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重返校园的日子（三）

一真溅雪

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摘选

一真溅雪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我背着行李取道蒿子港从那里乘轮船回到了长沙。回到学校后，我们这些从农场回来的“反动学生”依然是一天到晚无所事事，游岳麓山、打乒乓球、打兰球、下象棋、打卜克、聊天便是一天的生活内容。而我白天仍然是去麓山门新华书店阅读《资本论》、《反杜林论》，晚上或是与同学们一起玩一下，或是看看从蔡锷北路一家旧书店买来的一本《唐宋名家词选》和一本《唐诗三百首》(这些旧书都是旧书店从抄家的红卫兵手中收购来的)。

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受鲁迅先生的影响很大，我认为中国占主流地位的传统文化之中，精华不多糟粕不少。但我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古典诗词却情有独钟，我为中国古典诗词中那优美的韻律、华丽的词藻和幽深的意境所倾倒，常到爱不释手的地步。

我在阅读《资本论》的过程之中，发现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建立在一些错误的基础之上的。例如它的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在这里认为只有工人、农民的具体劳动才能创造社会财富和商品的价值，完全勿视了资本家、地主们的生产资料(工厂、机器、土地、农场……等)和资本家、地主在经营过程之中所付出的体力和腦力劳动在创造商品价值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他把商品的价值减去商品的原料成本和工人、农民所得报酬之后的那部份价值称之为剩余价值，并认为这部份剩余价被资本家和地主白白地占有了，以此挑动工人、农民对资本家和地主的不满和仇恨，为他的阶级斗爭学说找到了虛假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从当时的报纸上、统计资料上收集了许多资本家残酷剥削、压榨工人；地主、贵族残酷剥削、欺压农民的典型事例，带着极端的阶级偏见把这些观象普遍化、绝对化，从而得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地主贵族与农民之间毫无共同利益可言，并由此武断地认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地主贵族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是敌对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只有通过你死我活的阶级斗爭，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地主．、贵族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把敌对的资产阶级、地主、贵族阶级通通打倒并加以消灭，才能彻底解决无产阶级与一切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才能得到彻底解放。

在这里马克思勿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地主贵族与农民之间除了有利益互相冲突的一面之外，他们之间还有根本利益一致的地方，例如：资本家和工人职员之间都希望这家工厂或公司能够继续经营下去，并且经营得越来越好，这样资本家可以继续赚到更多的钱，使家人生活得更好，或扩大生产经营的规模，而工人职员则有工作可做，可以养家糊口，工厂、公司经营得好可以增加自已的工资、奨金；地主贵族和农民都希望他们工作的土地、农场能继续经营下去，地主贵族可以收取地租或农场的利润，而农民也希望地主的土地经营和农场能继续办下去，农民有土地可租赁，进行耕种收获的作物除交租之外还可养家糊口，或可以到农场工作，领取工资养活家小，农场主也可以获得利润养活家人。所以在马克思声称的敌对阶级之间，除了利益之间有矛盾之外，他们还有基本利益一致的地方。正因为这些阶级之间有着前述基本利益一致的地方，那么这些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不是敌对性的、就不是你死我活的、就不是不可调和的，而是可以通过互相协商、互相妥协而加以调和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功就证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看到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弊端，他不知道这完全是由于教育不普及导致的文明程度不够高、社会道德低下、法制不完善、社会协调机制不够健全所造成的。却武断地认为这些弊端完全是私有财产所有制所造成的，他凭想像认为，只要消灭了私有财产所有制，建立公有制就可完全克服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端，使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马克思不可能也无法意识到，他理想中的公有制将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弊端和灾难不知道要比私有制要大多少倍。

马克思还给人类社会描绘出了一幅极具诱惑力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远景，这是一个完全建立在不切实际的空想之上的、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空中楼阁。

在那个社会，劳动将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每一个人都自觉地毫无保留地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从社会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物质和精神享受，人们将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

这些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人的生存本能和动物属性决定了绝大部份人的自私和怠惰的本性，所以劳动本身永远不可能成为绝大多数人的第一需要；为保证各个人平等的权力，每个人的自由都必须是有限度的；此外人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欲望是无限的，而地球上的物质和精神资源却是有限的，有限的资源怎么能满足无限的需求？

到这年的6月中旬已经到了游泳的季节，地处岳麓后山的中南矿冶学院西南面的岩石山中，有一座水面呈三角形的水库，库底也是由岩石构成，由于水库上方及周围没有农田，又没有人居住，仅有一条小溪从山上流入水库，所以水质十分洁净。有次我到矿冶学院的同学那里去玩，那里的同学带我到这个水库去游泳，我游了之后，跟他们说：这个天然游泳池太好了，比我们学校学生七舍下面的湘江的水质好多了。他们说你这么喜欢在这里游泳，你不如搬到我们冶金系学生宿舍来住，和我们住在一起，大家人多也热闹一点(中南矿治学院从农场回来的“反动学生”都住在治金系的学生宿舍，他们是：王熙仁、卢楚薌、任国汉、熊声祥、张仲良、王怀毓和许业武，他们分住在两三间宿舍)，我说那好呀！过了两天我真的搬到他们那里去住去了。他们宿舍离湖南冶金学院很近，冶金学院的孫治国、龚玮、曹楚材、张奠磐、李永孝也经常过来玩，上午我有时也和他们一起打扑克、下象棋、打乒乓球，每天下午我都跟他们中的三五个人一起去那座水库游泳，每天都去游的只有我和熊声祥，我们午睡后就去游一直要游到下午五点多才回宿舍去吃晚饭。

我那时游泳有两个目的：一是恢复急性血吸虫病引发的肝脓肿手术后丧失了的体力；二是为今后偷渡到香港或偷越国境作准备。尽管我以前读大学时已经可以游很长的距离，但因那次几乎送掉性命的大病，体力已远不如从前，所以一开始我只能绕着那个水库游两三个圈便已累得气喘吁吁，需上岸体息一下，然后继续再游，以后每天每次连续游的圈数都增加一圈或半圈，一个月后由于游泳技术的娴熟、动作的协调，游起来再也不感到呼吸困难和很累，慢慢地，游起来就和平常快步走差不多，身体觉得十分放松和舒畅，游到这种境界之后，我和熊声祥整个下午都可以一直绕着水库游，从下午两点多下水，一直不停地游到下午五点多才上岸回宿舍吃饭，游的中途如果想休息一下就仰躺在水面上小腿稍微摆动一下以阻止腿部下沉(上身因肺里面是空气，所以上身的平均比重比水小，容易浮在水面；而腿部净是肌肉和骨格只有很少的脂肪，平均比重比水大所以容易下沉)。

有次湖南财贸学院的王湘平也来了，他是常德人自幼生长沅江边上，也喜欢游泳，自视水性不错的他说：水库里是静水，风平浪静，在这里游不算本事，有本事到湘江里去试一试那才算真本事。我和熊声祥都说：好！那我们今天就到湘江里去试一试，今天我们横渡湘江不经过水陆洲(现称之为“桔子洲”，经过水陆洲中途要走一段陆路可以作為休息)，直接从阜埠河下水，游到对岸的长沙电厂，不上岸休息立即折返再游回后阜河怎么样？王湘平说：那还是每人带个篮球胆保險一点吧！万一游到江心有哪个抽筋怎么办？我和熊声祥说：我们不需要，要带你带一个吧！我在读大学时就已经有横渡湘江的实力，现在又经过了一个多月的锻炼，再去横渡湘江，自知实力足足有余，而熊声祥无论是游泳技术还是体力都比我更胜一筹，自然是更有信心。那天下午我们从湘江西岸的阜埠河下水，因为湘江在长沙段是由南往北流为了抵消水流的影响，所以我们是朝东南方向游，才不致被水流冲到对岸长沙电厂的下游去。

临下水时，王湘平看到这里的江面要比他在常德游泳的沅江江面要宽许多，心里有点胆怯，我和能声祥说：你不是要在有风浪的江河里显显你的真本事吗？今天正好这里又有风又有浪，正是你显示真本事的好机会，你怕什么？他说：我们沅江哪有湘江这么宽啊！我们说：不要紧，你先把那个兰球胆吹起来用线系在身后，如果游不动了，就抱着球胆游，你在中间游，我们一左一右在你的两边游保护你，这不就万无一失了吗？在我们的鼓励之下，他终于和我们一起下水横渡湘江。在大江里游果然比在静水的水库里游要费力得多，加上那天风浪还比较大，浪头上还出现白色的浪花，所以呼吸时必须把头抬得较高才不致嗆水，这就要消耗较大的体力，我有时只好采取侧泳的方式面朝下风的方向，以避开迎面的浪头，这样比较省力，又不易嗆水。此外还须避开往来的船只，如果身体碰到船尾的螺旋槳那就完蛋了。

刚游到江心，王湘平说：太费劲了，我们要他抱着球胆游，但这样一来游的速度就减慢了，我们也只好减慢了游速，当我们游到江对岸的长沙发电厂时，我们问他：是上岸休息一下，还是立即折返往回游？他说：抱着球胆接着往回游没问题，于是到湘江东岸后未上岸，立即折返往阜埠河游，刚回游到江心水陆洲头附近，王湘平说：太累了，我到水陆洲上休息一下再游回阜埠河。我们问他要不要我们一起上岸陪他？他说：不需要，有球胆我休息一下，自己可以游回来，水陆洲头的东面是湘江的主河道，江面宽度佔湘江总宽度的三分之二，剩下三分之一的江面估计他在球胆的幫助下游回阜埠河没有什么问题，我和熊声祥便一起先游回了阜埠河。

我们上岸后大约半小时后，王湘平也抱着球胆慢慢游回来了，他一上岸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说：今天要不是带了这个球胆恐怕是回不来了。我们笑他：你的真本事到哪里去了？他说：我们沅江哪有这么宽？再说我又这么多年没有怎么游过了(在西洞庭农场的三年多，因害怕感染血吸虫病都不敢在哪里游泳)。

住在矿冶学院的时候，有一天，王熙仁带了一位湖南师范学院红卫兵组织的一个头头吳XX(因近视戴了一副近视眼镜，人们都叫他吳眼镜.他是师院艺术系的学生)到宿舍里来，说要在这里躲几天。因为湖南各高校的红卫兵组织，组成了一个联合造反派组织，全称叫“湖南省高等院校红卫兵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简称“高司”，其司令是中南矿治学院的学生詹先礼(在校其间已入党，因出身好、在校表现“好”曾被内定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人的培养对象)，因“高司”是保护省、市老干们的，实际上就是保毛保共产党的，而全省各地的中学生红卫兵和一些造反派也支持“高司”的观点，所以他们都被称之为“保皇派”。而湖南省以工人、普通市民、普通职工(如我校食堂管理员姜XX等)、少数一般干部和回城“知青”等(1963、1964年因家庭出身不好，而失去升学资格的初、高中毕业生被中共当局下放湘南、湘西农村的这一批人，通常被称之为“老知青”以区别于1968年底后大批下放农村的红卫兵、学生，后者被称作“知青”)为主组成的全省最大的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是要打倒各级老干们的，甚中有不少人是像我校的姜XX那样借造反之名，发泄自己对毛和中共当局以及平日欺压他们的各级老干们的不满的人。“湘江风雷”在全省各地都有组织(西洞庭农场的造反派也属“湘江风雷”)，声势巨大，人数达百万人之多，势力远超过“高司”。

运动初期，毛和中央文革小组为利用“湖江风雷”打倒湖南的各级老干们，表态支持“湘江风雷”。两大派双方都声称自己是忠于毛、忠于中央文革小组、忠于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攻击对方反毛、反中央文革小组、反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一开始双方都在长沙各地设置宣传据点、广播站互相攻击；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唱红色革命歌曲、语录歌；跳忠字舞和红色舞蹈，以吸引各方“革命群众”，壮大自己的声势。然后在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唆使、鼓动之下，双方的争斗由文斗发展成武斗，年轻瘦弱的大、中学生们哪里是身强力壮的工人、底层民众的对手。“高司”的势力范围主要在河西高校集中的地区，“高司”在河东(长沙主要市区)的诸多广播宣传据点，先后被“湘江风雷”占领，河东各“高司”据点里的红卫兵骨干们大多集中退守到，“高司”设在河东的指挥部──位于五一中路四层楼的原“中苏友好館”(上世弝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改名为“中阿(尔巴尼亚)友好馆”)，其余的人都退回到河西“高司”的势力范围。有好几百“高司”的红卫兵被难以数计的“湘江风雷”造反派围困在“中阿友好館”内。附近街道上还挤满了围观的群众。那时的武斗还只用棍棒、钢管、粗钢筋、少量的刀具和狼牙棒［註：１］还没有开始用槍。

“高司”派身强力壮的学生死守大门，“湘江风雷”派出手执钢管、棍棒的敢死以员久攻不下，双方互有死伤。后来“湘江风雷”采取断水、断电和断绝食物供应的办法，楼内“高司”人员终于坚持不住，于1967年6月6日“高司”在河东的指挥部“中阿友好馆”终于被人多势众的“湘江风雷”攻破。

据在现场“观战”的我原邻居孃孃的儿子虎儿讲，当“湖江风雷”攻进一楼后，他看见仍在二楼死守的“高司”人员中的一条大汉只穿一条短裤，手执两把板斧像《水浒》中李逵劫法场那样，从二楼飞身跳下，试图杀开一条血路，夺路而逃，然而他刚一落地，立足未稳便被“湘江风雷”造反派们的一阵乱棍打死。“湘江风雷”攻入“中阿友好館”后双方展开一场混战，双方死伤难以数计，剩下的“高司”人员只好举起白旗投降，这场武斗才告结束，后来这场武斗被称之为“六六惨案”。

我们学校学生七舍旁边的凤凰山(这座由黄土和岩石构成的山体，现在因城市的开发已被夷为平地，盖起了楼房，从前我们化学系的放射化学实验室，就建在凤凰山西面的山腰上)西南麓的山坡上还有几座连墓碑都没有的土堆，据宿舍管理员姜XX介绍：那里埋的便是“六六惨案”中湖南大学的几位殉难者。1968年6月6日我还见到有学生在那几座坟前焚烧钱纸和死者的遗物诸如衣被、书籍等以表示对死难者的悼念。

1968年得到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湘江风雷”(“湘江风雷“的司令叫胡勇，是我弟弟所在的长沙汽车电器厂的一位三十多岁的工人，一度担任过省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曾被抓去坐牢多年)在与“高司”的文斗和武斗中都占得上风，所以到处抓捕“高司”的头目。

这位吳眼镜是湖南师范学院艺术系的学生，专攻二胡演奏，他对我们这些“反动学生”抱同情态度，对毛和中共当局的认识也与我们接近，和我们都谈得来。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我常请他为我们演奏二胡，瞎子阿炳、刘天华、黄海环……的二胡独奏曲他都会拉，我比较喜欢的“江河水”、“赛马”、“拉骆驼”、“二泉映月”等二胡曲他拉得特别好，在那个久已不闻丝竹声的年代，这对我们几个志趣相投的同学来说，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吳眼镜在我们住的冶金系宿舍(位置比较偏僻，来往的人很少，为防止被别人认出，不让他外出，飯都是由我们帮他到食堂去打回来的)躲藏了十几天，等抓捕“高司”头目的风声过去之后，出于安全的考虑，他才回他的老家去了。

［註：１］：“狼牙棒”是把木棒的一头钉滿去掉钉头的钉子的木棒，因一头钉满了象狼牙一样尖锐的钉子，故被称之为狼牙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