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步需要外部强制压力

施卫江

　　关于辛亥革命与当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关系，我谈了三点自己的感想：

　　第一，中国革命需要国际援助

　　与刚才项小吉律师的讲话精神相对立，项小吉说，中国未来的民主事业，将是不依赖外来势力，而是需要依靠本土的力量，靠中国人民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以为，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觉得项的理解显得片面、狭窄，理由是：1）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习惯运用世界大系统的原理，来理清各国的历史，每个国家的历史进程都是处于国际（尤其是临近地区）的大背景之下，在人员、物质和精神上互相牵涉与交流，因此，每个国家都是不能自行单独解释自己的问题。当今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2）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中的《中华民国史》卷本，着重提到，中国的近代史，外国人在华的影响是广泛而显著的，可是当年执政的国民党以及后来执政的共产党，都很不愿意提及外国人影响的史实。我个人以为，盲目的排外不利于人之为人的道德真诚，进而将自己锁闭起来，隔绝于外界的高级文明，这样，断绝了自身的发展、进步之源。3）北京学者金观涛将中国传统社会描述成为“超稳定结构”，这是有道理的。的确，中国社会具有自闭性，小农经济的自足性，况且国土广袤，人口特多，历史久远，因此，历史的惰性势必很大很大。正如“船大难掉头”那样，中国社会的进步也就显得步履维艰，踽踽独行，踌躇不前。鲁迅曾描述中国人为关在密不透风的铁屋子里的生态。因此，中国欲获得进步，特别需要有来自外部世界的强制压力，犹如热力学中的负熵，干预进入这个封闭性的系统之中。

　　一百年前的中国恰有了良好的契机，西方殖民势力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建立起许多租界。在租界里华人与洋人一同生活着，租界的法治推行西方式的独立的律法体系。政治上推行市民自治，经济上推行市场经济，从而大大推进了租界地块上的繁荣和发展。于是，孙中山等同盟会、以及改良派得益于中国土地上有了租界这样的“飞地”，利用其地人权尊严和自由的充分保障，从而对满清政府施加各种影响和压力，作为反清的前哨基地、桥头堡和避风港，仁人志士们纷纷在租界里办报办刊，广作宣传，召集民众，集资募捐，购置武器，策划兵变。如1903年发生在上海的“苏报案”，轰动一时，清廷鞭长莫及，无可奈何。

　　可惜当今的中国，正如刘晓波先生感叹的，西方殖民中国，这样的机遇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就如香港同胞也在悲哀：“一国二制，名存实亡。”何许遑论大陆国民乎，这就是我强调的，一百年前与今天，中国革命的境遇差别之巨大所在。

　　第二，民族问题，南辕北辙

　　孙中山反对满清政府，打出了鲜明的旗帜：“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在当时是很有号召力的，因为真正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诉求，如民主、自由、人权、共和等等，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显得过于书生气，无法理解。鲁迅在《阿Q正传》中写道，当武昌爆发起义的消息传播到末庄之后，末庄人都惊服“柿油党”之举，可见当时国人的理解水平。因此，孙中山搞革命打出民族主义旗号，是很策略的，为此大大呼唤起广大汉族民众来。

　　一百年前，被压迫的汉族与统治者满族之间关系特别紧张，作为文明发展水平相对优先的汉民族，却受尽欺凌、暴虐于冥顽不化的统治者蛮族，扬州十日、嘉定三日、江阴屠城。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为了一条辫子，多少的汉族男人被砍掉了头颅，历史经久的悲伤烙印在汉民族的心坎上，其精神压抑和民族羞辱可想而知。而今，共产党御用史学家，却偏要抹杀这点，极力贬低孙中山当年的革命口号，妄图将国人仇恨转移至西方来华的殖民者身上，硬说是洋鬼子在侮辱中国人。在我看来，共产党之所以产生怨恨情结，是因为，唯有西方人、唯有西方价值为代表的普世主义才对中国本地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一切独裁制度及腐朽价值观构成挑战与威胁，共产党为此要做的是，己所不欲尽施于人。

　　当今中国的民族矛盾依然存在，有的时候会激化，甚至酿成较大的社会民族冲突。但与一百年前的情景大不相同的是，作为中国革命绝对主力军的汉族人，与中国统治者同宗同族，并无民族矛盾。相反是由于，少数民族在边缘省份闹独立时候，却偏偏且常常要采用暴虐无耻的行径，如对汉族平民百姓大肆杀戮火烧抢劫，由此造成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即在少数民族自治区里的汉族同胞们，在被少数野蛮分子打劫的时候，往往与汉族的执政党“保持高度的一致”，“紧密团结在以某某某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这样的民族矛盾反而遮蔽了官与民的矛盾，西方国家对此不恰当的干预，反而混淆了文明的先进性与落后性，引发汉族人群中的愤青情绪，反而大大损害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与百年前的路径取向相反。

　　第三，东方人的浅薄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之急切，急功近利，乃是一切文化落后国家的通病，也是中国国粹之一。一个传统的农民，在对待“革命”的事情上，往往以为只是推翻腐败的旧政府，建立新政府，改朝换代而已。井底之蛙的视野决定了，其视力只能看到事物现象的表层。

　　当年，孙中山等同仁志士强烈地意识到，中国的积弱不振，全是由于腐朽的清廷作祟所致，中国革命的重任落实于推翻帝制，只要改朝换代，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一切好事情，都得有赖于新政府来办理。一旦新政府建立之后，孙认为可以安心去搞实业建设了。“革命若能成功，国家的发展自然能够走上坦途。”（孙文：《实业计划》）

　　我们的民运人士，比起当年的“孙大炮”高明了多少呢？今天，有不少“宪政专家”、“转型专家”、“比较政治专家”喜欢夸夸其谈、高谈阔论，“民主转型”、“宪政实施”如何如何，认为只要懂得政治学、法律就足矣，根本无需考量中国本土文化的蕴涵，似乎外在于人的主体的各项社会变革条件一旦成熟具备了，便自然而然地、应运而生地产生出革命的效应来。于是乎，全部的革命转型分析统统集中在外在于人的主体性素质的各项客体参数条件上。譬如对待今天中国的“茉莉花革命”，仅仅去分析当今中国国民人均GDP如何，通胀指数如何，尼基参数如何，军队的编制结构如何，每年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有多少，以此凭作革命的条件。一旦解释不了，就如那些隔靴挠痒的老外“汉学家”一样，推在“中国特殊论”中寻找理由，而历史文化之于人的功能完全被忽略了，这样就背离了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事物变化发展的动力和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因素，即内因，外在的各种因素只是条件。

　　我们的时代，“革命”应理解为一场总体意义上的变革，是质的全面提升。社会是一个系统、一种‘结构’，需要用多种要素联系在一起，如对待人及人类社会，是由主客体纠缠在一起的，切忌用单一、非全面的因素，来作片面解释。黑格尔在《精神哲学》里，将政治和法律这二个要素定位于“客观精神”的目录之下，在此地，客观精神远未走完自己的历程，在其之上尚有更高的目的地，即“绝对精神”，这里有：艺术、宗教和哲学来表述它，颇有见地。

　　人的行为科学表明：人的有意识的行为是受信念的强烈操控。信念是对某人或某事信任、有信心或信赖的一种思想状态。道德信念是人在抉择道德行为时的决心和毅力，而信念是长期的文化习俗等人的社会活动习得性积累的产物，是由社会道德文化积淀在人心之中形成的“集体无意识”。一个民族所呈现的“集体无意识”即为‘国民性’。中华民族的主体素质特征就是以奴性十足而著称于世，主体性的沉没就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这种沉默又抑制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反省，构成了一个负反馈的怪圈。譬如，我们的民运圈里，相当普遍地讨厌探究深层的理论，认为“理论太多了”，“理论会中毒”，需要的仅仅是快点去“行动”而已。

　　致力于现代化研究的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曾指出：“无论一个国家引进了多么现代的经济制度和管理方法，也无论这个国家如何仿效现代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假如执行这些制度并使之付诸实施的那些个人，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动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真正能顺应和推动现代经济制度与政治管理的健全发展，那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只能是徒有虚名。”想象一个国家如何由传统的威权主义制度转型成为一个现代的宪政民主的制度，似乎并不困难。但是你能想象出怎样移植与这些现代化机构相联系的态度、价值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崭新形式吗？

　　中国人最习惯的用词是：“适应环境”。诚然，行为能够靠“适应”去感受，去模仿，去鹦鹉学舌，甚至惟妙惟肖，态度也能装得很象。然而，大多数现代行为和态度须发自真诚。而且，那些更深的植根于个人人格品行的心理状态和心理倾向，象对个人的尊重、社会正义的关怀、公民权利的防卫、独立自主性，它们的本质是不能靠模仿去“适应”了的，而是在长期主动的、自觉的、有意识的学习和培养后，经成年的心理积淀方成坚定的个人信念，而历数十代习得性遗传才缓慢发展成稳定的社会群体下意识，即定型为社会的人格。为了证实这点，让我们看一看，在非洲有一个叫“利比里亚”的国家，它的政体是美国白人精英政治家精心设计出来的宪政体系，它的英文就是“自由的国土”之意。按照“制度决定论”的观点，那么这个国家必定是发达得不得了吧？事实上这个国家的治理糟糕得很，印度又是一个典例，以为议会民主制度的印度便一定会比共产党中国发达得多，那是天真的幻想。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宣传部副主任 施卫江

    辛亥百年座谈会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