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暴力土改的系列文章之四

认真反思暴力土改的罪孽拨正历史前进的航标

茆家升

　　土地问题困扰了中国数千年，大陆至今也未找到妥善的处理办法。中国没有大庄园主，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农奴。中国的土地除了一部分掌握在自食其力的自耕农手中之外，基本上掌握在各级地主手中。地主们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也是矛盾重重，也存在着剝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而所有的剥削都是不合理的，都应该改变它。但是这种矛盾远远没有达到必须通过暴力革命，血雨腥风的残酷斗争，制造人为的阶级对立，杀人无数，乾坤大颠倒的方式，才能解决。中国数十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提出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倡导的利用乡村的地痞流氓懒汉无赖，发起的“痞子运动”，疯狂的无法无天的打、砸、抡、杀，不是“好得很”，而是“糟得很”！是历史的大倒退。

　　其实两千多年来，地主和农民的关系，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在长年官府统治者和农民的矛盾中，起着不可或缺的制衡和缓冲作用。统治者都是极端贪婪的，但为了自身的长久利益，尤其是不敢因过度掠夺，而激起民变。怎样保持这种相对的平衡局面，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中小地主群体，居间的缓冲平衡作用。因为他们起着实际的农村管理者的职责。官府的一些政策指令，要靠他们向农民们传达贯彻；农民们的诉求，也会由他们向政府表达。值得探讨的是，这些农村的实际管理者，从来就不是或基本不是官府的成员，这就有了很大的机动性，一方面他们不拿官府的俸禄，没有义务一定要为政府办事，官府太苛刻的条律，他们可以置之不理；另一方面，地主们没了官府身分，一些为富不仁者，就不能以官府名义，任意魚肉百姓。这样官府、地主们、农民三者之间，就有了一种动态的平衡。

　　有时我想，既往历代的统治者，为何不像共党执政那样,在基层设置政权的组织机构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从利益的角度看，有了组织机构，固然可以方便自己的政策执行，更多的获利。但权益和责任，从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顾权益不尽责任的政府，是短命的。而要尽责任不能只喊几句漂亮口号，是要做实事的。比如实事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赈灾。常常在重大灾害降临时，也是考验统治者民心得失的重要时刻。政府此时固然要办实事，但政府能力有限，必须借助民间力量。此时的地主群体，经常会担当主体作用。于情于理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都必须救剂灾民，这已成了历史的惯例，而且也是有潛规则的。比如搭粥棚施粥，是讲究“布包不漏，插筷不倒”。就是粥要稠到一定浓度，筷子插上去能站的住，用布包着不漏水，不能用大锅清水汤糊弄灾民。而有能力账灾的地主们，此时不能也不敢作壁上观。其实此时也是他们在农村树立威望，也是和官府叫板的好时机。听上辈人说，只要不是灾难太重，难得一次吃大锅饭，场面是很热闹的。施与者和被施与者，都认为是理应如此，不存在什么感恩的事。所以有人说，如果人民公社、大跃进人祸期间，执政者特别是毛泽东，不搞什么罪恶滔天的什么反瞞产私分，把农民手中的粮食搜括干净，富裕一点的农民手中，还有一点余粮，通过借贷赈济等方式，调剂余缺，那中国就不会饿死几千万人。

　　我知道我是在说浑话了，农业生产主力军，已被彻底打倒，农村中的缓冲制衡力量已完全消失，别说是人祸了，即使就是自然灾害，也无力抵抗了。

　　毛泽东执政前后，所以能犯下如此滔天罪孽，除了他本人的地痞流氓本性，和制度本身的缺陷，及外来歪理邪说的钳制和影响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对中国的国情，特别是农村情况，缺乏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客观分析，而妄下的结论。以这种荒谬的结论，来指导革命，必然后患无穷，直至灾难连年。

　　据近代学者杜润生等研究，民国时期中国农村的土地状况，远不是毛泽东所说的那样。而是“从中国农村看，可分配的土地并不多，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不到50%，而不是一向所说的70%～80%。直到最近，有几位学者对民国以来的历次调查重新做了整理，发现地主占有的土地，还不到总量40%，其人口约占5%。”（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这5%的人口，占有不到总量40%的土地，当然也有改革的必要。但远没有达到必须消灭他们的程度。如果必须这么做，才是革命行为。那么当今的权贵资产阶级，只占总人口的0.4%，却垄断了全国财富总量的70%，远超过美国的5%人口，占有财富70%。又有数字统计，全国亿万富翁有三千二百余人，其中太子党有两千九百余人。都是合理合法的收入吗？该对他们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面对农村中那5%的人口，拥有近40%土地的问题说事吧。现在讨论一下，应该如何对待这种不平等的现象。具体点说，就是要不要土地改革，和怎样的改革？是暴力土改还是和平土改为好？暴力土改的种种弊端和严重后果，已经实践证明是一种很坏的行为，那么能不能用和平的方式改变呢？有成功的例子吗？

　　当然有！台湾的和平土改，就是受到联合国表彰肯定的成功范例。网上有较详尽的资料，可以查阅。简述之就是这场开始于1949年，和大陆土改几乎同步进行的台湾土改，先是定租定息，交租量不得超过农业收成的八分之三，约为37.5%。然后政府出资，从多占土地也即地主手中收买土地，买来的土地以长期低息贷款方式，出售给无地少地农民。政府帮助地主手中的余资，投入工商业；政府再对低收入农民，予以资金科技等扶持，使他们尽快富起来。果然，短短几年时间，困扰中国数千年的土地问题，就得到了各方比较满意的解决，做到了地主、农民、政府三赢。不仅没有血腥，没有杀戮，也没有引起社会的动荡，更没有你死我活的阶级对立。

　　值得关注的是，当时还是国民党残存政权，继续实行一党专政的专制时期。国民党当局与台湾民众仍处于严重对立状态，矛盾重重，群体事件层出不穷，最有代表性的要数“二，二八事件”了。但是台湾当局在和平土改问题上，下了一步好棋，不但有利于国民党在台湾合法执政，也为以后的和平变革，走上民主宪政之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尔后蒋经国时代，毅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实现了民主自由与市场经济，基层已经有了很好的经济基础，就不是空穴来风。随着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我们的骨肉同胞们，已经走上了共同富裕之路。与此同时，台湾也成为保持中国传统文化最好，又是接受现代科学技术文化最先进的华人地区。大陆作家伍立扬说，台湾高中生的中文水平，要超过大陆的中文博士生。

　　对比台湾和平土改的成功，大陆的暴力土改，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反思。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为的制造阶级对立。特别是制造出一个万恶之首，即地主阶级。不问四类分子、五类分子（在下叨陪末座）、九种人、和文革中的21种人，地主都首当其冲。是坏人中的坏人，是顶级的坏蛋。必须彻底打倒，再踏上亿万只革命的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他们的子孙后代，都要严密看管起来，防止他们复辟变天！

　　我这么说决非危言耸听，按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早期，即使各地土改时期有先后不同，也大体结束了，要杀的杀掉了，要关的关起来了，要管制的也管起来了。国家总得有个正常秩序，该干啥还得干啥，不能就这么没完没了地斗下去吧，那老百姓日子可咋过？可是我又想错了，原来毛时代所谓正常的日子，就是要永远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如毛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所言，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当然光讲是不够的，要有行动，要付诸革命实践。如何实践，当然是斗人了！斗谁呢？严格点说，按业已完成的领袖专政的规律，毛时代除毛泽东一人之外，每个中国人都可以是被斗争的对象。君不见毛亲自选的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的下场，是如何的凄惨，中央七常委毛之外，谁没有被整肃过，遑论他人，要不怎么说，所有奉行阶级斗争学说的国家，全社会就是一架巨型绞肉机哩。今天你绞我，明天他绞你，除了毛泽东，谁的手上也没有免死的铁劵丹书，毛就是牢牢握紧社会绞肉机把柄的人。

　　但是，毛即使是长了一千只手的恶魔，他也不能亲自执行，对每一个斗争对象的斗争、判刑，直至处死（所以有挺毛的人说，毛没有杀过一个人，请问希特勒、斯大林亲手杀过人吗？）。他得有一整套的所谓理论、思想、学说，把那种从国外贩来的，加上自己的创作，直到能把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这样的歪理邪说，说成一枝花，蛊惑百姓和官员。再通过毋远弗届严密的组织系统，庞大的强势的一言堂式的舆论宣传与钳制，用毛的思想把全国人的思想都统管起来，毛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如何行动？或者说阶级斗争嘛，该斗谁呢？即使人人都可成为斗争对象，但每一次政治运动来了，斗争的重点还是有所侧重的。但是，万变不变其宗，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都会和地主分子挂上钩，各类被斗争的对象，都会被说成阶级本性的大暴露，或者直接说成反动阶级的复辟和阶级报复！或是什么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如果某个斗争对象，并非所谓地富出身，那也能说你是轻者是立场不稳，重者蜕化变质，和那些狗崽子一样，都成了阶级敌人，成了被打倒被消灭的对象。

　　究竟那些人是阶级敌人呢？那也是与时俱进的。但地主分子永远是元凶，对地主及其黑二代、黑n代的斗争、批判、蔑视、践踏，甚至追杀，自暴力土改之后，从未停止过。2014年春节联欢晩会上，冯巩演小品，不还是在说，冯小刚和徐帆在家“斗地主”吗？说的人听的人，有人想过这是在对人性的侵犯吗？当然它要和文革期间，湖南道县、北京大兴县，和广西一些地方，对以地主分子和子女们为代表的血腥大屠杀相比，也许不值一提。但是它正表明，全民至今并没有是非曲直的概念，历史真相并未搞清，既然大家都还在混沌之中，那以后薄熙来、某熙来们，重新树起阶级斗争大旗，再次掀起文革式翻天巨浪，完全是可能的。

　　下面说一点文革期间湖南道县大屠杀之事，看看这起血腥的、恐怖的、无法无天的恶性案件，对我们思考暴力土改，这个罪恶的原点，有何启示？

　　据谭合成先生的大著《血的神话》一书披露，湖南道县事件发生于文革期间。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道县全部10个区，37个公社，都出现了滥杀无辜的暴行，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占全县总人口1.17%。受道县影响，杀人风蔓延到湖南零陵地区其余九县市，全地区被杀7696人，被逼自杀1397人，致伤致残2146人。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杀人的同时还伴随着抄没财产、强奸妻女等暴行。一时间，尸体漂满了潇水。血腥之气长久不散。其惨烈程度，令人毛骨悚然。

　　作者将道县大屠杀的杀人手段归为十类：1.枪杀；2.刀杀；3.沉水；4.炸死；5.丢岩洞；6.活埋；7.棍棒打死；8.绳勒；9.火烧；10.其它。道县属零陵地区，是个盆地。水流五进一出，皆由潇水出口。很多被杀的人，直接抛进潇水，向下游飘去，很多人在下游围观。杀人最多时，有人在下游统计过，平均每小时有一点六具尸体飘过。有一次看到有一群尸体在水中打漩涡，捞起来一看，竟然是十个人被穿通了锁骨（俗称琵琶骨）连在了一起，有个妇女，怀里还抱着个孩子，惨不忍睹。

　　那么被杀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当然主要是所谓“四类分子”，据统计被杀的七千多人之中，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占被杀人数90%左右，是受害者主体。其指导思想、操作方式和残酷手段，与建国前后的暴力土改，如出一辙。道县杀人的主要理由，就是“土改补课。”方式也和土改时一样，设立什么“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没有任何法律手续，想杀谁就杀谁，想怎么杀就怎么杀！他们凭什么杀人，当然还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行动了，如毛在其经典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所言，“痞子运动”是“好得很”。追根溯源又是来源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清楚的记得，文革刚开始，收音机里就反复播放过毛的这篇大著。我一个摘帽右派的待罪之身，不能不惶恐地想到，我还能逃过这一劫吗？好在还是医生的小手艺再次帮了我，又活下来了，侥幸！

　　现在的中青年人也许会问，要杀人总得找个理由吧。有呀，据谭合成大著《血的神话》一书记载，当时到处可以听到“阶级敌人”组织“黑杀团”，“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杀一半，地富反坏吃饱饭”之类的谣言。需要郑重其事地指出的是，这些谣言不是“小道”传播的，而是通过官方或准官方渠道，在各种形式的党员大会、干部大会、民兵大会、群众大会上堂而皇之进行传达的。这正是这场血腥大屠杀的可怕之处，至少可以说明这场恶性事件，并非只是基层暴民们的自发行动，而是官方和准官方有意推行的，其手段和目的，也和十几年前暴力土改一脉相承的。对此谭著中也有记录。当时介入杀人的国家干部有426人，占全县干部总数的22.6％，农村基层干部有4665人，占全县基层干部的66.5％。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参与或支持过杀人的地方干部，被追究刑事责任数年以后，又重新入党，官复原职，有的还得到提拔和重用。他们本来就是执政党的自己人。

　　谣言当然只能是谣言。1984年5月，零陵地区成立了“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陆续抽调了一千三百余名干部，从1984年6月始到1986年底，对1967年夏末秋初发生在道县及其周围10个县市的杀人事件，进行清查、处理、安置工作，谭合成先生作为湖南省资深媒体人，对调查结果有深入的了解。谭先生本人也做过一年多的实地调查采访。结论告诉我们，1984年，处理杀人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就调查清楚：“被杀的和被逼自杀的9000多人中，无一人在当时有过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动，无一人有过反抗，甚至很少有人敢于辩白，说自己无罪。”“这段时期，道县破获的七大‘反革命组织’经查都系假案。”

　　我为何要用如此篇幅介绍文革期间，发生在道县的大屠杀血案，就因为它是暴力土改的重演与延伸。如果执政者对它不进行认真的反思和纠错，这样的血腥悲剧，随时都会各地重演，还会打着种种蛊惑人心的“革命”旗号。事实上道县事件就不是个案，北京市大兴县，广西一些地方也发生过，别的地方也一定有类似事件。比如在王友琴博士《文革受难者》书中记述过一件事，文革开始时，“红八月”期间，北京“联动”、“西纠”一伙暴徒们，在北京疯狂杀人打人，被毛泽东夸奖“要武”之后，串连到了上海，问上海为什么冷冷清清，说着马上到郊区县，找一个地主杀了，革命高潮马上就掀起来了。在毛时代荒唐的岁月里，这样的荒唐事件，还有多少是没有被披露的呢？但人们熟知，每次政治运动一起，总少不了要先拿既往运动受害者，即所谓“死老虎”开刀，已成惯例。地主是所谓首恶，被开刀祭旗，不是很平常吗？

　　地主们真的都是洪水猛兽，十恶不赦吗？他们究竟犯下了什么样的滔天大罪，对农民对政府有过怎样的伤害，以至要把他们整体打入人间地狱，世世代代受尽凌辱，再怎么忍辱负重，也得不到救赎呢？文革十年后期我在农村度过的，亲眼见到所谓地、富分子，过怎样的人不如畜生的生活。我只说一件事，当时的农药，用的是剧毒的有机磷类1605与1059。闻一闻都能毒死人，而且救治非常棘手，乡村卫生院根本治不了，各个公社每年都有一些人，死于喷洒此类农药者。笔者当时是一家大医院的下放医生，每年都要为抢救这类危急病人，付出过智力和体力的无数艰辛。这些喷洒农药者，基本上都是“老四”（农村中对四类分子的贱称）。有些生产队四类分子因讨不到老婆死绝户了，就和其他有老四的队换工。其实那时的四类分子，有的已是第二第三代了。但社、队干部都不想给他们摘帽。没了老四，谁来干危险要命的活呢？谁给社队出义务工呢？这些都是小事，还有件大事，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革命年代里，谁来当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呢？农村中那时也真有向外队借老四，来当活靶子的事。唉！每想到这里，我都是悲从心来。我在当右派的22年，八千多个的漫长岁月里，不是一直在当活靶子吗？经常科室里开会，除了讨论医疗病案的事，有些会议一开始，主持人会说：“革命同志留下来！”我马上尴尬地灰溜溜地走开，心中立刻漫起无限辛酸，右派真不是人当的！我们真的有那么大的罪吗？为何一再要受此等鄙视和凌辱？有时也会低声骂一句：“草泥马”只给自己听。所以我在农村抢救农药中毒的老四们时，除了“有医无类”，一个当医生的基本品德之外，还有点惺惺相惜之义。尔我同类，能尽上力一定竭尽全力，救助你们。我们都是人，也是现代意义的公民，我们都有权利活下来！在四周公社每年都有人，因喷洒农药而死的情况下，我所在的公社，皖南泾县浙溪公社（现属榔桥镇）一个农药中毒的都未死，当然我也抢救成功了其他各种危重病人。这是我行医五十余年，最大的亮点。笔者曾发表过一个短篇记实小说《生命几何》，（收在拙著《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书中。2004年远方出版社出版）说的就是老四们已经非人化，生命不值几何。

　　话说远了，再说说地主阶级罪与非罪之事。其实地主的原罪，归根究底还是手中拥有了多余的土地。官府为了把这些土地和土地上的农产品，据为己有。可是又没有通过合法程序，去收购赎买他们。咋办呢？就说他们有罪，而且罪大恶极！定什么罪呢？就说他们残酷剥削农民，都是黄世仁，都是刘文彩，都是周扒皮，私设水牢，杀人无数！说你们有罪，就是有罪，无罪也是有罪！为了证明这个妄下的结论，开动一切宣传机器，胁迫动员一切文学艺术力量，乃至写上教科书，永不改口，他们就永远是罪人，我们就永远正确！任何言论，亿万次重复，深入到全体国民骨髓里去了，就成了“真理”！这就令人不得不想起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名言”：谬论说了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其实戈培尔先生还有一句话，欺骗性更大：“混杂着部分真相的假话，比直接说谎，更能欺骗思想简单、幼稚无知的群众。”当今意识形态掌控者，大量的宣传品中，“混杂着部分真相的假话”还少吗？

　　还是说说地主们的事。要是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去检验地主们是罪焉或非罪焉？如果我们不带偏见，不只维护执政者们小集团的利益，我们就会发现那重复亿万次的言论，并不符合历史真实，也不是真理。我们从全民福祉的角度出发，为了这个国家能长治久安，为什么我们不能面对历史真相，公开说一句，暴力土改是一项错误的政策，它伤害了很多不该伤害的人。那拥有全国不足40%土地，占人口5%的人，曾经为这个国家，为亿万斯民，甚至也为当今执政者做出过很多贡献，他们之中很多人，是很优秀的，是农业生产上的行家里手，有人有很强的管理经营能力，应该是可以发挥他们的才能，很好为社会服务的。可惜他们不仅未受到重视，反而受到反复的摧残，很多人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作为一个阶级，已经退回历史的帷幕里去了，今天讨论这些事，已经只能是历史的反思了。

　　往事已矣，来者可追。我并不是在做翻案文章，也不是要算历史的旧帐。只是在追寻历史的真相，期盼能恢复历史本来的真实面目，给已逝去的历史人物，不问是名人或普通人，或是一个群体，有一个准确的历史定位。目的还是在于消弭民族仇恨，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也是为了早日走出毛时代的阴影，走上民主宪政的康庄大道。

　　此时我想起了胡适先生，想起了胡适先生一生倡导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和他的渐进改革的主张。在下虽然人微言轻，也是渐进改革的信奉者。不管当今社会有多少不合理的现实，比如权贵资产阶级非法拥有巨量财富，执政官员贪腐成性，司法不公，贫富差距日益增大，农民工缺乏应有的保障，房价奇高等等，都不是必须动用暴力变革的理由。同样的道理，执政者对当前种种弊端，只应该主动开启同步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政革，更不能滥用公权力，甚至动用专政机器，对不同意见者使用暴力。

　　胡适先生在谈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果时说：“无形之中养成一种仇恨心里。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不能并立，并视为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得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恨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种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需有的惨剧。”地主和农民关系，也应是这样的。

　　2010年12月初稿

　　2011年10月2稿

　　2014年2月4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