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秋石客先生商榷

陈弘莘

　　几天前在“中国政治协商论坛”上拜读了秋石客先生的文章《华国锋是1976政变主谋》很受启发。最近几年，一些当代中国政治学者及关注者们开始公开或私下探讨这个发生在38年前，对中国历史起到了重大转折作用却始终被模糊表述的历史事件，有人质疑“抓捕和审判‘四人帮’究竟是否合乎法律程序？”；也有人研究“打倒‘四人帮’到底是谁的意图？是毛泽东生前的意愿？还是邓小平和叶剑英的夺权计谋？或是华国锋保自己的需要？”……秋石客先生的文章是对所谓“打倒四人帮”事件前因后果思考最完整，表述最有依据的一篇。恰巧笔者对此事件也颇感兴趣，并略有心得，对先生的观点有认同，也有异议，列举几点商榷，不妥之处还请指教。
　

一.不容简化和忽略的政变理由

　　秋石客先生概括整个事件是：“用非法的军事政变解决的党内矛盾，所谓打倒“四人帮”，是个阴谋”，同时认定“华国锋是政变主谋”，原由和证据都颇具说服力，文章解析了华国锋具备发动政变的五大条件：１名义上主持中央工作（第一副主席加国务院总理）；２由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首脑参加（汪东兴）；３有军队支持（叶剑英、吴德）；４有公安系统支持；５合理借口（毛生前意愿）。但先生简化并且忽略了产生一场政变错综复杂的人事背景，甚至需要包括误判、契机、突发事件等内在、和外在理由，因此，对于发起政变的原因仅归结为“华国锋为自己真正掌握实权”的说法笔者实在很难苟同。

　　毛去世后，希望立刻将江青、张春桥一派全部打倒的人远不止需要保权的华国锋，叶剑英说：“不能再等了！再推迟，不是我们解决他们，而是他们解决我们了”，可见，一群“我们”在伺机“解决他们”，是双方两派人马实力、伎俩的较量，而非华国锋一个人的阴谋。当时邓小平已被开除党内外一切职务；叶剑英“被”养病休息实际夺权；军队元老派王震、聂荣臻、杨成武、熊向辉等从毛泽东去世前几个月就已经开始或者直接、或者以中间人传递消息的方式聚在叶剑英周围商讨对策。文革期间江青，张春桥仗着毛的淫威，原本就积攒了诸多怨恨，此时，又从张玉凤处传出口风说，江青认为纪登奎是苏联特务、汪东兴也是特务、吴德是国民党……这些无法与江青共事，并都需要政治自保的人，又何尝不希望尽快出手，扳倒对方？！

　　更重要而且不能忽视的是，毛泽东9月9日去世后草木皆兵日子里，几个特殊事件成为了10月6日政变的催化剂。

　　1.梁效文章

　　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梁效”的文章，标题是《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被当时敏感过度的华国锋、叶剑英认为是“四人帮”政变的总动员令，其中“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决然没有好下场的”一句，更是令华国锋一派心惊肉跳。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后来下令提前于10月6日动手的直接原因。

　　据说当时叶剑英看到文章后，立即派人送到华国锋手上，而李鑫则是连要车都来不及，在中南海内骑自行车狂奔，直接把报纸送到汪东兴处，再转至华国锋的办公桌上。这件事后来经过严密审查，最后的结论是一场虚惊。原来作者和光明日报社都是按照当时的宣传口径、舆论惯性发表的文章，文章形成时，完全没有任何人的指示和暗示。当时报社领导莫艾等人后来几年被严格审查，但都未因此受处分。

　　2.电话

　　毛去世后，中央办公厅秘书米士奇在中南海紫光阁，直接给京沪之外的省市领导打电话，要求治丧期间，有情况直接报告。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平化感觉蹊跷，打电话问华国锋，华回称不知此事，于是引起警觉，认为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秘密动作的一部分。米秘书后来被审查时交代，是王洪文让他打的电话。此事在1981年林彪江青两案公审时曾作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证提出，也被不少文章拿出来批判性宣传，但事实是，法庭后来因为实在找不出其他旁证而只能对此指控不了了之。

　　3.兵变

　　“张春桥之弟张秋桥秘密串联南口坦克六师，试图兵变”这一传言出自叶剑英之口。据吴德口述历史书中说：10月初某日，华国锋亲口告诉他，叶帅讲了这一紧急情况，于是华吴二人立刻为此制定了紧急应对措施。张秋桥是八路军老战士，长期在罗荣桓部下从事部队新闻工作，1963年起担任《解放军报》副总编辑，行政九级。文革开始后，他与所有老干部一样，写检查、挨批斗，住牛棚、下放劳动。1973年被召回出任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桥隔离审查后，几任专案组始终没有查出丝毫他们兄弟间除职务之外的任何联系。所谓张秋桥去南口坦克师串联兵变，纯属子虚乌有。同为谣传的还有在王洪文家中搜出的组阁名单上张秋桥大名赫然在列……

　　张秋桥1984年军职离休，先住北京黄寺总政大院，后长年养病于解放军总医院西院军职干部调养楼病房，直至90高龄去世。张秋桥离休前因其兄而反复受审，但凡他参与了一点所谓“阴谋活动”，都不可能有晚年这般待遇。2009年《炎黄春秋》杂志曾刊出他关于“南口坦克师事件”的说明。
　

二.与政变相关的历史疑问

　　1.政变意义？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都以发生日期作为起始事件名称，例如：五四、四一二、双十、五卅、七七、五一二、六四等等，那么1976年10月6日发生在中南海那场改变了中国命运的政变，为什么从来没有被冠以“十六事件”或者十六XX呢？如今官方几十年一致口吻地谈论“拨乱反正”“结束文革”的历史，是以两年后的一个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然而，若没有10月6日政变，何来两年后这个会议一切“重大决定”与“形成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的可能？

　　2.“打倒四人帮”究竟起念于何人？何时？

　　最近电视连续剧《邓小平》中，将这个问题归于毛泽东去世前的部署，尽管诸多反驳意见，有人认为是宣传需要，有人理解误读毛对江青等四人的批评，无论如何，不可否认这也是一家之言。

　　较多共识认定华国锋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但是，他何时下决心除掉江青等人，无论他自己还是史学家们都从未真正定论。上世纪末宣传中常规说法是：毛去世后，四人帮为了夺权，一直在会上胡闹，华因无法工作不得不采取行动。而华本人1999年3月9日对来访的张根生说：“我早已考虑很久，下决心搞掉他们一伙”。他说，9月10日，也就是毛去世的第二天，就已和人议论此事了。那时传说中的江青胡闹还没有开始，也谈不上所谓“四人帮要加紧夺权行动”。吴德《十年风雨纪事》中谈道：9月10日华国锋和李先念商量寻求解决“四人帮”的办法，11日，李先念去找叶剑英，当日，华本人亲自向汪东兴交底，得到后者支持。可见，华国锋自己都在这个时间点问题上前后表述不一。

　　也有说江青从76年中期毛病重开始在大小场合为难华国锋，令他从那时开始下决心必须铲除这个讨厌的女人。但是这个说法又和李先念的回忆有所冲突，李的表述是：9月26日，当大家开会商量对待江青张春桥等人是让更多人以组织出面一同开会讨论、投票决定是否处理，还是采取武力突然解决的时候，李先念提到赫鲁晓夫击败莫洛托夫集团的先例，最终说服华国锋决定采取袭击方式，令江青等对手反抗不及。由此，是否意味着26日才是“政变”行动确定的日子？

　　3.他们如何说？

　　这个发生在1976年10月6日，书写了中国当代历史重要并独特一页事件的诸多当事人包括华国锋本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因为各种政治原因或者被限制发声，或者被禁止写作，有人直到今天还处在非常“自律”阶段。

　　最先提出武力解决的李鑫曾经是康生的秘书，1978年后，成了所谓反对改革“凡是派”的头面人物；实施抓捕行动的张耀祠、武建华也同样被归为“凡是派”，后来都分别被调出原来的岗位，并被限制言谈行动。吴德时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陈锡联是北京军区司令员，他们因掌管京畿重地而参与了此事全过程。两人皆很早下台而少人提及，吴德虽略有文字，但字里行间明显不敢知无不言。

　　这些人为何参与？如何计划？如何说？如何看？如何想？……非到我们能够读到他们坦率、完整、细节清晰回忆录的那天，非到解开关于那段历史所有疑问的时候，针对10月6日事件下任何结论恐怕都会显得有失公允。

　　最后，对于秋石客先生定论“今天，中国走到如此黑暗的这一步……究其始作俑者，不是别人，而是华国锋。华国锋是伪君子，两面派，忘恩负义之徒，是资产阶级政客，投降派，是革命的叛徒。”这些结论笔者都很难认同。今天中国现状形成的因素千百、错综复杂，归于华国锋无论如何过于牵强，由于篇幅有限，此点不再展开。

　　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

　　朱元石：《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版

　　范硕：《叶剑英在1976》，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阎长贵、王广宇：《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

　　《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如何联手？》http://bbs.tiexue.net/post_3260897_1.html

　

附：

　

秋石客:华国锋是1976政变主谋

　　邓剧也并非完全伪造和一无是处，例如能运用电视手段，把动用御林军占领电台等暴力抓捕四人恐怖画面公开，也有其积极意义，等于官方承认了用非法的军事政变解决的党内矛盾，所谓打倒“四人帮”，是个阴谋。关于热月政变，笔者是有些调查研究的，特发表此文供读者思考。

　　一、政变历史背景

　　按照历史学家的眼光看问题，公元一九七一年，震惊国内外党内外的当代最富有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历史巨人毛泽东陷入了他一生的最富有难言之隐的失败和痛苦之中。面对复杂的激烈的政治斗争形势，作为伟大的政治家的他被迫选择全面性的战略退却。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实际上大为降低，党内外反文革势力死灰复燃，明里暗里向毛泽东为首的文革派发动了不断的反扑，其中一九九二年的右倾回潮，一九七五年的全面整顿就是代表性事件，以至于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在政治局遭受长达四个多月的围攻，可见问题的严重性。而毛泽东也只好静观其变。

　　以上种种事件说明毛泽东晚年的政治作为是极其困难的，一九七三年的反右倾回潮，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一九七五年的评水浒和批投降派，以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运动是文革派对反文革势力的主动出击，其结果都是胜负未分，打了一个平手，实际上以失败告终。

　　一九七六年，新中国历史进入了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初，毛泽东病危，周恩来病死，党内各派势力摩拳擦掌准备做最后一搏。

　　当时的中央大致可分左中右三派：一派是江青为首的文革激进左派，一派是以华国锋，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为代表的文革温和派，也可称之为投降派，再一派就是以邓小平叶剑英为领头的反文革右派。

　　一九七六年，在周恩来病重前后，毛泽东支持文革派主动出击，发动反右倾翻案风运动，试图控制局势，但遭到反文革势力最顽强抵抗。一月八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在如何对待周恩来问题上，左派犯了错误，右派利用得当，打周恩来旗帜对抗毛泽东旗帜，按当时一位高干子弟的话来说，这就是最后的斗争，是他们将来生活在天堂还是人间的最后决战，因此，借机发动四五运动就成了右派的生死一搏。

　　华国锋正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下浮出水面的。华国锋是靠文革青云直上,跟毛泽东、江青很紧,做一些行政具体工作，很会伪装自己。在谁来继任周恩来总理职位问题上，毛泽东是大费心思的。邓小平来当总理，显然不行，靠不住，他是反文革的，他是要秋后算账的。张春桥当总理，应该是毛泽东首选，但会激化同反文革势力的矛盾，胜算不大。作为一流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毛泽东，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在两军对阵，力量不分上下的存亡之秋，他把目光投向中间派，争取中间派。经过反复思考，最后决定利用一下表面老实的华国锋，提名为代总理。应当说，毛泽东的这种选择是稳妥的，但谁能预料华国锋会叛变呢？当然，毛泽东也可孤注一掷，令江青当主席、张春桥当总理、王洪文当人大委员长、毛远新当中办主任，效果将是另一个样子，但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他寻求的是更稳妥的方针。毛泽东说，华国锋这个人老实，他不会捣鬼。他总是说自己如何如何不行，我偏要选拔一些自己认为自己不行的人挑大梁。华国锋其实最不老实，他对毛泽东的安排心知肚明，在左右两军大决战中并不十分靠近江青为首的文革派，而是拥兵自重（指华为公安部长），静观其变。当天安门事件爆发，矛头指向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采取断然措施，一打一拉，重演了一出楚汉相争汉高祖刘邦的故事。一打，就是决定撤消邓小平党政军职务，令叶剑英闭门养病，一拉，就是假戏真做，任命华国锋为总理，中央第一副主席，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二、华国锋为何会发动政变

　　华国锋当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他做梦也不敢想的。他将计就计，以接班人自居，自欺欺人，一方面向毛泽东江青继续表忠心，例如，他曾对江青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忠于毛主席，忠于江青，听从指挥，借以麻痹毛泽东和江青，另一方面，全力镇压四五事件，借以打压另一个政敌邓小平势力，取得了一箭双雕效果，然后静观其变。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历史巨人毛泽东与世长辞，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斗争达到白热化。反文革势力处在地下状态，密谋东山再起。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方面严密注视邓小平叶剑英一举一动，另一方面积极筹备中央会议，争取大获全胜。而文革温和派华国锋，更是处心积虑，图谋执掌大权，他认为邓小平以成死老虎，反文革势力威胁不到他，而他登顶的主要障碍是江青等人。江青一生，对路线和政治问题历来敏感，却犯下对投降派华国锋应有的警惕，棋错一招，满盘皆输。

　　四人帮倒台后，许多人争功，以至于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在云里雾里，什么小平之功了，什么叶帅谋定了，都不是历史真相。不论热月政变正确与否，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主角是华国锋，而不是其他人，这是毫无疑义的，这次邓剧也证实了这一点。

　　毛主席死后，华国锋心知肚明，接班人不会是他自己，中国没有当总理又当主席的先例，党中央一把手不是江青就是张春桥。对华国锋来说有三种选择：一种是按照主席意愿，全力扶助江青，另一种是制造江、叶平衡格局，自已左右大局，第三种是自己真正掌权。经过反复思考，决定放手一搏，争当接班人。在华国锋看来，江青集团没有军权，政敌很多，只要把为首的干掉，他继续举毛泽东旗帜，当领袖是完全可能的。

　　为达此目的，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封存毛泽东遗言遗稿，谁都不能看。为什么？因为华国锋在毛泽东在世时，连一次单独见面的机会都没有，对比之下，江青、张春桥他们却是单独见毛主席如同家常便饭。他非常担心毛主席有文字东西不利于他而利于江青等。所以，当张春桥向中央办公厅李鑫索要毛泽东遗稿未成，惊魂不定，决计提前下手。李鑫以为他是首次向华提出采取措施的人，是不自量力的想法，其实华国锋早就在想政变方案了，李鑫只不过是添把火而已。

　　搞政变要有基本条件，华国锋恰恰具备政变条件。

　　第一，要有主动权。华国锋是名义上主持中央工作，有召集会议一网打尽之首要条件对此，是其他人是办不到的。

　　第二必须有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首脑参加。所以，御林军统领汪东兴，就成了政变关键人物。汪东兴如果倒戈，华国锋等就会成阶下囚。有人会问，汪东兴是毛泽东的卫兵头子，为何不去忠于江青，反而助华国锋呢？答案很简单，汪东兴最害怕江青掌权。江青早就看不上汪东兴，像对待家奴一样呼来唤去，汪东兴内心早就怀恨，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中，汪东兴投靠林彪，被江青抓住不放，要不是毛主席力保，早就成了黄吴李邱一样下场了。江青背后骂他是特务，他完全知道。如果江青当权，没他好日子过。跟华国锋走，前途一片光明。极端自私使他走上不仁不义之不归路。毛泽东生前顾情面，没解决汪东兴问题是一大败笔。

　　第三，必须有军队支持。如果军队不支持，你既使政变成功也会翻车。当时军队有四个力量要摆平。一个是中央军委，一个是北京军区，一个是卫戍区，一个是实力派人物叶剑英。华国锋思前想后,最早单独找的人是吴德。吴德长期担任北京市一把手，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是名符其实的党政军首脑。那么，吴德为什么会支持华国锋，从而反对江青呢？其中奥秘可从他自己的回忆录中找出答案。其回忆录中谈到毛泽东秘书张玉风向汪东兴汇报江青私下同她的谈话内容中有一条，说吴德是国民党和苏修特务。因此，吴德很清楚，如果江青当家，他没好果子吃。所以和华国锋一拍即合，共同谋划倒江青的政变。当时军队中另外一个关键人物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他不同意抓江青也不成，是吴德做了吴忠工作，吴忠提出他听中央军委指挥，因此，华国锋亲自出马，找关键人物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陈锡联，陈锡联支持华国锋并亲自给吴忠打招呼，叫他听从吴德指挥。最后，军队中最关键的人还要数叶剑英。他长期担任中央军委领导人，军方影响最大，又是名义上的中央副主席。他和江青长期不合，是死对头之一。华国锋通过李先念做通了叶剑英工作。这样，有了军队支持，华国锋夺权信心大增。

　　第四，必须有公安系统支持。华国锋担任过公安部长，对公安系统很了解，唯一担心的是公安部某副部长，他令公安部的副部长杨贵，用调虎离山计，陪同其出差，远离北京，解决了公安系统可能发生的问题。

　　第五，必须有合理的借口。为解决这个问题，华国锋一方面断章取义，打着毛泽东要解决四人帮的指示。另一方面，伪造毛主席你办事，我放心手迹的真意，造成他是毛泽东指定接班人之假象。华国锋正是利用伪造的合理借口，打着毛主席旗号，做通了许多人的工作。有了上述五个政变条件，华国锋终于完成了十月六日政变计划。

　　三、抓捕“五人”的过程

　　所谓“五人”，除江、张、王、姚，还有一个是毛远新，这一点被许多文革研究者忽视了，因为毛远新不抓，他有号召全党反政变的能力。

　　在整个逮捕江青等人的过程中，对先后次序，个人重要作用等社会上说法不一，根据我个人分析，加上一些知情人所述，实际情况应该是这样：

　　华国锋是主谋，叶剑英是后盾，汪东兴是主办。

　　参加第一人为华国锋，第二人为吴德，华国锋最早和吴德密谈此事。第三人为李先念，是吴德建议华国锋找李先念谈单独谈话。第一次有第三者参加的会是华国锋，吴德和李先念，李先念提出要有叶帅参加，经同意后由李先念出面先谈，李先念完成了任务，因此叶剑英是第四人。叶剑英提出抓江青等要有汪东兴参加，华国锋答应做工作，因此汪东兴是第五人。至于汪东兴是不是最早策划人，只有华国锋清楚，按理他应排在第二位。第六人是吴忠，由吴德做的工作。第七人是陈锡联，由华国锋亲自促成。具体执行人分别是张耀祠和武振华李鑫等，他们各带一组，张耀词负责抓江青和毛远新，武振华负责抓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整个斩首行动情况大致如此。

　　抓捕四人帮，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华是主谋，汪是总执行人，叶是高参，以快打慢等战术据说就出自叶剑英。

　　事后,华国锋等采取欺骗（如伪造毛主席遗嘱）和软硬兼施办法，迫使中央政治局同意他们的既成事实,为了进一步欺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做了两项决定,一是出版毛泽东选集,另一项是违背毛泽东和江青生前约定死后埋在香山的意愿,在天安门广场盖毛主席纪念堂。从此，华国锋当了短命的英明领袖。

　　四、政变结局及性质

　　华国锋掌权后，提出抓纲治国路线，继续批邓反右倾翻案风，试图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但由于他的低能和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未能如愿。邓小平用拥华骗取华国锋同意其出山后，邓小平率领反文革势力进攻，华国锋一败再败，为保住自己英明领袖地位，他不断地向反对文革势力让步，不惜牺牲其死党汪东兴，吴德及拥护他的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和吴桂贤等，结果在伟大的阴谋家邓小平面前，一败涂地。一九七八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革派全军覆没。华国锋等宋江一类人物，最终得到了可耻下场，真是不分左中右，人心大快。

　　对于华国锋这样的污浊小人和他干的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政变大事怎样评判，这是需要认真分析和评判的。

　　从个人品质上分析，此人乃是人间垃圾无疑。逮捕江青等人和牺牲汪东兴等足以证明他的自私自利，忘恩负义本质。邓小平叶剑英等反对江青，反对毛主席文化革命，是出于政见不同，而华国锋完全是出于见不得人的私利，是可耻的，不可原谅的。就是这么一个人，脸皮比天安门城墙还厚，居然每年还有脸去毛主席纪念堂，是认罪呢？还是继续污辱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只有老天和他自己知道。

　　对于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左中右有不同的评价。大多数左派认为，华国锋是叛徒，是投降派，他的斩首行动起到了右派办不到的作用，是左派内战，终被邓小平利用。个别左派和中间派认为他是反左倾路线而采取的不适当行为，右派认为是左派内部争权，乐不可支，客观上帮助了右派。

　　从党纪国法角度上讲，华国锋的行为是最严重的违纪行为，是最严重的刑事犯罪，是中共党史上史无前例的令人发指的丑恶行为，应当受到党纪和国法的严厉制裁，决不允许再发生。

　　从政治上讲，华国锋和江青之争也可以说是权力之争，非路线之争。华国锋初衷也可能想继续走毛泽东道路，属于左派右翼。但历史的评判不会由动机决定，而是由后果决定。

　　今天，中国走到如此黑暗的这一步，已不是什么郭沫若的大快人心事，已不是叶剑英的满目青山夕照明，而是广大工人农民群众和大部分有良心的干部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深恶痛绝的这一步。究其始作俑者，不是别人，而是华国锋。华国锋是伪君子，两面派，忘恩负义之徒，是资产阶级政客，投降派，是革命的叛徒。

　　热月政变改变了历史走向，让历史永远把华国锋钉死在耻辱柱上，以警示后人吧！

　　回顾历史，是为了现实。文革派的不团结、热月政变类的左派内斗被右派彻底利用的历史教训，应该引起当今左派的足够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