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降大任于斯人

——悼念陈子明
　

河鱼

　　惊闻子明兄日前辞世，大哀。

　　子明兄为人热情随和，好学不倦，对真理有着挚着的追求，为中国的民主做出了巨大贡献。子明兄英年早逝，是中国民主事业及中华民族振兴事业的一大憾事。

　　作为学者、思想家，子明兄著书甚多。他的《陈子明文集》12卷堪称当代中国的思想巨著，其意义重大、深远，可能会超过我们现在所有人的评说。但在我心中，感受更深的还是那些我们共同参与的社会活动。

　　76年的"四五运动"，我们都参与了。他代表广场群众与当局谈判，我等在广场散发油印的传单，但彼此尚未谋面。

　　最早的相识，是在79年"西单民主墙"期间，他与周为民、李盛平、吕嘉明、吕朴、闵奇等人创办了《北京之春》，我当时效力于《沃土》，我们两个杂志有过几次联谊的研讨会。

　　"民主墙"之后，《北京之春》、《沃土》的一些成员，当时还在北京的各大高校中就读本科或研究生。时逢人大换届选举，子明、盛平与《沃土》会商，认为应当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做些尝试性推动。于是，李盛平、王军涛、胡平、杨百揆、房志远等人率先在北大贴出"竞选"声明。子明兄则在中科院研究生院开展"竞选"活动。我和秦永楠、韩宇红、刘握中等，在人民大学也开始了"竞选"。随后北京各高校纷纷响应，先后涌显出70多名竞选者。一时间，好像中国真的有了宪政意义上的选举。其中子明兄及胡平还真的当选了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虽然只是一次民主选举的尝试，但毕竟迈出了第一步。

　　1980年12月27日人民大学刘握中和我做东，邀请北京地区的70多名竞选者在人大107教室召开了一次竞选活动座谈会，李盛平、王军涛、子明兄、韩宇红等做了重要发言。此座谈会录音两份，一份胡耀邦总书记要去，另一份存在子明兄处。（所谓做东，每人2个面包，一瓶汽水而已）。

　　此后的接触就更加密切了。1981年在社科院马洪、张黎群、钟沛璋、唐若昕等人的支持下，我们在人民大学经济系成立了"就业研究组"。（此事还得到了人大经济系主任宋涛老师的支持）子明兄不仅积极参加"就业组"的活动，还联络了原《北京之春的》的一些同仁，共同参与到政策研究的活动中。我们共同完成了《今后十八年我国就业形势的预测与对策》这项国家重点课题。

　　其实，这些活动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课题本身。它的意义在于，形成了80年代初期，政府部门与民间知识分子，就改革问题形成了良性互动。使许许多多的青年知识分子感觉到，他们可以并且已经参与到改革中来。这是一个空前良好的局面。这个局面的形成，既有政府中有识之士的努力，也有子明我等各位同仁的努力。

　　随着各方人才的集聚，"就业组"已经容纳不下更大范围的政策研究。于是，在社科院、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马洪）、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马宾）及团中央研究室的支持下，"就业组"拓展为 "国情研究组"。

　　"国情组"及其衍生出来的"流通组"（蔡小鹏为组长），团结了近千名青年知识分子。大家热情地投身到改革开放的政策研究、国情研究中。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子明兄、蔡小鹏、唐若昕功不可没。当时，还有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参加了"农村发展组"。所以，有人戏称这个时期为"一脉三山"。我有幸一直与子明兄在一个山上。

　　很多人都不知道，子明兄从竞选之后（1981），到创办"两校"、"社经所"之前（1986），子明兄在忙些什么？上文所述，我们一起在从事政策研究。可以说，在子明兄从事理论研究之前，已经有了深厚的政策研究背景。

　　84年，子明兄与我、张亚来、汪丁丁、李盛平、张晓山、党晓捷、秦永楠等国情组的同仁，一起到河北馆陶县帮当地制订经济发展规划。期间，与子明兄的彻夜长谈，至今还历历在目。

　　在国情组发展的基础上，1985年，北京市西城区成立了"北京经济研究所"。成立大会在西城区马相小学院内召开。当时的区领导陈元、李三友、马凯等出席了成立大会。子明兄出任该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由于是该所是民办的研究机构，经费来源是个大问题，子明夫妇及李盛平、杨百揆和我创办了北方实业公司，依托之虹当时所在的北京钟表工业公司，开展创收活动。其中子明为总管、之虹与百揆侧重实业，我与盛平侧重书刊发行。86年之后，大家共同依托北京经济研究所函授部开展函授教育，一举扭转了科研经费不足的局面。

　　当时我们办的函授规模很大，在读学员有几十万人。分为两个学院，若干专业，我们各自分管一些专业。我能力有限，只分管了农经、广告两个专业，忙的不可开交，其他事务就无心过问了。子明兄精力充沛，不仅操持着"两校"的函授，还顺势创办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简称社经所）。我由衷地表示敬佩。

　　两校的函授收入多达两千多万，在当时看来就是天文数字了。这个收入给子明我等民间科研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我们当时被人们称为"自费改革者"），同时也带来了很大麻烦。北京市有关方面曾几次要求"两校"的主办单位北京经济研究所取消两校。正是由于子明兄的顽强坚持，通过李三友及北京经济研究所同仁的努力，"两校"才得以保全。

　　子明兄精力充沛到什么程度呢？一般人是无法想象的。86年之前，大家都没有汽车，办事、联络都是靠自行车，子明兄每年要更换自行车的外胎。可见其奔波之劳苦。和他一起共事。我基本上干一天就得歇几天。跟不上他的频率。85年之前，我们家里都还没有电话（85年，子明出钱，汪丁丁找关系，我们三个人家里同时装了电话），事情又多，所以经常到彼此家里见面。他敲开门之后的第一句话，常常是"我先上个厕所"。

　　他就是这样一个朴实无华、大气率直的人。在我印象中，他没有不敢找的人，没有不敢问的事。和他在一起，我常为自己的腼腆而惭愧。我曾问过他，你这么敢闯，是怎么练出来的？他说是社会磨炼的。还说他小时候比我还腼腆，家里只要一来生人，他就躲在爸爸身后。不知是真的假的，当时就把我逗乐了。

　　子明兄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至少在我们密切交往的日子里，他是以此为豪的。我不是。所以我们之间有分歧。他彻底到什么程度呢？他认为，只要写不出分子式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我不认同，并始终担心，这个主义会影响他的升华。

　　但这个主义的确使他无所畏惧，谦虚谨慎，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挑战权威，远离虚华，直奔真理。

　　子明兄走了。很多人都认为出现了空白。那么，是什么空白呢？是中国的民主事业或民主思想的空白吗？不是，现在和未来，都会有人继续从事中国的民主事业，从事民主思想的研究与传播。

　　子明兄是学化学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善长分类，他把拥护与反对东泽东的人，分为前毛、后毛、左毛、右毛，后来又加上了黄毛、绿毛、灰毛、红毛等。同时，他也把拥护与反对改革人分为，极左、偏左、中左，中右、偏右、极右。那么他是属于哪一类呢？

　　1、他是坚定拥护改革开放的人。这在我们的交往中及他的著作里都是有据可查的。

　　2、他并不反对党的领导。至少89年之前如此。同样可以见诸于他的社会实践与著作。

　　3、他宣传民主，倡导宪政。

　　4、他是体制外民间的独立思考者（指不依附任何势力）。

　　他就是这样一个少有的智者。他来自民间，但并不民粹。他不依附政府，但又不反对党的领导。他倡导宪政，但他又拥护改革。他有思想，同时又有高效的行政能力。当代中国最缺乏的就是他这样的正义、理性，可以忍辱负重，并具有牺牲精神的政治家。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以"顶层设计"口号的提出为标志，改革已经越来越成为少数人的事了。最上层的人希望通过改革使民族振兴。中间隔着利益集团，所有的政策，不是由他们起草，就是在执行中被他们过滤掉了。不少人开始怀念毛时代。高压维稳，显然属于暴政，而大有市场的民粹，肯定是暴民。如何走出暴政与暴民这个困局呢？需要子明这样的民间理性人士与政府保持良性互动。

　　子明走了，对民间来说，少了一个宣扬民主的人，对当局来说，少了一个可以与民间理性对话的人。少了一个有可能使改革产生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的通道。

　　子明兄的立场始终是人民性的，但他也始终没有放弃与当局就改革问题互动的愿望。

　　子明兄走了，民间悲哀，当局并不悲哀。其实，这才是最大的悲哀。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河鱼曰：终子明一生，十分努力，九分睿智，八分艰辛，七分正确，六分成效，五分传之于后人。

　　子明兄，安息吧！把该做的事情、能够做的事情都做了，还有许多事迹、思想传之于后人，此生足矣。大伟人不过如此。

　　我深切哀悼子明兄，愿来生还能共事。

　　2014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