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知识界辛亥革命百年座谈会发言

谢选骏

　　1911年辛亥革命，2011年我们纪念，回首百年风云，我发现国人对于“革命”一词的误解很深，几乎达到了南辕北辙的程度，所以有人才会喋喋不休要“告别革命”。

　　“革命”的本意是“复古之正”、恢复正常，中国古经《周易》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革命”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指“鼎革天命”，也就是“恢复政治合法性”。例如：商汤推翻暴君夏桀的行为称为“汤武革命”。周武王推翻暴君商纣也是如此的革命。而秦始皇及其以后的改朝换代则很少被称为革命，因为那都不具有正当性。

　　在近代，汉字文化圈（包括日本）用“革命”一词来翻译欧洲语言中的“revolution”一词。

　　考“revolution”一词，本意为运行、公转、天体运行、环绕中心点的旋转。由此可见，革命不是制造非常，而是恢复正常；革命不是造反有理，而是拨乱反正；革命不是抢劫、绑架、谋杀、颠覆；而是物归原主、伸张正义。

　　中国古意的“革命”与欧洲意义的“revolution”是一致的，但中国现代的革命与此相反。中国现代的革命是变态的，革命成了造反、作乱，成了抢劫、绑架、谋杀、颠覆；“革命者”成了从事抢劫、绑架、谋杀、颠覆的罪犯。

　　英国革命的理由是英国国王破坏了古代的契约，革命是为了恢复契约。

　　美国革命的理由是英国国会违反了他自己制定的“纳税者有选举权”的法律，革命是为了恢复这一权利。

　　但是中国的现代革命呢？完全是东施效颦、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企图一刀切断中国的传统。

　　根据对于“革命”正解，我们现在来看辛亥革命，可以三七开。

　　也就是说，辛亥革命有两个方面是合理合法的，还有一个方面是无理非法的。

　　辛亥革命合理合法的两个方面：

　　其一，辛亥革命推翻旗人的“先锋队专政”做得对。因为八旗对中国的暴力征服是建立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一系列的种族灭绝的政策之上的，和日本侵华的“南京大屠杀”、苏联侵华的“土改镇反”一样，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旗人的残暴统治无理非法，必须终止。推翻旗人专政，就是恢复多数人统治。

　　其二，辛亥革命结束帝制做得对。因为帝制是建立在秦始皇野蛮的愚民政策和弱民政策的基础之上的，到了元明清时期更是恶性膨胀。结束帝制，就是恢复古代的文明、恢复政治的制衡。

　　辛亥革命无理非法的一个方面：

　　辛亥革命的“共和”只是造成了军事独裁，做得不对。

　　辛亥革命使得中国“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给破坏了，三纲五常的倒塌使得中国社会的结构趋于瓦解，在这个瓦解过程中先后出现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只能是军阀、土匪、流氓无产者建立的“国家”，再也无法维持一个文明的、有理的、合法的秩序，结果中国的野蛮状态日甚一日。

　　袁世凯假装要恢复“天地君亲师”，实际上是自己想做皇帝、当屠夫。

　　蒋介石假装要恢复“仁义礼智信”，实际上是自己想通过共和来实行独裁，后来还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做了袁世凯都没有做的“篡逆”之事。

　　毛泽东假装“要和一切传统实行做彻底的决裂”，却大搞宫廷政治、阴谋窃取了皇帝的强盗权力，做了蒋介石都没有做的“荒淫”之事。

　　邓小平以下，不说也罢。

　　这就是辛亥革命的无理非法的一面所造成的“日益野蛮状态”。要结束中国的野蛮状态，恢复文明、有理、合法的秩序，就应该首先恢复全体中国居民的权利，恢复“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的传统。

　　这样悲惨的“百年乱局”要求我们：需要恢复“革命”的正当意义，共同努力，从“两个中国”的阴影下走出来，不再充当“两个中国”的分裂工具，为实现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内在的中国、一个君主立宪的中国、一个自行生长而不是东施效颦的中国，再奋斗一百年！

　　现在的中国，分裂、动荡，就像一个依然躺在百年革命的手术台上的病人——我们需要为中国结束这个长期手术，为中国缝合伤口。为此，我们需要一次“最后的革命”，一场“结束革命”的革命。

　　中国的“最后革命”，就像英国的“光荣革命”，将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宪政，将给中国带来一个长治久安的盛世，将给中国带来一个超越盛唐的黄金时代。

　　2011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