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领袖家风”（上）：不孝之子，流氓丈夫

杨 光

一

　　记得薄熙来济南受审慷慨陈辞，动情表白“薄家家风”。他说他衣柜里的西服是二十多年前当县委书记时手下乡镇企业生产的，他身上穿的棉毛裤还是他母亲给他买的——他母亲文革被迫害致死快五十年了，他家的衣服可真够结实的。说完这番话，薄熙来似乎被他自己感动了，竟当庭指责检察官“侮辱了我们薄家的家风”。听罢此言，只觉得此公好笑，黑色幽默，哪壸不开提哪壸。就他那个家，七荤八素的，父不父，子不子，夫不正，妻不贤，儿子坑妈，老婆尅夫，洋相出到了美国领事馆，连“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天之灵都救不了他，居然还好意思提什么“家风”。

　　西服和棉毛裤的故事听起来是那么耳熟，立刻让人想起打满补丁的毛巾被和烂睡衣、舍不得扔的破拖鞋、一年不吃红烧肉之类尽人皆知的“伟人”故事。拿“家风”说事，确乎不是薄熙来心血来潮，那是“一代伟人”首开其风。如今，但凡“红二代”、“红三代”缅怀先祖，很少有不自夸“家风”的。在他们嘴里，红色家庭的“家风”大都很雷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似的，无非是：品格无限高，遗产无限少，思想很先进，生活很普通，吃喝不挑剔，穿戴不讲究，家教特别严，用度特别俭，亲戚不沾光，子女无特权，一切献给党，永远爱人民，……诸如此类，薄家如此，习家如此，毛家更是如此。不红的家庭各有各的家风，红色家庭的家风则都是相似的。一言以蔽之，除了天使，就数中国的红色家族最纯洁无瑕了。

　　毛泽东的后人、身边工作人员、极左拥趸们早已将“领袖家风”（或曰“伟人家风”）渲染得淋漓尽致，出了很多书，讲了很多奇闻怪事，写得颠三倒四，吹得神乎其神。毛诞120周年之际，又有一些人拿“领袖家风”说个没完。毛泽东嫡孙毛新宇少将——解放军首位70后将军（他的姑姑李讷、堂叔毛远新当年也都曾是全中国最年轻的省军级干部）——继前几年宣称“毛家后人没有一个做官、经商，这是毛家的家风”之后，今年除了再次重申“毛家的人不经商、不赚钱，凭工资吃饭”之外，又高调宣布“低调做人、清廉是毛家家风”。进入商业财富500强的毛泽东外孙女孔东梅女士在香港宣称她伟大的外公过的是“普通人的生活”。按这两位“毛家家风”发言人的说法，有三十几座行宫、老婆回家见老公要提前打报告，老爷子这样的生活也叫普通人生活，斗大的字认不出两箩筐还到处题词、顺溜话说不出两句敢当十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孙子这样的作派也叫低调，少将不算官，500强不算经商赚钱，看来汉语词典是该烧掉重编了。

　　毛家有什么“家风”呢？其实，跟薄熙来的“薄家家风”一样，“领袖家风”也是哪壸不开提哪壸。若真心为尊者讳，毛家后人、亲信本该知趣一些，由别人去说，自家人不要去碰这个话题。毛泽东一生标新立异，率性而为，几乎没有什么顾忌：他对父亲不孝，对妻子不忠，对子女无情，对兄弟无义，对情妇无恩，对孙辈无爱，家庭观念淡薄，性道德低下，弄得家不象家，众叛亲离。说毛是斗争高手、权谋行家，自然不错，但说他齐家有道、治家有方，那真是贻笑大方。
　

二

　　毛泽东是中国的劫数，也是自家的尅星：尅父、尅妻、尅弟、尅子；与他有染的女人大都命运凄苦，或花年惨死，或残生孤苦，被冷落、被抛弃是她们共同的宿命；他家兄弟三人，两个弟弟被他亲手带上革命道路，不幸英年早逝，三兄弟一共结过十次婚，没有一个女人有过幸福的人生；他儿女成群，却几乎随生随弃，弃如敝屐，致使这一大群悲剧儿女大半早夭，身未夭者也是精神早夭，非疯即傻；他简直就不配做一个爷爷，赶走外孙，拒见嫡孙，至死不解何为含饴弄孙之乐。他的国家是一个悲剧，生活在他的家里也是悲剧，悲剧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地发生在他的家庭成员身上，而毛泽东是所有悲剧的主因。一个给他的人民和他的家人源源不断送去苦难与不幸的“伟人”，他有什么值得炫耀于世的“家风”呢？

　　毛泽东一生共有五个家：湖南韶山冲的老家，在这个家里，他的身份是长子、长兄；先后与杨开慧、贺子珍、江青三任妻子所组成的家，在这三个家里，他的角色是丈夫、父亲；到了晚年，毛拒绝亲情、自成一家，朝夕相处者为张玉凤、汪东兴、李志绥、吴旭君、孟锦云、王海容、唐闻生等身边工作人员。在晚年这个家里，他的身份是“主席”，另一个可能的身份是情夫或性伴侣（关于毛和那些女孩子的丑闻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但除了李志绥大夫以外缺少其他当事人的印证）——但即使是情夫，也是象当“主席”一样当情夫。自从做“主席”进入角色、渐入佳境，毛泽东不仅在民众、同僚、下属面前是一副“主席”面孔，在情妇、朋友——如果他有朋友的话——面前也是一副“主席”面孔，在老婆、儿女、亲戚面前，仍然是一副“主席”面孔。

　　按照毛泽东本人对美国记者斯诺的说法，他的父亲是一个暴躁、易怒、刻薄、吝啬的守财奴，经常打骂孩子，他与父亲的关系糟糕透顶。儿子如此评价父亲，在儒家文化里极不平常，但事实上，毛父并没有做过任何值得其子记恨数十年的恶行。如果说毛父不是一个好父亲，这首先是因为毛对父亲的要求太高，而对自己的要求又太低。十三岁时毛泽东当着满堂宾客的面与父亲争吵（无论有什么正当原因，十三岁的孩子当众与父亲斗嘴，说明毛泽东的性格素养、文明礼仪都很成问题），父亲命令他磕头认错，他则以跳水塘自杀相威胁。少年毛泽东几乎处处与父亲作对，他拒绝父亲为他安排的生活方式，也不承认父亲给他娶下的媳妇。母亲死后，他在《祭母文》中写道“恨偏所在，三纲之末”（三纲依次为君臣、父子、夫妇），隐晦地将母亲因病去世归罪于无辜的父亲。一年后其父郁郁而终。

　　延安时期，已经人到中年的毛泽东仍然对去世十多年的父亲恶语相加。他用“我越来越恨他”等出格言词表达其怨愤，并上纲上线将幼年对父亲的反叛自诩为“造反”生涯的起点和革命精神的源泉。将父子关系意识形态化，这是搞政治搞昏了头，已颇有丧心病狂之状了。给毛泽东做过俄语翻译的师哲也曾回忆说，毛、师二人曾交流过早年父子不睦和反抗父亲的经历，毛因而与师哲颇有共同语言，进而大表同情与信任，一度令十分精明的康生产生了错觉，以为师哲得毛宠信，不久即将高升。因为毛家父子不谐，毛泽东竟然将儿女反抗父亲视为革命者的政治正确（正如毛曾因自己爱吃辣椒、苦瓜而将这两种蔬菜纳入“革命菜谱”，有幸与毛共餐者大都亲耳聆听过“不吃辣椒不敢革命”的主席教诲），从此，在共产党的革命词典里，“孝子贤孙”竟成了一个带浓厚讥讽意味的贬义词。说毛泽东为子不孝，大概不算冤枉了他。

　　在韶山的家里，毛泽东是大儿子，也是小丈夫。毛的第一个妻子是父母包办的元配罗氏。据毛泽东自己说，他从未与罗氏圆房，与罗只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也就是说，20岁的农家少女罗氏实际上是遭遇了一场婚姻骗局：以媳妇名义被骗进了毛家的门，结果却变成了无偿劳动力。骗局的主要责任者固然是毛父毛贻昌，但16岁的新郎亦是骗局的同谋：毛泽东自诩其从小敢造父亲的反，却并未明确拒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顺从地与罗氏拜了天地、全了婚礼，并欣然接受罗氏为毛家提供的各种免费劳务，只是心不甘情不愿，不肯对罗氏负丈夫的责任而已。罗氏两年后死去，或多或少与其对婚姻的失望以至绝望有关。
　

三

　　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最具悲剧色彩。杨开慧出身于书香之家，是毛的恩师杨昌济教授之女。毛曾受过杨家的接济，亦曾寓居北京杨家，与杨开慧自由恋爱。杨昌济死后，19岁的杨开慧嫁给思想越来越激进的毛泽东。婚后不久，毛成为职业革命家，四海为家，居无定所。杨开慧一连生下三个儿子，与毛聚少离多，但也曾随毛在长沙、上海、韶山、广州、武汉等地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革命浪漫主义生活”。1927年10月毛率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杨开慧母子四人寄居于长沙板仓娘家，从此毛一去不返，杨在毛离去五十天时收到过毛一封信，此后再无消息，直至阴阳两隔。杨开慧在贫困、孤苦和绝望中痴情等待，她将对毛的思念和怨恨写在纸上、藏进墙缝，留下了五千余字的手稿。半个多世纪以后杨开慧手稿被修缮故居的人发现，此时杨毛二人皆已作古。杨开慧写道：“我真爱他呀”，“天天等”，“我简直要疯了”，“谁把我的信带给他，把他的信带给我，谁就是我的恩人”，“他一定是丢弃我了”，“简直太伤心了，太寂寞了，太难过了”，“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但杨开慧手稿并未全文公开，因为杨开慧除了倾诉其对夫君的痛苦爱恋，也写下了许多对中共、农会和毛泽东个人品行的负面看法。尤其不可示人的是杨对毛“政治流氓，生活流氓”的八字评语，此八字由李锐老先生披露出来，堪称对毛一生行状的精辟总结。

　　在杨开慧对毛日思夜想、焦急等待之时，毛泽东又为杨开慧做了些什么呢？做了山大王的毛泽东早已有了新欢，把这母子四人忘到了九宵云外。毛一上山就看上了袁文才、王佐的干妹子，17岁的“永新一枝花”贺子珍，不久二人相恋同居，次年初夏请客喝酒，贺子珍公开做了毛的“押寨夫人”，杨开慧不明不白成了毛泽东的前妻。有一些毛左人士——如《毛泽东与杨开慧》一书和“两个不能否定”的发明者李慎明——为了替毛掩饰，造谣说毛是误信杨开慧已经被捕牺牲才与杨断绝联络并与贺结婚，这是徒劳的诡辩。杨开慧的堂弟杨开明、毛的二弟毛泽民均为中共干部，在此期间都曾与杨开慧有书信联系，说明通讯渠道仍然有效，不与杨联络是毛泽东主动而为，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故意冷落。毛本人在1929年11月写给李立三的信中说，“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讯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写此信时毛与贺子珍早已成婚且生了一女，但此信透露毛不仅知道杨开慧还活着，也知道他二弟与她仍有联系。杨开慧自毛走后一直住在板仓，毛所谓“不知通讯处”显为托辞。

　　毛左们要为毛的重婚行为辩护，还不如实话实说。那时候，一夫一妻制尚未普及，中共革命要人的婚姻家庭观念又都很淡薄，自己提着脑袋干革命，生命尚且朝不保夕，故多持性开放以至性放纵态度。家里已经有了老婆，进了根据地再娶一个，革命革到哪里，老婆换到哪里，在中共高干群体，本是不足为奇的寻常事。比如朱德，家里已经有两个老婆（上井冈山之前结过四次婚，一个死去，一个离婚改嫁后当了叛徒），朱毛井冈会师之后先是娶了25岁的女红军伍若兰，伍若兰因掩护朱德而被捕，尚在狱中受刑等死之际，朱德旋即又娶了17岁的女战士康克清。再比如毛泽东的两个弟弟毛泽民、毛泽覃，毛泽民在湖南老家有元配王淑兰，到上海做地下党时再娶钱希钧；毛泽覃有元配赵先桂，赵赴苏联后再娶周文楠，进苏区之后又娶了贺怡（贺子珍之妹）。后来在延安的“老革命”群体，再后来的“南下干部”群体，都曾经发生规模浩大的换妻运动，井冈山只是小试牛刀而已。在中共高层，只有周恩来一人是夫妻相守、不离不弃、“从一而终”的。

　　然而，毛泽东抛妻弃子的行为仍然非比寻常，其性质远比朱德和毛泽民、毛泽覃两兄弟停妻再娶恶劣得多。1930年朱毛红军“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曾两次攻打长沙，第一次是三军团彭德怀挂帅，占领长沙达十日之久，其间从长沙监狱中解救了毛泽民、毛泽覃二人的妻子王淑兰和周文楠。第二次攻打长沙，毛泽东亲赴长沙郊外，与三年未见的杨开慧和三个幼子近在咫尺。令人不解的是，这两次攻打长沙，毛泽东既不派人到板仓探访、接应杨开慧母子，又不通知其自行转移避险，不知是何居心？就后果而言，这等同于将杨开慧拱手送给了湖南军阀何键，作为报复红军的活靶子。投妻身饲猛虎，难道这就是“一代伟人”的伟大牺牲精神？以“伟人”的高智商，他自然不可能不知道攻打长沙之举将陷杨开慧于必死之地，何况不久前朱德之妻伍若兰已经被砍头示众了，除非他根本就不把杨开慧的生死放在心上。若以最大的恶意揣测毛泽东见死不救的动机，他大概是觉得革命之家与其多一个怨妇，不如多一个烈士来得更痛快些。当杨开慧被枪决，毛泽东写下“开慧之死，百身莫赎”，1957年又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的词作，但毛所表达的并非李慎明所谓“何等的大爱、深爱”，那不过是做了亏心事、害怕鬼敲门的怯懦和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