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一个民族或国家可以像一个心理正常的人一样，能为自己受到难以言喻的欺辱而痛哭，那么中国人就是从1894年哭到今天，哭到2014年。而且，越哭越伤心，越哭越绝望。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国土辽阔、人口众多、文化先进、军备不差的中国惨败于看似各方面都落后的日本，而日本的国土面积当时不到中国的三十分之一，人口则是中国的十分之一。中国惨败于打上门来的日本，导致不知多少忧国忧民的中国读书人或百姓放声痛哭或在心里痛哭。
*弱智与有毒*
甲午海战，中国惨败。120年过去，两个甲子过去。如今，关心国事的中国读书人或公众环顾世界，环顾东亚，纵览过去的120年，发现今天中国的状况居然比120年前还要恶劣，跟日本更是渐行渐远。
中国大陆网民如今所喜用的“悲催”一词，用在这里显然正合适。令人不能不感到悲催的是，中国跟日本的渐行渐远，不是中国越来越远地把日本甩在后边，而是中国被日本越来越远地甩在后边。
如今，中国大陆那些持有强烈而坚定的民族主义观点的人，那些不服气日本、喜欢跟日本置气的人在今天唯一可以拿来聊以自慰的事情，大概就是中国可以呛死人的空气污染也让日本苦不堪言，日本很想择邻而居，但不能。
或者，按照中国执政党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的说法就是，中国遮天蔽日的空气污染，有利于国防，有利于挫败日本之类的敌手对中国进行轰炸机或导弹进攻。
120年过去，日本成为当今世界毫无争议的发达国家。与此同时，首屈一指的中国官方媒体却堕落到这种弱智得可笑可悲的地步。
这无疑是一种确切的例证，可以十分生动形象地显示或说明中国和日本的渐行渐远。
人们难以想象日本的官方刊物会一本正经地发表如此愚蠢到惊人的报道或文章。人们甚至也难以想象当今世界一个最不发达的国家的官方刊物会如此愚蠢得可笑。
然而，中国的事情不仅仅可笑，而且令人不寒而栗。当今中国空气有毒，河流有毒，湖泊有毒，土壤有毒，食品有毒，教育有毒，政治有毒。按照当今世界唯一一位现在依然在监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博士的说法就是，中国的政治有毒是导致所有其他东西有毒的根本原因。
当今世界唯一一位在监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博士。图片来源：By
lorenso arriaza,维基百科
部分是或主要是因为刘晓波博士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总是喜欢说政治大实话，而且还要喋喋不休，说个不停，因此在当今中国被理所当然、顺理成章地投入了监狱。他的妻子刘霞虽然没有被投入监狱，但在监狱外的自由比监狱内还少。
这种所谓的“理所当然、顺利成章”凸显出当今中国跟日本以及日本所属的文明世界格格不入，无疑也可算是中国跟日本渐行渐远的又一个例证。
刘晓波夫妻的命运可以说是中国过去120年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一个象征，一个总结，显示了当今中国与日本的差距比120年前大得多，差距简直不可以以道里计。当时的中国人所享有的各种自由比日本人要多，至少是一点也不差。如今，日本人所享受的诸多自由对中国人来则是可望不可及的镜中花，水中月，只能望洋兴叹。
如今的中国人不能选举自己的政府领导人，只能“被代表”。如今的中国学者或普通人（如无业的刘晓波）只能将自己的言论局限在中共所宣称掌握的“宇宙终极真理”的框架之内，否则就要丢饭碗或丧失自由。如今的中国学生在学校里说话要小心，否则将被中共的特务学生或特务教师汇报上去，从而断送自己的前程。如今的中国人坐在自己家里也会大难临头，住房被捣毁强拆。
*噩梦与颂歌*
对今天的日本人来说，这都是匪夷所思的噩梦，但却是今天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更让日本人或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人（甚至发展中国家的人）感到目瞪口呆的是，如今的中国人甚至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做主，挡不住中共及其政府在每个中国女人的子宫强行设置专门用来敲诈勒索的收费站，敲诈数额多少完全由中共及其政府说了算。
中共政府推行的这种敲诈勒索的残酷性，可以从其标语口号中窥见一斑，如：“该流不流扒房牵牛”、“打出来，堕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等等。
这种残酷的敲诈勒索连中国的国际名人也不能幸免。近年来不断以各种形式为中共唱赞歌的中国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和他的女人陈婷最近被中共政府罚款748万元人民币，因为她未经中共及其政府许可便用自己的子宫生下三个孩子。
对全中国和全世界的观众来说，张艺谋迄今为止所导演的最有震撼力的电影也远远比不上他自家的亲身经历。他的妻子用自己的身体生产了自己想要的孩子，便被罚款
748万元人民币，大约相当于当今748个普通中国人一年的生活费。而张艺谋则心甘情愿或言不由衷地公开表示，政府如此敲诈合理合法，他心悦诚服，错在他自己而不是政府。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张艺谋作为一个电影导演是否有足够的文化素养，足够的思想深度或足够的人权意识，可以让他清楚地意识到他和他妻子这种遭遇的残酷戏剧性。但对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的人来说，甚至对120年前的中国人来说，张艺谋的境遇是惊人的，可怕的，匪夷所思的，但又是真真切切、货真价实、毫无夸张的。
假如说，120年前的那个甲午年以及随后一段很长的时间，还有许多日本人对日本的文明是否超过了中国心存怀疑，那么，120年后的这个甲午年，任何一个神经正常、理智正常、不要撒谎的日本人都无法否认中国已经大大落后，而且落后野蛮得可怕，落后野蛮到威胁日本的程度。张艺谋夫妻的被罚款，严重的空气污染，政府可以肆意操纵暴民打砸日本品牌的工厂商店，这些事情都可以算作无可辩驳的例证。
当然，如何看过去120年或过去的65年，中共另有一套说法或宣传，这就是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不是当年甲午海战惨败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也实现了当年中国人富国强兵的梦想，成为一个军力强大的国家，已经不再是一个任人欺辱的老大帝国；不仅如此，中国在各方面都蓬勃向上，前途光明，人民幸福，令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自叹弗如，而中共政府所获得的民众满意度也是世界第一，中国的人权状况更是比当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至少好五倍。
与此同时，中共及其政府官员显然也不相信自己的这种宣传。他们纷纷用脚投票，将自己的妻小和暴敛及贪污所得的财富拼命向西方国家转移。这种转移在近年来如此明显，如此加速，以至于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引起抱怨---来自中国的神秘富豪蜂拥而至，用现款购置房产，抬高了当地的房价。
*迷雾与轮廓*
当今中国遮天蔽日的雾霾是中国环境恶化的表征，也是当今中国或120年来的中国的象征---中国总是迷雾重重，让中国人和外国人难以看清楚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甲午海战从没开战的时候起就进入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迷雾境界。120年过后，如何看当时中国的惨败，如何看中国被小得多的日本击败，人们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一点只要查看一下中文的互联网就可以明白。例如，有人说是当时的中国清朝政府缺乏海洋观和海洋战略；有人说是清廷贪污腐败，军队也是贪污腐败，所以不堪一击，等等等等。
当时的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恐怕无人能了如指掌完全知晓。甚至连人们认为是板上钉钉的一些“事实”也难以经得起稍微仔细一点的推敲。例如，过去以及现在都有许多中国人相信，当时清廷腐败，军队腐败，军火商黑心，甲午海战时北洋舰队许多炮弹里面装的不是火药，而是沙子，因此中国军队自然吃了败仗。
然而，当时跟日本帝国海军对阵的清廷北洋水师惨败，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沙子炮弹？当时北洋舰队所用的炮弹当中，沙子炮弹的比例到底有多大？历史学者们对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显然还缺乏确切的研究。但现有的历史记录显示，北洋水师的惨败似乎主要不是沙子炮弹导致的。在1894年9月中旬，北洋水师与日本海军在黄海鸭绿江口交战，日军虽获得胜利，但也是伤亡不小---显然，来自清军的炮弹火药也够厉害。
历史谜团云山雾罩，难免令人感到云里雾里，不明就里。但一百多年下来，人们还是得到了甲午战争的历史背景和其后的中日两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大致轮廓。毫无疑问，这种所谓
的大致历史轮廓并非历史定论，只能说是当下大多数学者所大致认同的东西。
美国已故中国历史权威费正清。图片来源：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对甲午战争之前的中国历史，已故的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在他1998年出版的简明中国通史当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描述，令中国人读来难免感觉恍如隔世，恍如昨日，痛感中国经过了120年两个甲子的循环，依然是原地踏步甚至大幅度退步、堕落：
“李鸿章任职直隶总督30年。在其任职后半期，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在武汉任职18年，开办炼铁厂，后来成了炼钢厂，并开办军事学校和技术学校，教授电报，采矿，铁路和工艺。但张之洞主要是倾力于将所有这些技术纳入传统儒家治国轨道。
“于是，中国的现代化就演变为一些清廷高官的游戏。在基本上是漠不关心但也不是敌意的社会大气候当中，他们意识到现代化的必要性，也试图筹集款项，延揽人才，开办各种现代化项目。他们的动力是希冀个人发财，官阶提升，但慈禧太后主政的清廷跟明治天皇主政的日本朝廷不一样。对那些推进现代化的官员，慈禧太后并不给与坚定不移的支持，相反，她让那些意识形态保守派拖赘那些人，这样她就可以纵横捭阖驾驭各方。”（见费正清，China-A
New History p. 220）
费正清是20世纪西方学界中国历史研究的泰斗。如今，美国许多名牌大学的一流中国问题学者很多是出自他的门下。但近年来，费正清的中国研究也受到不少质疑。例如，现在有很多人认为，他对已故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显然有严重的偏见，对1949年前的中共也有严重的偏见；前一种偏见使他把蒋介石政府看得过坏，后一种偏见使他把中共政府看得过好。
但即使是批评者也不能不承认费正清文笔清晰，典雅，举重若轻，意蕴深远，他写的东西读起来总是像寓言或童话一样启人深思，例如，他描写慈禧太后的这两句话：
[T]he Empress Dowager's
court, unlike the Meiji Emperor's in Japan, gave them no firm
or consistent backing. She, on the contrary, let the
ideological conservatives stalemate the innovators so that she
could hold the balance.
费正清所描写的甲午战争之前的中国也很容易让人们拿来大致不差地描述1949年以来中共掌权的中国，只需要把慈禧太后顺次换成中共头号领袖就可以。
如中共领袖毛泽东让张春桥、姚文元之流牵制周恩来；邓小平用邓力群牵制总理赵紫阳；江泽民用丁关根牵制朱镕基；胡锦涛用李长春牵制温家宝；习近平用刘云山牵制李克强。与此同时，中共各级干部“意识到现代化的必要性，也试图筹集款项，延揽人才，开办各种现代化项目。他们的动力是希冀个人发财，官阶提升。”
由于要在500页的篇幅里陈述中国4000多年的历史，费正清的《中国新史》对甲午战争只是一带而过：
“日本人1894年介入朝鲜，名义上是为了镇压乱党。日本人击溃李鸿章的北洋陆军，并在一场现代海战中击沉或击溃其北洋水师舰队。北洋水师的指挥官原先是骑兵将领。海战时，他将自己的战舰一字排开，犹如骑兵冲锋之势。日本军舰则分成两列纵队包抄中国舰队。”
*丁汝昌悲剧*
费正清在这里所说的北洋水师指挥官显然是“只识弓马”，不懂海战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
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无论从索福克勒斯为代表的西方古典悲剧角度来看，还是从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西方近代悲剧角度来看，丁汝昌（1836-1895）都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他拥有一般人所没有的社会地位，由于命运不济、性格有缺，虽雄心万丈，然而风云际会，阴差阳错，一步步走向绝路。
假如说甲午战争120年后依然在监狱中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博士的经历可以说是当今中国状况的一个缩影，一个象征；那么，甲午海战的总指挥官丁汝昌的经历则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状况的一个缩影和象征。在描述丁汝昌时，以语言平实而著称的网络百科全书维基百科中文版也似乎是画龙点睛，格外来神，生动活泼得不同寻常：
“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建军，丁汝昌任提督。但李鸿章知道丁汝昌‘只识弓马’，不懂海战，此任命乃因为丁汝昌是李鸿章同乡且政治上比较可靠。丁汝昌对北洋水师的掌控并不得法，比较著名的例子是水兵平日里将其当货船用，贪污运费，水师官兵利用舰队走私也有所闻。”
丁汝昌可谓典型的命运坎坷多舛之人。他生前统帅北洋水师曾经为清帝国立下大功，在1882年率北洋水师评定朝鲜兵变，阻止了日本干涉朝鲜。但北洋水师也在他的统帅下被日本海军全歼覆没。他曾经一度被认为是“通敌误国”。在北洋水师甲午黄海之战惨败之后的翌年，也就是在1895年即乙未正月，日军在山东半岛北部的威海卫水陆合围北洋水师。丁汝昌无力回天，自杀身亡。
光绪皇帝将北洋海军全军覆灭归咎于丁汝昌，一怒之下对他采取“籍没家产”、不许下葬的死后处罚。直至十五年之后，也就是在1910年，清廷才给丁汝昌平反。等到丁汝昌正式下葬时已经是1912年。其时，清朝已经灭亡，中国进入了民国时代。
然而，直到今天，依然有许多人在鞭尸丁汝昌。在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上，“大饭桶李鸿章与超级饭桶丁汝昌”、“丁汝昌是爱国将领吗？”之类的文章比比皆是。
*迷雾重如昔*
来自中国的各种迹象显示，甲午海战120周年过去，中国还是处于被打得晕头转向的状态，眼冒金星，两眼一摸黑，乱踢乱打不辨东西南北。这种糊里糊涂、胡头昏脑、满地找牙的状态在中国民间和官方媒体当中都有明显的、有趣的表现。
来自民间的有关例证可谓俯拾即是，比比皆是。为了节省篇幅起见，倒也不需要再另外去寻找。上面所列举的中国互联网上的文章题目就很能说明问题。
即使我们可以百分之百地相信“大饭桶李鸿章与超级饭桶丁汝昌”的说法，相信丁汝昌不是爱国将领，而是卖国或误国将领，我们也不妨像当今中国大陆网民所说地那样，“弱弱地”问一句：在当时的天朝和今天的中国，为什么要紧的职位怎么总是那么不凑巧都给饭桶或卖国贼，或饭桶兼卖国贼占据了呢？
一个更重要的、但也同样有趣的问题是，这种坏事为什么没有在当时的和今天的日本发生？
显然，中国虽是“孙子兵法”的原产国，但中国人被日本打败了120年之后，到现在还是糊里糊涂，既不知己，更不知彼。
最要命的是，这种糊里糊涂显然是当今中国的既定国策，是当今中国官方所竭力维持的。不相信这一点的人马上可以做一个以身试法的科学实验，在中国尝试认真询问并尝试认真解决如下问题：
在当时的天朝，为什么要紧的职位怎么总是那么不凑巧都给一拨又一拨的饭桶或卖国贼，或饭桶兼卖国贼占据了呢？在今天的中国，同样的问题是否存在？是否更加严重？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可以采取什么具体的行动补救或解决问题？
毫无疑问，在当今中国，研究并尝试解决这样的问题，足以让一个人进监狱。刘晓波博士的榜样已经清楚明白地摆在那里。虽然实行专制的中国当局将刘晓波博士投入监狱，并不会阻止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中国人前仆后继，继续奋勇探索和尝试，但当局以言治罪的做法无疑会大大阻碍中国的进步。
这种阻碍所导致的中国落后，全世界已经看得很清楚。但其中最好玩的应当是专制导致智力落后，甚至导致弱智。我们先前已经看到《环球时报》的超级弱智的例子。
然而，更好的例子应当说是中国官方《解放军报》在甲午战争120年之后的2014年1月10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陆战学院教研部教授靳天宇的文章，题目是“甲午海战对中国海军启示：必须有积极进攻的意识”。
靳天宇可谓中国大陆毫无争议的官方学者专家，而且是军事专家，而且是研究海战的军事专家，研究甲午战争的专家。然而，靳天宇的这种文章不需要看内容，仅仅看其标题，就足以让一个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学生发出一个要命的问题：自不量力的积极进攻会不会是自己自寻死路？
一个文化水平在初中一年级以上的学生则难免发出同样要命、但更为滑稽的问题：靳教授既然能在文章里指出北洋水师训练作弊、北洋水师指挥官任用不当，让一个不懂海军的人来担当海军总指挥，为什么却会得出“甲午海战对中国海军启示：必须有积极进攻的意识”这种怪想法来呢？这种想法难道不是比建造空中楼阁还虚幻，难道不是相当于明知火车在错误的轨道上却鼓动司机加速前进吗？
与此同时，一个受过足够教育的成年人稍微细读靳教授的文章，则会注意到他的文章除了陈词滥调，就是一些显然是道听途说得来的成问题的知识，如，“反观日本方面，联合舰队司令为海军中将伊东佑亨。此人自幼对海军兴趣浓厚，早期留学英国海军，明治维新后即加入海军。”
靳教授在这里所说的伊东佑亨“早期留学英国海军”显然对日本人来说也是匪夷所思、闻所未闻的大新闻，是一种大成问题的说法。伊东佑亨的教育背景在日文互联网上比比皆是，随处可见。而日文版的维基百科言简意赅的“伊东佑亨”词条则这样介绍他的身世和教育背景，其中并没有留学英国海军之说：
薩摩藩士・伊東祐典の四男として鹿児島城下清水馬場町に生まれる。...開成所にてイギリスの学問を学んだ。当時、イギリスは世界でも有数の海軍力を擁していたため、このとき、祐亨は海軍に興味を持ったと言われている。江川英龍のもとでは砲術を学び、勝海舟の神戸海軍操練所では塾頭の坂本龍馬、陸奥宗光らと共に航海術を学ぶ。
“（伊东祐亨，）薩摩藩士伊东祐典第四子，生于鹿儿岛城下清水马场町。...（早年在江户幕府洋学教育研究机构）开成所研习有关英国的学问。当时，英国拥有名列世界前茅的海军力量，据说祐亨自那时起就对海军产生了兴趣。后来又师从江川英龙学习炮术，在胜海舟的神户海军训练所与教头坂本龙马、陆奥宗光等共同学习航海术。”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陆战学院教研部教授靳天宇在军队高等研究机构研究日本，研究海军，研究甲午海战，却对海战期间日本帝国海军统帅的基本情况不甚了了。由这样的军事专家学者来为中国的海军提出发展战略，跟120年前的中国由骑兵将领统帅海军颇有些异曲同工之妙。人们虽然说不准今天的中国和120年前的中国到底哪个更可笑或更可悲，但当今中国的海军如此发展能发展到哪里则不问可知。
许多人以为120年前的中国腐朽不堪，混乱不堪，用人不当到了惊人的地步。如今再看到靳天宇（或张召忠、罗援、戴旭）的例子，人们不免要想，120年前的中国大概没那么不堪，无论是李鸿章还是丁汝昌，大概都很难说是超级饭桶。
*再说费正清*
上文说到西方学界中国研究的泰斗费正清，说到他对当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关键人物的看法或评价已经受到质疑和修正。例如，现在许多学者发表历史修正主义的论文或专著，对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给予了更低的评价，对国民党蒋介石给予了更高的评价。
在另外一方面，费正清对慈禧太后的评价如今也受到质疑。凭心而论，费正清当年对慈禧太后的评价是当年学界的大致共识，或说是当年学界所看到的中国那段历史的轮廓。
如今，随着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入，随着新材料、新研究、新观点的出现，历史学者们、尤其是中国之外的学者们看到了另一种历史轮廓，他们对慈禧太后的评价也发生了有利于“老佛爷”的变化。许多学者指出，慈禧太主政时的经济政策显然很不错；在她的统治下，天朝市场繁荣，物价稳定。
现在有许多学者倾向于认为，慈禧太后之所以过去长期遭受不公的恶评，主要是因为：
1）她是一个方便的替罪羊，中国陷入没落原因很多，很深，很复杂，一一廓清起来很费劲，把中国的种种不是推给她老人家则简捷方便；而且，正好她的为政和为人也确实有许多可以指摘之处；
2）她老人家是一个女人，而女人在中国历朝历代在各方面都吃亏，女人执政在男人按照大男子主义的观点写出的中国历史上更是大逆不道，更是逃避不了恶评和恶名。
率先为慈禧太后翻案的著名文章，按照现今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欧立德（Mark C.
Elliot）的说法是1975年钟苏方（Sue Fawn
Chung）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表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大受恶评的太后：重估1898年至1900年间的慈禧太后 /
The Much-Maligned Empress Dowager: A Revisionist Study of the
Empress Dowager Tz’u Hsi in the Period 1898-1900 ”。（见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 6, 2014, 第44页）。
近年来，中国国内外的学者们对慈禧太后以及清朝末年的研究，更是带上了一种紧迫的现实意义---满清政府最后也想改革，而且也采取了切实的措施推行各方面的改革，然而，其改革的努力依然没有能阻止（甚至好像反而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使满清王朝一夜之间灭亡；如今的中共政权在多大程度上跟灭亡前的满清政权相似或相异？
这种问题虽然是学术的，但在一切都归中共控制的中国，这种学术性、历史性问题也可以变成敏感的政治问题。这种问题犹如放射性材料让中国的学者们不敢碰，谁碰谁倒霉。或许是因为年事已高而且已经退休的缘故，中国著名历史学者袁伟时斗胆提出了他的看法。但袁伟时显然是话到嘴边留半句，没有把话说全，只是说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点到即止”的地步：
“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在哪？我说大清帝国有两道催命符，一道是它关键时刻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另一道是它对民营企业出现的问题不依法处理，随意侵犯民间资本。它侵犯了民间资本，结果引发保路运动，四川总督开枪打死了32人，引起四川人民反抗，武装斗争爆发。武昌当地的革命组织趁这个时机组织起义。”
*又是甲午年*
然而，对众多的中国公众和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研究或许都可算作象牙塔里的研究，这些研究都不如他们的亲眼所见或亲身感受，这就是中国过去120年的历史不堪回首；甲午战争120年之后的当今中国的现实不堪入目，令人欲哭无泪。
此时此刻，许多人难免想起18-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有关亚洲历史、中国历史发展的阐述。按照美国学者Eric
Michael Dale归纳就是：
“对黑格尔来说，亚洲文化的历史发展实际上是史前的，因为那里没有迈向自由的进步，只是有‘同一种规模巨大的毁坏不断重复。’”
（For Hegel,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sian culture is actually
pre-historical in that there is no progress to freedom, but
only "the repetition of the same majestic ruin."）
黑格尔以人的自由发展为主线的历史观可以说是一种以德意志民族为中心的历史观。在他眼中，德意志民族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古希腊罗马人则是部分自由，东方国家则只是一个人即帝王是自由的，其余的人都是不自由的。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了黑格尔的历史观有严重的偏见，也知道了即使就算他对亚洲国家古代历史发展的描述归纳是大致不差的，如今他的描述归纳也已经严重过时。例如，在今天的日本，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反而天皇或政府首脑是百般地不自由，必须谨小慎微，不敢越过雷池一步。
然而，在甲午战争120周年到来之际，中国人却赫然发现，截至目前中国大陆的历史发展依然酷似黑格尔那些对许多其他亚洲国家已不适用的描述归纳。在当今中国大陆，依然是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余的人都是不自由的，表面光鲜陆离的中国依然是过去的中国，依然是两千年不变。
2014年，又是一个甲午年。
甲午战争120年之后的这个甲午年，众多的中国人在惴惴不安地担心，当今中国是否会再出现“同一种规模巨大的毁坏”。有钱有势的人，包括中共的许多官员对未来的中国已经失去信心，在向国外转移妻小和资财。他们对中国前途的信心显然还不如120年前满清王朝官员。
与此同时，如今无权无势的中国小民则是欲哭无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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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处所谓的“小民”之说，并非谐谑嘲讽，而应说是恰如其分的称谓。如今的“中国公民”缺乏起码的公民自由，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人身自由，居住自由，选举自由，被选举自由，宗教自由，学术自由、不受非法搜查或逮捕的自由，等等等等。因此，“中国公民”的称谓名不副实，是一种误称。名实相符的称谓只能是
“小民”、“子民”、“臣民”、“草民”或“蚁民”。这些汉语词很早传也输到了日本，但在日本如今也都用不上了。如今，中国网民发明的自嘲性自称称谓则是介于“平民”和“屁民”之间的“P民”，目前还没有传输到日本。从各种迹象来看，日本似乎还不急于引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