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号-专题 荆楚简介 荆楚文章检索

 

 

辛亥百年之叹



荆 楚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也是中华民国100周年。回顾历史,感慨良多,遂为《辛亥百年之叹》。


一、第一可叹者,民国先贤和五四先知们,对民主制度,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民国先贤和五四先知们,由于没有基督文明之信仰,没有基督文明的基本学养,他们看到民主制度能带来国家富强,所以要追求民主。

  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带来国家富强?那是因为以基督文明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西方国家,本着基督文明的四大核心理念——自由、尊严、平等、人的有限性,用法治和制度建设,来保障人的自由、尊严、平等和基本人权。并秉持人的有限性的理念,对政治权力进行制衡、限制、监督、防范,以免政治权力堕落为奴役人民的暴政。从而使西方社会迸发出巨大的活力,使西方社会的人们,在思想、文化、科学发明等领域,获得空前的自由,才带来文化科学的昌明,才带来物质产品的丰富,才带来国家富强的结果。

  国家富强是民主制度派生出来的结果,而不是民主制度的根本目的。

  民国先贤和五四先知们,将民主制度所派生的结果,当成终极价值来追求。并对其进行急功近利的解读。这就产生了一种大谬不然的思想文化体系——舍本逐末,不知其所以然也。

  这样对民主制度的“舍本逐末,不知其所以然”的理解,遂产生两种结果:

  其一,民主制度是达到富国强兵目的的手段。一旦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那么民主制度就变得可有可无了。

  其二,当民主制度在整合社会秩序没有专制权力那么快速有效时,中国的知识者,便纷纷抛弃了对民主的信仰,转而支持专制了。如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支持共产党对全国人民施行全面专政等等,就是这种“舍本逐末,不知其所以然”的结果。

  在这种对民主制度的“舍本逐末,不知其所以然”的文化结构上,遂使中国的知识者,在人类文明发展轨迹的探索上,总是找不着北。从而带来了一百年的社会震荡和战乱,付出了血流成河、白骨成山的代价,至今仍然在唐德纲教授所说的“历史三峡的漩涡”中,被旋转得晕头转向,而看不到中国走向民主、文明、进步的出路。

  其实,归根结底,民主制度是基督文明这棵参天大树上所结的果子。中国的众多知识者,只想摘这颗果子吃,而恨不得把基督文明这颗大树连根铲除……连孙中山临终遗嘱的最后一句话——“告诉国人,我是一个基督徒”,都被民国先贤删去,怕引起国人的误解和排斥心理也。

  直到今日,中国知识者的认识水平,仍然停留在民国先贤和五四先知的水平上。甚至经过几十年指鹿为马的欺骗宣传和洗脑教育之后,认识水平还远远不及民国先贤和五四先知。

  究其原因,乃是中国人的身子虽然被近代文明裹挟着,极不情愿地进入了近代社会。但其脑袋仍然停留在“大一统,击缶上首功”的暴秦时代。

  回顾一下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的历史,鸦片战争打开满清皇朝严密封闭的国门,促使少数中国人首先醒悟,使先知先觉的中国知识者,不再沉迷于“天朝上邦”的自造神话之中,遂进行反思和弥缝补漏。认为是“船不坚、炮不利”所致。乃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保留专制政体的前提下,发起了洋务运动,乃造枪,造炮,造船,购舰,来自强武备。

  然而甲午一战,号称亚洲第一强的满清舰队,竟为“撮尔小国”的日本打得一败涂地,全军覆亡。

  继之,“撮尔小国”的日本,又把素以蚕食鲸吞中国领土为快事的沙皇俄罗斯,打得一败涂地。遂刺激了更多的中国的知识者反思和醒悟,乃得出结论,是制度不如人也。然后才有戊戌变法和国民革命运动。

  经过多年的变法争鸣和武装革命实践,1911年,武昌城头一声枪响,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殖民中国267年的满清皇朝,顿时土崩瓦解。国民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

  由于中国知识者没有基督文明学养之根,“以美为师”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只学到一点民主制度的皮毛,而学不到民主制度的核心价值观,学不到民主制度运作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二、第二可叹者,孙逸仙是民国之“父”,也是民国罪人。


  孙文秉持国民革命说,数十年如一日,发动十多次武装起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无论是造声势,还是其艰苦卓绝,锲而不舍,以及所付出的先烈热血,都是当时革命派、君宪派、改良派、北洋派、开明缙绅士大夫的先驱。故民国建立,孙文尊显,被后世尊为国父,虽有僭越之嫌,然情有可原也。孙中山这个基督文明的半桶水,到了中国,就被国人先贤惊为天人了。

  因为民国开基,是革命派、君宪派、改良派、北洋派、开明缙绅士大夫、知识者(特别是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的鼓吹呼号)妥协共赢的结果,其中有满清皇室和摄政王载沣及裕隆太后的顺时因变,顺应民情历史功绩。中华民国,绝不是国民革命派一家的禁脔。再说,国家是国民的公器,绝不允许私产化。把孙逸仙视为民国之父,在国家理念上,有私产化之嫌。

  后来,袁世凯在萨镇冰变相率海军“反水”之机,逼退清廷,“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从而避免了战火荼毒,居功阙伟。继之袁世凯为中华民国首任伯里玺坦特(今日误译为“总统”者),思为中国的华盛顿也。

  平心而论,袁公当国,在内外交困的国际情势下,在俄、日、英等国竞相争夺中国领土的险恶外交态势下,他忍辱负重,左支右撑,以夷制夷……维护着国家利益和安全,可谓呕心沥血,难为外人道也。

  然而民国制度设计的先天不足,加上袁世凯民主价值观和民主宪政学养上的欠缺,使得行政奇才的袁世凯,行政理乱起来,亦感力不从心,颇多尴尬窒碍。遂以为中国的国家制度,于共和制不善,应以君主立宪制为宜。继之谋当君宪制下的“洪宪皇帝”,终至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也。

  袁世凯没在“阿麦利康”(America)生活过,余以为,尚情有可原。然而在“阿麦利康”长大和求学的孙逸仙,也比袁世凯强不了多少。

  宋教仁遇刺,这本来是一个通过司法途径,来寻求社会正义和惩治犯罪的问题。民国先贤既然“以美为师”,设立了最高法院,国会也任命了大法官。但孙逸仙却视最高法院和大法官如无物,只想到用枪杆子去讨个公道,遂发动二次革命,叛乱民国,打开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潘多拉魔盒,把魔鬼释放到中国……此一罪也。

  平心而论,民国北洋政府时代,是中国文化获得长足进步,经济、文化、政治群星灿烂的年代。也是生产力获得突飞猛进,社会相对安定,人民相对富足,国人的精神面貌欣欣向荣的“黄金”时代。然国共双方都出于私心,把这段历史极力予以掩盖歪曲抹黑,难为众人所知也。

  袁世凯洪宪称帝,在举国反对、亲信反戈、大兵压境的情势下,披皇袍仅83天,遂含羞气绝而亡。民国政府相继为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人入承大统。

  在这种政治情势下,凭着孙逸仙等民国先贤巨大的影响力,他们完全可以成为在野的强大压力集团,引导和监督民国政府,逐步完善制度建设,以“积小步成大功”的谋略,而行推进中国的民主、文明、进步之大计。

  诚然,北洋国民政府时期,有诸多不如意的地方。这些“不如意”的地方,正是民主制度逐步完善的标的物。

  而一惯秉持“毕其功于一役”的孙逸仙,并在“阿麦里康”长大和求学的孙文,仍然难以适应民主社会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而不能跳出中国历史上的丛林法则——“成王败寇”、“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思维惯性,难以理解民主社会“步进积累、立法完善”的思维方式,从而视北洋民国政府为民国之完全失败。

  于是,孙逸仙急功近利,在苏俄对中国政府的两面三刀的外交欺骗下,为了取得苏俄的卢布和军械支持,不惜发表任何“北洋军阀”都不齿的“孙越声明”,鼓动部分“终身议员”赶赴广州,又在广州设立“军政府”,自任大元帅……

  孙文此举,带来共产邪灵寄生于国民党肌体之中,就像癌细胞扩散,最终使中国大陆沦陷于苏俄傀儡之手,给中华民国带来了无尽的血泪和累累白骨……此为孙逸仙破坏民国之罪二也。


三、第三可叹者,一代笔走风云的才子梁启超,也强化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丛林法则。


  一代才子梁启超,其为《李鸿章传》,竟引得日本名相伊藤博文能大段背诵。伊藤博文情不自禁,边朗诵边哭泣。为其精神导师李鸿章忍辱负重、饱受艰辛屈辱、却被思想简单的国人骂为“卖国贼”而痛,亦为才华盖世的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而泣。

  后来,在民国政府中,梁启超为进步党领袖,率群伦与第一大党——国民党相抗衡。

  梁启超的笔底风流,为世人倾慕。其笔下有“气吞万里如虎”之气势。其笔端带有浓浓的感情,真气沛然,超凡脱俗。其走笔如火山之喷发,如波涛之汹涌。他的笔端充满魔力,令时人如醉如痴,趋之若鹜。以致时人教子动辄曰:为文当学梁任公。他才思敏捷,竟能边打麻将边口授报纸社论。口授稿亦成为一篇行云流水的佳作美文。

  袁世凯绸缪洪宪帝制时,曾徵求过梁启超的意见。并对梁启超的笔力深为叹服。遂送去一张30万银元的支票,示其写一篇赞成帝制的文辞。

  也许梁启超深知袁世凯洪宪称帝之举,已成覆水难收之势。乃明里许之,而暗中阴连学生蔡锷,准备举兵反抗之。

  袁世凯洪宪皇袍加身,梁启超却以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来公开宣言反对之。并将30万银元支票原物奉还。

  後来,梁启超的学生蔡锷,首先在云南发难,举枪相向,天下群起响应。遂推举梁启超担任护国讨袁军大都督,指挥各路大军,浩浩荡荡,杀向北京。

  袁世凯在举国反叛、作茧自缚的洪宪称帝后,羞愧无地,急火攻心。遂一病不起,一命呜呼。

  袁世凯临死之前,曾以曹孟德之词哀叹:天下无孤,将有多少人称王?将有多少人争霸?天下生灵,将遭百年涂炭矣!

  以后的历史证明,袁世凯的临终哀叹,被其不幸言中了。

  洪宪称帝失败后,思想简单的中国学界,于是又诿过于古德诺教授。指责其鼓吹帝制,罪无可逭云云。

  为此,唐德刚教授又专门找来古德诺教授之原文,与中文翻译稿仔细核对。这一核对,让唐德刚教授悲从中来。

  原来,古德诺教授作为民国政府聘请的宪政顾问,书生气颇重,不愿尸位素餐,乃思为中国政制改造有所参详。于是为文论述君主、共和、宪政之优缺点,以为兴利除弊的比较也。

  但中国的翻译者,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只选取对帝制有利之言辞翻译之。以便挟洋自重,以为洪宪称帝造势。古德诺教授不擅中文,遂被欺骗之。只好卷起铺盖,回美继续教书。

  由此可见,言论封禁,单向性灌输,不但蠹国害民,当轴者亦深受其害,被深深误导欺骗而不自知。可谓历史一叹也。不知道今日党国中宣部,对此有所醒悟不?

  今天看来,梁启超明里支持袁世凯披上洪宪皇袍,暗里却绸缪举兵反抗之。这种损招,实在太阴了。为正人君子所不取也。

  我以为,既然袁公对他信任有加,倚重异常。就该尽朋友之义,对袁公黄袍加身之举,据理谏之争之。以免朋友犯下历史错误。惜哉梁启超却是背道而驰之,强化了“枪杆子出政权”的土匪逻辑。


四、第四可叹者,中华民国之大陆锦绣江山,竟落入苏俄傀儡之手,给大陆人民造成了无穷之血泪。


  随着原苏联和共产国际档案的逐步解密,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斯大林谋划的一个国际阴谋中的一颗棋子。是苏俄用卢布豢养起来,专门用于破坏中华民国的复兴,以免强大了的中华民国,向苏俄讨要被沙俄非法掠夺的北方领土。

  一些认贼作父的奸侫小人,在这种国际阴谋背景下,投入了共产国际的怀抱,以打倒帝国主义为口号,专门在中华民国之内进行煽动颠覆和实施武装叛乱。

  张作霖搜查苏联使馆,搜出了苏俄指派李大钊等人破坏中华民国的诸多文件,才将李大钊绞死。李大钊真是死有余辜也。

  孙逸仙组织南方军政府,实行“连俄容共”的政策,实为苏俄提供卢布和武器支持的筹码。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的命令下,集体加入国民党,才找到邪灵附体躯壳。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步步控制这具躯壳,以发展壮大自己,最终取而代之。

  嗣后,中国共产党趁中华民族与日军血战之机,在后方养精蓄锐,与日军暗通款曲,狼狈为奸,联手打击抗日军队。并在后方大种鸦片,积聚反叛实力。

  待到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行宪,试图与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组成联合政府。但一直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中共,却没有任何诚意。指令其一直躲避抗战、破坏抗战、打击抗日部队的中共匪军,纷纷从山中钻了出来,来争夺胜利果实。不惜大打出手,发动内战。

  在国共内战期间,中共军队在苏俄的暗中支持下,日益壮大。而一直支持国民政府军抗日的美国,却在此关键时刻,来了个釜底抽薪。战场的实力对比,迅速发生了转化……

  经过三年异常惨烈的国共内战,在2000多万同胞血肉纷飞的情形下,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共产国际支部、苏俄傀儡的中国共产党,竟夺得了大陆的锦绣江山。嗣后又有8000多万大陆同胞,死于毛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之中。

  这个结果,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不幸,更是全人类的惨祸。


五、第五可叹者,今日之国民党,已落为台湾的国民党,而没有恢复民国、反攻大陆的雄心壮志了。


  国民党到了台湾,熏染日久,逐渐衍生出一种小国寡民的意识——只要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别管大陆人民的血泪和苦难了。

  如果说在蒋介石时代,国际形势尚不明朗,历史机遇尚不成熟,让他反攻大陆的大业,只能望洋兴叹,最后含恨以终的话。那么到了今天,民主潮流日益显明,独裁专制政权已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国民党当局反而对中共政权畏之如虎,实在不应该。

  其实,在头上挂着一柄断头的悬剑的情况下,谋求自己一亩三分地上的丰收。一旦头上的悬剑落下,小命都要玩完。这时候,何谈自己一亩三分地上的丰收?

  因为红色恐怖暴政,已到了歇斯底里最后疯狂的时候了。在这种情势下,只要台湾人民给予大陆人民反抗暴政的必要支持,埋葬红色恐怖暴政的速度,就会加快很多。

  因为现代通讯和运输技术的发展,已不具备陈胜吴广“荷锄为兵,揭竿而起”推翻暴秦的社会条件了。那么在当前的情势下,大陆人民反抗红色恐怖暴政,特别需要国际力量的理解和支持,更需要血浓于水的台湾同胞的理解和支持。

  没有这种理解和支持,大陆人民反抗红色恐怖暴政的大业,就会艰难得多。尽管民主终将战胜红色恐怖暴政。

  而大陆人民反抗红色恐怖暴政越是激烈,台湾这面民主的旗帜就越是安全,就越是成为大陆人民的精神向往,越是成为巍然屹立于东海之滨的民主旗帜。

  我希望台湾的选民和领导人,能克服那种狭隘的小国寡民意识,能明白大陆人民反抗红色恐怖暴政与谋求台湾安全的内在联系。

  吾以为,将来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当以寓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为国旗。


六、第六可叹者,中国的知识者,何时才能爬出历史三峡的漩涡?


  经过百年战乱和剧烈的社会震荡,付出了白骨成山、血流成河的惨痛代价后,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者,仍然没有获得多少精神进步。仍然在精神流浪的旅途上,做了一群迷途的羔羊。在某种程度上,经过数十年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愚民教育和欺骗宣传,他们在精神上和灵魂上,甚或是大踏步倒退了。

  今天的中国人,有坚持制度决定论者,有倡言回归传统儒学者,有痴迷毛式恐怖暴政者……

  撇开等而下之的新儒学和毛左派,纵然是等而上之的“制度决定论”者,他们仍然认为:中国的落后、愚昧、贫穷,是专制制度带来的结果——他们的认识水平,还停留在康有为的水平上。

  回顾一下中国融入文明世界的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讨论到文化层面,就因为国家危亡,“救亡压倒启蒙”,不得不戛然而止了。可以说,新文化运动还没有看到中国融入文明世界的门槛。

  其实,有什么样的信仰体系,就有什么样的文化系统。有什么样的文化系统,就有什么样的世道人心和政治制度。

  当然,“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与“有什么样的政府,也养成什么样的人民”,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只强调某一方面。在现代民主大势日益显明的国际环境下,没有基督文明底蕴的国家,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民主制度建设,来迎头赶上。这已是另外一个论题了,此处搁下不表。

  我以为,只有了解到基督文明的基本理念,才知道人的自由、平等、尊严、人的有限性等基本价值观的来源,才能理解“人权神圣”的“神圣”二字,才能产生价值坚守、真理执着的坚定和勇气。

  否则,中国的民主人士,仍然像百年前一样,只是一些功利主义者,甚至是一些机会主义。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组成的中国知识者群体,何谈推进中国的民主、文明、进步?


  写于2011年9月18~28日

 

 

相关文章
作 者 :荆楚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1年10月2日18:1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