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事件」中的新街口广场集会

王虹

2007年我从南京大学历史系董国强教授编辑的「十四位南京大学师生口述历史」一书中，读到李良玉、李西宁关于1976年针对文汇报及四人帮的「南京事件」的记述。记述中将南京事件描述为「三二九南京事件」及「三二九运动」，这样的描述不符合真实的历史。此书于2009年由日本筑地书馆出版。

最近又读到南京档案馆编辑的《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85年），吴雪晴的《1976年南京事件始末》（2002年）的文章。其中南京事件的记述部分，虽然没有「三二九运动」的提法，却同样疏漏了最重要的事件要素——「三三0新街口广场集会」。

维基百科、百度百科记载的南京事件也被称作「三二九运动」，也没有提及「三三0新街口广场集会」。看来「三二九南京事件」及「三二九运动」说法的始作俑者，可能就是李良玉、李西宁二位教授了。他们的相关文章可以提供一些印证：

《难忘的「三二九」》李良玉等，《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回忆1976年南京「三二九」运动》李良玉，《变动时代的记录》（2003年）。

《对「1976年南京事件始末」一文几个重要史实的订正》，李良玉《百年潮》2003年第9期〔1〕。

《记忆中的南京三二九运动》李良玉，2008年 7月第4期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

李良玉教授访谈，电子刊物《记忆》2009年7月25日第18期〔3〕。

李西宁教授访谈，电子刊物《记忆》2009年7月8日第17期〔4〕。

上述两篇访谈文章收录在「十四位南京大学师生口述历史」一书中（日本筑地书馆，2009年）

现将上述部分文章中相关的记述摘录如下：

『..... 所以3月29日上午参加游行的主要还是我们数学系的400多个学生（实为二～三百人）。我带着他们到新街口、大行宫绕了一大圈，最后才到了梅园新村.....第二天，也就是3月30日，我们系的几个学生又把3月25日《文汇报》上那篇影射周恩来的文章贴出来了........应该说，我们南大师生在开展这场运动的时候还是比较机警、比较理智的，当时大家的策略就是紧紧咬住《文汇报》不放，指责《文汇报》反周总理。这个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输理的.........起初中央文件对「三·二九事件」的定性是「政治事件」，前面还没有加上「反革命」这三个字..........到了4月7日，突然一下子整个气氛就变了..............我当时一听就吓傻了。因为这个事情追根求源，最后必然追到我们南大来，整个「四五运动」是我们南大挑起来的啊。』（我与「南京事件」——李西宁教授访谈）《记忆》2009年7月8日第17期。

『在南大校史上，这次事件被称为「南京事件」、「三二九事件」、「三二九运动」。』李良玉《对「1976年南京事件始末」一文几个重要史实的订正》，《百年潮》2003年第9期。

『1976年3月29日，南京大学学生掀起的反对「四人帮」的「三二九」事件，是当年北京「四五」运动的前奏，是文革后期的重大政治事件.......

「三二九」事件的全过程从3月25日历史系73年纪50多个同学冲破林禁令去梅园新村纪念馆悼念周总理开始，到4月2日结束，前后历时9天。』《回忆1976年南京「三二九」运动》李良玉《变动时代的记录》431页 2003年

李良玉、李西宁二人当时都是南京事件的积极参与者。

这些文章在记述相关南京大学师生活动的部分，还算是客观的。

可是在南大师生活动之外的记述中，疏漏的内容就比较多。尤其是三月三十日的记述中，二位都疏漏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三月三十日的晚间，南京新街口发生了五万～十万市民的政治集会。这个疏漏不是一般的疏漏！

二位教授或许没有直接参与那次集会的策划，也没有亲临集会的现场。否则根据二位的习惯，一定会大书特书的。

三月三十日晚间的新街口广场集会是一个全市性的行动，参与人员有五万～十万之众。作为「挑起四五运动的南大」（李西宁语）难道是偏爱「单挑」的角儿？

五万～十万人的新街口广场集会是当时南京最火爆的话题，信息不胫而走，几乎家喻户晓。作为积极参与者的二位教授，怎么事前事后会没有耳闻？

此外，李良玉等最早的论文是在79年写成的，距离南京事件的发生仅三年之隔，应该不存在记忆上的障碍吧？

李良玉作为南京大学的历史系教授，确实不该将目光局限在自己所在的南京大学，而对于南大之外的事件视而不见或者不闻不问。对于「三三0新街口广场集会」的疏漏，不仅在学术上是一个致命的失误，在其他层面也让人难以理解。

也许有人会问：「三三0新街口广场集会」确有其事吗？

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我就是这一事件的目击者。

下面是我参与「三三0新街口广场集会」的记述：

南京事件发生的当时，我正在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服役，营区就在南京卫岗。三月三十日白天，我与同事们乘坐军车执行任务时，路过了南京鼓楼一带，看到的情景也是布满了针对文汇报及四人帮（当时还没有这个提法）的大标语，政治气氛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当天傍晚在营区听下班回来的军属说，晚间在新街口将举行抗议文汇报的集会。

晚饭后，我请了假，乘坐五路公交车前往新街口。公交车在新街口的前一站大行宫被迫停住，已经不能继续前进。我听说新街口广场四个方向的中山路口都已水泄不通，而路上见到的都是赶往新街口的市民，大家有着一种节日的兴奋。当我挤入新街口广场，看到的情景令人震撼：广场四周的建筑都布满标语，内容都是悼念周恩来以及反对四人帮的。广场的人流量应该在五万～十万人的规模。市民们群情激愤，有演说的，有呼口号的，有散发传单的，犹如十年前文革情景的再现。

感受到了这种震撼，我并没有在广场久留，毕竟我身着军服。但新街口的这一幕哪能忘却！

单位的一些同事尽管没有参与新街口广场集会，事后也能凭借听来的一些信息，绘声绘色地模仿一通：士兵们！市民们...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新街口广场集会应该是一次事先有所策划的行动，否则我不会在事前就得知这个信息。虽然我亲临了现场，看到了壮观的一幕，却对那次政治集会的整个过程并不完全清楚：集会是如何策划的，人群是如何集聚于新街口的，最后是如何收场的等等，还需要更多的当事人作出补充。

三月三十日的新街口广场集会让当局十分紧张，南京市委第二天（三月三十一日）就发出〔1976〕二十号文件进行灭火。紧接着四月一日，中共中央来电：称南京事件为政治事件，继续加大灭火的力度。

四月二日，南京邮电学院的学生在鼓楼至三牌楼沿途，刷出了针对中共中央来电的十多条大标语——奏出了南京事件的最强音，也让「政治事件」名副其实。

当时我没能亲眼目睹那些标语，却从传闻中记住了表达最为透彻的那句口号——「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全面地「追查」是在四五天安门事件「定性」之后展开的。南京军区驻宁各单位也进行了严格的排查：所有的人都要书面交代三月三十日那一天参与了哪些活动，到过哪些地点，还要对中央的定性明确表态。实际上，地方工厂的排查也同样是重点交代三月三十日的活动，比如要回答「你去过新街口吗？」这类的问题。当时，人们也将南京事件称为「三三0事件」。

为了证实「三三0事件」并非子虚乌有，我最近查阅了1976年4月份的新华日报，找到了4月22日标题为《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推向新高潮，彻查南京反革命政治事件坚决镇压反革命》的社论。〔图1〕

下面是摘抄的相关文字：

『 三月二十九日这天，突然在南京大街要道上，在通往全国各地的火车车厢上、在通往各地的公共汽车车身上，刷了许多条反革命标语，把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有些坏家伙还疯狂地扬言，要把这些反革命标语在三天之内传到全国各地。三月三十日晚，一小撮阶级敌人在新街口、鼓楼、山西路等广场，同时进行反革命罪恶活动，张贴反革命传单，发表反革命演说，散布反革命谣言，呼喊反革命口号，公然为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公然对坚持革命原则的群众，进行辱骂和殴打，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四月一日，中央对南京反革命政治事件作了重要指示，正当各级党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时候，个别地区、个别单位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竟然疯狂反扑，赤膊上阵，煽动一些人刷反动标语，恶毒攻击毛主席，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

〔图2〕

参阅新华日报的4.22社论，南京事件的脉络一目了然。当局最在意的就是「三二九」和「三三0」这两天的行动（社论只提及了这两个具体的日子）。「三二九」主要指二～三百人的南大师生，去新街口游行及刷写政治标语的事件。「三三0」是指五万～十万市民在新街口广场集会及其他广场的抗议活动。这两个事件理所当然地成了政治追查的重点。对于前一个事件的追查，主要在南大校园展开；对于南京的其他单位，包括驻宁部队，主要追查的是「三三0事件」。除了南大，南京邮电学院、南京医学院、南京汽车制造厂等单位也是追查的重点。

「4.22社论」提到三月三十日，新街口、鼓楼、山西路等广场「同时行动」，并不说明鼓楼、山西路等广场都发生了新街口那样的大规模市民集会。当时的新街口是南京的中心，去新街口游行，集会，自然会成为民众的首选，正如北京人总是选择天安门广场一样。

按照通常的做法，当局对于民众的抗议游行、集会，包括规模的大小，是不会提及的，其目的就是要造成一种假象——即所有的政治行动都只是一小撮人的行为。

但从「社论」的字里行间，仍然透露出三月三十日晚，南京确实发生过「广场政治集会」，否则怎么会有「演说」和「呼喊口号」的事情呢？

从「4.22社论」中也能感受到：当局对于四月一日之后出现的政治大标语的极度敌视心态。

「三二九」的南大二～三百人的游行，再到「三三0」的五万～十万市民的集会抗议，当局终于坐不住了。

「五万～十万」，这是让任何独裁政权都感到恐惧的数字！

三月三十一日南京市委的「二十号文件」以及四月一日的「中共中央来电」，与其说是针对「三二九」的，不如说是直接冲着「三三0」的。

一位相识的朋友董连生，特地拿来了珍藏多年的1976年5月12日的新华日报。

〔图3〕

其中署名苏欣，标题为「彻底粉碎南京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文章中有如下记述：

『三月二十九日这天，在南京的大街要道上，在通往全国各地的火车车厢上，在通往各地的汽车车身上，刷了很多反革命标语；有些坏家伙还疯狂地扬言，要把这些反革命标语很快传到全国各地去。三月三十日，这种反革命活动更加猖獗。凌晨，一个坏家伙先后在三西路、鼓楼、新街口三个广场鬼鬼祟祟地张贴反革命传单，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歇斯底里地叫嚣要抓权，要抓舆论工具，要为所谓的「马列主义」而战等等。早上七点钟以后，在三个广场的周围聚拢了上万人，最多时，鼓楼广场的交通也被阻塞。这些人当中除极少数是制造事端的坏人外，绝大多数是过路围观的群众。中午前后，街头上出现了更为露骨的反动大标语。有的同志出于革命义愤，指责这种反革命活动，就立即遭到围攻、殴打。当天晚上，一小撮阶级敌人窜到新街口、鼓楼、三西路等广场，同时进行反革命活动。在新街口广场，有两个坏家伙一会儿躲在阴暗的墙根秘密交谈，一会儿混进人群中发表反革命演说，真是利令智昏。在鼓楼广场几个坏家伙也表演得淋漓尽致，有的站在自行车上，有的爬在电线杆上，宣读反革命传单，领呼反革命口号，一时闹得乌烟瘴气。三十一日，这股反革命逆流继续扩大。』

〔图4〕

文章提及的南京事件的描述中，三月三十日无疑是最高潮的一天，作者花费的笔墨也最多。从字里行间我得知了过去并不知晓的一些事情：比如三月三十日早上，南京的主要广场就有过上万人的集会，当晚在鼓楼广场也有过市民的政治集会......

文章应该有官方的背景，作者的署名或许就是官方使用的假名。为了强调事态的严重程度，文章不得已透露了「上万人」参与的数字，却仍然不肯明确提及晚间有五万～十万之众的新街口广场集会的事实。这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是当局一贯的伎俩。

李良玉身为南大历史系教授，作为南京事件的参与者，这段历史的记述者，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不至于一次也没有去查阅当年的报刊吧？可是李良玉的所有文章，都没有提及三月三十日晚间「新街口广场集会」的文字，甚至对于三月三十日活动的记述，还不如官方文章来得详细。这真是让人难以理解了。

李良玉在1979年，即南京事件刚刚结束不久的记述中，还仅仅是「难忘的三二九」。而到了2003年就提升到「三二九南京事件」，继而「三二九运动」了。在以后的文章中，也不断重复这样的定位。客观地说，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三三0新街口广场集会」从未被主流媒体披露过，或许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估计李良玉也可能以为「三二九」已是南京事件的最高潮，所以南京事件也就以南京大学的「三二九行动」为标记了。2006年，我曾在《华夏文摘》网站发布过文章《难忘76年》〔5〕，记述了我所了解的南京事件。当时还不知道李良玉教授对南京事件也有那么大的兴趣。

南京事件与四五天安门事件，主要表现出来的是民众对于周恩来逝世的哀悼以及对于四人帮的不满。但在整个过程中，在「哀悼」之外，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南京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北京的「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

说四五天安门事件与南京事件一脉相承，确实如此。

四五运动正是以这种新的声音，彰显了自己的品位，告别了以往的运动。

可是，李良玉、李西宁二人在南京事件的记述中，不仅没有提及「三三0新街口广场集会」，也没有在南京邮电学院的政治标语「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上着墨，却提出了一个「三二九运动」的概念。

一般来说，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比如「四五」，围绕着这个时间点可能有多起的事件，事件的范围甚至覆盖全国。这些事件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有着相似的属性，从而构成了四五运动这一整体。在1976年春天的诸多事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让这个运动达到最高潮的，当属北京四五天安门事件——这也是以「四五」命名这一运动的原因。

根据二李的记述，「三二九」不过是南京大学二～三百人的活动而已，与「三三0」新街口五万～十万市民的政治集会相比，无论是参与者的规模上，还是参与者的广度上，都是无法比拟的。

对于新街口广场集会，人们习惯上也只是称谓「三三0事件」。  作为史学工作者，将一个学校二～三百人的活动定义为「三二九南京事件」，继而提升到「三二九运动」，不觉得很牵强吗？

不错，在南京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大学生，尤其是南大的学生起到了自己的作用，即便不将「三二九行动」提升到「三二九运动」，人们也是不会忘却的。另外，南京事件中最早进行抗争的是南京汽车制造厂的职工、南京医学院的学生，还有最后收官的南京邮电学院的学生〔6〕，这些也是不能被忘却的。南京事件的过程表明：这场抗争，不只是学生们的抗争，而是全体市民参与的集体抗争。

还需要强调一下：只有当抗争从工厂、校园走向社会，民众广泛地参与，才能真正形成力量。同李良玉教授自称的「三二九运动」相比较，当局更为惧怕的恰恰是「三三0新街口广场集会」！在这一点上，当局要比李良玉清醒得多。

三月三十一日南京市委的二十号文件的发布，并不能让最高当局放心。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发正式文件，只能于四月一日追加「中共中央来电」，来恐吓民众。可是此消彼长，四五天安门事件还是发生了。

提到四五天安门事件，人们或许会想起当年的话剧《于无声处》。这个以四五天安门事件为主题的话剧，受到了社会舆论的普遍赞誉。可是，西单民主墙上却贴出了批评的文章（作者吕朴是吕骥之子），指出剧中的「四五英雄」，并没有跳出以往的局限，与现实中的英雄相比，境界相去甚远。赞美这样的剧中英雄，实际上是对四五精神的扼杀！（该文收于「大陆地下刊物汇编」，中共研究杂志社编印）

如果将南京事件的整个过程，比作一部雄伟的交响曲，那么，「新街口广场集会」无疑是最高潮的乐章，而南京邮电学院的政治标语「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就是交响曲中画龙点睛的最强音。

当李良玉等将这部交响曲最高潮的乐章、最强之音，通通疏漏之后，留给历史的「南京事件」还有什么值得欣赏的价值？

一个让南京事件最终成为「事件」的新街口广场集会就这样被李良玉等疏漏了，人们又一次看到历史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活生生的例子。

〔1〕《对「1976年南京事件始末」一文几个重要史实的订正》，李良玉《百年潮》2003年第9期

http://www.xiexingcun.com/Bainianchao/banc2003/banc20030916.html

〔2〕《记忆中的南京三二九运动》李良玉，2008年 7月第4期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http://www.cqvip.com/QK/85356X/200804/28159754.html

〔3〕李良玉教授访谈

http://www.difangwenge.org/simple/?t3309.html

〔4〕李西宁教授访谈

http://www.guancha.cn/comment/2012_02_14_65911.shtml

〔5〕《难忘76年》2006年发布在《华夏文摘》网站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15730

〔6〕  南京档案馆编辑的《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参阅《南师附中老三届》网站

http://nsfzlsj.blog.com/?p=4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