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重返校园的日子（二）

一真溅雪

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摘选

一真溅雪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为了能去北京中宣部、高教部上访要求对我们的问题作出处理，“伪造证件私刻公章”事件过后，我对张鑫说：现在要刻公章没有军管会的专用证明肯定是不行的，所有军管会刻公章的证明是铅印的，还留有存根，这样的证明那是很难伪造的，另外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刻一颗行车专用章，你与你们学院“联委”中的几个人关系还可以，你连公用免票都可以从“联委”弄出来几张，那你何不找机会把那几张公用免票都盖上行车专用章？这样问题之就解决了吗？反正去北京早几天晚几天都下要紧，你要以安全稳妥为第一，我们有时间等。他说：也只能这样了。

大约十来天之后，时间已经到了1968年元月五六号。张鑫来到我们宿舍，他说：事情办好了，我趁元旦放假学院“联委”办公室只有与我关系很好的一位“联委”工作人员值班的机会，趁他出去方便的机会，以借他挂在钥匙串上的指甲刀剪指甲为借口，拿到他的钥匙串，迅速打开那个装公章的抽屉，把我手里的那几张公用集体免票都盖上了行车专用章。说着就从内衣袋星掏出了几张盖好了行车专用章的公用集体免票给我看，我连忙叫他收起来。

随后我把各校的代表召集在一起商讨去北京上访事宜，大家高量后决定元月10前后出发，由我去湖南大学“联委”开到北京出差的证明(这是湖大“联委”主任朱XX早就答应了的)，张鑫提早两三天到长沙火车站去办理公用集体免票的簽证手续(主要是由车站确定出发的时间、车次、车箱、座位号，因那时车票紧张，提早两三天可以确保有坐位)，原计划每个学校去一个代表，但湖南治金学院和湖南师范学院没有人愿意去，湖南大学和湖南财贸学院就各多去了一个人，最后去的人有：长沙铁道学院的张鑫；湖南财贸学院的王湘平、任霭堂；中南矿治字院的王熙仁；湖南大学的王迪棠和我。

我们元月10号从长沙上车经过了二十好几个小时才到达北京车站，下车时已到晚餐时间，我们在车站的附近每人吃了一碗面条，就去找旅社，因那时到北京上访、出差的人太多，我们所到的旅社外面全都立了一块写着“客满”两个大字的木板，我们找了三个多钟头找了好几十家旅社和招待所，居然没有找到一家有空房间的，我们对找旅社和招待所已经不抱希望了，而元月份北京晚上的气温大都在零下六七度以下，在外面十分难受，大家一商量觉得只有到候车室去过夜，那里人多，还有暖气，暖和得很。我说：我们现在去，候车人那么多早就没有位子了，我们每人去买两张报纸，垫在候车室的空地上，就可以躺在报纸上睡一下，我们买好报纸来到进站口，不料要凭当天的有效车票才能进站到候车室去，正当大家都站在进站口前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农民打扮的人拿了一张北京到丰台的火车票顺利进站了(这种一两个站的慢车票也就两三角钱)，我连忙说有办法了，我们赶紧到售票厅去排队，每人花两三角钱买一张一两个站的慢车票，就可以进候车室趟下，享受那里的暖气了，大家都说这个办法好，每天只花两三角钱就可以住候车室这个大旅社。我们买了这种两三角钱的短途慢车票顺利地进入了候车室，候车室里人山人海，除了旅客之外还有不少带红袖标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以及军管会的士兵们在候车室维持秩序，候车室里还有许多和我们一样找不到旅社，用报纸或自带的衣被垫在地上休息的人，我们先只能找个地方先坐到地上，然后等有人走开时再趁机会趟下来睡觉，睡到半夜慢馒地觉得越来越冷，原来车站一到半夜两点以后，车站上下车的人少了，以及不让旅客在候车室“舒舒服服”过夜，便故意将候车室的暖气关掉了。接着带红袖标的人便开始依次清查候车室人们的证明，凡是没有证明的一律抓走。我们正睡得香，忽然被人用脚踢醒，“红袖标”一边踢一边叫道：起来！起来！把证明拿出来。我们把到北京出差的证明拿出来，“红袖标”看了看说道：你们出差怎么不去住旅社、招待所，呆在这儿干嘛！我们说：找得到旅社、招待所我们还愿意呆在这儿吗?有证明的人倒是没有被抓走或赶走，只是候车室里的温度越来越低，地面也越来越凉，已无法入睡，我们只好背靠墙面坐在地上休息等待天亮。

早上六点候车室的暖气又打开了，我们等身上暖和一点后，在七点钟就离开候车室到车站外面去吃早餐，吃早餐时我们找到几位也在吃早餐的北京老大爺打听到了中宣部、高教部的地址和乘坐公交车的路线。早餐后我们乘公交车先到高教部，找到高教部办公室，我们说：我们是湖南大学“联委”的工作人员，我们学校有几个“反动学生”现在他们的处分已经到期了，已返回学校要求学校作出处理，原来处理他们是按高教部和中宣部发下的内部文件进行处理的，现在对他们究竟应怎样处理，希望高校部作出指示。接待人员说：这不是你们一个学校的事，全国各省的高校都处理了一批“反动学生”，现在中央对这个问题也没有新的指示下来，我们也无法作出答复，只能让他们在学校等候中央新的指示下来，再进行处理。看来找高校部也没有用。估计找中宣部也没有什么用，但既然已到了北京，中宣部还是得去一趟。第二天我们又去了中宣部，结果与我们预料的一样，中宣部接待人员回答的意思几乎和高校部一模一样。

看来这趟经历了许多波折才得以成行的北京上访是白来了。由于上访无结果，大家心情都不好，此时王湖平与王熙仁竞因一点小事互不相让爭吵起来，以致发展到互相动手的地步，弱势的王湘平居然失去理智，要到中宣部的门卫室去告发王熙仁是“右派份子”的身份，要中宣部军管会把王熙仁抓起来。我见事态已经失控，十分可能危及湖南所有的“反动学生”的安危，我立即走到王湘平的面前警告他：你告发王熙仁，就等于告发我们所有的“反动学生”，我们将对你不客气！此时张鑫、任霭堂、王迪棠也围了过来一起要对王湘平不客气。

此时王湘平面对我们的威势，自知不是我们的对手，态度立马变软，同时在我的提醒之下，他也冷静了下来，他也意识到了他要采取的告发行为是一种既害人又害己的愚蠢行为。二王之间的爭吵便被我化解了。

这一事件使我深切切感受到，在处理“张鑫伪造证件私刻公章”事件成功之后，交待张、任二人切不可轻易向其他“反动学生”提及此事的明智与必要。

离开中宣部后，我们六个人商量了一下：既然上访的目的没有达到，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就这么回去太不值了，干脆就当作是来北京旅游吧！接下来的三天我们先后到了北海公园、景山么园、北京动物园和颐和园等处游览，门票都很便宜每张门票也就一角钱。本来最想去游览的是故宮，但故宫当时已被“军管”（军事管制的简称），不对游人开放。由于那几天都在下雪，气温又低，再加上事情没有办成大家心境都不太好，游兴大减，所到之处也都没有仔细游览，大多是走马观花式的随意浏览一番，所以都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印象较深的有北海公园闻名遐迩的九龙壁，就是一道上面镶嵌了九条神态各异的由彩色陶瓷烧制而成的龙的墙壁，制作十分精美，还有一座林木葱笼的小山上的白塔，它是一座带蒙藏風格的寺庙，白塔与它所在的青黛色的小山与山下的湖水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令人赏心悦目的精美画面；景山公园最著名的就是它那颗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在它上面上吊自尽的那颗有点倾斜的大树，但看那颗树下部直经还不到30厘米粗，我有点怀疑从崇祯皇帝上吊到我们去参观时已过去了三百多年，怎么看它都不像是一颗已经有三百几十年树龄的大树，不知是传闻有误，还是原树已枯死，后人在原处又移栽了一颗树；北京动物园应是中国动物品类最多的动物园，但我们去时正值严冬，许多爬行类、两棲类和有冬眠习性的哺乳类动物都已进入冬眠状态，躲进了动物园的人造的洞穴中去了，根本就看不到，所以也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只有颐和园印象较深，因为那里的风景实在太优美了，园内的昆明湖水面很大，湖内建有几条长堤、桥梁，还有一艘全由白色石材构建的石舫，据说湖内水位高时还可划动。

湖的一侧有一座万寿山，山上有诸多皇家古典建筑和寺庙，不过寺庙的建筑多带有藏传佛教的色彩。湖边还有一条举世闻名的“长廊”这条琉璃瓦木结构的蜿蜒曲折的长廊有将近一里半路长，廊内的梁柱、天棚上都画满了书画、诗词，都是著名宫庭画师和书法家的手笔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令人在那里浏连忘返。不过园内也有不少宫庭建筑遭到损毁、废弃，在这些被损毁、废弃的建筑旁边的雪地上到处都可见到破损的窗棂、门片、匾额，我们还见到其中一块匾额上还写着“慈禧御笔”的落款，这些都是珍贵的文物啊！却躺在雪地上无人理睬，这大概都是红卫兵们“破四旧”时的“杰作”。

由于天气太冷，候车室的后半夜又冷得难受，要找的部门都找过，又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在北京呆了五天之后就簽好回程的火车票返回长沙。

回前我对同来的同学说：我要在河南驻马店下车，再转汽车去泌阳县，去看望一下在那里监督改造的大哥，然后我自己买票回长沙。他们都说：难得有这个机会路过河南，你去看望你的哥哥是应该的，我们就先回长沙好了。

车到驻马店还是上午，我下车后找到汽车站，买到了去泌阳县的汽车票，大约三个小时左右就到了泌阳县，我打听到我大哥被监督改造的县农业试验站，结果农业试验站的领导说：你们兄弟以前的案件都有牵联，要经过县公安局的同意才能见面。我只好拿着我的证明(我去北京前，就打算在返回时去探望一下我大哥，所以我在湖南大学“联委”开了一张去泌阳县探亲的证明)找到县公安局的办公室，一位姓马的四十多岁的干部接待了我，我向他说明了来意。他说：你是正衡的兄弟？我说：是的。我听他称我大哥为“正衡”我觉得这个人对我大哥的态度还不错，接着他又说：这个农业试验站也真是，人家这么大老远跑到这里来，让你们兄弟见见面有啥事？我跟他们打个电话，你去见见你的兄弟吧！你要在这里呆几天？我说：也就一两天吧！他说：多呆几天也没事，难得来一趟。

我谢谢老马之后，就又去了农业试验站，我在那那里见到我的大哥，他很吃惊地问我：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我说：是去北京上访回来，顺便来看看你。他把我带到远离别人的牲口棚里一边喂牲口一边小声和我说话，我告诉大哥：你们县公安局的马XX好像对我们的态度还不错。大哥说：老马是个好人，以前我和他在公安局是同事，关系一直不错。

我告诉大哥：现在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中共上层的一场大规模的狗咬狗式的内斗，现在不仅下面乱，上面也乱得一塌糊涂，局势迟早要发生变化的。他连忙说：小声点！小声点！到处都有窃听器。我说：你们一个小小的偏僻县城哪会有窃听器？，他说：多得很，到处都有，你不知道。

到晚饭后在大哥的房间睡觉时我要和他交谈，他连忙用被子蒙住我和他的头小声对我说：不要在这里说活，这里到处都是窃听器，有话明天到牲口棚去说。

第二天上午早飯后，他把我带到牲口棚，他一边给牲口喂饲料，一边小声对我说：上面对这个案子(指我们组织“反革命集团”一事)重视得很，调查时，不仅省里(指河南)来了人，北京也来了人。当时我说：不会吧？这个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事发端于我那里，我都没有听说过北京来人调查此案，你们这里怎么会有北京的人来调查？你是神经过敏吧。当时我竟未意识到，他这是一种长期在当时那种高压政治态势和遭受群众专政，以及无休止的批斗的境况之下，出现的一种“被迫害妄想症”的表现。他又说：你趕紧走吧，以后再也不要到这里来。那天上午我离开了泌陽县农业试验站，我做梦都想不到这次分别竟是我和他之间的生死永别（他于１９７０年８月１日在那里割腕自杀身亡）。我从泌阳县坐汽车到驻马店乘火车回到了长沙。

从长沙回到学校后，大家一天到晚没有事，只能到外面看看大字报或红卫兵造反派自己办的油印小报(也有少数是铅印的)，以了解“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同时通过这些小报暴露的中共当局的内部保密档案资料，了解中共当局及中共领导人内部那些见不得人的黑幕，加深了我对中共当局、毛和中共领导人反人性、反文明的丑恶本质的认识。因为毛和“中央文革小组”为打倒那些潜在的政治对手，也就是那些手握实权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老干们，时常故意把中共内部、以及老干们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材料提供给红卫兵和造反派作为打倒这些老干们的炮弹；此外从“文革”开始后，各级机关的老干们被揪斗，靠边站，各级机关都陷入瘫痪状态，红卫兵和造反派又常组织人马冲击这些机关的档案室查找打倒这些人的“黑材料”和以前单位领导人惩红卫兵和造反派的“黑材料”，这些“黑材料”中的后者则被红卫兵、造反派们焚毁了，而前者则被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刊载在他们所办的小报上。

在这些小报上有一条关于毛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视察上海一家工厂时，毛对陪同毛视察的上海市领导人的讲话，那就是当毛听到这家工厂的领导向他汇报他们工厂开展增产莭约运动的成就时，谈到他们工厂推行计件工资制以来工厂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工人们的劳动热情高涨，收入也大大的增加，有的年轻工人头脑灵活、技术好、手脚快，一个月都能有一百四五十元(这在当时平均月工资只有三四十元左右的时代，已经是很高的工资了)的收入时，原以为会得到毛的表扬，不料毛听到后对他身边的人讲：怎么能这样搞？大家都有了这么多钱，生活都富裕了，哪个还跟我们去干革命呀(此后全国各地工厂纷纷取消了计件工资制，实行等级工资制)！看到这份资料令我大为震惊，以前我还认为毛对中华民族所犯所有罪行都是因为他错把马克思、列宁和秦始皇那一套当作治国良方，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只是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导致的，目的还是想让国家富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看到这份资料之后我才愰然大悟，原来毛在1958年以来的一切胡作非为居然是为了使全国民众陷入赤贫状态以便驱使他们成为毛在全世界进行世界共产革命时的工具和炮灰。这份材料使我对毛的阴险歹毒、视民众如草芥、为达个人目的不择手段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除了看大字报、小字报之外，我们几个高校的“反动学生”有时也互相串门，大家聚集一起游嶽麓山、打扑克、下象棋、打乒乓球，我有时也参加这些活动，但我更多的时间是到距我们学生七舍不远的麓山门新华书店去看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那时的新华书店，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和少量的“文革”前的理工科教科书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书籍。我当时想：我要反对马克思倡导的由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实施的共产独裁体制，必须对马克思倡导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较深的了解，才能发现它究竟错在哪里？才导致出现在苏联和中国如此悲惨、如此严重的后果，所以我想利用这难得的几乎不受干扰的空闲时间，来阅读一番马列主义的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从北京回来不久，我每天早餐后就一个人到麓山门新华书店去看《资本论》，中午回食堂午餐后，又到书店去继续阅读直至书店傍晚下班关门才回宿舍晚餐，晚上就陪农场回来的同学们聊聊天或下棋打扑克。

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到1968年的3月上旬，此时我发现我的开刀的刀口处出现了一个小脓包，我到校医务室去看了一下，医生说是刀口发炎，医生问我：是什么病开的刀，我说：是急性血吸虫病引起的肝脓肿开的刀，医生说：这种手术的刀口是不清洁刀口，是极易发炎的。隨后他用于术刀把脓包划破挤出里面的脓汁用碘酒消毒后盖上消毒纱布，要我每天来换一次药，过了几天伤口就长好了，我正高兴时，不料几天过后那里又形成了一个小脓包，我又到校医务室去，医生又划开那个脓包挤出脓汁后说：刀口里面已经形成了一个瘘管，他把一长条浸了消毒药的小纱布条慢慢塞到了瘘管里，以消毒引流，外面再复盖消毒纱布。过几天伤口长好了，又出现小脓包，如此反复几次后，医生说要彻底治好恐怕要把出现瘘管的整个刀口完全切除重新缝合才行，医务室没有做手术的条件，要到大一点的医院去才行。我想还不如回西洞庭农场去做这个手术，反正我迟早要回一趟农场，去取回留在那里的一些行李，因上次离开农场时怕让人知道，所以只带了几件简单的行李。

4月初我从长沙坐轮船到沅江县的蒿子港，再从那里步行将近三十里路就到了我原来所在的二分场一队，我回到二分场一队之后，组里的、队上的员工们都来问长问短，我告诉他们，现在在学校正等待处理，这次回来一是取行李，二是刀口发炎想找王本龙医生把发炎的地方割掉。

次日我到总场医院找到王医生把情况向他说了，他说你今天就来住院吧！明天我再把整个瘘管都切除掉重新缝合，这个手术很简单。我当天办好住院手续回队上拿了洗漱用品就住进了一间普通病房，第二天王医生把我带到手术室，先消毒、局部麻醉后，就把原来那条形成了瘻管的旧刀口割掉了重新缝合后，我下了手术台，弯着腰就自己走回病房，手术几乎一点痛苦都没有，与上次手术那种痛不欲生的感觉真有天壤之别。王医生要我躺在病床上休息几天等拆了线再回去。

在医院的这几天，同组的刘家珍来看望过我几次，这位我刚到农场时还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此时已长成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大姑娘，从我刚到农场起她就在工作上、生活上给予过我很多帮助的刘家珍，是一位十分勤劳、十分善良、又极富同情心的人，她从不相信我刚来时湖大保卫科的人说我是想要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反革命，她从我到队上后的为人表现也看出我和她一样也是一个勤劳、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由于三年多来一直在同一个组共同劳动，日久生情乃是人类本性的自然表现，我与她之间也是这样，彼此互有好感，凡是有需要两人或几人合作完成的工作，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对方作为搭档。每天出工时如果看到她也在出工，心情就会感到一种轻快和愉悦，如果没有看到她就会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失落感。

但是我们彼此之间这种心照不宣的好感，鉴于我当时的处境，我们都只能隐藏在心里。因为如果一个“反动学生”在改造期间，公然与贫下中农子女谈情说爱，会被认为是抗拒改造、拉拢腐蚀贫下中农子女的“流氓行为”，在那个时代，由于政治和阶级斗爭的需要，不少男女之间正常的恋爱都会被当作“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甚至会当作“流氓行为”，而使当事人遭到批斗、处罚，更何况我这个“反动学生”。我们顶多也只是在总场电影院放那八部老掉牙的“革命故事片”和“革命样板戏”时，在收工前约好晚上一起去看看电影，而且去时还不能一起走，而是分别与队上看电影的其他人一起走，只有散戏之后，我们都会让其他人先走之后，我们才一起边走边聊天，快到队上时又分先后各自回到队上。

这次我第二次开刀，她来看我，我陪她到医院附近散步，她既含蓄又明白无误地表示她不在乎别人的“成份”或政治面貌，自己的终生大事要由自己决定。然而我考虑到自己前途未卜，在1968年“文革”正处于高潮的情况之下，我们这些“反动学生”隨时都有可能由于毛和中共当局政治斗爭的需要将我们抛出来，作为震慑民众的牺牲品。她那么纯朴善良的人，我不能连累她，此外我看到“文革”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我更感到我不能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正等着我们这些心怀救国救民理想的热血青年去做。

此外我也没有忘记我曾经立下的誓言，在实现自己的理想之前决不成家，于是我很婉转地对她说：我还不知道我将来会怎么样，我不想连累别人，让我们把把这一份珍贵的情感永远保存在心灵的深处，作为我们永远的美好回忆吧！我不知道她是否能理解我当时的处境和心情，她听后默不作声地走了。

五天之后我的刀口拆了线回到队上，又休息了十几天，组里、队里的员工、家属们都知道我要回学校，而且不大可能再回来了，很多人都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算是一种告别的方式吧！老潘那位从宁乡老家来农场做临时工的妹妹潘昭君、刘家珍和她的嫂嫂廖家秀每人还绣了一双鞋躺底送给我作纪念。

四月下旬的一天我和队上的员工、家属告别了之后，就离开了我在那里劳动生活了三年半时间，并给我留下了许多苦难和美好记忆的西洞庭农场二分场一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