人间乐园共产主义时,旋即发生的。正所谓从乌托邦到了人间地狱！
说起二战的灾难,在战后对战争罪犯作了正义的审判和惩处,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了回来。这些不仅有正史的记载,还有大量的实物证明,比如以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为代表的,世界各地有关战争博物馆的真实记录。还有大量的文学艺术,和电影电视等作品,来记述表达那场大劫难,以伸张正义鞭笞邪恶,防止纳粹和军国主义复活,保障人民安宁。当今世界尽管还有许多黑暗和罪恶,但再也未发生世界级的大战,多少也说明了是对二战的反思和经验教训总结的成效。
但是,比起对二战的反思记述和评判,国人对那三年发生的大灾难,无论是真相的披露,起因的分析,是非的评判,教训的总结,责任的追究,乃至对整体事件的反思,都是一笔糊涂账！不仅愧对历史,更对不起那三千多万枉死的生灵,那可都是最善良最听话最贫穷最无助的农民父老乡亲啊！他们有何不是,该遭此荼毒,而且至今依然没有一个说法呢！
百密总有一疏,再严密厚重的帷幔,总有徐徐开启的一天。上世记末,作家杨显惠先生,首先在上海文学上发表系列小说《告别夹边沟》,首次披露了,在那不毛之地,两千多被错划的右派是如何被逼饿死的,揭示了一场人祸导致蒙冤受屈者惨死的真相,堪称是振聋发聩之作。继后杨显惠先生又出版了《定西孤儿院记事》一书,书中记载的人相食的惨烈现实,事隔近半个世纪后,读之依然毛骨悚然。杨先生的大作,体现了一个有良知作家的社会责任和悲悯情怀,令人敬重。
感谢互联网的发展,使我们能获得更多的资讯。关于那场灾难,印象较深的是河南省“信阳事件”的披露,和湖北麻城广西环江四川郫县安徽繁昌等地大放粮食卫星的疯狂,以及诗人郭沫若等的丑恶表演。所谓信阳事件是指大跃进期间,河南省信阳地区强制推行毛泽东---吴芝圃---路宪文一条极左路线,高指标高征购,实行公社食堂化,家家户户不准生火冒烟,不准逃荒,不准上访,导致数以百万农民被饿死,很多人家死绝了户,几乎村村有人相食之事。案惊中央,但并未接受教训,毛泽东1962年还要搞民主革命补课。
大跃进放卫星,可以说是五十年前今天的一道亮丽风景,神州大地举国欢腾了,真的以为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的极乐世界了。谁能料道这场由最高领袖导演的大闹剧,竟然是以饿死三千多万农民为结局。我经常在思索,作为农家子弟出身的毛泽东,他真的能相信,一块长30多米宽20多米的一亩地,真的能长出五万八万直到十三万多斤的稻谷吗？既然知道不可能,干嘛还要推波助澜,把农民往死路上逼？我想毛泽东一定还另有考虑,这话题太沉重,后面再作分析。近日网上读到斯大林统治苏联期间,曾有过三次大饥荒,只有第一次是自然发生的,后两次是斯大林有意制造的。斯大林为何要制造大饥荒？想来也是为了掠夺！和中国大饥荒有何关联？向老师取经？是可以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的。
我作为那场大灾难的亲身经历者,也作为幸存者,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关心那场大灾难的所有资讯,也可以说我在寻求这一类的史料,已经很久很久了,前几十年几乎一无所获。近十余年来,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使我们能逐渐获悉,曾被执政者竭力闭锁的资讯,当然是可喜的进步。但是,这样有价值的资讯,还是少了又少,和那场波及全国的大灾难,远不成比例。以致很多公开出版物,谈到如此严峻话题时,大体上还在文过饰非,或是遮遮掩掩,或是回避问题实质。对已发表披露了部分真像的文章书籍,还在继续实行封锁。使得这一重大的历史惨案,依然在云山雾罩之中。而且,即使是已知资讯,公开发表的也好,网络上流传的也好,固然价值很高,但依然未能达到史著的要求。对那场灾难,时至今日,所以远远没有达到全民共识的程度,原因当然很多,除了执政者竭力掩盖,许多参与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仅在掩饰回避,甚至不惜伪造历史美化灾难！此外主要就是史料的缺乏了！没有翔实的史料,没有深入到基层,对当时具体的政策的剖析,和在当时政策指导下,百姓生活主要是农民生活状态的具体描述,不能拿出起码是一个县的饿死人较为可靠的统计数字,是很难看清那场灾难的实质和前因后果的。即使是前面提到的辛子陵先生的大著,境内只能在介绍文章中,得知一鳞半爪,难窥全豹,想来也非来自底层。要基本弄清那三年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任务依然十分艰巨,我们的研究工作,只能是刚刚起步,正任重又道远。
二,丁人卜先生是研究“无为事件”的开拓者
正是在这种几近失望的情况下,一个偶然机会,我读到了丁人卜先生的遗著：《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迹》一书。这本只有几万字的实录(简本。繁本十五万余言,三册,现仅存上册,中、下册遗失于香港已倒闭的某出版社),却堪称是现代人写现代史的杰作,具有重大的开拓意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当事人逐渐离开人世,历史的真相愈来愈模糊时,这本记录于几
近当时的史料,尤为难能可贵。
本朝人写本朝史本是难事,正如丁人卜先生在他的著作的前言中,引述毛泽东的话：“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史上的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去写。”我们不知道毛泽东这几句话是何时何地对谁说的,背景是什么？但它客观上反映了两件事,一是本朝事是不能随便说的,弄得不好别说罢官了,掉脑袋也不足为奇。如果毛此言发在反右和大跃进之前,那中国以后事态的发展,正证明毛的警告是多么强硬：彭德怀张闻天不是要在庐山会议上说本朝的事吗,后果如何,世人尽知；刘少奇不是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本朝的事吗,后果是惨死于文革中,比彭更惨。有了刘、彭、张的前车之鉴,还有人敢说本朝的事吗？不过毛泽东这几句话还有第二个内容,就是：“往往由后一代去写。”毛大概也能感觉到,在他执政期间,主要是他的倒行逆施、专制独裁,酿成的亘古未有的大惨案,虽然本朝人不好说不敢说,但后一代人肯定要说的！这是不能以他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也是那些所谓旗帜派的大人先生们,想竭力捂住终将失败的必然结果。
丁人卜此书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而且我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类似的著作和比它价值更高的作品,还会不断出现,历史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不会太远。(近日读到的杨继绳先生的大作《墓碑》,就是证明)正如美国第十任总统林肯所言：“你可以在一件事情上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事情上欺骗一个人,但是,你不能在所有的事情上欺骗所有的人。”那三年的人祸大灾难,是遍及全国的！
《难忘的岁月》一书最可贵之处,首先是它无可辩驳的真实性。书前作者详细交待了成书的经过和资料的来源。书成之后还送交中国社科院,安徽省社科院,省农委,安徽日报社,无为县经委等官方机构有关人士审阅。还送给无为事件主要当事人之一的张恺帆副省长过目,对所列举的事实均无异议。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作者写作的社会环境和心路历程,来考证本书写作的真实性和可贵的使命感。
丁人卜先生已经故去五年了,生前作为无为县委研究室调研科长,又是炎黄文化研究会的特约作家,他恪尽职守,关心的研究的和发表过的都是关于农村农业和农民最有关的事,特别是那三年农民们受苦难的实况,影响深远。《难忘的岁月》一书初稿曾经李锐老先生过目,备受赞赏,复函曰：“这是留给当代并后人的一段痛苦岁月,决不应当忘记。”书中部分章节曾在《炎黄春秋》上刊布,引起过多方面的关注。惜全书辗转过数家出版社,终未能出版。知内情的人告诉我,丁先生为写这本书,奔波劳累耗尽心血担当风险不说,仅经济负担方面,他也竭尽了全力。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和妻子月工资只有几十元,四个孩子,生活够坚苦的了。仅自费打印就花费了两千五百元,对他们无啻于天文数字,是夫妻俩两年多工资收入的总和。丁先生做的这项工作,从不计较报酬,为此他和全家人皆无怨无悔。这些都证明了丁先生此项工作的非功利性,只有正义与公德。
再说一点意识形态对本书的影响。在意识形态统领一切的时代,任何作品要不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是不可能的。此书也未能免俗。用当时的套话说,丁人卜也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任何时候党的利益总归是第一位的。纵观本书可以鲜明地看出,即使丁先生已经通过周密的调查,因共产风的肆虐,致使农村成了几近地狱的现实。丁先生依然认为党是正确伟大的,只是基层如县委书记姚奎甲之流,歪曲了党的政策,工作中背离了党的方针路线,才会出现这样恶果。随着历史真相的披露,今天我们知道了,那场大灾难的始作俑者,主要是权力的最高集中者毛泽东竭力推行极左路线的恶果,只指责地方官员是不公正的。但是,我们完全不能指责丁先生在三十年前写作此书时,认识上的片面性。相反的,正是丁先生基于当时的思想认识,写出了此书,才能不被指责为攻击党和否定社会主义,才能得到有关方面的认可。
综合以上所述,本书的真实性应该是无可非议的。
丁人卜先生的这本编著中究竟写了些什么呢？我们当然不能说,作为一个普通的业余作者的业余之作,这本小书已经很完美了,不足之处依然很多。因为共产风肆虐的那几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疯狂最悲惨的几年,是一段不折不扣的痛史。要全面深刻地记述反映它,远不是像丁人卜这样的基层干部能完成的。更别说当代人写当代史的极大风险性了。这一点丁仁卜先生在开始做这项工作时,就有了清醒的认识,如他在前言中所说的：“我不想,也不敢做大量的调查、搜集、充实工作。因为历史上诸如方苞、戴名世等人,吃尽了文字狱的苦头很多。”但是,丁人卜先生毕竟是有良心有正义感,视百姓的疾苦更重于自身安全的知识分子,也如他所说的：“但毕竟由于我一直是从事农村工作的,对农村的情况,比较了解；对农民的艰辛,深有体会；特别是对‘三年困难’时期农村中的可悲惨状,可算是耳闻目睹。我觉得,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把这点材料拿出来,让人们来接受这方面的历史教训,使它不再重演。特别是想让领导同志们,在今后领导工作中,引起注意。”(本书前言)
丁人卜先生的自剖式的表白,说的非常好,朴实无华,真情实意,毫无哗众取宠之心,也未想过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只是想把那几年的真实情况,如实的记录下来,作为今后的工作中的借鉴而已。他大概未想到,他的这分真实记录,会成为一本反映那段非常时期历史的极为珍贵的史料。
在这本资料里,最大的价值是,我们第一次知道了,在那场人患为主的灾难中,一个县饿死人的最为接近真实的数字：320422人。对这个数字的来源,丁人卜先生做了令人信服的交待：“实际情况是57年底全县人口为982,979人,60年底为662,557人,减少320422人。(1961年之后未统计。纠偏工作是从62年1月中央七千人大会后才开始的,61年的农村情况应和前三年大体相似。)其中有一部分外流,但另有一部分虚报人口数。因多报现有人口多算口粮、多领布票。例如62年无为城区四个公社上报的人口为54214人(不包括无城镇),到63年经核实为53201人,多报了1013人：据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鲍永祥于62年12月间在开城区进行重点核粮工作中了解,该公社牌坊大队实有1338人,上报公社1474人,多报了136人-----。当时多报人口的情况普遍皆是,实际上虚报的人口足足可以抵充外流人口。因此三年共产风中全县死人有30万以上。”
安徽省无为县是位于长江之滨水网纵横的产粮大县,那三年又基本无大的自然灾害。铁的事实证明了人祸之烈是远胜于天灾的,而对无为县来说,几乎全是人祸！丁人卜先生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与农民兄弟血肉相联,可以想见他做这项工作时,是如何的悲伤和沉痛。正如他在本书正文开头所记录的：“------他们临死前都是瘦骨伶仃,非人非鬼。他们断气前的共同遗言,只有发出一句微弱得难以听清的呼救声：‘给我一点吃的吧！(前言)’其惨状无法形容。”“给我一点吃的吧！”“给我一点吃的吧！”“给我一点吃的吧！”三十万冤魂气若游丝般的呼救声,汇成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时代最悲音,震撼了神州大地,从半个世纪前一直呼喊到今天,还会千秋万代的呼喊下去！一万年之后,人们还会听到,还会为之动容的！
三,共产风肆虐时期农民兄弟已一无所有
丁先生此著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对共产风作了最好的诠释。关于共产风灾难这句话,长期以来我也一直认为是个悖论。既然执政者每时每刻都在宣传,共产主义制度是人类最完善最美好的社会制度,那刮起的共产之风,应该是一个进步之风理想之风,走的是一条通向极乐世界的必由之路,为什么会是一场重大灾难呢？谁敢反对共产之风,岂不是螳臂挡车！谁有这个胆子？除非来自最高层。果然,我上网搜索了一下,网上对大跃进期间,中国全国范围内,因共产风肆虐造成的巨大伤害,倒没有什么回避。明确记载：“‘共产风’是毛泽东在1958年2月第二次郑州会议的讲话中首次使用的。基本内容有三条：一是贫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毛泽东把这概括为‘一平二调三收款’”(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67页)。应该说毛泽东的这样概括是符合当时现实的,暂不说为何毛泽东58年2月就看出了一些问题的严重性,还要一意孤行,把几千万农民一步步往死路上逼！先探讨一下为何在怙恶不悛的共产风三字上要特别加上引号？开始我以为是否有着重之义,再一看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同一篇材料上提到的当时刮五风：“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只有共产风是加引号的,其余皆无此待遇。此又为何呢？我想应该是共产风是好事,是执政者既定目标,只是做过了点,加个引号提醒一下就可以了。就像形左实右的左字加个引号一样。执政者历来就是奉行左就是比右好的根本方针的,,左的问题只是方法问题,右却是立场问题。对待所谓共产风的问题也是一样,打上引号的只是执行方法上有点过头,但不带引号的共产风则是既定方针,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的。我并非在此咬文嚼字,拿什么引号做文章,而是在毛泽东58年2月即指出不要刮“共产风”之后,为何共产风愈刮愈烈？灾难愈来愈重,引发我的思考。
我们且就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提出的,所谓“‘共’各种‘产’”一事,看看丁先生大著中,给我们提供了那些实例。恕我见闻谫陋,在我所见到的这类资料中,谈到“共”“产”之事,概括性的谈论较多,谈的具体的较少。而在丁人卜的著作中,全书主要着重点,特别是前半部,几乎都在共产风中所“共”之“产”的具体实录上,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只有真实的记录下,已经非常贫困的农民父老兄弟,仅有的一点点私产,是如何被“共”掉的,才能理解为何公社一实行食堂化,控制了粮食,农民们就会马上被饿死！“民以食为天”,如果农民家中还有一点私产,都会拿出来求活命的。人间地狱不是一两天一两项措施就能炼成的,它是一项立体工程！他们究竟“共”去了农民兄弟什么东西呢？请看本书第25页的记载：平调的种类有土地、劳力、耕牛、房屋、家俱、家禽、家畜、现金、粮食、柴草、木料、砖瓦、芦席、毛竹、稻箩、车辆、鱼、藕、棉被、棺材等。一个家连柴草、棉被、鱼、藕都被“共”掉了,农民们还有活路吗？那么是谁有这大权力,来“共”农民们的几乎是全部的资产呢？仅以房屋为例,据本书同一页记载,经袁乃平、吴克明、朱宗新三同志于1960年12月12日调查的红旗公社新民大队情况：“全大队共平调的房屋471间,属县调的167间,公社调的64间,大队调的37间,社员自拆的20间。另外大队、生产队占用社员房屋167间。拆掉的房屋大部分用于大办钢铁。大队调的一般都作为粮食仓库、加工厂、供销部、养猪场。1959年2月,郑州会议提出纠正共产风后,到60年3月又平调土地119.9亩。其中公安局农场占用52.8亩；无为中学占用31.5亩；无为师范占用21亩。占用的土地既未折价付款,条子都未曾打过。”小房生产队社员任翠林,三间房屋被大队占作仓库,一家人无处安身,悲哀的说：“鸟有窝,蛇有洞,我们连个住处都没有。”(25页)
丁人卜先生对共产风问题未作任何理论上的阐述与探讨,只摆事实,那一件件无可辩驳的事实,真真切切地告诉人们,共产风的肆虐是怎么回事,它带给农民父老兄弟的究竟是福是祸？惨绝人寰的事实告诉人们,亿万百姓的福祉,才应该是执政者应该首先考虑的,它比任何思想主义理论都要贵重一百万倍！想起过去多年曾有过一种说法,说什么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其实真正的万恶之源是凭权力硬性消灭私有制！
四,酷吏无为县委书记姚奎甲是饿死三十万人的一线作恶者该一死谢罪
人祸重灾地区必有酷吏！这是一个规律,在同样的三面红旗照耀下,各地受难程度可以大不一样。它比因自然灾难轻重不同而受灾不一样,更有甚之。很多事实都可证明人祸是大于天灾的。在一个极权社会,出一个清官保一方平安,颇为不易；而出一个酷吏,借助极权作恶为害一方,则是很容易也是常见的。这就是中国自古以来,清官少贪官污吏恶吏多的原因,所谓制度使然。而大跃进时期无为县委第一书记姚奎杰就是典型的一个酷吏恶吏,是无为县饿死30多万人的第一线作恶者！称得上是罪恶滔天！血债累累！正如本书作者所说：“姚奎甲就是无为县百万人口大县最大的恶主！”
姚奎甲1957年初秋才从本省安庆地区调来无为任县委第一书记,如姚自己在公社第一书记会上所说：“你们是第一把手,等于是一把刀子掌握在你们手里,要怎样砍就怎样砍。其他书记、副书记提意见要顶回去,严重的要给他们处分。”好一付活脱脱书记专政的嘴脸,不过正名应该叫无产阶级专政！姚第一书记或如姚自称为的姚政委,可不是心口不一的人,他是雷厉风行说砍就砍的人,一到任就全面出击,心狠手辣,步步紧逼,短短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就“砍”死了无为县三十万人！创造了空前的也应是绝后的准人类灭绝大惨案,也为专制极权的残暴性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标本,是一分难得的教材,值得认真研究,引以为训。
姚因无为大量饿死人问题被揭露,1960年底即调往徽州。姚在无为执政三年多时间,正是全国大跃进共产风肆虐的三年,也是从乌托邦到人间地狱的三年。公正一点说,一项全国性的决策失误,仅追究地方官员的责任是不公正的。但不能忽略问题的另一面,就是尽管全国都在所谓三面红旗的照耀下,各地执政者的政治品格和良心人性的不同,大致相等的条件下,灾难的程度也会有很大差异的。比如和安徽邻近的江苏浙江两省,那三年饿死人数,就比安徽省少得多。就是同在安徽,和无为县毗邻的巢县及庐江县,那里的第一书记没有姚奎甲那么恶,那里饿死的人也比无为少得多。所以把中央的决策失误推给地方是不公正的,把地方官的作恶全怪罪上级也是不公正的,各有各的责任,谁也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
下面我们来看看,在丁人卜先生的大著中,恶吏姚奎甲在短短三年中,是如何把一个鱼米之乡变成人间地狱的。书中记载,无为县有近百万人口,有1,369,302亩耕地。人均占有耕地近1.4亩,远高于全国人均耕地占有率。因在长江之滨,水网纵横多为良田。1958年在有部分地区受灾的情况下,粮食总产尚有6.2亿斤,按农业人口80%计算,人均占有原粮仍在800斤左右,加上自留地和田埂地角自种的豆类杂粮,虽谈不上富裕,衣食无忧还是有保证的。有两句民谣：“家住无为州,锅粑盖墙头。”可见一般。
真的难以想象,这样的鱼米之乡,姚奎甲三年执政,在基本无大的自然灾难情况下,会饿死全县近三分之一人口三十万人！他是土匪吗？是强盗吗？当然不是,但确确实实是“匪来如篦,官来如剃！”姚奎甲刚到无为执政,正赶上反右取得“伟大”胜利,农业合作社由小社并大社再大办人民公社的疯狂时期,或曰正是执政者施行思想一元化和经济体制一元化取得“伟大”胜利时刻,用当时形象化的说法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在这种所谓大好形势下,姚奎甲当然也跟着小社并大社再成立人民公社,搞一平二调,搞稻田并棵放什么粮食亩产卫星。接着高指标的当然是高征购了！没有那么多粮食怎么办？要求官员们承认自己是说了空话,请求减少征购任务,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的,右倾的帽子在等着敢说真话的人哩,官位仕途比百姓疾苦重要多了,要保住官位再荣升一级只能继续说假话了！可是假话变不成粮食,那怎办？只有向农民们逼了！结果是粮食往上越调越多,农民们口粮越来越少,到最后连大锅清水汤也没得喝了,只有等着饿死了！虽说当时是全国一盘棋！主要责任人应该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最高执政者！但姚奎甲作为推行这种杀人的农业合作化制度一个强大的推手,也罪不容赦！
恶吏也如恶犬,恶犬作恶与主子是分不开的。这并非我的发现,首创者是江青。现在说此事已不是机密,网上早已广为流传了。就是在审判四人帮主犯时,江青当场的大声嚎叫：“我只是毛泽东的一条狗,毛泽东叫我咬谁我就咬谁！”姚奎甲这条恶犬是太小了,他咬不了开国元勋,咬不了封疆大吏,咬不了无为县治以外的任何地方,但是在百万人口的大县无为县内,却是凶恶无比！恶犬当然是有主子的,区区县官虽说攀不上最高,但不妨碍他能领悟最高的意图,并发扬光大！
无为县的父老乡亲至今提起姚奎甲依然咬牙切齿,满怀深仇大恨,主要原因是在无为县农村因共产风肆虑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姚奎甲毫无体恤百姓疾苦之心,草菅人命,仗着上有政策,有远远超出地方承受能力的粮食调拨任务,肆意妄为,左的出奇,玩数十万农民生命于股掌之中,才把自己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本来无为58年只生产了粮食6.2亿斤,当时县委虚报为9亿斤,已是极大的浮夸,如果姚那时有一点实事求是之心,认真核实产量,除去浮夸之数,按实际产量上报,无为当然不会有一个人饿死,那这个要求就太高了,在当时是不现实的。那么退而求其次,就按9亿斤报吧,按比例浮夸数也就还在50%以下,上级按此比例征粮,农民口粮大幅缩减,肯定要吃大亏,可能发生饿死人事件。即使如此,那无为县的灾难还不能算最严重的,和邻近县比不会有大差异。那样当历史真相逐渐披露后,受难的农民还可能客观一点对待姚奎甲的恶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姚奎甲对已经虚报了近3亿斤的数字依然十分不满,大骂县委一班人：“没有灵魂,看不到问题实质,---只要肚皮,不要国家。”扛着所谓为国家这面大红旗,姚奎甲把善良的无为农民一步步往死路逼了,亘古未有的大悲剧揭幕了,这场大悲剧的核心内容就是：开展反瞒产私分的斗争！
五,所谓反瞒产私分斗争就是逼粮！逼粮就是逼命！！
何曰反瞒产私分斗争？它是扎扎实实戳在农民身上的一把刀,是插进农民身上的一根吸血管道！这把刀虽然“杀”人不见血(少数农民因逼粮被捆绑殴打致死的也可见血),那根吸血管道则可以把贫苦农民身上的血肉吸干,倒地成饿殍！在无为县攥刀把子的,开动吸血管道的是县委第一书记姚奎甲,在背后给他撑腰的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而姚也好曾也好,执行的都是最高执政者毛泽东的旨意！这都是有据可查的：59年庐山会议反彭德怀时,曾希圣是急先锋；张恺帆无为放粮救农民于生死存亡之际,毛泽东有专批,而逮捕张入狱的就是曾希圣！
如此看来,因反瞒私分斗争而大量逼死农民的事件,就不该是无为一县或安徽一省的事了。是的,事实正是这样！这样的灾难确实是全国性的,否则的话,全国那三年怎能饿死三千七百多万人！所区别的只是从姚奎甲到曾希圣,在所谓反瞒产私产斗争中.心肠更狠毒,手段更凶残而已。所以无为县才会是安徽省乃至全国饿死人最多的地方。
那么,这个反瞒产私分的斗争,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何有那么大的杀伤力？其实此事要概括的说,也很简单,就两个字：逼粮！！可要说清它的来龙去脉,则颇为不易,因为它毕竟是饿死农民的具体的手段,故有一说价值。中国数千年农耕立国,春耕秋收,如何耕种是说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秋收了如何分配,则关系到产品的归属权。其实理论上说来说去,根本问题就是土地归谁所有,和土地上生产出来的粮食归谁所有的事。按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原则,一个公平的社会,以种田为生的农民,就该是他耕种的这块土地的主人,当然这块土地上生产出来的粮食,就该归耕种者所有,他有无可争议的支配权。正如一个开布店为生的小商人,这个店铺当然归他所有,营利所得商人也有无可争议的支配权。当然农民商人,为了能够安全的务农经商,必须向他们所在地的行政主管部门就是政府,交付一定的税赋,而靠纳税人养活的政府有责任保障纳税人的安全和经营的顺利进行,这就是“公仆”的使命和权限。任何时候这些手中握有权力的“公仆”们,认为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强行占有农民的土地商人的店铺,或是占有农民土地上生产出来的粮食,或商铺里的商品,甚至生产者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时,不管他们说的再好听,都是强盗行径！
可怜的善良的贫穷的数亿中国农民,几千年来都未能成为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主人,近半个多世纪来,有一段时间,他们还失去了自己劳动果实的支配权,甚至度命的口粮都被搜刮干净,而活活饿死！这个被逼粮到饿死的过程,就是手中握有无限权力的执政者,开展的所谓反瞒产私分过程！
这个过程是体制的罪恶,是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的体制下强制推行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从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中国农民们交出土地开始,直到公社食堂化完全失去了个人劳动所得的支配权,几亿农民本来已经一无所有,不存在什么瞒产不瞒产之事了,既已无产,分从何来。所以说所谓反瞒产的对象主要还不是社员,而是手中还掌握了部分粮食支配权的基层队、社干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的弊端之一,就是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一下子冒出了很多很多的管理者,他们本来也是农业劳动者,什么时候书记、主任、队长官帽一戴,就可以不劳而获并享受特权了。这些新贵不少人是受难农民的加害者,如作家浩然所说,很多人是地痞流氓多有恶行。但是在面对执政者要以反瞒产私分为名,搜括走农村几乎全部粮食时,他们中有些人,还是有所动作的,因为这也关乎到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再怎么说也不能眼见他们活活被饿死,农民们都饿死了,他这个书记主任队长还存在吗？所以基层社队干部,除极少数品质极为恶劣,只顾自己官帽,不管百姓死活者外,面对早晚都见的乡里乡亲,大部分还不愿把事情做绝,还想留一点做人的后路。我本人在基层生活多年,这类人也曾见过,有一个姓张的矮子大队书记,平日凭手中权力霸占民女,几乎把大队里很多稍有姿色的女人全睡了,但是他依然多年不倒,凭的就是大刮共产风上级逼粮最紧时,他巧于周旋也担当了风险,护住了农民们度命的基本口粮,安全的过了60年粮食关。善良的农民们多年后还在感激张书记的所谓活命之恩,而宽恕了他的恶行。可惜连这样有恶行的好人也不多,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基层大大小小书记队长们,本来就是农民,好不容易做上了芝麻绿豆大的一点小官,可以不劳而获,甚至横行乡里,他们都清楚,自己的官帽并不是老百姓选的,是上级恩赐的,要保住它甚至换上大一点的官帽,重要的不是百姓的评述,而是上级的取舍,所以邀宠上司是根本的选择。否则随时可以丢掉官帽,再下地干活。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活是很苦很累的,还要受层层剥削,谁愿意从剥削者的地位下降为受剥削者呢？所以基层干部们对上级指示,一般只能惟命是从,即使在面对上级逼粮这样的所谓反瞒产私分斗争中,尽管主观愿望上他们也不愿所管辖下的农民被大批饿死,可是现实中在权力高压舆论高压下,要他们做出公开的反抗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的,顶多也就像那个矮子书记那样,玩玩捉迷藏,尽量多藏一点粮食而已。
我为何要颠来倒去说基层干部如何面对逼粮一事,实在是因为兹事体大,中国必定会有清算数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的那一天,到那时一定会纠缠这样的滔天大罪,究竟谁是主犯谁是胁从？谁在有意作恶谁是被动参与？谁在大难临头时,变本加厉恶上加恶？谁还有一点恻隐之心,做过一点缓解的好事？而那些大大小小的作恶者,谁至死也不改悔,谁有了良心发现？原本也是情况有别的,不能一概而论。
丁人卜先生的大著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事实回答,他在书中真实地记录了各级干部,在所谓的反瞒产私分,也就是在农村逼粮过程中,究竟谁谁都干了些什么,才会使长江岸边鱼米之乡的无为县发生饿死了三十万人的惊天惨剧！也正是通过书中的一件件吓人听闻惨不忍睹的真实记录,让我们了解到在极权体制和舆论被封锁的情况下,一个县委书记作起恶来,有多大的杀伤力！
就以姚奎甲在反瞒产私分搜刮余粮过程中所作所为而言,姚称得上心肠是极其狠毒,手段是极其残忍的！可以举书中的几个例子：1959年12月18日,姚到红庙公社逼粮,当场撤了公社书记吴定诚的职,连续开了十三天小队长会议逼粮。结果会中及会后全公社即死了7600人,其中闸北大队4944人中,死去2260人；全家死光的七户共33人；徐岗大队3625人中,死了2023人。1959年12月31日,姚奎甲到关河公社。该公社有六个大队断炊,其中双泉大队已有一个多月未有供应,每天死六、七人；石岗大队一天即死16个人。公社拿出4000斤粮食安排生活,姚知道此一情况,拍桌大发公社书记徐明理的脾气说：“你如果不把4000斤的粮食收回来就是瞒产私分的头头。”第二天还好意思在生产队长会议上开玩笑似的说：“我今天来给大家带来了三个一,今天是元月一日,一双空手,要粮食一粒没有。”人命算什么,仕途第一,姚奎甲还有一点人性吗,真是禽兽不如！
那么,究竟要上调出多少粮食,才不算瞒产私分呢？书中没有具体数字,只知道永无止境！如上所述连种子粮和度命口粮都调走了,姚奎甲还在逼！人们不禁要问,再恶的官吏,怎不能不想到农民兄弟也是人,是人总要有吃的才能生存下去,即使是罪恶滔天的死刑犯,处决前也要给饭吃。这样的难题如果只从局部看,真的说不清,当时也无法说清,只知道上面催粮催的紧！半个世纪后,很多资料公开了,我们才知道,几近无现量的催粮,原来始作俑者是执政者的最高层！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估计了当年粮食的总产量,从1957年的1850亿公斤,增加到3000---3500亿公斤。既然粮食已经成倍增长到吃不完了,所以决定大办钢铁了！关于粮食产量的估计,当然来自从上到下的浮夸风,和各地也包括无为县放的粮食高产的所谓卫星！那么全国1958年究竟实际生产了多少粮食呢？虽然还没有准确数字,但没有超过1957年的应该是可靠的。这里不妨抄录一下本书中无为县那几年粮食产量的数字：57年6.7亿斤；58年6.2亿斤；59年4.4亿斤；60年4亿斤,与57年比,减少36.5%。粮食产量大幅降低,征购量却无限增长,农民焉有不被饿死之理！
那么,既然在逼着农民把粮食一点点往外调,没粮食了农民吃什么呢？总得有个说法,不能说你们为了国家心甘情愿被饿死吧？有呀！请看姚奎甲是如何向上回报的,姚说口粮已作了“很好的安排”。究竟安排了一些什么？此书第35页披露,除了安排一些诸如藕、荸荠、茨菇、菱角、芡实、毛栗等尚可勉强作为代食品外,而且也不可能有几百万斤、几千万斤的数量。此外就是如下的一些代食品：玉米叶皮芯,七万亩,总产1890万斤,高粱秆子400万斤,黄豆杆子1400万斤,芝麻干子180万斤,花生藤壳1120万斤。此外还有野红花草40万斤,马兰草300万斤,鹅耳肠草27.5万斤------,这是在给人吃呢,还是在喂猪？很多东西是猪都不吃的,姚奎甲真是丧尽天良,居然敢把鱼米之乡的粮食全逼走,去邀功请赏,逼着农民吃猪狗都不吃的杂物,农民焉有不被饿死之理！姚奎甲该枪毙一万次！
饿死了三十万人,该枪毙一万次的姚奎甲最终还是逃脱了,作个检讨调走了事；饿死全省五百万人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也逃脱了,三面红旗的总设计师,饿死全国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的始作俑者,不是也逃脱了吗？！那么究竟谁该对千百万饿死的冤魂负责呢？
我不懂经济学理论,但近日读到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马蒂亚•森的几句话,觉得很有道理。他说：“饥饿从来没有发生在以下国家：独立,经常举行选举,有反对党提出批评,允许报界自由报导,并可对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而不受审查的国家。”
六,毛泽东在放粮食高产卫星活动中的权谋之术
这话题也许太沉重,现在讨论为时尚早,但我相信,所有的恶人都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而且这一天不会太远。现在我想说一点关于放粮食高产卫星一事,因为有了它才有高指标高征购,以致发生各地的所谓反瞒产私分的残酷斗争。
什么叫粮食高产卫星？就是在原先主要小麦水稻亩产只有几百斤的基础上,突然各地出现了亩产几千斤几万斤乃至十几万斤一事。如果说亩产几百斤还是地上生产出来的,那上万斤十几万斤只能是天上掉下来的了,如此看说成是卫星真是妙比！可惜从来就没有过“天雨粟”的事,说白了就是天上不会下馅饼！不过下不了馅饼不要紧,这样的空话大话依然可以为执政者所用,最浅白的道理就是,你们的粮食产量已经几十倍几百倍的提高了,多征收你们一些还不是顺理成章吗？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想,毛泽东作为一个大国领袖,又出身农家,他是知道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食的。因为仅仅在大跃进的前两年,即1956年毛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发展农业的纲要,上面提出的粮食亩产目标,还是四、五、八。即黄河以北400斤,黄河以南长江以北500斤,长江以南800斤。为何短短的两三年之后,就会一跃而成几千几万十余万斤呢？我相信毛泽东知道这些都是谎言,那么既然知道是谎言,为何还要大加赞赏和竭力推广呢,甚至推波助澜呢？毛泽东是一代枭雄,也有人说他是一个暴君、一个无赖！枭雄、暴君、无赖自有迥异于常人的思维,我有个不成熟的思考,依我看在放卫星高指标高征购等一系列问题上,他脑子一直是清醒的,一天也未糊涂过。这是他铁腕治国的一部分,仅就放粮食高产卫星一事,毛泽东起码可以收到这样的一石三鸟效果：
一是为从农村抽血做舆论准备,你们的粮食已经成百倍的增长了,我们只征收,或是说只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的粮仓里,比前一年多运走三、五倍的粮食,还能算多吗！那么干吗要以谎言为依据,不顾农民死活,逼着从已经十分贫困的农村,调走那么多粮食呢？这是因为这些粮食对毛泽东来说是太重要了！国际上他要争共产主义领袖的地位,国内要尽快显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怎么争怎么显,是要拿事实说话的！比如要支援亚非拉革命,拿什么支援？工业产品没有,科技产品没有,矿藏很少,唯一能拿出的就是农副产品了。产品哪里来,当然只能来自农村！国内全面大跃进,处处要钱要粮,钱粮哪里来？主要还是靠农村！
所以别把那亩产几万斤当笑话看,那都是要拿黄澄澄的稻子麦子兑现的！兑不了现咋办？还能咋办？饿死呗！反正中国人多。
二是尽快实现思想一元化,或曰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统率一切,而毛思想的核心,就是打倒思想敌人,或曰扫除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也包括震慑反对派,！毛泽东和所有极权者一样,都不愿听到耳边有人嘁嘁喳喳,必须达到一言九鼎的迷人境界。要达到这一点,靠事实善于雄辩是远远不够的,常识是没什么威力的。举一个人所共知的例子,赵高如果不是指鹿为马,而是指鹿为鹿,群臣们还会有那么恐惧吗？毛这么做,就是要通过这种特殊方式,向一切反对者怀疑者叽讥喳喳者,乃至跃进步伐缓慢者宣告,朕即国家朕即真理,你们要想过几天平安的日子,只能俯首贴耳山呼万岁！如毛自己说的,你们不是说独裁吗！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比如你要说粮食卫星是假的,没那么多,毛也不说是真的,只说你是促退派,是右倾,就足以把你打入另册了！连周总理都诚惶诚恐检查了,遑论他人！刘少奇对毛泽东说,饿死了这么多人,到人相食的地步,你我都是要上书的！毛也不说该不该饿死人,只对刘说：“怎么样,顶不住了！”刘一走,毛说：“什么国家主席,我动一个小指头他就倒！”历史证明,毛是说到做到的。刘少奇也是大跃进和放粮食卫星的积极鼓吹者和推动者,对数千万农民被饿死也罪不容赦,但在他生命的关键时刻,还能对枉死生灵心存敬畏,多少也体现了一点的人性回归。仅凭这一点就能评判毛刘之间政治品格的优劣,到历史清算饿死人的滔天罪行时,人们还会因刘少奇的最后的醒悟和惨死,而对他有所宽恕。
毛的一石击中的第三只鸟,就是美其名曰锻炼干部培养人才！每次政治运动都是培育忠心为极权政治服务,勇当阶级斗争急先锋,说白了就是培育政治打手最好的课堂。要推行一整套的极权体制,没有一大批效忠者是不行的。正所谓“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应该说毛泽东这一点是成功的,他也确实善待了一大批紧跟他的那些执行极左路线的急先锋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大批饿死人的那些年,问题暴露后,罪恶最深的在本省都饿死了几百万人的省委书记们,如四川李井泉河南吴芝圃安徽曾希圣甘肃张仲良山东舒同,都未受什么处理,有的如李井泉还升了官。其中曾希圣的垮台,很重要的因素还是推行责任田违背了人民公社制的根本原则。而对犯有所谓右倾错误的干部则是既绝情又严厉的,比如无为事件中的安徽省副省长张恺帆。这就彻底的改变了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是非观！良心,道德,信仰,友爱,忠诚,信义,文化,传统,全沤烂了做了酱油！廉耻心,同情心,正义感,实事求是等传统美德渐渐被人们淡化了,忘却了；人们关心的追求的,是一切以获得最大私利为目的,为此不惜投机钻营、颠倒黑白、拍马逢迎、甚至栽脏诬陷！最近有人说,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发展是以牺牲环境和人性丧失为代价的,其实,就人性的丧失而言,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一系列的整人的政治运动中,已经严重发生了。与培育政治运动骨干同时发生的,就是进一步整肃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执政者认为对三面红旗运动,包括放粮食卫星等疯狂荒唐之举,持有异议的知识分子,豢养了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奴才,先打断这些人的脊梁骨,再通过他们去打断别的文艺家和科学家的脊梁骨。从此中国再没有挺起腰杆说话的人了！举国之人都生活在整人者的亢奋和挨整者及担心挨整的恐惧与惊悚之中,还有什么道德修养可言！
七,“张恺帆无为放粮、解散食堂”事件的前前后后
丁人卜先生的大著还有一个重要贡献,是较全面的介绍了,当时全国曾沸沸扬扬,直到毛泽东长文批示的,张恺帆无为放粮和解散食堂的全过程。应该说这是一段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的事件,半个世纪后研究它,依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往大处说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因为半个世纪前所谓的张老K大闹无为城,实际上是一次党内民主实施的极好范例。
所谓“无为事件”据本书介绍：“1959年春天以来,身为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的张恺帆同志,不断得悉无为县共产风后的“田园荒芜”、“灾情严重”和“民不聊生”的消息后,于1959年7月4日到无为,后因得悉一些难测风声,于7月23日返回省城。”这短短的20天,张恺帆究竟在无为干了什么说了什么,会掀起那样的滔天巨浪,以至案惊中央,毛泽东龙颜大怒,严词批示,
震惊中国！一个省一级的副职,有那么大的能量与胆量,真的敢逆龙鳞,做出与中央大政方针相忤逆的惊人之举！他是未认清当时的形势,糊涂胆大一回呢,还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明知是祸,依然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一往无前呢？
要先从张恺帆说起：张1908年出生于无为县忠台乡,1928年20岁时即加入了共产党,是真正的老革命。1930年组织领导了无为六州农民暴动。暴动失败后去江苏省委工作,在任上海沪西区委书记时被捕,关进上海龙华看守所,同监的有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李求实等左联五作家。1933年五作家被害时,张恺帆即兴写了著名的七绝诗一首题于龙华监狱壁上：“龙华千载仰高峰,壮士身亡志未终。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上世记五十年代萧三先生编《革命烈士诗抄》时,曾将此诗以无名烈士遗作收入该书中,后经当事人说明真相而确定为张恺帆所作。笔者今春去无为时,曾拜谒了张墓,墓碑上即刻着这首名作。张写这首诗时,刚25岁,表明了张恺帆不仅是革命立场坚定的早期共产党人,也是思想成熟文化层次很高的革命者。他在共产风肆虐之际,敢于逆流而进,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是一时冲动率性为之。
张恺帆到无为后,走村串户,深入察访官情、民情、灾情。知道无为情况十分严重：“人们脸如黄蜡,骨瘦如柴,有的已卧床不起,饿死人现象已有所闻所见-----禾苗生长很差,犹如枯香直立。-----而有的社队干部,面对受难农民,不加怜悯,动辄打骂。------当时红旗公社王福大队书记张定根,横行霸道,欺压群众,打人骂人无计其数,且一次即逼死三条性命。”而张定根这样的新恶霸,只因受姚奎甲的宠爱,居然可以逍遥法外！张恺帆眼见家乡的父老乡亲,在一个无大的自然灾害的岁月里,因为人祸而遭受如此灾难,忧心如焚,义愤填膺！再不能只做壁上观了,那样不仅对不起三十年代和他一起闹革命而牺牲的烈士们,也对不起在共产风肆虐中饿死的乡亲们,更对不起已经饿得奄奄待毙的善良百姓,他们极待救援,稍有迟疑,就会有更多百姓被饿死！他不还是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府副省长吗,他要凭借手中仅有的权力,做一点救赎工作,尽可能减轻灾难,能少饿死一个人也是好的。为此他抓住一切机会,召集各种层次的会议,也包括和依然大权在握的恶吏姚奎甲沟通。张恺帆于1959年7月7日,在无为县召开五级干部会议上,和1959年7月22日在无为县公社书记会议上的两次重要发言,则集中体现了他的忧国忧民之心,和对当时无为农村严酷现实的深入了解,特别是他在广大农民于生死存亡关头,采取救农民于水火的果断措施。他要办哪些事呢？两份发言都真真实实有了记录：头一件事就是解散公社食堂,和发放确保农民不会饿死的粮食到每户农民手中！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公社食堂化之后,农民已家家无粮,一些度命口粮集中到食堂后,又被层层剥削.特别是姚奎甲这样的恶吏,又搞什么反瞒产私分的残酷斗争,把仅有的一点点粮食都要调走,已经逼得农民被饿死,照此下去,必定还会有更多的农民被饿死！人命关天,世上还有比大批最善良最忠厚老实的农民被饿死和即将被饿死的事大吗？而要阻止这样的大悲剧继续扩大,唯一的办法就是解散公社食堂和发给农民足以度命的口粮了！为此张省长提出了一系列可行的和不可行的措施：比如不能挖人家的坟莹找燃料,那叫“刨祖坟”；也不能拆人家锅灶,那是“扳锅台”！都是老百姓最忌讳的。要体恤百姓,干部不准打骂群众,有病的社员和挨饿路都走不动的人,不要下地干活！粮食不够,可以请求上级补助返销,产量浮夸报高了可以更正。购粮买锅砌灶无钱可贷款,被共产风共走的房屋家具要归还。那些鱼肉百姓横行乡里的干部要依法严惩！要鼓励社员种好晚秋作物,要归还农民自留地,边边
角角都可种粮种菜谁种谁收,要开放市场开放鱼塘。在要肚皮还是要面皮的选择上,首先是要肚皮,要让农民吃饱饭！
张恺帆是真正能体恤民情的好官,也是成熟的政治家,他明知这些举措,虽然是逆转大批农民已被饿死和正在被饿死的必须要办的唯一措施,但作为党的高官,他也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与当时全国都在发疯似的鼓吹三面红旗的大政方针相违背的。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舆论喉舌,每天都在鼓噪,跃进再跃进,粮食卫星满天飞,粮食已经多到吃不完,要大批出口支援亚非拉革命；正在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公社食堂化是共产主义萌芽,社员们都是自觉的加入,是“雷打不散的食堂！”在这一片空前的大好形势下,你张恺帆居然敢诬蔑三面红旗,说农村形式坏到一团糟,农民已经有很多人被饿死了,还有更多人正在被饿死！竟然胆敢解散食堂,发粮食到农民手中！你这不是在对抗中央吗？你张恺帆有几个脑袋够砍的？！其实这么分析,实在是冤枉了张恺帆,也高看了他。他一副省级官员哪有这样的胆量？他也只是就无为当地当时的情况,就事论事办事而已。不信可以读读本书中张恺帆两次发言的全文。他口口声声都在说大跃进好的很,中央和毛泽东的决策是如何正确英明伟大！决没有半句不敬之辞！这并非是张恺帆在说假话,是一个早期共产党人的由衷之言,所谓坚强党性决定的。但是讲话中张恺帆没有大概也说不出,当时政策正确英明伟大在什么地方。而张恺帆在无为的救赎措施,又确实在否定那些正确英明伟大,这就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的大吊诡,而这样的吊诡曾迫使张恺帆在无为之行前处于两难之境。半个世纪后研究这样的吊诡,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张恺帆在无为边说边做,公社食堂解散了,粮食分到户了,锅台又砌起来了,共产共掉的房屋财产部分归还了,小市场热闹起来了,农民们正忙着补种晚秋作物和少量自留地的瓜菜了,一句话农民们又开始有点像人一样活着了。百姓们能不欢欣鼓舞感激不尽
吗？可是有人高兴就有人恼火,百姓们为不再会被饿死高兴了,头一个不高兴的就是可以肆意残害百姓的恶吏姚奎甲！别看他只是个区区小县令,本来够不上和省长叫板的,但那时的所谓促进派,个个政治嗅觉都是极其敏感的,比如姚奎甲虽然在无为作恶多端,但并非个人别出心裁,而是忠实执行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指示,而曾的指示又来自最高领袖,所以姚奎甲有恃无恐,一纸整张恺帆的黑材料飞报给正在庐山开会的曾希圣。曾希圣当时正充当围攻彭德怀的急先锋,一见此材料又恼火又高兴,恼的是后院起火,“诬蔑”他治下的安徽大好形势；高兴的是他又有了向最高领袖表忠心和坚持正确路线的机会,于是马上上报毛泽东,毛泽东一见此材料,更是龙颜大怒,很快做出了如下的严词批示：
毛泽东对“安徽省委书记下令解散无为食堂的报告”的批语：
印发各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明显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他们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高岗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达到其反动目的的,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急待的急于发作。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具有反动与革命的两面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揭底的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一定要执行治病救人的方针,一定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还要给他们革命与工作的出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毛泽东
八月十日(一九五九年)
坏了！张恺帆虽然想到过,他在无为的言行,会遭到曾希圣为首的左派英雄们的反对,他根本没有想到会案惊最高,成了真正逆龙鳞的钦犯！本来他以为改变无为大量饿死人的艰难时世,和执政者的最大利益是一致的,是曾希圣好大喜功不顾百姓死活,才会支持姚奎甲们干出这种逼死大批农民的恶行,怎会想到曾也是在执行毛的指示,他们正在庐山会议上上下其手,打倒了彭德怀等对毛的极左路线提出批评的人哩。张恺帆有点清醒了,他知道了在无为的放粮救人之事,原来最恼恨的竟是毛泽东本人,违背了他这些年铁腕手段,强制推行的以三面红旗为代表的极左路线,岂能不因此大做文章！张恺帆触犯了一言九鼎的最高权威,只有引颈受戮的份了！不过他也还有点犯浑,怎么竟成了高岗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
(近日查《张恺帆回忆录》第399页记载：“七千人大会之前,传说很多,街谈巷议的是饿死了多少多少人。毛主席和中央委员会对办食堂的错误已有了认识,据说,1961年在北戴河,谈到农村办食堂、层层克扣、加剧饥荒的问题,毛主席说：‘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解散了农村食堂,他要是早一点提出来,不就更好了吗？’毛泽东真是反复无常,口是心非,虚伪狡诈史无前例的小人！1959年秋就提出来还嫌迟吗？中国各地大批饿死人,可主要是他对张恺帆的严词批示通报全国后发生的！他能辞其咎吗？他反省过吗？忏悔过吗？七千人大会上,面对全国空前的人祸大灾难,不得不说了几句要什么承担责任的话,从此憋了一肚子气。当年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就重弹阶级斗争的老调,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接着就搞什么‘大革文化命’,打倒逼死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大批在七千人大会上对他提出过批评的人,重新夺回第一线指挥权。文革只是一场赤裸裸的权力斗争！什么主义路线理论之争,欺世盗名,愚弄百姓而已！”)
成了“钦犯”命运可想而知,上有好者下必甚之,毛的批示还说给工作机会哩,曾希圣亲自主持对张恺帆的残酷批斗,连续51天,再关进大牢200余天,并株连大量无辜者。
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曾希圣倒台,张恺帆平反出狱,官复原职。是年秋,中央监委书记钱瑛同志来无为视察时,说了句公正话：“如果你们安徽多有几个张恺帆就好了。”
后来张恺帆曾就自己在无为事件中所蒙的不白之冤,做过一首七律诗：
神差鬼使到无城
为报真情获罪名
五十一天伤乱箭
万千张口说曾参
无心偏惹“三还”恨
有口难吹“七字”尘
北望京城泥首拜
不难化骨见忠贞
所谓“三还”是指房屋还原、自留地还原、伙食还原(解散食堂)。所谓“七字”尘,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
顺便一说,这首诗有两个版本,上述一版见于丁人卜大著的60页,和网上流传的一字不差,而且此书张省长生前已过目,未作改动,应是信本无疑。但是,在丁学章著《无为古今人物志》(准印证号：皖内部图书2003—013号)一书中,这首诗有了另一版本,其实就是第一句有了变动：“岂能乡土不关心”,余下全同。我想这一句可能是丁学章先生改动的,目的可能是表彰张恺帆是主动来无为,为解民生于倒悬,不顾个人安危而作此真正的惊天动地之举的。如是这样,我理解也尊重这一位丁先生的好意。其实保留原稿,更能看出张恺帆在做艰难决择时的无畏精神,更能表达他的真实心情。事实的经过也正是这样：1959年7月4日之前,他正在巢县农村视察,巢县也受到共产风肆虐,农村情况也很困难,但巢县的头头没有姚奎甲那么霸道,还不想饿死更多的人,张省长正和他们一件件落实补救措施,而且葫萝卜等瓜菜已经收上来了,情况正在好转。作为巢县的近邻无为却依然共产风愈刮愈烈,广大农村正生活在类似地狱的困境中,当然每天都会有人来诉苦告状,更盼着张省长回到家乡无为救百姓一命。张恺帆当时心里很清楚,无为的恶劣境况包括姚奎甲的横行霸道,他早已了然心中,他要是去了必然会有一场正面交锋,姚奎甲算老几,张看到的是站在姚奎甲背后的以曾希圣为代表的省委极左路线,那将矛盾公开化,作为与曾希圣朝夕相处的人,他是领略过的霸王之气的,是绝对的一言堂,在他面前是无党内民主可言的。所以在去无为之前张恺帆是犹豫过的,他是个成熟的政治家,是深谙体制规则的,不到非常时期,他不会意气用事,逞一时的匹夫之勇。那岂止是于事无补,可能结果更糟。而无为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实在是太大太大了,关系到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生灵的生死存亡！张恺帆再也顾不得官场规则和头上的乌纱了。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都是相等的,都应该尊重爱护,对生者应该这样,对死于共产风的冤魂,也要有起码的敬畏态度！所以张诗所写：神差鬼使到无城,这个“神”可以理解为道义,那个“鬼”无疑是屈死的冤魂了。
半个世纪后我们反思什么张老K大闹无为城,其实是一次可贵的党内民主实验过程,虽然只由一位副省级官员主导的,在一个县级范围内施行过,又是以完全失败告终的,依然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想起三十年前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时,奉行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如果真的能奉行这样的标准,就无为事件而言,曾希圣们奉行的对农村的狂征暴敛杀鸡取蛋的坑农方针,其结果必然是先殃民后也祸国；如果党内可以有民主,能按照张恺帆所做的惜农,爱民兼顾国家利益和百姓利益的办法,就不会发生大批饿死人的悲剧,国家也终将受益。可惜当时根本就无党内民主可言,中央大反彭黄张周,地方则抓张恺帆入狱。三十年后今天,谢韬提出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依然被视为异端,遭到围攻和声讨。民主真的是洪水猛兽吗？
我特别关注张恺帆事件之后,丁著中无为境况的描述,因为无为发生了如此全县境内的缺粮饿死人事件,已经案惊中央了,那么即使中央没有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化既定方针的根本举措,也会派调查组下来,了解虚实。张恺帆既成了“钦犯”要斗要逮都不重要了,也就是一个人和受牵连者的事,是对是错以后还可再议。关键是无为的近百万老百姓怎么办？他们可正在生死存亡线上挣扎,已经饿死很多人了,还有更多的人正在彼饿死,只因为张省长的救赎措施,情况刚有点好转,你们居然捏造罪名把好人张恺帆逮了,那么也该给百姓一条活路呀,我们几十万农民就该被饿死吗？那天理何在？！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何时何地发生了诸如大量饿死人这样的重大事件,上峰为了缓和矛盾安抚人心,常常会采取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具体点说吧,可以在批捕张恺帆的同时,向农民让点步,不再那么紧的逼粮,让农民喘口气,少死点人,最好把姚奎甲也调走,那善良的农民们也会对圣上感恩戴德的,尽管这逼死人的制度是圣上亲自制定的。要是那样张恺帆无为之行,虽然牺牲了自己,也还使农民得到了一点好处,他也会心安的。可是我们的圣上毛泽东是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是无所畏惧的,什么天地良心全不在话下,他只相信实力,相信自己有实力控制全国的任何情况！所以好心人期待的无为能少逼点粮,让农民能喘口气的温和一点的政策并未发生,姚奎甲作恶不仅没有一点收敛,反而更加有恃无恐,手段更加凶狠毒辣,如上文所述姚于1959年12月10日到红庙公社连开13天会逼粮,竟逼死了7600人！这时距毛对张恺帆的批示正好是两个月之后,而且姚奎甲骂人又多了一个词：“小张恺帆分子！”姚奎甲固然罪不可赦,曾希圣乃至毛泽东能逃脱责任吗？不要忘记了,毛泽东对张恺帆的批示是发向全国的,而那三年饿死人最多的时间正是1959年底至1960年底,今天我们应该怎样评判毛泽东对张恺帆严词批示的威力和严重后果
呢？！
感谢丁人卜先生在他的编著中,全文收录了张恺帆的两次发言的全文,历史必将证明,它们一定会和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万言书一起,记录在国家历史里,作为非常时期的真实记录,警戒后世！
2008年11月14日二稿于芜湖
2014年11月20日改定于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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