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放八路军入山西，一个巨大的历史错误

（瑞典）郭冬成

　　一、阎锡山英明一世，糊涂一时

　　值纪念辛亥革命暨中华民国建国百年之际，评说阎锡山的伟大贡献和他的某些错误，很有意义。阎锡山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11年10月在太原发动革命起义，开始领导中华民国山西省。他是国民党的元老，是辛亥革命的元老，是中华民国的元老。他自1911年到1949年，主政山西省三十八年，几度叱咤中原大地，每每搏动全中国的命脉。他于1949年曾一度任行政院长，后逃到台湾，终老于台湾。他的政治生涯与大陆中华民国三十八年，息息相关，共生共灭。他在社会现代化运动和政治民主化运动方面，为山西省乃至为全中国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地方自治问题上，坚持地方利益优先的原则，更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很值得我们今人学习和参照，以建设中国未来的地方民主自治。

　　然而很遗憾，阎公百川，英明一世，糊涂一时。他于1936年对中共忽然有了好感，更于1937年把毛泽东共军放进了山西。他由此种下了无限祸根，后来祸及自身，祸及全山西，祸及全中华民国，祸及整个中华民族。本文就阎公的这一错误略加评说。
　

　　二、阎锡山1937年放八路军进入山西，导致国民党1949年丢了大陆

　　话从1936年说起，那是中华民国的多事之秋。日本大举侵华在即，张杨搞出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违心联共抗日，毛泽东共军绝处逢生，左倾思潮在知识界弥漫，等等。本来阎锡山很有独立自治精神，十分排拒外来势力，甚至得了个“山西土皇帝”的绰号。但在这种大气候下，却也动摇起来，信任起了共产党。1936年9月，阎锡山被中共地下组织所忽悠，在山西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10月，委任薄一波（阎的同乡）主持牺盟会的工作。阎锡山挂牌自任会长，实际上听任共产党人操纵。他发给牺盟会大批武器，纵容他们在全省各地发展。进而，阎锡山于1937年8月决策，让中共军队进入山西作战，隶属于他统帅的第二战区。说是执行国共合作协议，那根本上是阎锡山自己情愿。

　　记得仅仅在一年半以前，1936年春，中共红军曾东渡黄河，进犯山西，被阎锡山打得惨败，重又逃回陕北穷山大沟，绝望透顶。而今同一个阎锡山，却把山西开放给了中共，并且给他们发钱、发枪、空开地盘。时局变化竟是如此难以逆料。从1937年8月，八路军开始大举东渡黄河，不出半年，其主力部队就几乎全部渡过了黄河，开进了山西。该部队包括一一五师的全部，一二零师的大部，一二九师的全部。中共中央领导人如周恩来、刘少奇、彭雪峰等进到了山西。几乎所有的中共高级将领，如朱德、彭德怀、林彪、罗荣桓、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任弼时、左权、邓小平、陈赓、谢富治、萧华、萧克、关向应、李井泉、黄克诚、徐海东、罗瑞卿、杨勇、杨成武、杨得志，等等等等，都进入了山西。甚至八路军总部都迁到山西东部的五台山。全山西大地，中共战将云集。豺狼入室，可怖可怖。

　　中共进入山西后，立即阳奉阴违阎长官，反客为主搞扩张，迅速建立根据地，建立党组织，扩充军队。中共的根据地，先是很快遍布山西的东南西北中各个地区，遍布太行山、吕梁山、中条山、恒山各大山区。进而以山西为依托向周边各省扩张，开辟出许多边区根据地，如晋绥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晋冀鲁豫根据地。进而更以这些根据地为依托，建立和发展了冀察热根据地、冀北根据地、冀南根据地、山东根据地，支援鲁皖苏的新四军，等等。

　　中共的党组织，北方局于1937年当年进驻太原，书记是刘少奇，公开组建和领导各个根据地党组织。除公开组织之外，其秘密组织更是因地因势而制宜，有敌占区党组织，有游击区党组织，有挂着阎锡山招牌的中共党组织，比如牺盟会，有打入阎锡山政权内的中共党组织。牺盟会的实际领导人是薄一波，到1938年底就拥有几十万盟员。盟员们赴各县区乡村当干部，借口国共合作，把共产主义扎根在基层。他们明里姓阎，暗里姓共，白天姓阎，晚上姓共。

　　中共的军队，打着抗日的旗号和国共合作的旗号，在根据地大量征兵，扩充八路军。在阎锡山的地盘上，则是扩建、改建、和创建中共地方军队，诸如牺盟会、新军、决死纵队、少先队，等等。“山西新军”，又称“决死纵队”，也是由薄一波领导，公开合法地大力扩军，到1939年底就拥兵四五十个团，上五六万人，于1940年归入八路军序列。回顾1937年八路军开进山西时，统辖三个师十几个团，约三万人。而到1940年，八路军就有了百团大战的实力。而到1945年抗战结束时，八路军更扩大到了几百个团，有上百万人的野战军部队。此外还有附属于正规八路军的土八路，即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又是一二百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1945年末，中共的绝大部分军队乃分布在华北。而华北的共军乃几乎全部藏在山西及其周边根据地。而在山西，阎锡山固然占据着主要城市，但中共控制了几乎全部山区，也就是山西省的大部分领土，并公开活跃在城市周边地带，并秘密渗透在各个城市。从战略上看，在山西，农村已经完全包围了城市，中共已经完全包围了阎锡山。这时的中共已经有了“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毛泽东语）。共军在山西省在华北根据地，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与国民党争天下了。不出数年，中共果然打败了阎锡山，打败了蒋介石，占领了全中国。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1937年阎锡山开放山西给中共，其历史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中共正是利用了阎锡山的那个错误决策，才得以走出了陕北，进入了山西。才得以进而由此开辟了山西根据地和山西周边根据地，才有了它1945年抗战后的那个军事实力。即，才有了贺龙等统帅的山西北部各部队，才有了徐向前（阎的同乡）统帅的山西南部的各部队，才有了聂荣臻徐向前统帅的华北野战军，才有了刘伯承邓小平率部跃出晋南，而千里挺进大别山，才有了陈赓谢富治兵团跃出晋南而挺进豫北，才有了林彪率领中共中央部队迅速挺进东北，整编抗日联军，从苏军手里接管东北。而正是基于它在抗战后的那个军事实力，中共才胆敢于1945年假谈判真备战，蔑视《双十宣言》，于1946年悍然进行内战，于1947年悍然进行全面内战，于1948年主动寻求大规模决战，更于1948年和1949年以排山倒海之势，打下全山西，打下全东北，打下全华北，打下全江北，然后渡江南下，占领全中国。

　　换句话说，阎锡山1937年的那一决策，作为一个致命的因素，导致1949年阎锡山自己丢掉整个了山西，导致蒋介石丢掉了整个大陆，导致中华民国逃到台湾一去而永远不能复返，导致中国人民落入史无前例的中共暴政而至今不能翻身。阎锡山的那一决策，在大陆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的历史上，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政治错误。
　

　　三、阎锡山曾力图挽救，但终无成效

　　其实，阎锡山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意识到中共别有一番大野心，意识到他这个阎长官根本指挥不动八路军，意识到山西未亡于日本却要先亡于中共了。他曾采取种种措施以图挽救。他曾于1938年6月，在山西省的吉县召开“古贤会议”；于1939年3月，在陕西省的洛川县举行“秋林会议”，等等。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定共军的活动区域，限制牺盟会的政治权力，审查牺盟会的干部名单，培养自己的国民党干部。他曾于1939年12月，对八路军、牺盟会、新军等共军实施军事打击。等等等等。种种措施虽然各有功效，但却没有根本功效，既无力打败共军，也无力赶走共军。毕竟，值此民族救亡年代，阎锡山若全力讨伐共军，显然有违天时。而且，共军已经在山西站稳了脚跟，处处凭借深山大沟根据地，能攻能守，可进可退。又且，中共借着根据地的后盾和支援，大搞统战大搞宣传。此时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都大大不利于阎锡山了，而大大有利于中共了。阎锡山已经奈何不得中共了。他从1937年放共军入山西以降，其最大的心腹之患不是别人，正是共军，而且自始至终是共军，以至于十二年后，他本人被共军打出山西，追到南京，追到广州，赶到台湾。

　　阎锡山于1949年8月10日在广州发表过一个讲话，题为《共产党何以席卷中国大陆?━对美国白皮书之观感》。他讲了八条原因，其中强调，中共搞欺骗宣传，是阴谋性的，煽动性的，进攻性的；中共通过“没收”和“分配”的方法，而号召佃雇农造乱；中共以富人的钱、地主的地来收买穷人，然后以穷人的命搞人海战役；中共以赤化恐怖的办法搞征粮，粮食征收三分之二，人民还不敢迟滞，而政府征收二十分之一，尚不能痛快征齐；中共用赤化恐怖的办法搞征兵，“初则劝导，继则强迫，终则不当兵即对其全家处死，结果是父劝其子，妻劝其夫，兄劝其弟，赶紧当兵”。等等等等。

　　阎锡山的这些分析当然都对。但问题是，共产党的坏本来如此，阎锡山你作为山西政府最高领导人该如何应对呢？历史清楚地表明，他当年把中共军队放进山西，乃是他的战略错误，乃是“共产党何以席卷中国大陆”的首要答案。阎锡山后来是否承认过这一条，有待查证。本文评论那段历史，批评阎公百川，不以贤者讳了。

　　四、共产党后来竟能渡过长江打败老蒋，阎锡山当初岂能守住山西拒阻中共？

　　或有问，假如阎锡山当初不让共军进山西，而共军却强行侵略山西，情况又怎么样呢？阎锡山能守得住吗？在我看来，答案是相当确定的：阎锡山完全有条件挡住共军，共军基本上不可能打进山西。根据当时的情势分析，理由如下。

　　第一，政治形势。当时的山西政治，几十年如一日，紧紧统一在阎锡山的领导之下。是的，日本的入侵必将大大削弱阎锡山的政治，不过那充其量等于说中共可能有机可乘，而绝不等于说中共必将因此得势。当时毛泽东中共的命运，在能否东进山西这一问题上，完全掌握在阎锡山手中。如果阎锡山当时不是化中共为友，而是坚持反日反共两手硬，坚持御共军于山西境外，那么山西的政局必将是日阎争霸，即阎锡山领导的山西抗战势力为一方，日伪势力为另一方，而中共断然不会有任何机会进军山西。共产党既在山西没有军事基地，其政治活动必将微不足道。套句老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枪杆子不存，毛泽东将焉附？中外一百多年的共运史清楚地表明，共产党没有枪杆子的地方，其笔杆子从来难成大气候。何况山西远离中共苏区，远离中共赤化宣传，从来极少中共活动，中共势力在山西近乎于零。以阎锡山当时的实力，在抗战救亡之际，他有更好的理由和更方便的办法，以压制和取缔中共的一切活动。

　　第二，地理形势。山西西部有黄河天险，有吕梁大山，是极为易守难攻的地理形势。共军要想从陕北打进山西，极难极难。首先，渡黄河作战是很困难的，兵书上的“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其次，共军即使渡河成功，其暴露于滩头而仰攻山头，又是一大困难。再次，中共即使占领了黄河滩头，占领了河边山头，其面对的是吕梁山，是千条万条深山大沟，人地两疏，其如何安营扎寨，如何组织作战，如何补存弹药，如何立足生根，是千头万绪的大困难。共军有多少人可以填平黄河河滩，填平吕梁山沟？固然中共红军曾于1936年初东征山西，流窜暴乱于吕梁山区几十天，但那是偷渡突袭的战术成功，是打了阎锡山个冷不防。那时的阎锡山向来在西部疏于设防，谁会从陕北渡河来打山西的吕梁山？那时他还不曾领教过红军长征后的穷兵黩武。共军尽管偷渡突袭取得战术成功，但最后还是以东征战争战略惨败而告终。这一战争，有利于阎锡山加强西部设防，不利于共军再侥幸偷渡偷袭。

　　第三，晋军。阎锡山经营山西几十年，带出了一支晋军子弟兵，晋军简直是老阎的父子兵。晋军既忠心耿耿，又能征善战。论其忠心耿耿，那是远远超过黄埔系忠于老蒋的程度的。曾记否，多少黄埔系高级将领背叛了蒋校长，而投降了中共，当了中共的元老，当了中共的民主人士？这类事儿在老阎的晋军那里，在既有的二十几年里是从未有过的，在后来也是极少发生的。论其能征善战，晋军曾几度跟随阎锡山，东出太行，逐鹿中原，争霸天下，军事上常胜不败，曾几十年保卫山西省免受外敌侵凌，包括1936年大败中共东征军。有人可能质疑曰，后来晋军抗日，屡遭挫折，可见晋军并非能征善战之师。此疑不然，因为当时的共军战力远不可与日军相比。阎军战力用来抗日固然常有力所不逮之处，但用来拒阻共军于黄河以西、消灭共军于吕梁山区，那在当时还是绰绰有余的。又须知，阎锡山在抗日中的很多军事困境，实际上正是由于共军牵制所致。倘若没有共军在山西的牵制，那么阎锡山晋军必可集中全力而抗日，其抗战成绩必将大为显赫。此为赘叙，按下不论。

　　第四，武器。阎锡山的武器，大大优良于中共的武器。当时，阎锡山经营山西已二十五年有余，建立了现代工业和现代兵工厂。而中共在陕北，根据地草创，没有工业，没有技术，没有现代工厂，没有现代兵工厂。其所有的武器不外乎是长征过来的几条破枪，而且弹药匮乏。在那穷乡僻壤里，谅中共也搞不出任何军工名堂。那时的共军，就武器装备而言，固然足可以打土豪斗地主，但根本无法与正规军作战，遑论再跨河仰攻山西挑战阎锡山。后来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其新的武器装备完全来自蒋介石和阎锡山。

　　第五，阎锡山是军事家。他曾于清末在日本军校留学五年；曾在辛亥革命年间领导了太原起义；曾几度亲率晋军逐鹿中原，军事上常胜不败；曾于1930年任陆海空军总司令，统帅全国各方军政势力，与蒋介石中原大战；曾打败红军东征部队，等等等等。当然，阎锡山的军事能力可以打几个折扣，因为他几年以后败给了中共。败将不言勇了。但阎锡山的失败首先不是由于其军事能力，而是由于其1937年的政治错误。

　　第六，蒋介石会支持阎锡山的反共立场。基于蒋介石是一贯的反共剿共领袖，基于其1936年的国共合作是十分违心的，可以推想，他内心深处是多么期盼中共能自取灭亡，或被别的势力所消灭。他只是受制于国家领袖的法人地位，受制于联共抗日的公开承诺，而不便于公开地反共剿共罢了。据此推论，如果有人要置中共于死地，那么蒋介石必然是心头大喜，绝不会诚心救援中共。蒋介石固然受其身份和协议的制约，而不便于公开阻止八路军入境山西。但是，如果阎锡山坚持阻挡中共进山西，那么蒋介石国民党是绝不会认真施压阎锡山的。皖南事变，可做参照。基于阎锡山的崇高声望和特殊地位，蒋介石更可方便地托词敷衍。
　

　　五、感慨几句历史

　　阎锡山于1937年完全应该挡住共军进山西，而且也完全能够挡住中共进山西，然而他不仅没有阻挡共军进山西，反而筹粮筹款发武器空出地盘，把共军请进了山西。这一政治错误，作为致命的因素，导致国民党1949年丢了大陆，导致中华民国在大陆彻底灭亡，导致中国人民落入史无前例的共产党暴政。抚今而思昨，阎公百川的这一历史错误，令人耿耿于怀，难以原谅。

　　讨论中国的近现代史，讨论今日中国的政治困局，纪念辛亥革命暨中华民国百周年，常有人讲什么抽象的历史规律。那些所谓的学问家，看上去博大精深，说穿了不过是故弄玄虚，或者是懒惰地念经而已。实际上人类历史的真相是，从来就没有什么历史规律，也不靠神仙上帝。历史的选择归根到底乃是人的选择。说到今天中国人民的苦难，那也从来就不是历史注定的，而是人搞出来的。历史在人为，事在人为。好人搞出了好事，坏人搞出了坏事，好人犯了错误搞出坏事，如此而已。是人1911年搞了辛亥革命，是人1912年建立了中华民国。然后，依然是人搞了联俄联共，是人剿共不力，是人竟然使共军逃到陕北，是人搞了西安事变，是人保老蒋的命而国共合作，是人于1937年把八路军放进了山西，是人争当中共的民主人士，如此等等，中华民国在大陆三十八年。是民运的强硬派太强硬独断，是民运的温和派太温和迁就，是赵紫阳过分优柔寡断，是我们的精神领袖自己跑到美国大使馆逃命，是我们的民运领袖们竞相出国逃亡，是邓小平共产党人太残忍凶恶，如此等等，中国民运在北京一九八九年。胡平指出，在辛亥革命后的百年历史上，在几次重大的转折关头，人们做出了巨大的错误选择，这才导致了中国今天的局面。信哉斯言。阎锡山1937年放共军进山西，正是其中一例。

　　阎公百川向以英明老练称世，何以竟然铸下如此大错？值得研究。固然，是否能制止日本侵略中国，是否能预防张杨西安事变，那基本上由不得他阎锡山；但是否放中共进山西，则完全由得他阎锡山，完全取决于他怎么想。究竟他当时怎么想的呢？他要学习孙中山晚年的联共？他联共干什么，以求抗日，以求扶助工农？他在共产党问题上，是否太天真，太幼稚，太缺少想象力，太低估了共产党人的恶劣程度，以至于把这个穷凶极恶的人类敌人当作政治朋友？有一流行的说法是阎锡山联共是为了反蒋，此说未免太赤化、太荒唐离谱了吧？（完）

　　201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