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地问题的症结与对地主群体的再认识

茆家升

　　多年来我们所受的传统教育，都是在说，中国农村存在着严重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农村的地主富农阶级，恶性兼并土地，对无地少地农民实行残酷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以贫雇农、佃农为代表的贫苦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奋起反抗，直到发动农民起义，改朝换代。

　　这些理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也不无道理，但卻与事实相违。事实是中国农村自古以来，虽说都是各种矛盾的聚焦点，但主要矛盾，却是官府统治者与农民也包括中小地主的矛盾。为何这么说？不妨先做一点简约的历史回顾。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法家在秦国实行的“废井田，开阡陌”的改革，废除了带有很强血缘、公社色彩的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化。这大概就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滥觞。不过土地的红利，牵涉到社会的各个环节，谁都想来分一杯羮,这就是中国土地问题的症结所在。严格地说，自古至今，直到改革开放前，所有中国人，都是依赖土地生存的。或是说，中国在生产力很落后的时期，只有土地和从土地上生产出的农作物，才是唯一的一块大蛋糕，谁都想来切一块。那怎样切分才算合理呢？可以这么说，社会上一切矛盾的焦点，都是围绕着如何切分蛋糕而发生的。中国历来崇尚的是武力拜物教，谁的权力大，谁说话算数。那谁的权力最大呢？当然是历代统治者了！所以在封建王朝时期，分蛋糕的基本法则，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全国百姓都是皇上的子民，全国土地真正的实有权，当然都是皇上了。蛋糕怎么切，皇上说了算！到了毛时代，特别是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时代，全国老百姓都成了国家机构里的一份子，同样还是子民，所有的财富，包括土地，以及工厂矿山各种资源都归执政者所有了。到毛泽东完成了领袖专政时，全国财富几近成了毛泽东的私产，和封建皇帝一个样，蛋糕怎么切，当然毛泽东说了算！

　　这么说蛋糕怎么切，还讨论什么呢？皇上说怎么切，毛泽东说怎么切，照办不就解决了嘛，还讨论什么呢？

　　事情原来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虽说两千多年的封建帝王，都是贼，（谭嗣同语）都是国贼，都是窃国大盗！一个比一个贪婪，一个比一个无耻！按黄宗羲的说法就是：“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享受无穷。”都想把土地红利这块大蛋糕独吞了，才甘心。

　　可是，土地暂时还不是蛋糕，（不过现在政府大量卖地，就是蛋糕了。）土地得有人耕耘，生产出粮食等农产品才是财富才是蛋糕。你皇上统治者把粮食等都独吞了，生产粮食的农民都饿死了，那怎么能再生产？那为土地服务各行各业人员怎么生存？来年谁再为姓毛的和不姓毛的皇上贡献财富呢？大蛋糕要源源不断的切下去，你皇上就不可能不分一杯羹给农民和相关从业者。至于分多分少，统治者和被统治是永远也不会调和的。正如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经典言论:“我们同农民的矛盾就是国家要多拿一点，农民要多吃一点的矛盾。”(见《炎黄春秋》2011年10期25页)这种纷争，这样为切身利益，为生存的博弈，就构成了历史。

　　具体点说，很多时候由于以君王为代表的统治者，凶残暴虐，极度贪婪，对老百姓横征暴敛，弄得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如果这时再要发生天灾，或是有战争，老百姓就会揭竿而起，和皇帝老贼及各级统治者算总账，这就是农民起义。秦末的陈胜吴广，汉末的黄巾军，元末的朱元璋、张士诚、杨幺，明末的李自成，清中期的白莲教，清末的洪秀全等等，都是和官府统治者的矛盾。因为在皇权至上的年代，受压迫受剥削的，也包括一些中小地主。

　　而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谈到的，中国农村由于地主对土地的恶性兼并，对无地少地农民实行压迫剥削，从而引发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乃至暴发农民起义，有学者称之为“佃变”的，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有记载的几乎没有。

　　正史没有野史有。像《白毛女》、《半夜鸡叫》、《南覇天》、《收租院》，和那么多反映土改的小说、戏剧、绘画等等，不都是吗，有的还上了中小学教科书。不过它们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只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近来有人对上述的典型故事，做出考证。居然都不是真的，有的是歪曲事实，有的是捕风捉影，有的是子虚乌有。特别是《收租院》，更是颠倒黑白编造得离奇，那个私设水牢任意杀人，罪恶滔天的恶覇地主刘文彩，原来是个大善人。1992年他的家乡四川省大邑县委宣传部统计，历史上谁对大邑县贡献最大，结果第一名竟是刘文彩、刘大善人！1995年大邑县长金嘉祥实事求是，准备恢复“文彩中学”旧名，因受阻挠未成。

　　其实国家这么大，乡村的贫富差距永远都是存在的。租佃关系和雇用长工，也是广泛存在着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尽相同。其中当然会有为富不仁者，也会有个别心肠歹毒，肆意迫害佃户长工的。因为他们是富有者，有的人还有官方背景，是强势群体；佃户雇工是弱势群体。他们之间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有很大差异。这是社会的不平等，由此而引发的社会矛盾，一定会经常发生。但是，总的来说，两千多年来，乡村社会，除了个别时期，还是相对稳定的，也有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传统和道德理念。这种模式的形成，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儒、释、道诸种学说理论的教化与渗透，宗法社会的钳制，以及屡次重大事件，包括多次王朝更迭的大动乱，带来的经验教训，乃至中国国民性的懦弱与守旧的因素，等等。

　　面对这种两千多年来，中国乡村相对稳定的局面，可以有不同层面的解读。这里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认识在乡村中广泛存在着的中小地主人群，他们的财富怎样积聚起来的？他们对乡村的经济建设、政治生态的稳定、传统文化的维护、如何对待天灾人祸等方面，他们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尤其是在官府和百姓的矛盾之间，他们是助纣为虐，还是对老百姓有若干呵护，尽管这样的呵护，更多的是出自于自身利益。归根结底这一大群人，基本是好人，还是一群坏人，因为这些因素都决定历代各级政权，应该怎样对待他们，才是正确的，才能经得起历史和公理的检测？它应该也是我们和毛泽东及挺毛派们的严重分歧之一。

　　毛泽东和挺毛派的观点已如上述，对暴力土改是充分肯定的，认为是要完成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要经历的暴力行动。乡村两千多年来相当稳定的原生态的存在是不合理的，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是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而地主不分大中小，都是敌对阶级，是反动分子，是统治者官府的帮凶，应该被打倒被消灭。

　　我们则认为，这样的分析是有违事实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采取的暴力行为是违法违宪的。取得政权前的“痞子运动”中，对地主富农的任意掠夺，对斗争对象的滥施酷刑和滥杀无辜，是不折不扣的强盗行径，是为获得自身利益的疯狂掠夺；而获得政权之后的种种暴力行径，鼓动户户起火，村村流血，肆意杀人达百万之巨，更是滥用公权力，典型的暴政！首先公然没收地主富农和富一点中农的土地财物，就是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不问这部法律是何时通过公布的，公理天道自在人心，未公布之前，不等于可以任意掠夺侵占别人财物，那和强盗的打家劫舍有何区别。至于滥施酷刑滥杀无辜，更是触及刑法的犯罪行为，也不问刑法条例是何日通过公布的，未公布之前，就能随意杀人吗？回顾土改时杀人真是件很容易的事，杀人权有时放到县里，有时放到区里，有时工作组召开批斗地主大会，鼓动群众喊几遍震耳欲聋的口号，然后当场拉出去就毙了。毙了就毙了，杀一儆百。谁也不敢问一问，这样杀人是不是草菅人命，有没有法律根据，这样的滥杀无辜，会有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其中包括执政者的合法性和民心的得失。当时人们不敢想不敢说，很多年之后，人们对之依然噤若寒蝉，避之尤恐不及。今天，要不是进入了网络时代，我一介草民，这一点微弱声音，也还是没人能听到的。

　　地主们真的那么坏吗？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先分析一下地主阶层的形成。地主们大约可以分成大、中、小三种不同的人群。三种人之间也不是固定不变，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一般来说大地主大都有官府背景，他们和统治者的利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就是沆瀣一气，称他们是官僚地主是合适的。在官府和百姓的矛盾中，官僚地主们很多人是站在官府一边的。在政权更迭过程中，他们受到打击，也是可以想象的，尽管暴力夺取政权是不可取的。

　　大地主之外，还有数量更多的中、小地主群，他们的经济实力，政治地位，和官府的关系与大地主比，是大不相同的。首先是土地来源，情况就很复杂，不能用都是剝削来的一句话来概括。祖师爷马克思的那句名言：“自从资本来到人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对资本家也不全合适，比如当今世界首富比尓盖茨，他是凭高科技因特网的发明，加上善于经营而聚敛财富的，他的从头到脚到每个毛孔，是肮脏的吗？中国的中小地主们的财富积累和土地购置，也基本不是毛孔里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综合多种资讯，大致有如下的情况：

　　一类主要是农业生产上的行家里手。他们勤劳、精明、能吃苦，有些人文化层次较高，经济信息敏感，善于经营，知道什么时候种植什么最划算，到哪里去买去卖最赚钱。这些中小地主，他们挣的是血汗钱精明钱。他们一般都吝啬自私，甚至唯利是图。但他们大都诚实本分，知道钱财来之不易，所以不敢挥霍浪费。他们对雇用的长工和租佃他们土地的佃农们，当然有剝削，但也得按当时当地的规矩办事，比如交租的比率，比如长工的伙食标准和劳动报酬等。尽管他们主观愿望上也是贪婪的，获利越多越好。但他们知道，长工也好，佃户也好，人身还是自由的，他们也在挑选。不是有句话，说你家伙食太差，“早冬瓜，晚冬瓜，再吃冬瓜我换东家”吗！何况很多长工丶佃农与东家还会有或远或近的姻亲关系，所以地主东家们一般都不想做得过头，乡里乡亲的，早不见晚见，谁敢把事情做绝呢？

　　这类地主，人们通常称他们是土财主、土地主，都是合适的，这个‘土’字并不是贬意词，它散发着泥土的芳香。他们是农业阵线上的生力军，也是土地红利的主要提供者。那些乡村的地痞无赖懒汉，很多人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他们能为社会提供财富吗？

　　其二，是世袭的地主。这类地主是大是小，基本上看祖上给他们留下多少田产而定。其中有光耀门庭发扬光大的，也有不肖子孙倾家荡产，所谓“孙卖爷田不心疼”的。一般情况都能子守父业。这批人就是当地士绅一族，他们的文化程度较高，在当地享有一定的威望。在数千年皇权不下县的背景下，（朝廷命官只到七品知县一级）他们实际上是乡村的管理者，也是乡村政治生态相对稳定的维护者。他们家当然会有土地出租。他们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名誉的看重，要胜于经济利益的获得。他们基本是儒家的信徒，讲究一点修身齐家的。一般来说，他们不会做什么恶事，对自家的长工佃户，都是讲一些礼数的。虽然不少文学作品表现了地主豪绅家中的佃户和长工，不堪虐待，奋起造反，甚至刀兵相见的。也许会有，但只是少数，不是常态。

　　说到传统文化的维护，还不能不考虑到乡村还有一支重要力量，就是一群失意落泊的知识分子，和致仕的各级官员。（不包括大官僚荣归故里的，他们还是官府人，是官僚地主。）而那些失意的知识分子，即使蛰居乡村，大部分也得靠田产为生，也应属中、小地主群。他们文化层次更高一些，有的是“大乱避于乡”的学者隐士。像浙南、皖南徽州等地，历来就有许多安居在农村，潜心做学问的人。他们是当地的骄傲，是当地人做人的标准。他们善待乡人，不断地传播文化艺术工艺等于乡人，乡人也尊敬他们。历来的执政者对他们也另眼相看，如果把他们也当作敌对阶级打倒，甚至杀、关、管了，岂止是亵渎斯文，也会大失民心的。

　　这些乡绅地主对社会的发展有两重性，既是乡村社会的稳定力量，也可以是顽固的保守势力，特别是很多士绅有很强的宗法社会背景。而宗法社会在中国源远流长，向上可以追溯到大约六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后期，由对女性的生殖崇拜，转为对男性的生殖崇拜时期；往下直到孔子、董仲舒们的三纲五常；再向下可以延续到当今的太子党和官二代，是阻碍中国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重大阻力。而要破除宗法体制的余毒，只能靠民主制度的建立，不能靠“痞子运动”胡作非为，事实证明，那只能是大倒退。(笔者曾于1996年第四期的《寻根》杂志上,发有《马石胯男根石祖与生殖崇拜》一文,对此问题略有探讨)

　　其三，工商业兼地主。就是一部分做生意的人，赚了钱到农村买些田地，算是不动产了；也有乡村中的地主，到城里经商，以获得更大利润。他们的规模大小不一，都起着沟通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很重要的桥梁作用。也承载着科技、文化、和现代资讯的交流和传播。有些沿海城市，还关系到境外的交流，比如广东。这支力量，不可小觑。如何对待他们，会影响到国家的全局。

　　这里不能不谈一谈，广东的所谓和平土改，和主政广东的叶帅与主持广东土改的领导人方方，以及为此方方们受到毛泽东的严词面责。

　　广东是著名侨乡，有广东籍华侨700万人，占华侨总数70%，抗战前侨汇收入占全国75%，是我国外汇主要来源。叶剑英元帅、古大存、方方等广东籍党的高级官员，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与广东的侨属侨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侨胞侨属，很多人在家乡原籍购有土地，只占他们资产的很小一部分。就农村地位而言，也是属于中、小地主。他们购买土地的资金，则几乎全是海外经商所得。因为他们主要投资在海外，家乡买地大体上是一些余资，也是托人经管，不可能和当地农民有多深的阶级矛盾。所以叶帅和方方等主政者，不能不面对如此厐大的侨胞侨属群。此乃广东土改的背景之一。

　　侨胞侨属之外，广东作为祖国的南大门，工商业在中国一直处于领头羊的地位。从城市到乡村，工商业都非常发达。他们在为社会贡献财富的同时，许多做生意发了财的人，都会在家乡买几亩地作为基业。同样的道理，农村的地主们，也会去城里开个商店，投资工厂，弄个老板当当。广东的地主可不是土地主、土财主。他们文化层次更高一些，而且信息灵通，思维活跃。有人说广东人骨子里都是向往自由的，这与他们的文化素养与经济地位，也与海外有广泛的联系有关。历来广东有钱的人多，而且很多人是多种经营的，工商业兼地主的比比皆是。全国土改时有明文规定要保护工商业，却要坚决彻底地打倒地主阶级。这话说起来就欠缺道理，执行起来更难。这也是广东土改面临的最大难题。

　　叶剑英、方方们面对如此现实问题，他们作为实权在握者，怎么可能滥用公权力，对昔日为家乡建设，为老百姓做过许多好事，也为社会的发展，乃至对革命工作，做过巨大贡献的工商业兼地主的厐大人群，滥施酷刑滥杀无辜呢？他们虽然信奉共产主义，也是受过现代文明薰陶的。于情于义甚至于利，他们都做不出那种灭绝人性的恶事来。

　　但是，在集权社会里，地方党委政府是没有多少自主权的，他们不可能违背毛泽东的意志，也必须遵照上峰的指示办事。诸如也得大力宣传土改的伟大意义，大派工作组，发动群众，建立基层组织，划分阶级成份，斗争地主富农，没收他们的土地财物，分给少地无地的农民等等，确实也一切都在按章办事了。所不同只是斗争还不是那么残酷无情，分财物时还稍稍留有余地，最最关键的是杀人太少，杀人的规矩太多，是严重的束缚了所谓革命积极分子的手脚，果然惹下大麻烦了。

　　首先是毛泽东龙颜大怒了。如毛自己所说他要开“御前会议”来解决问题。果然立即把叶剑英、方方等召来北京，参加最高级别会议。毛泽东说：“这里是最高会议，讨论广东问题。‘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毛泽东接着说：“（关于土改）全国有三个乌龟，广东、福建和广西。现在福建广西都爬上来了，广东还在爬。”

　　毛泽东面斥方方：“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一是地方主义。------你做十件工作，九件做得好，但土改工作没有做好。因此要降你一级，放你回广东，围攻你三天。”

　　方方当然知道毛泽东一言九鼎，这远不是降一级围攻三天的事。他已从政坛被边缘化，政治生命几近结束了。给他平反，只能是他死后多年的事了。

　　接着广东籍主要领导，如古大存、李坚贞（参加长征的32位女红军之一），都以反地方主义名义受到整肃。随着叶剑英被调北京，广东地方干部，基本边缘化了。叶剑英曾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叶帅所言，多年后读之，依然令人动容。

　　古大存方方垮了，广东的土改还得搞。谁来主持？毛泽东派来了快刀手陶铸。陶铸以在广西剿匪杀人四万（其中三分之一可杀可不杀），受到毛泽东的赏识。果然，陶铸主政广东土改之后，立即大开杀戒。提出“户户斗争，村村流血。”并下达了各县的杀人指标，务必完成！从此广东和北方土改一样，处处血雨腥风，被杀者被自杀者数以万计。其中除了大、中、小地主之外，也包括执行土改政策不得力，和有异见者。这点和边区时的晋绥土改一样，也和当时的全国土改一样。

　　它也告诉我们，毛泽东在中国全力推行暴力土改，除了效法斯大林，快步实现农业集体化，以便进一步掠取农村的财富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整肃异己，以及培植毛泽东自己信得过的干部。那怕只在一段时间内，能紧跟自己也行。何时此人碍眼碍耳了，再整倒也不迟，比如对陶铸。陶铸绞人称得上高手，终也被人绞。陶绞人时，剿匪、土改是平台；被绞时文革是平台。发号施令独掌乾坤的，都是毛泽东！称之为“伟大的舵手”是当之无愧的。不过要按孟老夫子的说法就是：“不仁者在高位，是播恶于众也。”还有比毛泽东，更适合这样的定位吗？

　　再说广东土改。由于从毛泽东到陶铸，推行的暴力土改胡乱折腾。富饶的广东，工商业元气大伤，农村元气大伤，侨胞侨属元气也大伤，一蹶难以再振。以致到了大跃进人祸期间，富饶的广东农村也照样饿死人。有人说过，我也说过，反右派是因，大跃进是果。其实大跃进大饥荒人类的空前大劫难，与暴力土改有着更深更直接的联系。可以说毛泽东的农业政策，也是古往今来，如何切分土地红利这块大蛋糕，做法最恶劣，最残酷，最没有人性的一次，也是对农村对农业对农民，伤害最重的一次，必将永载史册。

　　数十年后，广东得改革开放先机，重振雄风，那是否定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和消灭私有制的歪理邪说，才有的结果。有人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广东即错失良机，和现代化擦肩而过。其实说这话的人，对毛泽东缺乏了解。他们对今天拥毛派们的本质也缺乏了解。这一批人，除了盲从者，他们骨子里和毛泽东一样，更多的想到只是一己私利，而不是国家的前途命运。

　　中国的地主群体，由血雨腥风暴力土改发端，和尔后数十年的高压摧残，已被彻底消灭了。时至今日，地主依然作为头号阶级敌人，记载在各种文献和种种文学艺术作品中，甚至有一种名曰“斗地主”的扑克游戏，每日被成千上万的人摔打着，蔑视着，是真正的罪孽深重，祸延子孙，万劫不复了。在众多历史学、政治学研究者的眼中笔下，在众多神情亢奋所谓红歌的嘶喊中，甚至在玩“斗地主”游戏的嘻嘻哈哈之中，有几个人能想到，这些被视为“万恶”的地主群体，不仅也是我们的骨肉同胞，而且在我们这个靠农耕立国的国度里，几千年来，主要是靠以他们为佼佼者的劳苦大众，披星戴月，胼手胝足的辛勤耕耘，才养活了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今天的我们，不知恩图报，反而肆意残害诋毁他们，这不是数典忘祖吗？“祖”主要不只是几个名人和帝王将相，而是黙黙耕耘的历代的劳苦大众，当然也包括广大的中小地主群体。

　　何日才能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呢？

　　2012年12月初稿

　　2013年2月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