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伯达年谱 — 中共头号理论家的跌宕人生》
胡平
2023年4月，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文革史专家余汝信编写的《康生年谱》，先前我对这本书做过评论；2024年12月又出版了余汝信编写的《陈伯达年谱》。
在
我的记忆中，陈伯达的垮台并未引起什么震动。那一来是因为早在1968年9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
胜利”，“全国山河一片红”，尤其是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之后，中央文革小组，作为一个机构，就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从公众视野中淡出了；二
来是因为在陈伯达垮台的1970年8月，革命小将都被下工厂下农村，接受再教育，不再是革命小将，离开了政治舞台，因此对革命也就不那么关心了，对中共高
层的路线斗争也没 什么兴趣了，所以陈伯达的垮台在我们之中没有引起什么震动。
如
果要问起我们老三届这批人对陈伯达有何印象，恐怕大多数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陈伯达在1966年10月下旬所作的题为“两个月运动的总结”的报告，在这个报告
中，陈伯达对横行一时的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严加批判，指其为“反动的血统论”。另外，陈伯达不时挂在嘴边的“我是小小老百姓”这句
话，也给我们留下较深的印象。
陈
伯达确实算得上中共头号理论家。事实上，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都是共产党的理论家。过去，他们这种人在党内的地位并不高
，在群众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相当有限。可是在文革发动后短短几个月间，他们
一跃而居於权势的顶端，在群众中享有的威信甚至比那些内阁重臣与封疆大吏们还
要高得多。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是以往十七年（1949-1966）从未发生过的；不过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又很合情合理。文化革命既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革
命，那么，意识形态的专家们理当在其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共产党的统治本来就是意识形态的统治，在这里，意识形态的权力高于传统形式的权力。精神的权力支
配着世俗的权力，整个社会明确宣布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这就意味着谁被赋予毛泽东思想权威解释者的角色，谁就成了现实政治斗争的最高法
官。换言之，中央文革小组就是文化革命中的宗教裁判所。它由教皇亲自任命，由精通经典的教士而组成。文化革命一度造成
了一种似乎是由掌握革命理论的人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格局。这看来更符合一般热忱的信徒们所想象的理想国。
陈伯达是毛泽东的秘书，中央文革另外两个重要成员，江青和戚本禹，也是毛的秘书。因为他们离毛很近，所以他们最知道毛和其他高级领导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最能领会和揣摩毛的意图，所以被选来做毛的打手。
陈伯达被打倒，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毛的打手后来又被毛打倒，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戚
本禹在回忆录里讲到，在“二月逆流”之后那段时期，陈伯达很惶恐。戚本禹说："陈伯达老是动动摇摇，顾虑重重的，一天到晚说丧气话，讲文革不行了，再这样
搞下去，将来很多问题都要由我们来承担责任的。他害怕了。他比我们聪明，也更有政治经验。知道得罪了那么多人，最后就会殃及自己。他老给我们这么说。我们
说，你这叫前怕狼，后怕虎，你跟着毛主席革命，还怕啥呢。毛主席胜利我们就胜利，毛主席失败我们也失败。可陈伯达不这么看，他说，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会
失败。陈伯达担心，因为毛发动的这场大清洗得罪了太多的人，而有些人到头来还是要留用的，为了安抚这些人，毛就会把他们中央文革的某些人抛出去牺牲掉，但
是毛本人的地位并不会改变。这就叫“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
其
实，当年斯大林搞大清洗就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在大清洗中，内务部扮演了和中央文革在文革中类似的打手角色。斯大林先是任命雅戈达做内务部长，整肃了很多苏
共干部，也引起很多怨恨，然后斯大林把雅戈达撤职，随后又关押又枪毙。接下来斯大林又任命叶若夫当内务部长，叶若夫搞得更狠，又引起很大怨恨，然后斯大林
又把叶若夫撤职，随后又关押又枪毙。斯大林永远正确永远胜利，错事坏事都是打手们干的。陈伯达担心他们落到雅戈达和叶若夫那样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王
力、关锋、戚本禹的倒台就是重复了雅戈达和叶若夫的命运。
按照戚本禹的回忆，陈伯达那句话“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是在二月逆流期间讲的。为什么陈伯达会在二月逆流期间讲出这句话，因为在那时他差一点成为牺牲品。
这
事要从“打倒陶铸”谈起。1966年春夏之交，陶铸从广州调进北京，接下来迅速地升任为第四号人物，排名仅在毛、林、周之后。陶铸也增补为中央文革小组的
顾问。陶铸不赞成对刘邓无限上纲的穷追猛打，因此被江青视为保皇派。于是，江青和陈伯达便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公开定性“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与会群众
边喊出“打倒陶铸”的口号。毛也表示赞同。（第323页）殊不知没过几天，毛得到来自多方面的对中央文革不满的信息，提出让副总理和老帅批一批中央文革。
江青不出席会议，因此批评就都冲着陈伯达了。毛也批评陈伯达喊“打倒陶铸”，是“一个政治局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第340页）陈伯达自然感到非常紧
张。
陈
伯达本来就知道当中央文革是个得罪人的差事，搞不好就会成为牺牲品。陈伯达本来是不愿意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但是推不掉，只好勉为其难；又遇上专横霸
道的江青，他这个组长也当得很窝囊。陈伯达是在获知毛对陶铸的负面评价后才在群众集会上喊出打倒陶铸的，但是毛又变了主意，不打算打倒陶铸了，那么，像他
这样“一个政治局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的做法就该倒霉了，不打倒陶铸就该打倒自己了。陈伯达发现自己担心沦为替罪羊结果还是成了替罪羊，所以他嚷嚷要自
杀。陈伯达还引经据典说共产主义者也可以自杀，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就是自杀的。陈伯达要自杀还要引经据典，这看上去很迂腐。其实不然。因为共产党的规矩
是，党员的一切，包括生命，都属于党。党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党没叫你去死你自己却要去死，你就是背弃了党，因此自杀就是自绝于党就是背叛党。陈伯达怕自
杀招致党的责难，所以他要引经据典来保护自己。
不
过好在虚惊一场，因为毛又一次改变了主意。由于那几个老帅和副总理对中央文革的攻击过于猛烈，在毛看来，那就是对中央文革的否定，也就是对文化革命的否
定，也就是对毛自己的否定。于是毛的态度来个180度大转弯，转而力挺中央文革，批判几个老帅和副总理掀起的“二月逆流”，同时正式宣布打倒陶铸，陈伯达
有惊无险，度过一劫。
陈伯达在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上被毛打倒，但不是作为替罪羊，而是由于“跳船”。
在
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先单独见毛，告诉毛他打算谈谈宪法的问题，也批评批评张春桥关于“天才”的观点。毛同意了，毛对林说张春桥的后台一定是江青，并且对
林说不要点张的名。林彪在会上讲话后，引起与会的一百多个中央委员的热烈反应。陈伯达在会前不知道林彪要讲这番话，在林彪讲完话后还特地向林求证是否事前
向毛告诉过他讲话的主题。在得到肯定的回复后，陈伯达发挥其理论家的优势，连夜编辑出一本恩格斯、列宁和毛的关于天才的语录，为林彪讲话助威。与会的中央
委员们都听出来林彪讲话批评的是张春桥。一来是他们大都对作为中央文革的张春桥很不满意，又看到连毛身边的汪东兴都那么起劲，更相信林的讲话也是毛的意
思；再加上过去一年多中央很明显在收拾文革派势力，各地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大都被“五一六”的罪名一网打尽。几个在1967年初靠造反夺权而上位的省市一把
手，黑龙江的潘复生、山东的王效禹、山西的刘格平和贵州的李再晗，本来在1969年3月的九大上都升任中央委员，可是其后都被免去了他们在所在省份的一把
手职务，只剩下上海的张春桥还在当他的上海市一把手，下来也该轮着张春桥退位了。这就是为什么一百多个与会者一边倒的拥护林彪讲话。不点名的批评张春桥。
饱
受抨击的张春桥十分紧张。江青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面见毛。据说张春桥抱着毛的裤腿哭诉。这时又重演了二月逆流那一幕。毛转而保张，和一百多个与会者唱反
调，“反潮流”，并且挑出陈伯达予以批判。陈伯达被打倒，但不是作为毛的替罪羊，而是被毛认定为“跳船者”：你陈伯达本是中央文革的人，你本该和文革派站
在一起，可是你看到反文革一派的势力大，跳到他们的船上去了，所以要打倒你。
九
届二中全会后，陈伯达就被软禁，第二年（1971年）被关进秦城监狱，既不审也不判，一直到1980年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时才作为林江反革命集团的主
犯被判刑18年，从1970年算起，应在1988年出狱，不过在1981年判决后即获准保外就医。1981年3月29日，陈伯达在给胡耀邦等领导人的信
中，一方面认罪，一方面又为自己做某种辩解。陈伯达写道：“在文化革命发生不久，我在事实上即同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分裂，我久被江青、康生打
击，请求考虑此段历史，是否有可宽恕之处。”（第549页）7月15日，中央派人到医院告诉陈伯达，转达中央的态度。意思是，中央知道你的情况和江青、康
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是有区别的。政治结论不会改变，但实际处理、生活待遇和今后的安排，会有所区别。（第551-553页）
1989年9月20日，85岁的陈伯达在家中去世。陈伯达这一生，可恨又可怜。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文革史专家余汝信编写的《陈伯达年谱》
2026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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