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历史答卷：走向现代之城

（四川）周伦佐

第一大题  指认现代之城的三种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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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判断当下中国的历史走向，至今只有三种可能的理论坐标。第一是所谓“历史发展五形态说”，认为中国早已跨入了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只是要从这个理想王国的初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第二是所谓“现代性理论”，认为从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起，世界各国都将相继跨入现代社会，并完成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多元主义文化形态三项历史任务。第三是所谓“历史终结论”，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后，世界各国的发展都归于一种模式并以西方社会制度为最高归宿，前方再无新的目标和旅程。

第一种理论只被当今世界上少数马克思主义者信奉着。而且，在西方——它也仅仅成为激进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武器，在中国——它除了作为极权主义言不由衷的理论依托、毛派反对改革开放的理论旗帜、底层民众不满社会现实的理论借口，实际上已被广大信徒所抛弃。

第三种理论只是惊世骇俗的浅薄断言，而非坚实的思想建构，很难令人信服。

中国体制外知识者自然更认同第二种坐标。

只是对第二种坐标的认同，又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阶段说”，认为世界各国都将遵循西方式发展路线，从非现代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西方国家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另一种是“类型说”，认为东方国家有自己的特情，自会选择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路径，1949年10月1日至今的社会主义模式，就是一种特殊的现代性类型，可以和西方现代社会制度同时并存，不必向西方现代模式转变。

答：“类型说”自然是荒谬之论。不妨以生物界生命个体的特定历程为例：一方面，它们都有出生、成长、成熟、衰微、死亡的全过程及其阶段划分，这个规律不可逆；另一方面，不同生命个体的先天遗传又有正常与畸形、健壮与瘦弱之分，后天条件又有优劣、安危之别，所以各自经历生命过程五个阶段的时间和表现，又不尽相同。阶段性和类型性的关系，不过如此而已。不同类型仍然要经历相同阶段，找不到一个因属于特殊类型就具有特殊阶段的例外。

    我们谈论的历史，就是人类这一生物种类的生命历程，它不可能违背生物界的普遍规律，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一般过程和一定阶段。无论多么特殊的发展类型，向现代社会转变——都是它当前面临的历史目标。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并非与西方国家处于同一个发展阶段而属于特殊类型的现代社会，而是落后于西方现代社会半个阶段的半现代社会。走向全面现代社会——仍然是它的下一站历史路标。

2

问：昨天、今天、明天，三个历史段落都联系着一条中心线索——现代性问题。今天的中国是否已经进入现代社会之城？

答：现代社会的名字，中国人听说至少已有一百年的时间。它总是让人想到民主、自由、科学、开放、繁荣、富强。整个20世纪，它一直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家园。可是很少有人去想：我们是否已经入城？究竟还要走多少路程才算入城？现在距离入城还有多远？直至进入21世纪，人们照样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社会里生活并且发言。甚至睿智的文化人也是一样：手中之笔从“现代主义”写到了“后现代主义”，可自己并不知道——具体生活在现代前、现代中还是现代后。人们如同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只能凭着本能、习惯、经验和公共话语，来判定眼前的方位并感知身边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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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为了有效辨别各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必须首先对中国社会进行一番指认。

答：眼前这座城的“现代社会”之名，是历史学对人类社会第四个历时形态的指认概念。在它身后由远到近屹立着远古社会、古代社会、中古社会三座城池。我把马克思以所有制为指认标志的人类社会“五形态说”丢在一边，只是因为它曾经在地球上数十亿人中间导致了一个历时百年的巨大误会——而且这个误会至今并未完全消除。现代社会及其序列概念，不带政治倾向和感情色彩，属于不褒不贬的中性语态，更能使人清晰认出自己所属的社会——过去和现在处于哪个历史区间。

从历史学的方向看去：中国仍然走在从中古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路上，尽管同时踏响着前期现代社会的脚印和后期现代社会的投影。两个社会之间的这段行程，历史学家称为近代社会。这段转变与过渡的行程真长——八代人走了一个世纪，还没完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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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听见三种反对声音从路上传来。

第一种声音说：按照马克思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形态说，中国早已跨越了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所谓的现代社会，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

第二种声音说：中国从“五四”时代起就进入现代社会了。不然，怎么几十年来一直就有以“五四运动”为开端的《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国现代思想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进入了现代社会，而是这个现代社会是否属于正常形态。

第三种声音说：中国怎么可能正在走向现代社会？一个世纪了，中国人连基本的政治权利都还没有获得。目前还处在封建社会——也就是所谓的中古社会。

这些发言者自然不是诗人。诗人在忙着写诗——关于城内的诗和城外的诗，无心于这类远离诗学的问题。

答：我不急于否定或者肯定，而是想用事实来消解他们的认知疑议。

无论步入哪个历时阶段，每种社会形态在自身活动范围内都有集中体现人类进步幅度的历史阀值。所标出的高度涉及族群共同体能够包容的一切领域。由于不可能逐一排列，我把它们大概划分为：人们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方式标高、人们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心理标高、人们的制度设置和秩序安排标高，简称为结构层面、人文层面、制度层面。

现代社会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起，经过五百多年的反复震荡和左右调整，三大层面称为现代性指标的历史阀值十分确定。三个层面的转变如同一个国家进入现代之城的三张门票，缺少任何一张，现代之门都将半开半掩。

第二大题  产业结构的现代性狂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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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结构层面，中国是否已步入现代之城？

答：现代社会的指标成百上千色彩斑斓，其中最无疑义和争议的指标，是结构层面。它体现为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包括互为表里的两个方面。

表面是指：第二产业蓬勃兴起和工业化运动强势展开。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毫无区别。中国的工业化进程19世纪80年代“洋务运动”就已开始，经过20世纪前50年的挣扎和20世纪后50年的折腾，现已基本完成。经过一百多年的艰难跋涉，它所指向的工业化里程碑，现已竖立在国人面前。虽然属于非常态的工业化进程——由英国式的第一代工业化运动、苏联式的第三代工业化运动、美国式的第四代工业化运动叠加而成，而且耸立在小农耕作的巨大基础之上，内层的创新型技术装备也很薄弱，但它的现代性标牌仍然十分鲜明。

    里面是指：工业化进程内存的 “生产资料占有者与劳动者对立存在”和“工业与农业对立发展”。这也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现代社会的两大矛盾结构。它们共同服从强制提取工业化所需剩余价值的经济法则，实现着生产资料占有者与劳动者之间不等价交换和工业产品与农业产品之间不等价交换。两把剪刀同时剪出最不平衡的社会分配：社会资源向着优势地位的大工业强烈倾斜，社会财富向着强势地位的占有者猛烈倒流。两种矛盾结构同样在19世纪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生成着，1949-1979年实行的“一化三改造”，只不过是动用国家权力强制推行罢了。尽管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名义下进行，但本质上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名义下的剥夺并无二致。

被认为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最大秘密”的剩余价值理论，构成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石和资本主义批判的武器。毛泽东们引以自傲的最高理由，也是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剩余价值和经济剥削。这当然不是事实。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仅始终内存着双重不等价交换，而且农业产业和工农劳动者遭受的剥夺更要超过资本主义一百倍。1990年代中国开始推行市场化经济，并不等于此时才进入工业化并开始资本的原始积累。中国工业化所需的资本原始积累，早在1949-1979期间就被国家权力以“公有”的名义强制提取着。毛泽东搞农业合作化并非毫无经济考虑的盲目冲动，其经济动机并不隐蔽：便于强行提取农村剩余价值来发展大工业。据国务院一个机构估计：按1985年价格计算，三十年内向农村提取的剩余价值高达人民币6000个亿。 而三年大饥荒，也不是用“苏联逼债”和“自然灾害”两个虚假理由能够搪塞过去。比如1958年的积累率高达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以上，1959年的积累率更超过了百分之四十。 这笔巨大的工业再生产财富，无疑是由1949-1979年八亿人民贫困不堪的生活所缺转化而来，更是由1960-1962年活活饿死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人口数量的几千万人所缺食物转化而成。所有制形式只是一件外衣，实质是社会财富分配。国家名义占有还是私人名义占有，只存在道德感觉上的差别，关键要看社会财富是否分配到劳动者手中。中国在国家占有名义下的劳动者所得份额，不是大大低于私人占有名义下的劳动者所得比例吗？1990年代以来的资本原始积累现象，仅仅是官有性原始资本被少数与权力相勾结的利欲熏心者乘机瓜分并用于私有性原始积累罢了。这个时期的工业化浪潮，并非中国第二产业大厦的奠基，而是它的进一步加高。

中国社会已在结构层面步入现代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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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许多专家、教授、学者、文人，怎么会毫不迟疑地将“现代”、“现代化”、“现代国家”、“现代社会”这些词语用来指称当下中国？

答：显然是迷惑于中国的工业化标志而发生的认知错觉。“新左派”学者汪晖更在一篇名为《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的文章中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不仅以实现现代化为基本目标，而且它本身就是中国现代性的主要标志。这种认知，不仅把工业化误认成了现代性的全部，更给专制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戴上了现代性的迷人光环。如此浅薄之论，竟敢奢谈“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真是应了一句俗语：无知者无畏。工业化不只毛泽东不会拒绝，就连专制魔王海尔塞拉西皇帝也会拍手欢迎。毛泽东们坚决拒绝的个人自由、政治民主、多元文化，难道不是现代化更重要的目标和标志吗？这些论者偏偏视而不见。

更为遗憾的是，这些知识者即使在指认中国产业构成的现代性特征时，也很少触及到它内存的双重不等价交换及其灾难性剥夺事实。要知道，这个核心部位正好隐藏着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毫无区别的“剥削秘密”。它在暴露社会主义制度“半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同时，也使毛泽东们“无剥削社会”的夸耀顷刻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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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果说第二产业是前期现代社会的标志，第三产业就应该是后期现代社会的标志。现代社会两个阶段的内存结构和社会分配势必不同。

答：“工业与农业对立发展”和“占有者与劳动者对立存在”，始终贯穿现代社会。只是这个社会的两个阶段，资源和财富在两极之间的分配不尽相同。前现代社会呈现为绝对不平衡状态，后现代社会呈现为相对不平衡状态。发生变化的动因，一是社会管理者理智层面的协调自觉，二是财富占有者利益层面的发展需要。两者都可纳入“可持续发展”概念。

   西方国家从绝对不平衡状态向相对不平衡状态的转变，经历了20世纪初期到中期近半个世纪的漫长时间，大体与前工业社会转变为后工业社会的步调一致。

    中国社会看似在1980年代，也想凭借政府行为并用简缩的方式实行这一转变，大体与前极权时代向后极权时代的转变同步。但因1990年代开展新一轮工业化运动，再次进行前工业社会绝对不平衡分配的疯狂表演，这一转变因突然发生逆转而变成了先喜后悲的独幕戏剧。紧接着发生的亿万工人失业、亿万农民失地，以及瞄准百姓钱包的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又把工农劳动者逼到了全社会的最低生存阶位。双重不等价交换巨剪叉开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远远超出世界极限值。现代性经济运动重新被定位于前期工业化轨道，第三产业仅仅成为第二产业的助推器，绝对不平衡状态登峰造极。

    从产业角度观察内存结构关系的变化，必须澄清“第三产业”的概念所指。其所指并非流通领域和消费领域的所有服务性行业，而是直接创造物质价值的信息产业。以电子工业为核心的信息产业才是后工业社会的突出标志。

第三大题  人文主体的现代性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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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人文层面的现代性转变，理论界很少涉及。具体指什么？

答：如果用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人文层面的现代性转变就是：人们通过文化观念和文化心理的转变所实现从中古角色向现代角色的转变。

当然，这个答案背后隐藏着许多理解上的环节。

9

问：请解释一下“人文”这个概念，以及文化与人的关联。

答：“人文”这个概念含义很多。我在自己的论题范围，把它定义为文化在人身上的体现——文化体系的观念化和心理化。

关于文化，很多学者只注意到它的外化现象，例如符号化的文字、图案、典籍、理论学说、艺术珍品，艺术化的建筑、工艺、用具、服饰、娱乐、饮食，生活化的制度、庆典、礼仪、风俗、习惯。唯有李泽厚看见了它的内化形态——人本体现，并将其分为理知层面与心态层面，由此提出文化心理的概念。遗憾的是李先生提出和使用这个概念已经二十多年，由于没找到与之相对的概念来进行比较和界定，致使文化心理这个概念至今语焉不详。

我把人视为文化的载体，并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文化心理这个概念。

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可从人本体现上划分为文化观念和文化心理两大部分。文化观念存现于符号系统，可以横向交流和纵向传承，并成为人们思想的显在内容。文化心理受文化观念影响而形成，只隐存于人们的后天习性之中，并作用于人们的文化行为反应。文化观念相当于文化形态的上层建筑，文化心理相当于文化形态的地下基础。任何文化观念建筑都必须与文化心理基础相适应，才能被人们所接受。

一个民族文化观念的转变，不一定导致文化心理的崩溃；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的转变，却必然导致文化观念的解体。

文化观念的转变，既可以是一个民族文化心理转变后的重新建构，又可以是各个民族发生文化冲撞时的自觉选择。然而，无论重新建构还是自觉选择，一个民族新的文化观念建筑都必须适应其文化心理基础，才能得到巩固。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文化心理的转变最为艰难、最为缓慢又最为重要。它需要经过很多代承担者因挫折、伤痛和苦难而产生的巨大应激、对比、反思，才能逐步实现，并决定着该民族新的历史走向。

文化的核心内涵，是个人在群体中的主观价值取向，在文化观念上体现为价值取向认同，在文化心理中体现为价值取向定势。按价值取向划分，无论横看世界范围的东方与西方，还是纵观中国范围的古代与现代，统括着民族文化观念和民族文化心理的民族文化形态，都可分为群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两大类型。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观价值取向，是家国同构的群体主义。

    人的进步，其实就是自身文化观念和文化心理的解构与建构——人文转变。如果说西方人的现代性转变，主要是把人们从人身权利和人格权利的依附民转变为法律意义和契约关系的独立人，中国人除此之外，更集中体现为从传统群体主义向现代个体主义的变迁。对比之下，中国人的人文转变需要经过几代人自觉或不自觉的努力才能彻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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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从中古人向现代人的转变，想必就是中国百年来的人文主题。只是这个主题过于隐蔽，人们很少投射注意。

答：中国人文层面现代性转变的承担者，至少包括了20世纪中的八代人。

八代人在这场大转变中的人文走向，曲折而艰难。

我们生活的世界上，大概每隔十年左右就有一批人步入青年行列。如李泽厚所说，他们在确立人生观的关键时期，所面临的相同社会环境和所具有的相同人生经历，使他们形成了包括共同的思维模式、情感态度、人生观念、价值尺度、道德标准和行为习惯的历史性格，并展示出某种时代的进程，成为具有鲜明历史特色的一代人 。其中最重要年代的最重要人群所形成的一代人，往往成为一定历史时期人文走向的标志性存在。

中国20世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八代人的划分，并非主观臆造，而是客观存在。在称为“新文化启蒙”的1980年代，李泽厚专门进行了中国百年来七代知识分子的划分；四川民间诗界曾于1983-1988年，先后在《第三代人》、《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和《非非》等刊物上，对20世纪后五十年的三代诗人进行了划代。

李泽厚划分的七代人是：“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大革命一代”、“抗战一代”、“解放一代”、“红卫兵一代”和80年代出现的“新一代”。

四川民间诗界划分的是：“解放一代”、“文革一代”和“改革一代”。

代际差异的发现和划分，无疑是80年代文化启蒙的思想成果之一。

不足之处在于：李泽厚仅限于从文艺创作者的心态，来观察中国近现代思想历程的逻辑，没能看出分属于解放前和解放后的七代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形成机制和人文走向，而且大多流于印象性描述。四川民间诗界的提法，只限于对诗人代属问题的感受性判断，未能将所划分三代诗人纳入社会人文范围，并与解放前的另几代知识分子联系起来统一考察。

我将中国近百年的知识人群划分为八代人：解放前的五代人沿用李泽厚的提法，仍称为“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大革命一代”、“抗战一代”、“解放一代”；解放后的三代人，我称为“反右一代”、“文革一代”、“六四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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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的八代人划分，与李泽厚有什么不同？

答：我与李泽厚的划代，首先有两个明显的差异：

第一，20世纪后50年的三代人，我以当代中国的三大负性历史事件为标志，称为“反右一代”、“文革一代”、“六四一代”，而不是颇为含糊的“解放一代”、“红卫兵一代”、“新一代”。

第二，李泽厚将“反右”时期的一代人包括在“解放一代”中，显然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解放”是个十分特殊的时期，是中国激进知识分子所归属的政治集团从在野者变为执政者的分界线，是20世纪前50年与后50年的交接点。在时间衔接关系上，“解放”时期既是群体主义主题的完成又是个体主义主题的开端，它一身二任，包含了中国激进知识分子人文走向转换的可能——从群体主义再度转向个体主义。而“解放一代”只是前几代人一脉相承的群体主义旧主题和群体主义旧走向的最后完成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完全不具有“反右一代”那异常鲜明的人文特征，根本没有资格进入新中国第一代反思者的行列。李泽厚笼统地将新中国的第一代人与旧中国的最后一代人都归入“解放一代”，我却必须从“解放一代”中明确地将“反右一代”分离出来——认定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反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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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八代人的角色扮演与人文走向是否一致？他们怎样演奏你提到的群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双重主题？

答：八代人总的历史走向是从传统群体主义转变为现代个体主义，但转变的队列并非都踏着个体主义的步调前进。这是因为传统群体主义文化观念和文化心理的强力牵制、西方列强对民族生存的巨大威胁、以及马克思主义对国民群体主义文化心理的强劲呼应，使得这条转变之路没有呈现为直线，而是充满了曲折甚至反复。

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八代人的文化转变演出，很像分为最初两代人的预演和随后六代人的正演。

最初的“辛亥一代”和“五四一代”，具有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人文大转变的预演性质；而随后的“大革命一代”、“抗战一代”、“解放一代”和“反右一代”、“文革一代”、“六四一代”，属于同一文化观念框架内的正演——又表现为两种人文走向。

是的，“辛亥一代”和“五四一代”的身影、口号和行动，近似于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时代人文趋向的先行预演——先是群体主义主题，后是个体主义主题。

  “辛亥一代”仍然是群体主义的。他们尽管在政治上、思想上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原则，但他们的心态并不是西方近现代的个体主义，仍然是自屈原开始中国传统的承续。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不过是士大夫传统光芒的最后照耀。他们即使选择死亡，也不是因为个人活不下去，而是为了把自己与民族和国家联结起来，以一己之死唤醒大众之生。

    “五四一代” 的情形完全不同：由于皇权政治体制的覆灭，传统观念的崩溃，学而优则仕道路的终结，个体不再完全依附于官场、制度和群体。这必然造成个体在国家、社会、家庭中的地位和价值的重新确定，并带来对人生、生命、社会、宇宙的全新感受、体验、思索和追求，使观念的解放和个性的觉醒，成为普遍的人文事实。

李泽厚放眼百年并以七代人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历程的路标时，没能看出最初两代人只是中国现代变革人文状态大转变的先行预演，却误认为“辛亥一代”是这一大转变的序幕，“五四一代”是正式揭幕。

事实上，这两代人承担的预演所预示的人文大转变，要由其后的六代人来正式演出。

六代人——“大革命一代”、“抗战一代”、“解放一代”和“反右一代”、“文革一代”、“六四一代”，属于同一文化体系框架。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界线，将其分为老三代和新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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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关于现代人文大转变预演与正演的划分非常新颖。正演过程中，老三代和新三代的走向应该不同吧？

答：细心考察，会发现一组非常鲜明的对比现象：

老三代人的人文走向，是逐步融入新群体主义的文化观念。

新三代人的人文走向，是逐步疏离新群体主义的文化观念。

两者的人文走向正好相反。

老三代的走向大概发生于1921-1955年。个体以正在觉醒的姿态，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群体的事业。投入趋势愈演愈烈，直到将有待确立的个体权利以及对个体权利的自我意识，完全归附于代表新社会体制的政治团体为止。如李泽厚所说，从“大革命一代”经过“抗战一代”到了“解放一代”，甚至他们的情感生活也被号称集体的理性彻底吞食甚至异化掉了。结果必然是群体的进步伴随个体的异化。个体以放弃自我权利为代价换取了新社会体制的胜利还不自知，仍然心醉神迷地将自我完全融入新社会体制的统治观念和统治秩序，使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仿佛“辛亥一代”全面实践但随后被个性解放和民主启蒙所盖过的群体主义主题的重复和放大。

客观看，老三代的人文走向并非他们的不幸。在旧体制轰然解体、整个民族危机四伏、广大民众苦难丛生的历史关头，他们毅然放弃个人的一切，投身于建立理想新体制的群体事业，无疑是他们人生的光荣。异化，只是他们人文走向的结果，而非他们人生选择的初衷。

新三代的人文走向出现于建立了理想新体制之后的1956-1990年。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逐步觉醒，对自身权利的逐步明确，对自身与新群体主义体制之间关系的逐步认清和调整。整个进程，从“反右一代”开始，经过“文革一代”，到“六四一代”结束，自由民主要求始终如鸟群追随在上空。其人文走向与前三代人截然相反：不再是无条件地融入新群体主义的社会体制和文化观念，而是有条件地疏离新群体主义的社会体制和文化观念。仿佛“五四一代”响亮提出但随后被权力角逐和战争拼搏掩没了的个体主义主题的恢复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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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老三代的人文走向是新群体主义主题，新三代的人文走向是新个体主义主题，似乎可称为群体主义主题与个体主义主题的双重变奏。知识界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长期忽视这两个主题的交替演奏以及新三代人的个体主义主题走向，无疑是巨大的缺失。

答：只从“辛亥一代”和“五四一代”之后六代人两种人文走向的起点和终点来看，历史仿佛完成了一个大循环：从个体主义重新走进群体主义，再从群体主义重新走向个体主义。其实，六代人只是在迂回曲折地完成“辛亥一代”和“五四一代”提出的民族和民主双重任务。

对此，可以参考下面的简表。

中国百年人文演出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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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表面看，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再次从群体主义向个体主义转变，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毛泽东逝世后因“四人帮”被抓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如同号角，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全方位震荡所带来的精神反思成为全面预备，官方号召的“思想解放”提供现实契机。这次转变的社会化表现则是20世纪80年代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启蒙”运动。再次引进西方近现代个体主义的文化观念，在隐蔽的比较中对马克思/毛泽东式的新群体主义文化观念进行消解。几十年来无数人的巨大苦难和生死悲剧，终于使个人的自我意识再次觉醒，终于使个人对自身地位、自身权力、自身利益的要求再次明确。人们不仅开始将个人的价值取向从领袖、政党、政府那里撤回到自身，而且通过1989年“六四”事件正式宣告了与新群体主义文化观念的决裂。

答：这只是公开的转变。更深刻的转变发生在公开现象的背后——20世纪后50年新群体主义文化观念统治时期，“反右一代”、“文革一代”、“六四一代”所体现指向现代个体主义主题的疏离运动。 1989年由最年轻的一代为这个疏离运动的完成竖起一块历史的尖碑。他们是前极权主义时代人文路标式的三代人，其疏离运动代表着中国民众的文化心理——终于从封建性的群体主义向现代性的个体主义艰难转变。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将在这里找到新的“路径依赖”，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将在这里找到新的“心理支撑”，多元主义的文化形态将在这里找到新的“思想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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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花了近一百年时间又回到“五四”时代的出发点。这样的历史大循环奇观，要算中国特有的吧？

答：当我说新三代人重新回到“五四”时代的现代个体主义主题，不单指“五四一代”所接受的西方个体主义文化观念再次得到承认，尤其指这一观念赖以扎根的土壤——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终于从传统群体主义转变为现代个体主义。这一转变，涉及到数千年的心理积淀，付出的代价十分巨大。几代人在新群体主义体制下绝缺人道关怀和理性照耀的畸形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个人意志、个人思想、个人价值和个人权利的彻底剥夺，在剥夺过程中亿万人痛彻古今的血泪悲歌。它必然带来对新群体主义文化观念的全面质疑和对现代个体主义文化观念的重新关注。与此同时，传统性的群体主义文化心理不能不逐步消解，现代性的个体主义文化心理不会不逐步生成。在“五四“时代落地不生根的个体主义文化观念，现在终于有了扎根生长的土壤——中国人的个体主义文化心理。可以说，随着“六四一代”所宣告新三代知识分子疏离运动的完成，中国才首次具备了走向现代世界的人文条件，才真正逼近了现代社会的大门。统治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新群体主义文化观念——马克思主义，已经失去自身存在的文化心理基础，必将被新个体主义文化观念所代替。

    在人文层面，中国已经步入现代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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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国人的这一转变，不仅实实在在地发生着，而且我们也明明白白地感触着，可是除了心中的疑惑，很少有人去探究其中原因。有一个明显感觉，好象以80年代和90年代之交为界，这之前人们还是浑浑噩噩的集体主义，这之后忽然变成了清清醒醒的个人主义。人人旋转于发财致富之舞，个个沉浮于娱乐享受之梦，放纵私欲成为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尚潮流，标榜个性成为一阵强过一阵的流行口号，婚姻和爱情变得像鸡蛋壳一样容易破碎，亲情和友谊也包入了利益的硬核。甚至像我这样多少有点使命感的人，也会不知不觉中认同“为自己活着”的理念。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中国人好象突然变了一个样，叫你既感到陌生，又暗自认同。听了你的解释，才明白中国人刚刚完成从传统群体主义向现代个体主义的转变，这些人心变化都是完成人文转变后的必然现象。

答：1989年以来，马克思/毛泽东式的新群体主义文化观念，除了还被执政者供奉为极权制度的守护神，已在全国民众甚至官僚阶层心中土崩瓦解。新群体主义文化观念的大范围解体，不只来自“六四平暴”导致的统治合法性危机，更来自市场化经济掀起的金钱主义大潮的冲击。这是执政集团为缓解合法性危机而不得不推动经济现代化进程的意外后果。一浪高过一浪的致富欲潮从人们的本能出口中涌出而在心理空间席卷，看起来冲击对象仅仅是人心深处重义轻利的传统意念；当潮水进一步漫延，就冲击到了群体主义文化观念的人心基础——人们公字当头的心理习惯。人们心中的公字地基因此大面积下沉，新群体主义价值观念因此全方位崩溃。至少在绝大多数民众中间，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已经确立而且很难再次改变。尽管它暂时还表现为广大民众普遍的利己主义、相对主义、实用主义，只在新三代反思者中间才凸显出坚持理想目标、道德境界、批判立场的品质。经过一个世纪的艰难跋涉和多次兜圈，“五四”时代只是少数知识分子人生信念的个体主义，现在终于成了绝大多数人的第二本能。中华民族从人文层面走向现代之城的人流中，知识群体、青年群体、商人群体已经入城，其他阶层的民众依次紧随其后，执政集团则扛举着那杆写有“四个坚持”字样的专制主义大旗，远远地落在最后喘息。

你感觉的主要是人文转变的负面现象。这一转变的正面效应更大。至少中国人已经成为现代人，自由民主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封建性的政治专制和文化控制再也不能长期继续。尽管现代个体主义还只表现为低层次的个人主义，然而专制主义的人文基础——群体主义价值倾向，毕竟已被坍塌殆尽。

低层次的个人主义当然不是个体主义人文走向的永久现象。它将逐步发展，并在发展中不断调整和完善。个人成为社会的主体，并不意味着自私和贪婪永远主宰一切。当物质追求上升为精神追求，当个人将关注的目光重新从自身利益转向环绕着他的广大世界，社会将最终成为自觉个体的共同体。当下普遍的个人主义，尽管把人变得又矮又丑，但它毕竟为中国人苦苦追求了一个世纪的民主社会，奠定了广泛的人文基础。

第四大题  制度框范的现代性痉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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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制度层面的转变涉及最广泛，也最为触目和敏感。它们距离现代之城还有多远？

答：需要从社会制度的现代性指向谈起。

    我们看见三支箭头：

 经济上——从自然方式转变为自由模式；

 政治上——由专制独裁转变为民主宪政；

 文化上——由一元宰制转变为多元形态。

 其中，文化方面的内容已超出制度层面，只是为了论说方便而勉强放在一起。

现代性经济制度围绕自由市场展开：确认社会财富的私人占有起点，建立市场无形之手调控生产、调配资源、调整价格、调节消费的四大环节机制，保障社会财富在终点的自行分配。1949-1979年，在“国家所有”和“计划经济”的名义下，市场化进程全面中断，1980年代缓慢启动之后延至世纪之交才算完成。私有制获得合法地位，民营经济开始与官营经济并驾齐驱，供需之间那只无形巨手已在市场上空发挥全面操纵作用。中国社会已在经济制度层面步入现代之城。

政治制度的现代性转变，1898年的“戊戍变法”就拉开序幕，但在1911年推翻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后一直被拖延。1912年，具有民主宪政外形的中华民国之车开始上路，很快就遭到北洋军阀的拦路抢夺，这辆空车差点被刺刀押回封建帝制的旧道。1927年蒋介石执掌权柄，出于“戡乱”和“抗日”双重原因与“军政”和“训政”前两步理由，推行“宪政”的许诺还是被现实应变需要无定期限吞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隆重登场，干脆将“宪政民主”视为“资产阶级”的破旧彻底抛弃。时至今日，除了一个保持百年的转变姿势，中国大地上矗立的仍然是与封建专制如出一辙的超级极权体制，实质性的变革一步也迈不出去。

政治现代性至少有六项指标：

公权合法化，而非自相授受；

军队国家化，而非政党掌控；

政党多元化，而非一党专权；

选举直接化，而非愚弄民众；

四权分立化，而非一元支配；

私权现实化，而非纸上条文。

这些指标，现在一项也没有达到。

“辛亥革命”至今，中国政治现代性一再拖延的因素不外三个：民族救亡运动的转移，群体主义文化心理的牵制，专制主义政治传统的阻碍。孙中山三民主义式的民主政体变成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掩护，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中国专制主义政治传统相结合产生集古今中外之大成的极权政体，都是这三个因素整合作用的结果。

中国社会在政治层面至今没有进入现代之城。

19

问：距离我们最近之处，可以看见三棵文化之树：传统文化、三民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文化似乎应该是：以传统文化为扬弃对象，经过三民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左右震荡，而形成的新型文化。中国现代文化之树是否已经成长起来？

打：现代性文化转变，至少包括文化性质和文化形态两方面。其覆盖面既牵涉文化制度又宽于文化制度。

     在自身性质上，现代文化观念确认社会管理中个人的最大化原则，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主体地位、主体权利、主体价值，并引伸出自由、平等、博爱的普适思想。但在功用上它又属于工具理性，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以人们自身成效为最高真理的实用主义，以人们自身利益为最高动力的个人主义，以人们自身喜好为最高标准的相对主义。这三个方面，正好分别发生在人们共同的真、善、美价值的基座上，并表现为个体差异对共同价值的颠覆。

     马克思/毛泽东式的文化观念并不具备个体主义的视角和工具理性的功能。在个人规范方面，它和封建性的文化观念——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国的儒学一样，完全是一种道德理性。只不过它出现在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曲折道路上，可称为新道德理性。由于拥有比历朝历代封建统治严密百倍的极权建制，极权之刃可以深入到中国最偏僻的乡村和人们最隐蔽的梦境，它以暴力威胁为后盾对个人精神上的剥夺也超过封建伦理一百倍，它对人们心中世代积存的人性美德的摇撼和破坏更是毁灭性的。

     无论新还是旧，道德理性的特征都必然是：为了群体秩序和统治利益，不惜将个体完全抽空甚至泯灭。为了达到以弱化个体来强化群体的目的，任何道德理性都需要一个“最高者”：西方中世纪是“上帝”，中国封建时代是“天”，1949-1979年的中国，是头戴“三个绝对”和“四个伟大”神圣光环的“毛主席”，1979年至今是举着“四个坚持”大旗的“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中的“造神”运动并非没有来由。神早就在造了，只是这时达到顶峰。只要是道德理性就要造神，这是必然。不然怎么说它是封建性的呢？

     与传统儒学相比，马克思/毛泽东式的道德理性还有一优一劣两个特点。优者提倡“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只不过女性虽然获得了相对于男性的社会身份，但和男性一样并没有获得相对于群体的个体身份。劣者是将儒学体现永恒人性的仁义礼智信观念当作与其“阶级斗争理论”不相容的“人性论”来否定，致使中国人数十年生活在绝缺人道、人性、人情的冷酷之境。特别是对传统道德所不齿的“告密”行径的大力提倡和褒扬，更使那些为满足个人私欲而不择手段的人彻底丧失了应守的道德底线。

 中华民族从道德理性向工具理性的公开转变也是1979年开始，1992年之后逐步趋向全面化。传统的理想、信仰、道德、价值正被抛弃，物质财富正在成为人生追求的主要目的，有用性正在成为衡量真理价值的主要尺度，个人喜好正在成为评价审美对象的主要坐标。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当属统治集团的文化观念从道德理性向工具理性倾斜的经典名言，1992年南巡讲话中的“姓资姓社”说，更是这一名言的具体阐释。在推进经济现代性的过程中，昔日被奉为“经济学之王”的政治经济学遭到冷落，各种有用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一阵热过一阵。甚至马克思主义也不再被当作理想和信仰，而只成了维护极权统治合法性的理论咒语。

但在涉及极权制度合理性的文化观念核心区，统治集团不得不紧急制动。于是人们看到：统治集团继续控制全国的文化机构和新闻机器构筑极权主义的舆论阵地，并在四周布下“四项基本原则”的雷区。过去那个全社会必须遵循的封建性文化观念因此继续拥有高于宪法的权力，文化现代性的最后禁区绝不许世人涉足。与1979年以前相比，虽然人们思考范围和言谈内容的巨大变化犹如刀劈一般明显，但还不是制度化的转变——因为统治集团并没有忘记以权力刹车柄进行最后的阻止。

在法定形态上，现代性的工具理性必须是一种多元化形态：除了显性的法律公理、隐性的道德规范和半显半隐的政治原则，全社会不存在任何统一的观念，更不存在由权力支撑的垄断性文化。虽然各个时代也有学院派认同和阐释并为主流社会广泛接受的主流文化，但并不强迫全社会遵从。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完全自由，政府和个人一样——尽可自由选择并择善而用，谁也不强迫谁。

后极权时代的中国文化是什么形态呢？商业领域和娱乐领域已经多元化，但在可能触及专制统治的政治领域、思想领域、言论领域，还是坚持一元宰制。宪法许诺的结社自由、集会自由、罢工自由、游行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依然高挑在专制主义的刺刀尖上，追求自由权利者还时常被文化恐怖主义政策押进大牢。

中国历时百年的文化转变，至今没有完成。

20

问：整体考量，中国社会距离现代之城还有多远？

答：我们看见：经济队列、人文队列已经入城。文化队列正在入城——只剩下最紧要的部分落在城外。政治队列全部停在城外，被那面写有“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旗挡着——只因旗杆太长，横竖都进不了城。

     整体而论，我只能说：中国即将全面进入现代之城，现在只差最后一张现代性的门票——政治民主和个人自由。政治民主制度的建立和个人自由权利的获得，同时就是这一步的最后迈出。

21

问：政治专制和文化控制，使得今日中国社会还带有封建主义色彩。

答：可称为半封建专制主义。因为名义上，国家毕竟有了宪法和各种法律，机构设置也像是三权分立，程序安排又打着“人民代表”的招牌，商业文化和娱乐文化更允许多元化。专制主义只限于统治权力制高点。

22

问：应该给我们生活于其中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个定义。

答：这个制度虽然被毛泽东们称为比西方资本主义高出一头的“社会主义“，其实只不过是“半封建专制主义”和“半国家资本主义”的混合体。前一半是权力结构的基本特征，后一半是生产方式的根本性质。二者的混合形态，比西方资本主义还要矮半截，可以统称为“专制资本主义”。

在马克思眼中，“现代社会”与“资本主义”属于同义概念，前者内含“工业与农业对立发展”、“劳动与资本对立关系”、“强行提取剩余价值”三大基础特性，后者实为框范并实现三大基础特性的正常社会制度保障。而他所说的“社会主义”，特指现代社会充分发展并消除了三大基础特性之后更高社会形态的社会制度。从基础特性看，当下中国仍然处于“现代社会”范畴，并非实行了更高社会形态的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它与西方国家的区别不是在基础特性上，而是在框范并实现三大基础特性的社会制度上：一个叫“资本主义”，一个叫“社会主义”。因此，中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实为 “专制资本主义”，其功能有目共睹：在“公有”名义下动用国家权力强制推行工业化进程，并掩盖“工业与农业对立发展”、“劳动与资本对立关系”、“强行提取剩余价值”的客观事实。放眼20世纪的世界历史，我们看见同样的现代社会却有两种不同的制度推进器：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和东方的“专制资本主义制度”。后者虽然加速推进了国家的工业化行程，却打断了围绕解放人这个中心目标所展开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和多元文化形态的现代历史进程。

从列宁和斯大林到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也许至死都相信自己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比西方“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理想社会，一定不会想到自己其实落入了一个巨大的观念误会之中，变成了世界历史的不自觉工具，自己所建立的社会仍然是自己坚决反对的“资本主义”，所谓“社会主义”只是一个漂亮的外壳。

很长时间以来，不少西方学者为了证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无效性，总是拿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说事，认为社会主义事件没有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发生，反而发生于落后的小农国家，表明马克思所谓的历史规律根本不能成立。这些学者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了这些落后国家实行新形式资本主义的理论工具，这些国家的所谓“社会主义”，其实也是“资本主义”，只不过属于另外一种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的“专制资本主义”而已。

中国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其实只发生在经济领域——将国有资本主义改变为私有资本主义。至于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的改革，只不过稍微放宽了羊儿们吃草的范围，牧场四周仍然围着通电的铁丝网，封建专制主义以暴力为手段的监管、吆喝、鞭打、屠杀，依然在不准进入的核心区和不得跨过的边界线附近随时发生。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的变化，仅仅是从前极权时代演变为后极权时代，专制独裁的本性并没有改变。

我们面临的历史任务，就是推进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的现代性转变——从“专制资本主义”转变为“自由资本主义”，全面确立个人在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经济领域的权利原则和制度保障。

    现代之城已经近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