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共产梦（连载二）

丁人卜遗著

茆家升整理

(三)1958年1月11日无为县委向省委电报：

安徽省委：

最近一个个时期，我县农民盲目流入江西，相当普遍和严重。据不完全统计，流往江西计有关1200多户，6000多人。直至现在农民外流情况仍未安定下来。主要原因是：江西省永修、淮安、武宁县发来证明很多，我们初步收集即有                           件（笔者注：原稿未写件数，大约在发出电文中酌量填写），还有不少未收上来。据我们由江西回来同志反映，现在他们表面上虽然拒收，但实际上还是在接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已去的农民，当地不仅不拒收，动员他们返回，相反一到即行安置，接收入社，帮助解决食、住困难，并按标准发给每户移民经费支出120元（笔者注：江西同志如此，风格何等高尚）。同时基层干部还继续向外宣传接收，引起已去的农民，纷纷写信寄回原籍亲邻，串连前往，加上少数坏分子从中造谣煽动，致使部分农民贱卖房屋，家具、滥杀牲畜；有的竟舍弃房屋家具，不带衣服，只身奔走，从而波动面很大，劝阻非常困难；有的即使中途劝阻回来随后又走，因为：(1)向往江西心切，房屋家具在出卖，回来无处住、食；(2)怕受基层干部责备和讽刺，叫喊粮食问题不能解决。应该承认，这里面有实际问题，我们正在进行解决。由于这一情况的普遍发生，对当前生产影响很大。如……。特再请求省委电请江西省委切实责成永修、淮安、武宁等县对流入的农民予以拒收，并认真帮助他们返回原籍。另外，请责成交通运输部门，通知所属轮运机关勿载运外流农民，当地公安机关应严格维持各轮运大小港口之社会秩序，帮助轮运机关职工劝阻农民外流，协助遣送回乡，也是非常重要的……。

电报发出之第二天，又以详尽的文字，向芜湖地委和安徽省委发出关于农民外流的报告，声称：“去年秋收以前，个别乡、社有少数群众为寻找副业，前往江西，看到该省地广人稀，副业好找，于是回来即向区、乡政府申请发给迁移证，结果未予准发。秋收以后，少数乡、社农民又接二连三的流往江西，索取反证明，回来向政府要迁移证，后来日益增多。特别是近一个时期农民盲目流往江西相当普遍和严重。”接着说：“首先我们应该检查，自己工作未有及时做好。秋收后，少数乡、社干部在粮食征购中，由于瞒产私分现象严重，产量未有及时核实，粮食统销未有及时安排好，因而有些群众则叫喊没有粮食吃，（这里面是有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有些则是假叫。），（笔者注：这是昧着良心的解释），有的心中无底，思想不安。第二县委基层领导开始对农民盲目外流严重情况估计不足，个别基层干部和党团员不仅未起到保证作用，反而率领群众外流。第三对少数地、富、反、坏分子破坏造谣未及时打击。”赵坝乡五一社反革命×××(笔者注：原有姓名，恐冤好人，故以×××代替。)去年9月逃往江西，12月中旬回来说：“我在无为吃不开，抬不起头来，这次去江西就可以出头了”报告最后明确：“经县委书记处研究，县委由白肇义负责处理农民外流工作，区、乡、社由各级党委书记负责，并决定区、乡、社队和省、地、县委在乡的工作组，层层分片包干，那个地方发现农民外流，按级追查责任；及时安排好粮食统购工作（笔者注：如真的这样做就好了，可是后面马上又调换了腔调）如有群众叫喊粮食不够吃，应摸出真假情况，立即分别处理，对实际缺粮户及时予以解决，对假叫缺粮、装腔作势的富裕农民，通过群众会议，动员群众，揭发其丑恶面目，进行批评和斗争。第四对造谣惑众的地、富、反、坏分子，应及时予以坚决打击，即使其逃往江西，亦不能任其逍遥法外，由公安部门追揖归案……。

由于当时县委的高压政策，少数基层干部，也相应采取强迫命令的作法，当时处于断炊挨饿的农民，设法奔出逃命，又遭到百般阻拦，甚至已经逃出者，又被追回。被追回后，又得不到生活上的安排，惨遭卮运者不计其数。从“无为县委批转陡沟区委关于陈兴顺自杀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可见一斑。

附：中共无为县委批转陡沟区委关于陈兴顺自杀情况的调查报告．

港河乡天河社第二大队鲁林小队社员陈兴顺,在二月三日下午七时左右自缢而死,经调查情况如下：

陈兴顺,40岁,家庭贫农,共4口人,一贯困难。陈在57年春与大队长刘文武、大队副刘远斌合伙养1350只鸭子,每股亏本51.5元(死者亏本数大队已从其工分中扣除,其余人是否扣不明),并用去养鸭工160个,按结算刘义武应补给死者13.5个工,可是他们至今未结算给死者。(死者)去年古历10月底已断炊,于是死者身心不安,乱想主义,盲目寻求外流。当时由于缺乏路费,无法动身。将57年下半年添置的木床、大门等物变卖12.5元,作为外流路费,于古历11月2日由家动身,行至芜湖,经劝阻回乡。回家后,因生活无着,死者妻提出离婚(未遂),夫妻两人曾到大社去过一次,但大社仅发给5斤粮票。由于死者在生活上未得到解决,所以坚持继续外流。又把自己的那两间屋、几坌菜园和一个菜橱共卖8.5元钱。又于11月20日外流,跑到繁昌县的旧县(现名新港),被阻止回乡。在第二次回家后,陈妻曾到乡人委会要求解决生活和房屋问题,乡里对房屋问题虽作了及时处理,动员买主退回(价款待午季归还),家俱未协助退回,生活上未帮助解决。家俱未协助退回,生活上未帮助解决。

2,回家以后,陈剩的钱无几,生活感到危险,与其妻曾到大队长家去过两次,要求解决生活,第一次死者妻到大队长刘义武家(大队长妻念她生活困难,装了一碗稀饭给她吃了),要求解决生活,大队长回答说：“上面没有办法,我就没有办法”；第二次死者妻又跑到大队长面前说：“大队长,你们再要不解决我们生活,我们一家真要饿死了------”,大队长竟说“你饿死活该(据群众反映,刘曾经常和死者吵,因此,死者最后赌气不到大队长家去)”,第二天死者妻跑到大队长面前说：“大队长,昨晚我的男人险些上吊吊死了,请你快给我们想点办法吧！”大队长仍说：“上吊也没有办法想。”就这样死者妻默默无言而归。2月2日,死者妻曾到乡里找过周指导员(乡党委副书记),要求解决生活问题,周说：“你回去找刘应生(大队副)把王庄生产搞起来,我们马上送钱去。”并说：“你的情况我知道。”结果既未送钱,人也未去。

3,在此之前,元月16日,大队长走死者门口,看见死者在吃黄豆,就问：“二虎(死者小名),你怎么不去生产？”陈回答说：“大队长,你叫我怎么能生产,你看我吃的什么东西？”大队长说：“不生产那可不行！”这样讲过之后,就到王庄(死者邻村)去了。死者也随之前去,要求解决生活问题,大队长说：“你不干事,还要生活,叫我从那里来呢？”死者说：“大队长,你们吃的饱饱的,不晓得我们的困难,我们一个工只四毛钱,你们一个工七毛钱,我像你那样,我保险有得吃,我也能干事。”刘听了这话,马上发怒说：“二虎,你不要坏,你如果坏,总要死在我的吊眼里-----”因此互相吵起来。在当天晚上刘义武和社主任赵昌珩到乡里,刘回报说：“工作不能干了,陈兴顺今天要用斧头砍我。”当时讲的情节非常严重。因此乡长王荣长向社主任赵昌珩说：“你们派一个人把陈兴顺找来,我和他谈谈吧！”赵随即派胡世普把陈找到乡里,经谈话后,认为问题不太严重,遂令其具结,当晚放回,但赵、刘坚持拘留,乡未同意。

4,死者家庭是个久已断炊的缺粮户,可是这个大队在这次安排粮食中,从现在到5月底仅安排161斤粮食,其中2月份20斤；3月份35斤；4月份36斤；5月份70斤。死者和妻曾反映不当,其实全乡平均调剂粮应为335斤,每人平均75.8斤,何偿死者家属还是重点户泥？

5,最近运漕粮食加工厂在天河社要15人去帮助加工,死者家庭困难,社里在2月1日介绍他去,但只带了三斤粮票(2月份的20斤粮票已买掉17.5斤,其中还人家6.5斤),去后第二天因死者无粮票入伙,加工厂不收,所以3日上午就跑回到乡党委书记侯启平家,要求解决粮票,因侯到汤沟去开会,所以死者跑到社里找到了赵主任,反映家中粮票不够吃和生活困难等情况,但赵说：“我对你情况不太清楚,你到大队长那里写个证明,并将调剂证带来,我再替你想办法 ”等语,因此死者走甘村买了些香烟,跑到大队长家里,不一会死者就怒气冲冲的(不知刘义武给他什么刺激)跑到大队副刘应生家,找他写个证明,刘当时说：“我不知道这个证明是否能写,请你找大队长去”死者便发牢骚说：“找他妈的X大队长,你写是一样的。”但大队副始终不写,因此死者很气愤的说：“上面政策好得很,搞到下面就出了鬼！”便回家去了。其妻见他回来就问：“二虎,你出去搞了多少粮票？”死者回答说：“我们这一来是饿死鬼了,我与刘义武也是一劫了。”

死者在临死的晚上,要他妻到他母亲那里借点煤油(在邻村王庄住),其妻说：“我已在奶奶那里借过不少煤油了,奶奶自己也没有了,光搞她的,她也困难。”但死者一再要她去,说：“你不去借煤油,就把脚盆送给奶奶吧,奶奶等着用。”因此其妻就送脚盆去,正好死者的姐姐在其母处,其妻便和她谈了些心,大约三、四十分钟才回来,一到家就发现其夫悬在二梁上,因此大声将王庄开会的群众呼来放下,但陈已死------

1958年中稻收割后,以姚奎甲个人说话算数的县委,为了高征购、争荣誉,一方面要求农民一边收,一边送；一方面勒紧农民裤腰带,大批农民不得不进行挣扎,再一次纷纷外流。现从1958年9月5日县民政科“关于少数农民外流情况的报告”中,可以反映出当时农民进退两难的困境。

附原文：

县委：

关于我县部分农民外流至铜官山的问题,我科已两次派员前往处理。计劝阻领回208人。第一次在本月7日领回外流妇幼等186人,这些人绝大部分家住牛埠、蜀山、开城等区。其中打算跑到江西武宁县的有建国乡张克正等3户老小15人；湖垅乡马中来一家5口；开南乡钱扬发家5口。8月中旬铜官山来函又云我县牛埠、开城等区每天仍有10余人,由横港码头流往江西。经派员前往,三天劝阻计有宏林乡黄墩社钱之金、任俊水、水后增等6户22人,均持有该乡人委会迁移证,注明迁往福建省清流县国营苗圃场；建成乡白湖社钟正扬持迁移证往江西景德镇耐火器材厂；蜀山乡中心社宋昌照率领其子女共5人想往江西武宁县,并反映8月10日由江西回来,社主任宋必全两天未给供应粮食,又不准进食堂,每天只供应3·5斤大米不够吃,所以又重逃江西；尚礼乡象山社汪国俊、刘根信；汪田乡董圩一社王远照、郑荣万；板桥乡沿江社李元祥等人都由铜官山想往江西。他们有的反映在家吃不饱,有的说是给江西的家里人送东西。练溪乡王有清、黄姑乡姚继启二人,盲目外流致生活无着,在该市和江西行窃,已被公安局拘留。据此情况,我们估计,港口亦可能出现有外流现象。其主要原因：有的去铜官山找亲友借掇；有的是借探亲访友为名,在铜市行乞,认为矿区生活富裕,逗留不归；有的好吃懒动,不愿在乡从事农业生产,如建国乡张玉真(36岁),上半年在铜官山流窜半年之久。姚沟乡陈小牛(36岁)连续上铜官山达14次之多。湖垅乡叶云龙一连遣返三次,均在轮船码头上溜跑。个别社对一些困难户生活未很好安排,如湖垅乡军属宛明芳带两个小孩子去铜官山乞讨,反映社里只给粮票没有钱买,准备到部队找丈夫。建国乡湖背社张克金反映本年做200个劳动日,不让支一个钱买米,社主任李先友还说：“你们如果瞎反映,我就捆你。”泉塘乡邢学本72岁,满面病容,反映其媳妇打他,儿子不给饭吃,以致外出求生------

1958年12月31日,县委再次发出电报向省委报告农民外流情况,要求省委去函江西省委要其动员我县农民返乡和拒绝接收。以致农民欲出谋生比登天还难。

人民公社的假、大、空

1958年8月初,处于人民公社化前夕,在姚奎甲旨意下,从上到下形式主义,浮夸风盛起。此年旱情较重,由于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奋力抗旱,取得了较好收成。但是在粮食产量上,不搞实事求是,一开始就大肆浮夸,特别是在收中稻时,简直浮夸到离奇的程度。现举数例：

一,无为县委编发的快报有：

1,《燎原一社1亩4分中稻是怎样获得高额丰产的？》

燎原一社朱家墩小队,由该队党支部书记、社主任伍开居等同志培养的一块中稻丰产试验田,计1亩4分,于8月17日下午收割到18日下午7时完毕,共收干稻35,859斤,平均亩产25,613斤。参加验收的有------等同志。

2,柘城社1亩另9厘中稻,平均单产30,925斤,参加验收的有------等同志。原注：以下两颗“卫星”分别向省地报喜,《无为报》8月22日发出特大号外消息：“柘城社放出一棵中稻巨星一一一1亩零9厘田突破三万斤大关”。

《丰收喜报来自四面八方》

一一我县又一群中稻卫星临空高照

马圩乡放出中稻卫星上天,亩产20,078斤；

开城乡邺城社一大队一小队,5分2厘中稻共收干稻19,508斤4两,亩产37,515斤12两(16两制)；新民区官镇社1亩另4厘中稻共收净稻21,514斤,平均亩产20,687斤。

二,一份统计资料上的标明

全县亩产3000斤以上至1万斤的高额丰产乡：

1万斤以上的乡3个

新民区新民乡

汤沟区长安乡

开城区赫店乡

3000斤乡3个

汤沟区蛟矶乡

陡沟区周闸乡

开城区开城乡

各地中稻放卫星,实际上是在稻子将近成熟时,组织青年男女社员(大部分是团员)趁着夜晚,采用几块田甚至一、二十块田移棵并到一起的。这样做,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而且减了很多产量,特别是在政治影响上损失更大。直到有人向省里反映,这些中稻“卫星”之谜,才得以揭穿。据1958年8月30日由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张世荣、芜湖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林德江、无为县委第一书记姚奎甲、书记吕奋志、马仲扬(中央驻县干部)署名向省委报告称：“关于新民区风河乡一心社中稻并稞问题。并棵时间是7月27日开始,28日结束。并的目的,一是为了试验(算卫星也好,不算就算了),二是为抓住季节解决茬口,扩大复种面积,增加粮食收入。并后不久,发生部分倒伏,又加连续阴雨,发生芽稻,所以将近8成黄的时候,就提前在8月13日收割,并不是第一天并棵,第二天收割。”(笔者注：一心社并稞是姚奎甲亲自发动的,问题发现之后,不得不会同这些干部,写些遮遮掩掩的报告,作为搪塞。)

此时“左”风日烈,姚奎甲于8月13日在区、乡党委书记会上声色俱厉地说：“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要有十分的干劲,光鼓干劲不行,劲要鼓足,对落后的、保守的,要批评,要斗争,办法就是现场会和大字报,通过检查达到拔白旗插红旗”,“在收割中稻中,要求农民一边收割,一边送粮入库。”干部,农民人心惶惶。

9月间,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上而下兴起,其速度势如破竹,此时大跃进高潮推向顶点。全县原有436个农业社,一瞬间并为31个人民公社,平均规模是7257户,其中3000至4000户的2个；4000户以上的2个；5000户以上的20个；1万户以上的2个；1·5户以下的1个。最大的是红旗人民公社是18,787户,最小的是田桥人民公社为3014户,31个人民公社的名称先是以所在地命名,后全部改上时髦的名字,如卫星、前进、英雄、火箭、曙光、胜利、东风、燎原、星火、上游、先锋、富强、幸福、跃进等。后不久因送信、找人容易弄错,又改回原名。

对于人民公社的标准,如何办得一大二公,办成共产主义性质,当时县委指定农村工作部,早在8月26日拟下一个“关于试办共产主义人民公社问题”。其内容原文如下：

“为了从实践当中探讨向共产主义公社过渡的具体经验,为农业社成批向共产主义人民公社过渡树立榜样,根据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社会主义觉悟高,物质基础较好,交通方便,影响较大,骨干较强,围绕国营和机械站等条件,计划今冬在白茆、襄安、蜀山、石洞、严桥等地试办5个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县委除确定一个书记兼管人民公社的试办工作以外,并抽出5个县委委员和若干名政治思想好,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得力干部分别组成工作组驻社工作。各试办社应建立人民公社筹备委员会,下设农业、工业、副业、财经、文教卫生、治安保卫、政治工作等几个战线,分别由筹委会主任、副主任挂帅,并组成3—5人的领导小组,负责各个战线的工作。筹备委员会成立之后,就要立即进行下列工作：

一,集中力量,高速度的发展生产力。通过目前进行的技术革命,广泛开展改良农具,实现耕作半机械化,再有步骤地转到现代化的机器大生产,实现农村电气化,做到一切能使用机器的劳动都使用机器。

二,在搞好农业生产的前提下,大力举办为农业生产和国家大工业服务的各项工业生产(如肥料厂、农具修配厂、砖瓦厂、土水泥厂、饲料加工厂、土法炼铁厂等等),使每个农业社都做到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使每个农业社员都成为既是农民,又是工人,亦工亦农,能工能农的新人。

三,除了工业生产以外,还要开展畜牧、水产、养蜂、蚕桑、果艺,以及其它经济作物的多种经营,不断地扩大收入,提高社员的物质生活水平,为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创造物质条件。

四,在分配方面,要采取有利于向共产主义公社过渡的两种形式：一种是由目前的按劳动日年终分配报酬的方法,逐步改为包产工资制,再过渡到全民所有制,采取固定工资形式,达到公社；另一种是通过分配实物(除粮食外,主要是日用必须品),与分配现金相结合的办法,越过工资制阶段,直达根据各人所需来领取物资的人民公社。采用后一种形式的,要扩大供销部和信用部的职能范围,把实物的采购分配任务,交给供销部办理,把支付现金的任务交给信用部代办。

五,大力举办文化教育组织,提高社员文化水平。每个社都要举办红专学校、中等技术学校,有条件的要办大学及科学研究机构,积极培养自己的农业科学技术人材。文化福利事业,也要积极跟上。目前应办的事业有：1,在社员自愿的原则下举办集体食堂；2,托儿所、幼儿园；3,公费卫生所、医院、妇幼保健站、接生组等。4,小型的休养与附带劳动相结合的养老院,且对老弱残疾社员进行适当安排,使之各得其所；5,举办一些免费小学；6,举办一些电影放映队或电影院、业余剧团等娱乐场所,调剂社员的精神生活。

实现上述措施,将使农村生产力大大提高,物质财富空前富裕,社员都有相当的科学知识和文化水平,城市与农村、工人和农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区别,将逐步消除,共产主义思想完全树立起来,劳动将成为每个人自觉的必须的劳动,人民将按照自己的需要领取物资。到那时,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即普遍出现了。”

从文字内容看,只不过是一种设想与打算,作为试办的探讨,谁知不到两十天的时间,即普遍实现了如此的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了。

严桥区响山农业社的社长叫陈广复,是个老退伍军人,此人在部队搞过供给工作,55年就实行共产主义分配制度,搞起供给制来了。公社化时轰动一时,连毛主席都知道了他的名字,说“安徽省无为县在宋朝时期曾出现一个黄文炳,现在又出现一个陈广复。”当年毛泽东主席视察安徽时,还要到他们社去看看,结果听到消息说这个地方交通不便,所以未能成行。这个社于58年10月7日发出这么一份材料：

      《可贵的创造》

        一一响山社的供给制

      响山供给制实在好

      群众生活步步高

      发米发柴又发盐

      过年过节样样全

      有酒有肉有香油

      红糖鞭炮带挂面

      到热天, 发草帽

      另有一把芭蕉扇

      有毛巾, 有香烟

      还有肥皂洗汗衫

      要结婚  就支款

      生了孩子更安然

      有产假还不算

      糯米红糖加鸡蛋

      -----

这是响山社群众歌颂供给制的一首顺口溜。

实行收入一次留社,消费分批发给。决分后,社员工分报酬,统一存在社里,分户记账,以后粮食逐月按照规定口粮发到生产队,由队再发给社员。建食堂后即发给食堂。社员除口粮以外的应得报酬,作为存款,按需要可以随时支配,或是社里定期发放一部分现金作为零用。存款不论时间长短,均无利息。

日常生活用品如柴、油、盐、毛巾、肥皂、卫生衣、草帽、和香烟,由生产队统计员按社员需要,逐月统计,统一报社批准,由队统一向供销社领取,分给社员。一般消费品,如雨伞、胶鞋、红糖等,经队报社批准后,社员直接向供销部领取。

遇到红白喜事,如婚、丧、生孩子、医病等,根据社员需要,向社领取实物或现金,一般规定婚丧各20元。生孩子、医病均由社介绍到社办妇产院和医院,统一由社结转帐目。房产归社,住房供给。为严密组织,有利于调动和便于指挥生产,实行房产归社,并掉20多个自然村,拆除600多间旧房屋,调整500多间,新盖100多间,拆除旧房之砖瓦木料,均无偿归社。屋前屋后树木,包括果树亦归社所有。

响山社如此的“按劳分配”和“各取所需”,就是全县兴起的共产风缩影。

继后《人民日报》发出了“安徽省响山社最早实行供给制”的报导和“一棵共产主义的幼芽”的通讯。其中肯定的说“响山社许多可贵的创造,是发人深省的。全国农村正在大跃进,时代逼着必须考虑共产主义的具体形态。共产主义,应像列宁指出的那样：‘那时,社会就不必在分配产品的时候,规定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根据需要自由地领取。’”

安徽省委58年10月3日批转宇光,张立志两同志“关于响山农业社三年来实行供给制的考察报告”中指出：“从报告中看,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办法,对促进生产发展,促进共产主义思想的增长,有巨大作用。各地必须引起重视,结合本地情况,认真地进行一次研究。”

无为县共产风的表现,除实行供给制外,就是刮平调风。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平调的种类有土地、劳力、耕牛、农具、房屋、家俱、家禽、家畜、现金、粮食、柴草、木料、砖瓦、芦席、毛竹、稻箩、车辆、鱼、藕、棉被、棺材等。

据袁乃平、吴克明、朱宗新三同志于1960年12月12日调查的红旗公社新民大队情况：“全大队共平调房屋471间, 属县调183间,公社调64间,大队调37间,生产队平调的167间,社员自拆的20间。另外大队、生产队占用社员房屋118间。拆掉的房屋大部分用于大办钢铁。大队调的一般都作为粮食仓库、加工厂、供销部、养猪场。生产队本身拆的、占用的,除作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外,其余都是用的用了,卖的卖了,烧的烧了。从58年起,先后共拆掉109间。房屋数量减少,社员居住拥挤,叫苦不迭。小房生产队社员任翠林,三间房屋被大队占作仓库,自己一家无处安身,搬了三次,现在虽然暂住在食堂里,但破漏不堪,遇到天雨,就无处安身。群众说：‘鸟有窝,蛇有洞,我们连个住处都没有,还在人家屋檐下避雨。’59年3月,郑州会议提出纠正共产风后,到60年3月又平调土地119·9亩。其中公安局占用52·8亩；无为中学占用31·5亩；无为师范占用21亩。占用的土地既未折价付款,条子都未曾打过。平调耕牛21头(59年12月—60年9月),其中公社调2头,邻近的黄汰大队调6头,本大队加工厂调1头,生产队互调12头。平调水车119辆,母猪21头,手推独轮车35辆,木船1只,鱼盘7只,大盘4只。”

据县统计资料表明：1958年期间,县向公社调动的劳力所做的劳动日就有736万个,连同各种器材物资共价值746万多元。县直农工、财贸、文教、政法、党群6个系统,59年4月以来,平调各公社的房屋就有641间,土地1702亩,农具19件,现金22万元。大江公社59年提出要实现“七个万”,即万头猪场、万鸡山、万瓜棚、万鸭棚、万鱼塘、万鹅滩、万亩丰产片。其结果,虽未能完全实现,但下面的共产风愈刮愈烈,公社提几个“万”,大队提几个“千”,生产队也提几个“百”,层层要从下向上调,千方百计集中凑数,如此把下面搞得空如水洗。

3年的共产风(笔者认为办人民公社的实质就是共产风),给无为人民带来了前所未见的灾难。据有关资料表明：

1,大量饿死人。“无为饿死人情况,59年春开始发现,同年冬至60年春为死亡高峰。据县公安局统计,全县59年死亡82278人,60年死亡126524人。其实际情况是57年底全县人口为982,979人,60年底为662557人,减少320422人。其中有一部分外流,但另有一部分虚报人口数。因多报现有人口多算口粮、多领布票。例如62年无城区四个公社上报的人口为54214人(不包括无城镇),到家63年经核实为53201人,多报1013人；据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鲍永祥于62年12月间在开城区进行重点核粮工作中了解，该公社牌坊大队实有关1338人，上报公社为1474人，多报136人。该区西部公社神檀大队实有1058人，上报公社为1195人，多报110人。当时多报人口的情况普遍皆是，实际上虚报的人口足足可以抵充外流人口。因此三年共产风中全县死人有30万以上。

2、耕牛农具大大减少。57年全县耕牛共有38597头，到60年只有28100头，减少10497头；大型农具原有294805件，到1960年只有118561件，减少176244件，其中减少程度最严重的是无城区，达80％。

3、土地荒芜，粮食减产。从58 年到60年，粮食产量年年下降。粮食总产量57年为6.7亿斤;58年为6.2亿斤；59年为4.4亿斤；60年为4亿斤，与57年比减少36.5%。

还有“从58年秋到60年春，大集中、大平调、大搬、大拆和大兵团作战之风，一刮再刮。较严重的如：59年秋后，全县实行家禽、家畜大集中，普遍出现大杀、大吃、大卖等现象，搞到最后，几乎绝迹。58、59两年的村庄规划和59年冬、60年春的拆屋积肥，大量损坏了社员的房屋。据统计，仅58年和59年上半年，全县毁去村庄有1391个，拆房屋65000多间。据新河公社13个大队和大江公社新民大队的调查，59年和60年拆毁的房屋一般都占原有房屋30%以上。”整个农村被搞得满目荒凉，面目全非。

从衣食父母口边夺粮

纯朴的农民,成天辛勤的劳动,只是为了一个目的,生产出粮、油、棉等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产品,他们名符其实的是人们的衣食父母。然而天理就是不公,他们越是对人民的贡献大,越是忠厚老实,越是容易招来恶人的欺侮,越是容易遭到灾祸。在面临忍饥挨饿生命遭到威胁的时刻,连逃命的权利都没有,只好在困境中挣扎,但是求生谈何容易。

这些衣食父母们,春种,夏耘,秋收,唯独冬无所藏,付出了多少血汗,所收的粮食却被那些“主人”们一巴掌打去,反而自己饿着肚皮,伸手向“主人”乞讨。但是偏偏遇着的是心狠手辣的“主人”,不但没有恻隐之心,反而草菅人命。这个百万人口大县内最大的恶主就是姚奎甲。

姚奎甲为着自己能够升官,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竟昧着良心,编造瞎话,置农民于死地。千千万万农民在死亡线上呼救了,有的已在一边张口要吃,一边咽气了,他反而说农民“不缺叫缺”、“假挂号”、“闹粮”,甚至还下令要基层干部反“瞒产私分”,使很多无辜者遭到打、骂、捆、吊等皮肉之苦,甚至被打死逼死,从58年3月12日中共无为县委、无为县人民委员会发出的“关于严桥区福民乡古楼社在反瞒产私分中逼死社员汪其培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其状之惨。现附全文于后：

“无为县福民乡古楼农业社在反‘瞒产私分’中,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的行为是严重的。据不完全统计,捆、绑、吊、打社员36人,其中打伤3人,自缢而死1人,现将汪其培自缢身死事件通报如下：

汪其培,男,32岁,贫农,抗日期间曾任民兵爆破班长,工作积极肯干。

59年10月11日上午,社主任张代科,副主任顾其平等人前往汪其平生产组(全组是汪氏父子6户)挨户搜粮,未有效果。当晚又和生产大队长杨昌业、任昌金及大队副汪为胜等人,召开社员和瞒产私分怀疑对象会议,会上捆打、审讯了社员朱德喜、汪发好、汪其堂3人,并责令朱德喜、汪发好次日回报瞒产私分情况,汪其堂当即由乡长朱霞带回乡人大委会关押,令其坦白交待。次日晚乡长朱霞和社主任张代科又召集吴正华、顾其平、杨昌业等人开会,趁汪其堂在乡之机,将汪发好、汪其培进行诱骗审讯,杨、顾二人肯定他们瞒产私分,要其坦白交待,将其捆住,杨昌业亲手将其毒打,汪其培两腮被打得乌肿,直至其被迫伪认瞒产私分粮食约180斤,才被放其回家,并将汪发好带至大队关押。16日社主任张代科派汪瑞成、汪发胜两人前去汪其培家催粮,说‘不交粮就到大队去。’两人连催数次。汪因未瞒产私分,交不出粮食,找人交了假坦白书后,次日在家痛哭流涕,企图寻死,又加催逼交粮,使其感到无路可走,于当天晚饭后上吊自杀------从上述情况看,汪其培之死,主要是乡、社干部在反‘瞒产私分’中盲目乱追及捆、绑、吊、打所造成的。”

下面的干部为何在粮食问题上搞强迫命令,甚至逼死人命,这主要是姚奎甲逼出来的。据后期芜湖地委上报的“姚奎甲在无为的问题查证材料”上载：

58年底粮荒日渐严重,大多数农民都在嗷嗷待哺。一次姚奎甲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说：“我县今年生产情况是好的,少数受旱是局部问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问题。现在粮食外调任务2·3亿斤未完成,与我们这个鱼米之乡不相称。下面粮食漏洞大,不仅吃的浪费,稻草上、场基上,瘪壳稻堆里处处都是稻。有些地方任务未完成,现在也叫没得吃了,尤其是东乡更为严重,他们天天吃饭,也在装腔作势,叫没得吃。现在农村到底有没有粮食？我们回答是,粮食不仅有,而且很多。粮食问题,关键是领导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并不是没有粮食。”

1959年2月11日,姚奎甲在区、社书记会上还强调说：“要认真清理仓库、种子、加工厂和食堂,查草堆打未打,场基上有没有稻,查下扬稻里有没有粮食,查代食品找未找尽------”

1959年2月14日,姚奎甲亲自主持的大江公社反瞒产会议,各组在斗争中都发生违法乱纪行为,追逼十分激烈,一开会就当会将一个大队书记赵宪成撤职；官镇大队骆以寿被斗被打；东河大队牌坊生产队一姓魏的小队长,被指名交待时,当场就吓哭起来。姚还叫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朱治华组织人专门斗争了两天。姚对精华大队会计赵同庆说：“你不交待瞒产账,就法办你,审你罪,看你狠还是我狠。”东河大队生产队长汪为山,被斗时,受到打、拖、冻、把衣服扒掉用冷水浇。赵渡大队副书记刘长山被指为怀疑对象,说他瞒产3000斤稻子,公社书记张世功找其谈话,并在怀疑对象会上点名,要刘考虑交待,在刘思想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姚奎甲亲自和张世功找刘谈话,姚一见面就说：“你就叫刘长山吗？看你思想有多顽固,是铜打的还是铁包的”,并说：“混蛋,你还蒙蔽我吗？你的事你不讲,我比你知道得还清楚。”这次谈话到深夜,刘回组后,思想更加紧张,夜里唉声叹气,于19日晨跑回家,就自缢而死。刘长山死后,姚奎甲还布置大队写报告说刘长山贪污公款,瞒产私分(均非属实)与反革命的老婆结婚,结果宣布刘长山畏罪自杀。

此外,姚奎甲还亲自和指令通讯员吊人、捆人。1959年12月中旬,姚带领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汪贤爱等人,在六州公社新华大队搞反瞒产重点时,亲自和通讯员张修白吊打了生产队长李必松,并指使民兵和通讯员捆绑生产队长胡必喜、陈能富和会计李必华三人,并在李村搞假搬家,住了三天也未搞出粮食。他回县时,指定汪贤爱留着继续搞。并说这个队瞒产有十多万斤,我回县再抽一些干部来,搞不出粮食不收兵,你们骨头要硬,头脑要清。并举例说：“新华大队有的干部,搞出瞒产私分的粮食,看到如妇女投河就吓得自己下水,把她拉上来,其实死是假象,威胁是真的,如果她真要死,我就站在岸上,看着她死一百,还不由她自己负责。”结果汪贤爱等人就继续采用残酷手段,先后又捆吊打12人,其中生产队长李必文(预备党员)李成柱被吊打关押致死。

1959年12月间,陡沟公社开了18天反瞒产会议,是在姚奎甲直接领导下由周洪芳、周勃(公社书记)、周志坚(副县长)具体掌握召开的。会上严重违法乱纪,采取各种斗、打、罚跪、罚站、罚跪等办法,威胁假报了一些粮食。一天姚在县里打电话给周洪芳,问搞出多少粮食,周回报未搞出粮食,姚即骂他“混蛋”,“有张恺帆思想”,并要周志坚接电话,指示“要继续斗争,迅速搞出现粮。”因此,本来打算开七天的会议,延长为18天。特别是后期,违法乱纪更加严重。斗争中出现推、打、跪、捆、扒衣服,泼冷水等许多刑逼办法。有的被打致伤死亡。如原保圣大队小关生产队长吴少广,被扒掉棉衣罚冻、推打、结果嘴巴被打肿发炎流脓。田东大队许良友(党员)在会上前后被斗6天,扒去棉衣,推打、罚冻,结果致病,回家卧床不起,仅12天时间即死。官圩大队朱文元和田西大队孙良之,被当场宣布开除党籍逮捕法办。会上被重点斗争的党员就有54人,吓跑30多人,结果也未搞出粮食。姚于60年元月20日亲往陡沟召开公社、大队书记和脱产干部会议,在会上说：“陡沟开十余天会议,支部书记仍有外流,这种人要找回来,开除党籍,他们不是党员,是党内败类”,并说“陡沟存在问题的根子是三不纯,要整顿组织,整顿干部,才能把粮食搞出来。”

(原县委书记处书记安贤佩同志在姚奎甲调离无为后,一次在常委会上说：“1959年初,姚奎甲到省里开会,打电话回来,还要我们抓粮食。我们到下面一看,连种子也没有了,只靠打闹秸稻,打一点,吃一点,下面的同志回来,一碰头都说下面没有粮食了。第三天姚从合肥回来,把所有参加省里开会的公社书记都带回来了。也是县委书记处书记的吕奋志同志向姚回报下面的实际情况,说今年的实际产量只有9亿斤〈实际上还是虚的,根据后来核实只有6·2亿斤〉,结果姚来了一个反击,推翻了我们在家县委研究的意见, 批评我们没有灵魂,看不到问题的实质,说我们只要肚皮,不要国家。接着就要各公社书记回去搞反瞒产私分,造假象,上面放稻子, 下面放粗糠,挑着入库,前门进,后门出循环不已让人看,开反瞒产私分假现场会,以致以后发生大量死人状况。”)

姚奎甲一面逼迫下面反瞒产私分,把农民中的口粮搜尽,一面逼迫干部搞交征购,千方百计抓多入库。60年秋粮入库时,牛埠公社设临时仓库,虚报粮252万斤,受到了表扬；开城公社搞683万斤虚数入库,姚在电话会上数次称赞,还叫丁少奇把山垴大队在别的大队借的粮食算入了库,登了报纸说“一马当先”。8月13日开城公社实际入库只有3万斤,粮站站长只因如实上报,姚叫汪贤爱打电话“把这个狗娘养的绑上来”。一次姚叫粮食局副局长郑子镛打电话给牛埠公社书记包世安搞小型集中,实际上是叫包把早中稻种子入库。包未同意,姚就打电话要包连夜来县里反省。同时姚又打电话要土桥公社书记马玉根继续送粮,马说：“只剩30万斤种子粮,实在无法送”,姚说：“为什么不能送,马在你屁股下面”,并问马：“家底到底有多少？”马说：“口粮仅有60万斤。”姚说：“口粮也要送。”

59年10月,尚礼公社已发生饿死人情况。姚在公社书记会上对该社书记刘谊宽说：“你回去,如果三天完不成24万斤征购任务,下次来开会就提头来见。”第二天晚上姚召开电话会,刘因吐血病倒,由副书记任士好接电话,姚命令刘马上到县里来,刘还不敢说自己吐血,连晚跑到县里,结果被逼得将30万斤种子送掉。

59年10月,姚沟公社完成400万斤征购任务后,姚还要该社再完成80万斤。公社书记王代好说难完成,姚说：“你是老右倾,老保守,不能干书记,拉下来。”逼得王将全部口粮、种子抵交了80万斤任务。后来,王反映有的地方出现饿死人,姚说：“不是你打死的,不是你逼死的,他死怪哪个？哪里不死人？”王因坚持要粮食安排生活,姚责令王在县里反省。

姚奎甲就是如此抢夺农民的口粮。

姚奎甲对下抢夺农民的口粮,对上回报还说对农民的口粮已作了“很好的安排”。他究竟是如何安排的,从两份资料中即可看出其昧尽良心,任意践踏人民。

1,“1960年2月9日县委对农村的口粮安排”注明：

全县农业人口824393人,1—5月份需要为12325万斤。其中自行解决6854万斤(现有存粮472万斤,预计社会存粮1636万斤,复打复收110万斤,现有代食品356万斤,预计代食品4280万斤),安排口粮5471万斤。其中：

元月份2140万斤,自有733万斤,代食品折粮788万斤,国家供应619万斤；

2月份2323万斤,自有437万斤,代食品折粮844万斤,国家供应1042万斤；

3月份2560万斤,自有444万斤,代食折粮841万斤,国家供应1275万斤；

4月份2737万斤,自有330万斤,代食品折粮1004万斤,国家供应1403万斤；

5月份2565万斤,自有309万斤,代食品折粮1125万斤,国家供应1131万斤。

(笔者注：自有粮存在何处,代食品生在何方？)

2,1960年10月26日县委常委会议研究,议定全县可1亿斤“小秋收”抵口粮,其中：

藕：三万亩,亩产1500斤,总产4500万斤；

荸荠：1000亩,亩产3000斤,总产300万斤；

茨菇：210亩,亩产300斤,总产6·2万斤；

菱角：15000亩,亩产100斤,总产150万斤；

芡实：270亩,亩产100斤,总产2·7万斤；

蒿瓜：1000亩,亩产500斤,总产5万斤；

玉米叶皮芯,7万亩,亩产270斤,总产1890万斤,(以50%淀粉折算)；

高粱秆子：一万亩,亩产400斤,总产400斤；

黄豆杆子7万,亩产200斤,总产1400万斤；

芝麻杆子：5000亩,亩产260斤,总产1400斤(笔者注：原算有有错,应为130万斤)；

花生藤壳：56000亩,亩产200斤,总产1120万斤；

橡子  7万斤(笔者不知此系何种代食品)；

葛根  40万斤；

蕨根  60万斤；

野绿豆野泥豆 10万斤；

山萝卜 5万斤

水草、野凉茶  100万斤(10斤折1斤)；

萎蒿   12·7万斤；

野红花草(洲地多)  40万斤；

马兰草  300万斤；

鹅耳肠  27·5万斤；

野菜(正月---4月)   干30万斤；

荷叶杆子(待试验)   干300万斤；

芡实杆子(待试验)   2·7万斤；

螺丝、蚌肉       12·5万斤。

无为大量的饿死人的问题暴露后,姚奎甲即调往徽州地区,去后不久,省委即通知其到无为作检查,他在1961年1月14日无为县委召开的常委会议上检查说：“过去我们脱离实际的估产,把原已低标准的口粮,又挖作种子。如58年我们先报14亿斤(笔者注：实际上原先报19亿斤,后13亿,最后10亿。但实际产量是6·2亿斤。)由于我浮夸,58、59两年都报粮食超纲要。58年得中央的超纲要奖状,59年得地委的超纲要红旗。在征购上只抓购,不抓留,边收边送,任务一加再加,既卖了口粮,又卖了种子,前面卖粮,后面无吃。特别是59年冬部分食堂停伙断炊几十天,没有粮食吃,而我不顾实际情况,仍布置打闹秸稻和搞社会余粮。在粮食入库时,严重弄虚作假,每天要入库数量,少报不行,多报欢迎。不能兑现,就批评指责。如刘渡公社先报一天完成20万斤,批评后,逐渐增加到每天70万斤。我们在下面设粮食临时库,实际上也是弄虚作假------”

(笔者注：姚奎甲克扣农民口粮,饿死大量农民,就这样皮毛地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认识,便溜之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