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抗战初期四川省主席王缵绪七子王泽仁

王风昌

从1950年中共执政以来，就进入到一个阶级斗争的年代；凡家庭出身“不好”者，都讳莫如深。对大名鼎鼎王缵绪而言，广大川民无人不晓，他是抗战以来唯一一个川将，进入到中央核心人物！当年，他身着国民政府四川省主席正式行政干部装的肖像，一度是与蒋中正的肖像并列挂出。为保川不失，他在省主席任上请缨出战，于1940年5月凭战功晋升为二级上将，他又身着抗战时期，国军正式三星上将戎装，这可是全川独一最耀眼的军政人物！

于1957年11月，其父王缵绪被抓当天报道：“反革命分子”越逃，再无定论。这年王泽仁大学毕业，在他身边人为隐去真名，都改叫“王老七”；从此“王老七”成了他的名号，却隐瞒不了家庭背景。

在1960年初，王泽仁打成“右派”，被市政机关开除送至重庆北碚劳教所改造。其交待材料这样写道：“赫赫有名的父亲王缵绪，是国民政府任命的抗战初期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军管区总司令和四川省保安总司令，作为鼎足之臣，不惧一切，铲除刘湘之余蘖。在1938年中旬，接收国民政府入川落脚就绪，得以有了安全保障的战时陪都及抗战大后方。但随之引来日军轮番轰炸本省，一年多以来，其父带领全民与日机抗争，他下令转入地下战备，并以24小时不间断地生产，供应战时所需；使日军在轰炸一年多后，消耗掉巨大国力，丝毫不见成效，更达不到毁灭中国抗战决心。其父是作为四川陪都抗战后方的当家之主，占据着得天独厚地位，他速将旧军阀制系改革，逐将四川的军政带入到中央正轨运行，同时极力打造川军国军化，而全面推向战场；尤对他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强化成中央甲级部队，让所有将士都曾轮流进入军校过关，成为川军最精锐的集团军，是驻守四川屏障一支可独立进行战役的强大军队。

自1939年底，获日军一改（陆海空）联合攻川计划。为保川不失，其父在省主席任上请缨出战，他对整个川军训导：“保卫四川，要靠我们川军拼命才对，而那些已弃守掉自己省军系，不要抱任何幻想！否则也不会丢弃大半个国土！对这些军系首脑而言，只知保存各自实力，换取可怜话语权罢了！至于四川安危，并不在他们的心上；如今四川不同以往，已占据在全国人民金字塔地位，要拿我们的骨肉去捍卫！在他出川由蒋中正代理川政，其父是作为中央集团军总司令，奉命驻守四川屏障主将，这对川军是极力挑战和考验，就拿其父第二十九集团军，前后陆续跟随他出川将士达20多万，却始终是追着日军在我国最主要三大战区（第五、第六、第九战区）作战，从未停止。其父先后任第五战武汉外围作战总指挥；于1943年任第六战上将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奉命接任陈诚指挥战区各役，并取得转折性的重大胜利；又于1944年调任第九战区上将副司令长官，携长子王泽浚第四十四军中将军长（为第九战区直属部队）；是在薛岳（不出三天）丢掉“第四次长沙会战”，由其父奉命指挥“长衡会战”等各役，直到抗战胜利返川，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武汉行营副主任兼重庆（陪都）卫戍总司令，当选国民大会代表，是蒋中正亲自提名中央执行委员和制宪委员，始终参与重大决策和各项制宪工作。

随之“国共三大战役”失败，在蒋撤台前，已决定让其父坚守西南军政统帅，担任“成都战役”主帅；又二次复任具有实权的省主席，手持八千份“国民政府委任状”，已奉命将败退四川上百万官兵纳入为强大兵力，获所有未带台的重型装备等作战物资。在蒋离开大陆后，由其父接管各党政军各机构，为方便起见改称《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简称（治总）自任总司令，是坚守阵地的不败之将。

于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已在香山等待数月，却未能收复四川的可能，带着失望地心情，登上了天安门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取得全面解放！”其后，近三月之中，还国共还有二大战役，是共军至今都不愿提及最失败的战役，“金门战役”和“成都战役”。其父是蒋中正在军委会坚称为[驻守大陆非王缵绪莫属！]蒋计划待共军调全国军队攻川之时，也就是他趁此执行反攻大陆包围战略。”但为民族不再受内战之苦，更是为国家不分裂着想。其父是在1949年25日，已然是国民党最后唯一（在职任上）的国军上将，并在成都召集国民党政军各界近二百万多人，以驻守大陆最高统帅名义，正式向世界宣布：“四川和平解放”！其言所称：“为了民族生存，我把四川交给蒋中正，是为共同抗敌八年之久；现“国共内战”，我再把四川交给毛泽东，是让民族团结，尽快治理国家！”

他在1949年12月30日对现其承诺，陆续接收贺龙、邓小平、陈伯达等部入川；于1950年元月，其父自动解除国民党职，将上百万军队和武器移交给贺龙《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由中共中央任王缵绪“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四川省政协委员”等；却都被他谢绝，也从不参加中共任何会议。

1957年“反右运动”，他亲见众多知识分子曾都是他的好友，为抻张正义与解救他们，而挥写52万字的批毛檄文，要出境向联合国呼吁。因秘书陈子庄卖主求荣告发，在深圳边防途中非法扣压其父，当天报道：“反革命分子”偷越国境，再无他的消息。从此，被关押在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三年，既未定罪，也无叛刑，内定关押至死。于1960年11月以绝食抗争，死于看守所内，其家属也都入狱或劳改中。王泽仁已关押四个年头，写下所知交待材料。

幸运的是，1969年“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重庆武斗平息，为腾出地方收押打、砸、抢分子，将北碚劳教所改造右派分子“清放”回家。王泽仁与原财政厅干部、原省公安篮球“保卫”队前卫彭雅谷、原成都市法院法官赖琦、原成都公安干警刘绍宾和易永康等十余人放回成都。那时工厂停产，工地停工，连“大三线”下马回来的民众，都难找到工作，更何况是“黑五类”分子。

经“文革”洗礼的民众觉醒，不再搞“阶级斗争”。这时因武斗给城市造成烂摊子，许多垮塌房屋要修复、挖开的道路要填平、堵塞了的阴沟要疏通，但许多人最不愿干的苦活是拉架架车，是专给百姓拉米面煤的脏活，这都留给在死亡线上求生存的遣返劳改者，成为他们唯一难得的生存职业。王泽仁干起这行，尽管夏天顶着酷暑，冬日冒着严寒，也要坚持干下去，因为要花钱买粮票、油票、肉票、工业票过活。却好景不长，成都东西城区对集体运输进行整顿，能取得行业管理及街道办事处通过的架架车很难。这么一来，这些人只好与戴红袖套人，玩起“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术。有一天，王老七在火车北站西侧洞子口岔道，被两个戴红袖套叫喊，以为抓黑运，怕没收架架车，就连忙拖车而跑。但听高声叫喊“不要跑，是让你拉东西！”，他已两天没收入了，就半信半疑，提心吊胆返回，跟着戴红袖套二人往火车站走，从铁路员工的通勤道进站，来到第3站台，戴袖套一中年男子对他说：“就是这两个铁笼子的老虎，就让你把铁笼子装有的东北虎一起，拉到百花园潭动物园。”

于是，王老七用架架车来回二次，在成都大街上拉老虎这一景观，让许多市民都围着看。从此王泽仁在成都民众心中，却留下深刻回忆！时不时的人们交头接耳谈起其父王缵绪上将，曾是抗战时期的四川军政首领，当年是全国军民最著称的抗战名将，曾以王缵绪的姓氏所著称《大洪山老王推磨》，而传颂他率川军阻击日军入川的封疆大吏！使人无不感叹王氏一族，都落到如此境遇！尤其是四川陆续出川三百多万的川军将士，涉及到千家万户，让无数抗战过老兵与川民心酸及伤感！而王泽仁曾在其父创办的巴蜀学校（幼小中高）毕业，考入大学，每在校友活动聚会时，将他用架架车“拉东北虎事件”传开，而那一代的校友们，后来多数人都陆续随潮流，遍布到世界各地，只要是同学聚会，就总是谈起学校的高才生，用架架车拉东北虎的悲惨境地！但巴蜀校友热议吐槽，并不贬低同校友，更多是怀念抗战时期的四川省主席及军阀战乱时开创巴蜀校的创办人！凡在1950年前毕业（23年中）学子万千，每个学生手中都有巴蜀校董赠送的毕业纪念品；如抗战年间用铜制作的墨盒上，就刻有“勿忘国耻 校董王缵绪赠”的字样，是告诫学子时刻不忘拯救国家！

作者：王风昌（是首届巴蜀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