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辛亥的当下意义

夏 明
　

　　海峡两岸、全球海外华人今天积极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是因为我们还活在这场未尽的事业中。恰如其分地说，我们还担负着继往开来的重任：一方面，我们是这场革命的受益者，我们摆脱了拖着一条辩子生活在王朝下的命运；另一方面，亚洲第一共和国的道路坎坷，历尽百年沧桑，迄今为止却只在台湾确立民主体制，而整个中华大陆仍未摆脱专制体系。

　　确切地说来，辛亥革命的当下意义体现在下列五个方面：

　　第一，  百年前的清王朝与今天的党国体系遭遇了相同的挑战和可能面临共同的历史命运

　　许多的讨论都指出，今天的党国特权当道、贪腐成风、不思改革、暮气沉沉，而民间哗变骚乱四起，非常像“大清帝国要完了”的景象。从党国的权力环境上来看，今天的权力精英又回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窠臼，试图展开对以西方为主流的国际环境进行挑战。尽管党国早已把中华传统文明的价值观背叛得干干净净，没有一丝丝“仁、义、礼、智、信、勇，” 也没有“温、良、恭、俭、让、忍，”但却要把西方文明中的非主流文化马克思主义打造成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来对抗和挑战全球主流价值。“选择对抗、拒绝融入”，是清王朝和党国天朝同样的思路。

　　从国内的政治环境来看，清王朝时，满、汉、回、蒙、藏等民族关系趋于紧张，帝国试图通过现代民族国家的方式整合民族的多元格局。王权与地方离心倾向的冲突成为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今天，中国共产党党国下的的大一统也面临着多元格局的挑战: 从西藏、到回疆，再到内蒙古，我们都看到反抗升温。对前两个民族我们知道的较多，而近来，蒙古族也开始发出声音。一方面，蒙古人基本上信奉藏传佛教（喇嘛教），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的问题必然影响蒙古人；另一方面，近三分之一的蒙古人有独立的外蒙古；近年来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大力推行民主化，给内蒙古的人民建立起某种示范，从长计议，内、外蒙如何互动，还有许多变数。

　　可以说，身缠各种政治、社会和经济内疾的党国，一方面摆出挑战西方和普世价值的态势，制造出一个怀疑甚至敌视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又无力减缓民族和宗教等一系列紧张局面，到了内紧外急的尴尬境地。

　　第二，  “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争决定了、也将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走向

　　在中国官方主持的百年辛亥纪念活动中，辛亥革命因为其“不彻底性”和“资产阶级性质”而被称之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它的失败召唤出共产党领导工农推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旧”两相比较，孰优孰劣不言而喻。而革命的合法性，又证明领导这场革命的执政党的合法性。

　　其实，世界革命史表明，资产阶级（或叫中产阶级）正是民主化的中坚力量；而所谓的“不彻底性”恐怕正是渐进民主道路必须接受的妥协以及对传统的承袭。所谓“新”可能正是误入歧途，是激进主义和狂热主义的乔装打扮。当今中国的执政党正是在所谓的“新”下面，一反中国千年传统，二反普世价值。尽管二十世纪的意识形态大较量已经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政治实践上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世纪还在抱残守缺。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中国人在辛亥革命后与民主失之交臂，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民主国家当时普遍推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减弱了源自西方的民主制的魅力。今天，一方面殖民体系早已崩溃，帝国主义政策也名声狼藉；全球的民主联盟创造了一个更适宜的民主化国际环境；另一方面，中国的中产阶级也日渐成熟，他们可以更多地从内生性的利益诉求和精神喜乐来选择民主体制。在国际民主大磁场的影响下，同时又有大中华圈内的民主力量共振（日渐成熟的台湾民主、急剧扩展的流亡藏人民主化、新加坡的民主质量提升和香港的争普选权动员），中国历史发展有极大的可能也会很快回复到正真的、主流的民主化道路上。

　　第三，  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和共产革命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未结束法统之争

　　中国共产党恐怕很难料到，在自认为打败国民党政府、推翻中华民国六十年后，国民党犹如凤凰涅磐，完成华丽转身；中华民国百年老店又重新放光。当党国的宣传机器不断炮制出“大国崛起”、“文明崛起”、“和谐盛世”的表象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统却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穷二白时，却可以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舞台上将中华民国驱赶出去；而当中人民共和国作为大国崛起时，越来越多的人却怀念起“过去的好时光，”帮助提升了中华民国的法统地位。

　　在承认同一个国父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对孙中山的遗产却有不同的诠释：国民党从“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演绎进入“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三民主义”。共产党却捡起“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和“反帝、驱逐鞑虏”来强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反对全球普世价值。尽管国民党偏居一隅，却是怀抱逐鹿中原的雄心，前途看好；共产党却成了十足的政治恐龙。此差异的形成，分水岭仅仅在于对民主价值和体系的不同态度和选择。对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来说，现实而又明智的政治选择并非是在中、西方之间进行，而是简单到台湾和大陆两种不同的华人生活方式的对比。百年辛亥革命纪念不断在提醒人们重新审视中华民国的法统，并看到相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统的许多优势。对忧心忡忡的大陆执政党来说，担忧辛亥百年再掀起一场变革，不是没有缘由的。

　　第四，  对辛亥革命的正、负两方面评价决定着人们对当今形势的判断和认识、以及由此而做出的历史选择

　　在大型历史电视剧《走向共和》的结尾处，有袁世凯和他的大老婆英子演练黄袍加身的镜头。袁世凯深有感慨地对曾经是青楼歌妓的英子说，没想到一个婊子成了皇后；英子回应道：也没想到一个痞子成了皇上。中国现代史见惯不惊的正是国运最终被“痞子加婊子”左右，毛、江也是这一历史宿命的体现。有一些作者把辛亥革命和以后的历史事件简单化为“政治流氓”领导“群氓”掀起的暴力事件，带来的结果只能是乱象和更坏的暴政。应该说这只是历史的一面，恐怕也不是历史的必然。

　　没有成功的事业并非就是不会成功的事业，更难说它就是错的事业。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中国两千年的专制王朝统治，并使得任何王朝复辟都无可能。在二十世纪前期，中国的民主成就是在亚洲领先的，并且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还成为了印度的倾慕对象。今天在亚洲，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早已落在了诸多邻国后面。反思百年辛亥，就必须肯定在民主事业上中国人曾展现的创造力和前瞻性，同时面对现实，知耻而直追。

　　我们今天有太多的注意力只是放在了“愚民”、“刁民”和“暴民”身上，从而为政治精英的痞子化解套；而没有强调，政治精英本该怀德弘毅、追求天下为公，但他们在中国现代史上却往往变得利令智昏、施行天下为私。

　　第五，  从辛亥革命的血雨腥风、坎坷沧桑我们应当反思政治领袖和人民的公共道德和责任

　　如果说，辛亥革命和后来的历史暴露出中国政治精英和民众许多丑恶的的一面，那今天我们就要问，是否中国人（精英和民众双方）已经吸取教训、在精神上进化了呢？显然，今天中国面临的是一个道德上破产、精神上贫乏的更可怕的现实。问题出在哪儿？原因之一在于：推翻帝制，本应该是剥夺掉专制君主神的名号（“皇帝”就是神的名号），而把被专制者剥夺的“祭天的权利”（或者说与神沟通的宗教信仰的权利）归还人民， 重建“天人合一”。但中国现代史没有这样演绎，而是继续把垄断精神信仰的权力交给了一个无神论的党，而在荡涤封建文化糟粕的口号下，这个党又把平民百姓祭祖宗、拜鬼神的权利给剥夺了。当宗教土壤被彻底铲除后，伦理道德赖以生存和发育的基础就丧失了。难怪，鲁迅在晚年认识到，要救中国，不仅要救病夫，更要紧的是要拯救中国人的心，进行中国人的心灵重建。

　　辛亥革命后的百年，中国人愈来愈退化为仅仅是生存意义上的肉体，丧失了超越动物性的理性意义和神圣人生。何时中国人能沿着存在-哲学-神学的楼梯攀升，并从终极信仰的高度来检视自己信奉的理念，然后用“我思，故我在”来实现具有理性意义的人生，中国人才会达到舍身取义的传统高度。其实，中国的古代圣贤早已为我们搭好了从实践到普世价值、然后到终极信仰的楼梯，那就是墨子的“非攻”、“兼爱”和“天志”。在砸烂“孔家店”后，恐怕合适的选择是回归“诸子百家”，在中国元典精神的基础上寻求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