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生涯经历的苦难和人间冷暖（九）

一真溅雪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1967年潘组长的身体仍未见的转，组里的“文革”积极份子们仍然热衷于造反活动，而不事生产劳动，六组的生产基本上仍由我代管。刚到农场的时候因听说农场是血吸虫病的疫区，我们队上得血吸虫病的人也不少，所以我非常注意，尽管我十分喜欢游泳，而我们生产队旁边就是一个由原来的河流两端被堤坝截断而形成的宽约三四百米、长约五六里路的湖泊，而且湖水看起来十分清冽，湖底又是沙质没有烂泥，是一处理想的游泳场所，但我慑于对血吸虫病的恐惧，始终不敢下湖去游泳。然而到了1967年，由于两年多来，有时也偶尔到湖边洗洗衣服，见其他农工常到湖里用鱼罩罩鱼，好象都没有哪个因此而得血吸虫病，思想上对血吸虫病的恐惧和预防便放松了，再加上这年双搶时过于劳累，有时晚上收工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和满身泥浆汗水的衣服，实在没有精力和时间再去打水洗澡，然后再去洗那身溅满泥浆又髒又臭的衣服，于是就往食堂旁的湖里一跳一边洗澡、游泳；一边顺便把穿在身上的衣服也清洗一下，这样，一上岸不仅人身上洗得干干净净，连穿在身上的衣服裤子都也洗得干干净净了。不料对血吸虫病警惕性的放松，和图一时的轻快便捷的做法，后来却几乎把我的一条年轻的性命丢在了西洞庭农场。

1967年的7月下旬“双搶”还没有完，我就开始发烧，每天都是三十八度五左右体温也不算特别高，“双搶”仍处于紧张阶段，组里的人手又不够，我如果休息组里的工作几乎就要瘫痪，老潘仍在拉肚子，体力越来越差，他全靠我幫他安排组里的生产劳动。想到自我来农场以来老潘对我的关照，我也只好坚持每天出工并幫他排其他人的工作，偶尔晚上到队医刘医生(部队卫生员退伍)那里量一下体温，拿一点百乃定之类的退烧药，也不见效。

到八月二十二号，老潘说：你发烧这么久不退，你今天体息一天到总场医院去看一下病吧！不要拖出什么大病来才好。这天早餐后，我到总场医院挂号看病(“反动学生”和农场农工一样有公费医疗)，由于刚“双搶”后，农场生病的人很多(大都是过度劳累引发的)，再加上农场和附近农村搞武斗受伤的伤员也大多到总场医院来治疗、搶救。我挂号后好久才轮到我进诊室看病，给我看病的周泽琼医生问了我的病情，用听诊器听了一下心肺后对我说：你的症状有点像急性血吸虫病，我先开个化验单你去验个血、验个大便就可以确诊或排除。她听我说长沙话，又问我：你不是本地人吧？来农场有多久了？我告诉她我是长沙人，来农场快三年了，她说：你是大学生吧！我说：是的。因为全农场的人都知道有一批从长沙来的大学生这里改造思想。

我拿着化验单来到化验室排队，我一看前面排了好几十人，我估计上午是轮不到我了，我便去问周医生：上午人太多恐怕轮不到我，我是否可以下午再来？她说：下午人也一样多，你跟我来吧！我跟着她来到化验室里面，她对那两个化验员说：你们先幫他化验一下吧！他病了很久啦。那两位化验员立即帮我抽了血，并拿着我准备好的大便样品进行化验。

那时候验血、验大便全是手工操作和凭显微镜观察，速度很慢，难怪化验室外面那么多人排队。大约二十分钟后，化验结果才出来，我把化验报告拿到周医生那里，她一看就对我说：是急性血吸虫病，根据血吸虫卵的数量来看已经很严重，你发烧这么久，怎么不早点到医院里来检查？我幫你开个住院证，你回去收拾东西，下午赶紧来住院。

我回到队上向生产组长老潘和支部书记老范请好了假，拿着洗漱用品和换洗衣服就来到总场职工医院办理住院手续，由于住院的人太多，所有的病房都住满了，我被安排到一间由大倉库改造成的临时大病房住下了，这间大病房住了三四十个病人，其中有不少是农场和附近农村的血吸虫病人和武斗受伤人员，有许多晚期血吸虫病人，就像防治血吸虫病的宣传画上画的那样：全身瘦得皮包骨头却挺着一个像临产前的孕妇一样的大肚子(血吸虫病到晚期就无法治癒了)。

在武斗受伤人员中有一个附近公社的造反派，听病友们说他平日游手好闲，到处偷雞摸狗，生性凶残，因出身好，“文革”开始后参加造反派当了一名小头目，横行乡里，欺压村民，危害一方，激起公愤，被当地民众联合起来打断他的双腿使他残废，使他喪失继续报复危害他人的能力，也被他的家人送到这里救治。

我入院时照例称了一下体重还有一百二十斤重，负责这间大病房的是医院的林院长，也是部队医生转业到这里的。他对我说：现在给你使用一种我国新研制出来的治血吸虫病的新药“血防86”。这种“血防86”实际上是国外早已使用的的一种治血吸虫病的酒石酸锑制剂，被我国仿制出来之后，善于故弄玄虚和保密的中共当局，给这种酒石酸锑制剂取了一个代号名称“血防86”，以掩盖它是仿制外国早已发明使用过的真实名称，对内对外都当作自已研究发明的新药进行宣传欺骗。

这种“血防86”只溶于油剂，所以服用前把一人一天的剂量装在有橡皮盖的、原来装青霉素用的小玻璃瓶里，倒入麻油，盖上橡皮盖，连瓶子一起放到沸水中加热，到小瓶中的酒石酸锑制剂完全溶化，再把小瓶取出来稍冷，再给患者服用。

一开始我不知道这种溶在麻油里的酒石酸锑制剂味道那么难吃，当护士拿了一个小青霉素瓶叫我把里面溶有酒石酸锑制剂的麻油喝掉时，我先打开橡皮盖呡了一口，一反胃就连吃下的饭菜做都呕吐出来了，那些老血吸虫病患者对我说：你这样怎么能吃得下去？你要先仰起头，打开瓶盖把瓶伸到喉咙里往喉咙里一倒迅速吞下后，连忙夾一筷子腌菜往嘴里一塞，嚼两下往肚子里一吞，这样才不会呕吐出来，他们给了我一点腌菜，我如法炮制，才把那一小瓶溶解在麻油里的“血防86”吃下去，果然没有呕吐。于是我请来医院看我的老潘幫我从他家里炒了一碗腌菜来供我服“血防86”用。

这种“血防86”每天一次，要连服一个星期为一个疗程，我服了三四天之后肝部出现疼痛、腫胀，吃飯后开始呕吐，但人尚可行走、洗衣、洗澡。为了补充能量，我到供销社买了白糖冲糖开水喝。好不容易坚持服完了一个疗程的“血防86”，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愈来愈严重，肝部的疼痛愈来愈严重，连呼吸时都感到痛不可忍，呕吐也越丧越严重，吃什么吐什么，后来连喝糖开水也会呕出来，身体日渐消瘦，而肝部却越腫越大，每天就靠上下午各静脉注射两针25％的葡萄糖注射液(每针50毫升)维持生命，服用一点四环素消炎。

由于武斗，农场与长沙的交通运输中断，农场医院已有大半年没有得到药品的补充供应，此时农场库存的药品已告罄，消炎药仅存少量的四环素，补充营养的仅存少量的25％的葡萄糖注射液。此时胡文清、彭桃英、粟爱等几位小护士商量了一下，跑到药库把仅剩的几盒葡萄糖注射液和两瓶四环素丸子拿出来，藏到我的床头柜里留给我使用，她们说再过几天这些药都会没有了。

这时我已只能一天到晚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人已瘦得皮包骨头，肝部腫胀疼痛日益加剧，还发烧，经常烧到三十八九度。范支书已安排我们生产组从总场园艺队下到我组劳动的周世达和周菊秋二人分白天和夜晚轮流照顾我，因为他们二人家在园艺队，离医院很近。那时我拉屎拉尿都是在床上由他们用便盆来接，我仍坚持每天喝白糖水，但喝白糖水也呕，有时呕到绿色的胆汁都呕出来了，这种胆汁其苦无比，虽然吐了之后立即用水漱口，但直到第二天早上喉咙里都是苦的。

这时老范和老潘到医院来看我，对我说：你好好养病，想吃什么就告诉老周他们，我们会想办法给作弄来。我说我现在什么也不能吃，吃什么吐什么，你们什么也不要拿来。

他们走后那几天晚上，我忽然发现晚饭后队上来医院看望我的人多了起来，除了六组的人之外，其他组也有许多人前来看望。原来我那时的状况，令医生护士和老范、老潘他们都认为我快不行了，队上的人都是抱着赶在“陈老大”（队上人对我的称呼，意思是姓陳的大学生）临死之前，最后去看他一眼的心态前来探望的。

那个我刚到农场时幫我锄棉花草的小姑娘刘家珍，此时已长成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大姑娘，她来探望的次数最多，在将近三年的共同劳动之中，我们彼此之间已互相产生了好感，但在我当时的处境之下，我们都只能把这种纯朴而真诚的情感埋藏在内心深处，不能让外人知道。所以她每次来时，都会邀两三个女伴一起来，而且尽管她们每次来都尽量找一些轻松的话题和我交谈，但我还是能从她的眼神里看出掩藏在里面的忧伤。而我自己当时却完全没有意识到我正在一步一步向死亡走近，我的生命之火已行将熄灭。

到9月6日下午眼看我已快要不行了，负责我们这个大临时病房的林院长把医院的几个主要医生都召集来对我进行会诊，周医生因在门诊值班没有前来，除林院长之外，还有欧阳凱、谭跃华两位湖南医学院毕业的医术比较高明的医生，但他们二位均因家庭农身不好，怕出医疗事故而被指责为对贫下中农实施阶级报复，所以在治病时小心翼翼、缩手缩脚不敢冒一点风險。另一位是王本龙医生，他原本是解放军的一名卫生员，参加过抗美援朝，后又经过培训，转业后就到西洞庭农场当了一名外科医生。王医生出身好，又是转业军人，因为参加过抗美援，死人的事见得多了，所以胆子大、又不怕承担责任，所以农场里有许多重危病人都是他主刀动手术，有的本不该死的被他治死了；有的本来在送往常德或长沙大医院的路上就会死掉的重危病人，又被王医生通过手术把他们从去鬼门关的路上拉了回来，被王医生救回了一条命。

那天下午会诊时林院长束手无策，欧、潭二位医生因顾虑重重不敢轻易发表意见，都默不做声。王医生见大家都不发表意见，便问了我一下病情和治疗经过，又掀开我的衣服看了看我腫得很厉害的右上腹部，然后对林院长和欧、谭二位医生说道：陳XX的病，要么就是肝癌；要么就和前不久那位病人一样是急性血吸虫治疗后引起的肝脓肿(后来我从护士们那里了解到：这位病人因医院没有手术消毒药和抗菌素无法动手术，于一个多月前死去)，林院长和那两位医生都附和道；应该是这样吧！王医生吩咐值班的护士胡文清，要她去拿一个针筒和最长的针头来，趁小胡去取针筒和长针头的时候，王医生走到我的病床边对我说：我要对你进行一次肝穿刺检查，针要刺得比较深，也有点痛，你要忍住，不要乱动，否则针头把脓胞划破，浓流到腹腔引起全身性的败血症那就麻烦了。

此时小胡已取来一个针筒和一个将近十厘米长的细针头和一瓶碘酒，王医生指使小胡用摄子夾了一团蘸了碘酒的棉花在我右肋下肿得最高、按下去最痛的部位用碘酒擦拭消毒后，王医生对我说：忍住，不要动啊！随即把针刺进我的肝部，虽然有些痛我还是忍住了，一动不动，接着王医生抽动针筒往外抽，一下子就抽出了半针管黄白色的浓汁，王医生举起针筒对林院长和欧、谭二位医生说：是急性血吸虫治疗后引起的肝脓肿，必须明天就动手术，林院长你明天安排手术吧！随后王医生又走到我的病床边对我说：祘你运气好，要不是昨天47军武装押运了一车药品到这里，你手术都没有办法做。王医生又对照顾我的老周说：赶紧回去告诉你们队上明天一早来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到医院验血，准备手术后给陈XX输血。

老周连忙到队上向范书记、潘组长汇报了情况，老范组织了七八个年轻力壮的小从子，9月7号一早赶到医院验血，不料我的血型为O型血里面一种比较特殊的血型，那七八个人居然没有一个人的血型与我的相符合。消息一传回上队，队上立刻又有三四十个职工、临时工赶到医院验血结果仅有两人可以给我输血，医生说：这是大手术，最好能准备三四个人输血。消息传回队上，这时老范把情况向队上的人一说，队上那些妇女、姑娘、四五十岁的老头老太太都赶到医院来验血，后来又验上一个合格的，医生说：差不多了，大家回去吧！

此时队上的职工见原来说好今天上午就给“陈老大”动手术，已经到十点多钟了为何还没有一点动静？他们跑去问王医生，王医生说：昨天会诊后医生护士们写了一张大字报批评林院长不负责任，好端端一个病人(指我)进来，在他负责的病室住了半个多月的院，也没有诊断出是什么病，又不及早进行会诊，直到把病人拖到快死了才叫人来进行会诊，对病人的生命太不负责任了，责令林院长作出检查、反省。林院长一见此大字报，便撂摊子不管了，没有安排手术便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职工们从护士们那里了解到：我如果不及时进行手术，生死也就是这两三天的事了。此时队上的造反派们立即组织了一支数十人的以伍湧到医院声称：今天下午医院再不给陈老大动手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就要把你们这个被资产阶级当权派(指林院长等医院领导)所把持的医院砸它个稀巴烂(这都是“文革”期间造反派们惯用的词语)。由于我们二分场一队职工与医院的医生、护士们都属于同一个造反组织，此时王医生站出来要大家安静听他说，他首先按当时的惯例先唸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王医生说：资产阶级当权派撂担子，我们无产阶级造反派要敢于把担子担起来，今天下午由我组织一个手术小组，一定帮陈老大做好手术，除留下准备输血的人，其余的都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吧。

队上的人都回去吃午飯去了，老潘走到我面前问我：要不要通知你家里？我说：不要，等我好了再告诉我母亲。老潘又交待老周：如果手术前要家属簽字，你就幫他代簽一下。

此时只剩下三位准备输血的人和照顾我的老周，我要老周幫我拿钱到食堂买了他们四人的午饭。

此时王医生找了两三个刚值过夜班的护士组成了一个手术小组，王医生交待胡文清护士中午给我先后静脉注射了200毫升25％的葡萄糖溶液以及一些5％的生理盐水，和一些手术前必须的药剂，又安排护士把手术器械进行了消毒处理（因前段时期没有药，医院已很久没有做过手术了）。

下午队上又来了几位帮忙的职工把我抬到一个有轮子的担架上，下午二点钟我被推进了手术室。王医生问：家属来了没有？手术单上要家属簽字。老周说：他家不在这里，队上要我代表他家属簽字。王医生对我的情况大概也略知一二，所以说：那就由你簽吧！老周簽好字后，我一看这个手术室设备极为简陋，中间有一个手术台，手术台上方连无影灯都没有，只吊了两支40瓦的日光灯，室内还有一个氧气瓶，这大摡就是手术室唯一的急救设备，手术室大概因为前一段时间药品的极度匮乏没有麻醉药、没有消毒剂、没有消炎药、没有抗生素……等手术必须的药剂不能进行手术，所以手术室已经好久没有使用过了，也没有人打扫，我抬进手术室时，看到手术室的墙角上还有蜘蛛网，可能是中午护士们急急忙忙把手术室打扫了一下，墙角上的蜘蛛网又太高，所以还没有被打扫掉。窗户上也没有纱窗，蚊子、蒼蠅可以飞进飞出，如此简陋的卫生条件下做这种手术，恐怕也只有在朝鲜战场上、在帐蓬里的简易条件下，做惯了大小手术的王医生才敢做。在老周他们的幫助之下，护士们把我抬上了手术台，我只穿了一条短裤躺在于术台上，我看到王医生和护士们把已经消过毒的手术器械都准备好之后，王医生吩咐扩士们说：用纱布带把他的手脚都绑在手术台上，我说：不是要打麻药吗？还绑手脚做什么？王医生对我说：你看看你现在身体虛弱到这个样子，还能给你打麻药吗？一麻过去恐怕就再也醒不过来了，当然肚皮上我可以给你进行一点局部麻醉，划开肚皮时你不会很痛，但是手术刀切割你的肝臟时那就会很痛，因为肝臟是痛觉神经很敏感的器官，你要忍着点，不要叫、不要动，以免影响我的手术。我点点头轻声说道：我不会叫，也不会动的，王医生说：那就好，我以前在朝鲜战场给伤员们动手术时条件比现在更差，有时连局部麻醉都没有条件做，我照样给伤员们开胸破肚、截手截脚。听得我心惊胆战、头皮发麻。我刚被在于术台上绑好，一位护士正在用碘酒给我的右腹部消毒，忽然一个大蚊子正在叮我的额头，我对另一个护士说：快把我额头上的蚊子趕走，它正在叮我，那位护士二话没说顺手一巴掌拍在我的额头上，结果蚊子没打到，我倒是先挨了一小巴掌，搞得神色严峻的医生护士们都笑了起来，我也跟着露出了一丝微笑，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