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五十周年祭
刘有权
公元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起，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如狂飙突起于北京，迅速席卷全国。前后持续十年有余，结束于毛泽东死后不到一月的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四人帮”被捕为止，史称“十年浩劫”。
十年“文革”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由江青掌控的“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指挥，由林彪作后盾的一场劫难。“文革”的矛头似乎是革“文化”的命，而实际上是革“共产党的命”，革“马克思主义的命”用毛泽东的“家天下”取代共产党的“党天下”，把中国人民打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十八层地狱。但人算不如天算，毛泽东的极权统治一世而亡，是中共和中国人民不幸中之大幸，最终从这场浩劫中重生。
重生的中共显然抛弃了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极左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邪说，有了觉悟，但还抱着毛的这具僵尸不放，没有彻底清算“文革”的罪行以及制造“文革”浩劫的毛泽东的罪行，还高举毛的思想大旗，却走的是毛反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给“毛左”们长了势，助了威，使“文革”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前几年薄熙来在重庆的表演，今年五月二日在北京的所谓“唱红晚会”，使“文革”过来人怵目惊心，“文革”好像又要来了！为此，笔者以一位“文革”过来人的公民身份，奋笔疾书，试图为被污辱的中华文化正名；试图为在“文革”中被迫害的一亿同胞喊声“冤枉”；更试图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上千万亡灵哭祭，并向世人高呼：坚决反对“文革”重来！
笔者是一位民间草莽，没有高华、辛子陵先生等专家的学识文采，高风亮节，不可能像他们一样用如椽大笔写出煌煌巨著，用详实的史料向天下人证明毛不为人知的罪恶勾当。笔者只能以公民 的拳拳之心，拙劣的笔法，粗略地向未经过“文革”的同胞，展示“文革”罪行之万一，敬请见谅。
一、造神运动，全国疯狂
以苏联为榜样的共产国家都实施苏联的“党国体制”。这种体制党在国上，领袖又在党上。给共产国家造就了一批未穿皇袍的新“皇上”，再加“毛泽东思想”又被奉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成了“皇上”加“教主”，全党“臣服”，全民崇拜。虽然中共“八大”曾反对个人崇拜，个人独裁，但1957年“反右”后，毛的威望不降反升，助长了毛泽东日益骄傲，日益专横跋扈，日益倒行逆施，胡作非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全国经济倒退，造成了有史以来从未有的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的大灾难。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大批人向毛“进谏”，指出大跃进的错误。毛以退为进，放手让刘少奇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使得国民经济有所恢复，全国人民特别是农民从死亡线上又活了过来，人民对刘少奇的路线方针，政策充满感激，引起毛对刘少奇的妒恨，又抓着“把柄”，必欲打倒并置之死地而后快。筹划几年，毛终于挥舞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棒，向以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横扫过去，1966年5月16日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主要矛头便是打倒刘少奇，对全党进行大清洗，大复仇。可惜党心已在刘少奇等人一边，要发动党内力量来清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一大批元勋、功臣、老帅、老将是不可能的，只有再次掀起个人崇拜高潮，搞造神运动，才可以利用党外的力量来整垮对手，对党进行大清洗。“文革”开始，毛掌控的舆论便大造声势大搞造神运动。主要推手是林彪。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林彪为毛立了大功，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林代替彭德怀当上了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后，首先在军内展开“谈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作毛主席的好战士”，鼓吹毛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文革”开始后，那时每天的《人民日报》都刊有“毛主席语录”，经常还登有毛的巨幅照片。毛像章铺天盖地，两三年中产生了四十八亿枚，毛的像印了十二亿张，《毛泽东选集》印了八亿套，超出全国人口数量。当时笔者在新疆农村，每逢红白喜事，去贺喜人都手捧《毛选》作贺礼礼物，堆得满房满桌。犹如当年希特勒德国把《我的奋斗》狂印，德国人作礼物一般。1966年夏天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上市，全国人民人手一册，走到哪里，举到哪里，天天要背，要摇晃。
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更利用八次接见“红卫兵”的良机，自塑神像，每次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广场“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狂叫声，震天动地。毛戴上“红卫兵”的袖章，成了“红卫兵”的统帅，毛还号召红卫兵“要武嘛！”把“文化大革命”变成“武化大革命”。在红卫兵的带动下，全国的造反派高举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大旗，在全国疯狂地抄家、批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疯狂地破“四旧”烧书、毁庙，破坏文物古迹，特别是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夺权武斗，人们疯狂地打、砸、抢、烧、杀，制造各种暴行，生怕落后而被打入“另册”而挨批挨整。整个中国在腥风血雨中，助纣为虐。人人疯狂暴虐，而又人人自危。其疯狂之程度，手段之残忍，亘古未有，世界罕见。
二、文明古国，革成荒漠
“文革”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首先遭难的是中国文化和文化人。
毛泽东历来痛恨文化和文化人。上台不久，便批胡适，整胡风，硬把胡风及其文友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受整二千二百多人。
一九六三年底，毛就开始把矛头对准文艺领域，称“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毛把所有文艺作品都打成“封、资、修”毒品，予以取缔。1964年就把一批艺术家下放劳动，接受改造。1965年底毛抬出江青，草拟了一份讨伐“文艺黑线”的纲领性文件简称《纪要》，指责文艺界在中共掌权后，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所统治”，到1966年5月底正式成立了实际以江青为头头的“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常委”和“书记处”掌握中央，指挥全国“文化大革命”。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红色恐怖”便笼罩北京。
红卫兵有毛作统帅有恃无恐。毛还命令军队不许镇压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开空枪也不行。公安部长谢富治命令全国警察要“配合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杀了人就杀了人，”因此红卫兵们变成了无法无天的杀人狂。首当其冲的是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其实凡是与毛，与江有过节的人无一幸免。红卫兵按照“中央文革”给的名单，挨家挨户抄家、批斗、行凶、北京从8月18日到9月10日，不到一月，便被抄家33695户，活活打死1773人，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便是其中之一。
中国的文人向来是“可杀不可辱”的，毛偏偏要他们“斯文扫地”，许多文人不堪其辱，以死抗争，著名作家老舍便是其中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6月到1974年11月全国被迫害致死的文化名人，科技精英，达一万两千多人，其他文人迫害致死近百万。对中国知识界而言“反右”是一小劫，“文革”是一大劫。
在“文革”抄家大潮中，全国约有一千万户被抄。被抄出的古籍、字画、文物古玩，金银珠宝不计其数。除极少数上交外，多数被焚、被毁，例如“大右派”章伯钧藏书逾万册，他的住所被红卫兵占用作总部，冬天到来，这些藏书成了红卫兵头头们日夜取暖的燃料。除少数善本被“北图”收藏外，其余被送往造纸厂打了纸浆！俞平伯是“资产阶级反动学者”红卫兵抄家时用麻袋劫走了俞家几代人的藏书，一把火烧掉了俞氏珍藏的有关《红楼梦》研究资料。又如上海著名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红卫兵抄出后堆在街上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字画文物不计其数。还有那些未被抄家而家中珍藏有书笈、字画、文物的人家因怕红卫兵抄家时发现“反动书画”，而自己焚烧、毁灭者，更是难以统计。“文革”把文化从中国家庭一扫而光，总之，承载中华文化的书籍、字画、文物被焚被毁之严重，比秦始皇所焚之书，多了千万倍！
红卫兵在破除所谓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革命行动”中，大批古迹、中华文明的标志性建筑，以及城墙、古墓、牌坊、寺庙、碑刻，也几乎被“红卫兵”破坏殆尽。
以北京为例，原有八千多处文物古迹，1958年毛泽东仅批准保留八十七处，彭真等阳奉阴违、软磨硬抗保留下来六千八百四十三处。“文革”开始，大破四旧，不到一个月，便被红卫兵破坏了四千九百二十二处。
再以山东曲阜孔府为例，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孔府是文物荟萃的宝库，历代帝王来此朝拜，修建了宏大的古建筑群，留下了大量碑刻和艺术品。“文革”不久的1966年11月“中央文革小组”特派北京师大造反司令谭厚兰率领200多红卫兵专程去曲阜砸孔府。当地人痛心疾首，无可奈何。从11月9日到12月7日，共毁坏文物六千余件，烧毁古籍二千七百余册，古字画九百多轴，历代石碑一千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籍一千多册，其损失至今无法弥补。
“十年”文革，中国之大，所毁文物古迹何止百万处，所毁图书，何止上亿册！
“文革”中，中国人的一切文化娱乐活动荡然无存，六亿神州只能手拿“红宝书”，唱“语录歌”，跳“忠字舞”，看八个“样板戏”来打发恐怖岁月。一块世界闻名的中华文化大绿洲，十年间变成了“文化大沙漠”，谁之罪？谁之罪？？谁之罪？？？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想起了大魔头希特勒和斯大林。希特勒在德国尚允许与政治无关的艺术存在；而斯大林更保存了俄罗斯古典文学。相比之下，我只能昂首问天，中国何辜，遭此浩劫？
三、践踏宪法，冤狱遍地
毛泽东于1954年亲自制订并颁布了《宪法》，但就在《宪法》颁布后不久，毛对中共高级干部摊牌：“宪法颁布了，实行不实行，实行到何种程度，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并警告全党：“只有傻瓜和反党份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实施宪法。”因此，几十年来《宪法》名存实亡。
但毛要当“国家主席”，还是得按《宪法》程序才能当上，所以《宪法》中，仅落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条，毛名正言顺当上了国家元首。因毛治国无能，1959年的第二届“人大”，毛不得不退居二线，治国有方的刘少奇依宪选上了国家主席。刘少奇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毛要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两人的政见各异，再加上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指责毛的大跃进饿死三千七百多万人说：“人吃人是要上书的”更引起毛的嫉恨，毛深怕自己未来死后被清算便大筹划欲打倒刘少奇，欲置之予死地。终于毛发动“文革”利用蒯大富等红卫兵揪斗羞辱刘少奇、王光美。践踏《宪法》未经任何程序将刘少奇打倒。刘少奇在批斗会上曾高举《宪法》试图捍卫自己国家元首的尊严，但在毛眼中《宪法》仅是废纸而已。毛又指使江青等人制造伪证，诬刘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并残酷迫害致死。
毛要摧毁党，必须像斯大林一样对党大清洗，要摧垮所谓“走资本主义”的刘邓“黑司令部”的所有成员。因此毛利用“中央文革”大整黑材料，制造伪证，伪造各种罪名，将从中央到省市县的领导干部一百多万人打倒，不少人像刘少奇一样被迫害致死。据统计从1966年6月到1974年11月，仅中央国家级领导人包括刘少奇，陶铸、彭宝怀、贺龙等在内便被迫害致死120多人，省部级、地厅级、县团级被迫害致死者，无法统计。直到“四人帮”被捉，“毛氏王朝”倾覆后，胡耀邦上台，才大张旗鼓为遍地冤狱平反昭雪。计平反冤案百万件以上，把被毛打倒的干部全部解放。不仅此，胡耀邦还解放了被毛打入“另册”的几千万“贱民”。其功至伟，远胜解放黑奴的美国总统林肯。
四、夺权篡党，改朝换代
一九五六召开的中共 “八大”规定，全国党代会每五年举行一次，改选党的中央领导。1961年该举行“九大”了，但毛的错误使国家经济停滞，饿殍遍野，党心民心已倒向刘少奇，若举行“九大”毛必下台无疑。因此，毛找种种借口拖延，直到“文革”后，发动红卫兵及造反派造“走资派”反，夺“走资派”的权，把党内反对自己的人全部清洗后方开“九大”。从1967年初毛泽东授意张春桥、姚文元支持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在上海夺取华东局第一书记陈丕显和上海市第一书记曹荻秋的权，反夺权的“赤卫队”司令部的人与“工总司”多次开展战斗。仅1966年12月3日的武斗中，“工总司”人多势众，打得“赤卫队”血肉横飞，一次便俘虏两万多人，其规模可见。
王洪文等终于在1967年1月夺权成功，按毛指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祝贺，并号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全国向“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全面夺权。一些地方的部队也参予其中，于是一场腥风血雨的夺权与反夺权的大内战开始。“造反派”与所谓“保守派”之间在战斗，“造反派”各派之间为夺权也杀红了眼，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国共内战”，共产党夺国民党的权，而今夺权内战，是毛泽东夺共产党的权。武斗双方除拥有常规武器机枪、步枪、手榴弹外还动用了大炮、坦克。以重庆为例，重庆有军工企业十余家，在夺权武斗中，“八·一五”和“反到底”双方除有步枪、机枪外，还动用了大炮、舰艇，血战十余次，死伤数千人。至今“沙坪公园”内有一角，埋有“八·一五”造反派武斗遗骨100多具，笔者常去凭吊这些冤魂。
不仅重庆，当时四川宜宾、成都、涪陵、新疆石河子、湖北武汉、广西南宁、梧州、桂林、河北保定、吉林长春、辽宁沈阳以及黑龙江等地，在夺权时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不仅动用了重型武器，一些地方把军队也拉了进来。
在全国大规模血战中，毛泽东说：“打的好！”“这是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
实际上，不仅乱了“敌人”，而是“全国大乱”，一九六七年，是“文革”浩劫最重的一年，各级党政机关，公检法瘫痪，各级干部被批斗，被打倒。枪炮声震憾神州大地，千百万人倒在血泊中，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
经过1967-1968年，毛泽东大清洗大夺权除掉了他的所有政敌，党内的正确路线的刘邓“司令部”的一百多万人，全国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人手中，实现了改朝换代，才于1969年4月1日至4月28日，在北京秘密召开了“九大”。九大的代表中，绝大多数是造反派，军队代表和新当权者。毛泽东又一次如愿以偿当上了主席，林彪为副主席，五个常委除毛、林外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和叶群都进了政治局。
“九大”修改了党章，党章中首次规定了接班人，林彪正式以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亮相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面前，而毛泽东则成为了党的终身主席。在清洗了党内刘邓路线的健康力量之后召开的这次“九大”，应视为非法，是毛泽东的篡党行为，可至今未被清算。
九大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名存实亡，但“文革”仍在继续中。
五、散布仇恨，血腥屠杀
“文革”的矛头除对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外，斗争矛头还指向所谓“阶级敌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毛泽东认定这帮人是“刘邓”黑司令部的群众基础，是“复辟资本主义”最危险的敌人。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代表后“红色恐怖”开始笼罩北京市区，不久蔓延至市郊，开始血腥屠杀“阶级敌人”。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后，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了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才来这世界上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婴儿何罪？仇恨何深？
在造反派全面夺权的一九六八年是文革大屠杀登峰造极的一年，那年毛泽东搞了个“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要把全国所有的成年人审查一遍，造一个大‘另册’把新老“阶级敌人”全部放进去，对他们加以不同惩处。阶级敌人类别多达二十三种，换整的达数千万，比以往各项运动换整的人都多。
湖南是毛泽东的老家，“文革”中湖南省也是横扫“牛鬼蛇神”“阶级敌人”最狠的省份之一。湖南道县最具有代表性。当地贫下中农组成“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大队干部便可随意处决人。红色大屠杀就有上万人丧命。仅1967年8月13日至10月17日，历时66天，就残酷杀害4193人，被迫自杀的326人，共计4519人。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据记者采访报道，屠杀的手段有刀砍、铳打、铁烙、活埋、沉河、尖刀刺、钝刀剐、锄头挖、绳子勒、石头砸、数十人捆在一起用炸药炸，几十人关进红苕窖用火活活薰死，还采用砍头、挖眼、割耳、削鼻、剖腹、割乳、切指、断肢等手段，惨不忍睹。
广西全省在红色恐怖中，被残杀的“阶级敌人”约十万人。该省的空阳县在1978年7月26日到8月6日的十一天内便杀害“阶级敌人”3681人，而在广西的武宣县、隆安县、大兴县、上林县、武鸣县、浦北县、灵山县、贵县都发生了大规模煮吃“反革命份子”心、肝、肉的吃人事件。比“大跃进”时“人食人”更残忍恐怖。前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反对毛的大跃进、饿死人政策，支持刘少奇，于是就有了子虚乌有的“赵健民特务案”，将近140万人受审查，打死逼死一万七千多人。
内蒙古也受害深重。所谓“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案，据官方统计：有三十四万六千多人遭到残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致死，受牵连多达一百万人，百分之七十五是蒙古族人。其残忍不下湖南。
叶剑英说：“文革中，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其惨烈可想而知。
据专家资料估计，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色大恐怖”中被抄家约八百万户，被迫害达数千万人，打死逼死约三百万人，是“文革”中受害最深重的一群人。
六、出尔反尔，机关算尽
毛泽东在策动红卫兵造反和全国大夺权中“中央文革”支持一派，打压另一派，两派不仅在血腥战斗中互有重大伤亡外，再有就是不少“保卫毛主席”的造反派被打成“反动组织”而遭到打击、迫害，不少造反派司令都遭到整肃。
1966年11月北京的三个红卫兵纠察队，在北大附中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江青等亲自将“联动”定为“反动组织”，强行解散，在各地的联络站全部被摧毁，负责人几乎全部逮捕。 北京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首都红卫兵司令部”有五大司令：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航的韩爱晶，北师大的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宝，他们都为毛为打倒“刘、邓、陶”立过“汗马功劳”。特别是蒯大富为毛打倒刘少奇当打手更是威风一时。这些司令后来均被毛抛弃。五大司令之首的聂元梓，一九六九年底被发配江西的一个农场劳动，一九七一年初被隔离审查。蒯大富也于1968年底流放到宁夏，一九七O年被隔离审查；谭厚兰也同时被审查。韩爱晶和王大宝也于1971年被隔离审查。（文革后，他们都得到应得的惩罚）。
一九六七年七月武汉有“百万雄师”“三钢”和“三新”等造反组织，七月十四日晚毛泽东南巡到达武汉，听取了片面汇报便断定号称有120万之众的“百万雄师”是“保守派”，引起“百万雄师”不满，包围了中央文革的王力和公安部长谢富治，被“中央文革”定为“七二O反革命事件”，后来“百万雄师”遭到打击，支持“百万雄师”的武汉军区负责人陈再道、钟汉华也遭批判、撤职。
又如在“文革”中稍不听“中央文革”指挥的造反派，便打成“五一六”分子，受批判、挨整。全国被整的“五一六”分子约有一千万，被关押的达350万人。
在红卫兵与造反派夺权后，红卫兵没有利用价值。1968年12月，毛一声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从此一度震动全国，轰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便被上山下乡运动所取代，约1千万红卫兵连同其他知识青年共约1600万人下放农村。毛的一句话，就决定上百万人，上千万人甚至整个中国的命运！一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是一部血泪史。
七、众叛亲离，天怒人怨
“文革”的转折点是1971年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林彪是中外闻名的军事家，中共的战神，为毛泽东建政开国立下了汗马功劳。1959年的庐山会议林又帮了毛的大忙，扭转了毛的危局从原来反左的会议一下成了毛反“右倾”；不仅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四人被打成“反党集团”、“反右倾”中300多万党员受打击迫害。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又是林彪救了毛泽东，可谓“救驾”有功。因此毛在“文革”前便与林讨价还价，借助林之力为毛清洗作后盾。“九大”上毛又封林为“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毛的本意是林彪身体不好，今后会让权位给江青，实现毛“家天下”顺利交接。哪知林彪一直瞧不起江青，“九大”上不支持江青进常委，毛几次试探林都不改口把权交给江青，引起毛的警惕和不满。在修订《宪法》时林又主张设国家主席，主张大力发展国民经济，于是毛林分裂，从林彪的日记中可看到，他对毛早有看法，称毛为“B-52”，江青为“婆娘”，毛所搞的大跃进、“文革”，林都有独到看法。毛为了对付林，1971年8月15日13点，毛动身南巡，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找各地诸侯谈话，暗示林彪集团在搞修正主义，在搞分裂，在搞阴谋诡计。另一方面，林彪也得到各地情报，被逼准备出逃，而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早就在搞“联合舰队”欲谋害毛，欲推翻毛的暴政。不料毛棋高一着于9月12日下午平安回到中南海，9月13日林立果挟裹着林彪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林彪公开出逃使毛在全世界面前出了丑，深感日益孤立。之后才逐渐放松对老干部的打压。在1973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提前召开的“十大”上，邓小平和一些老干部才进入“中央委员会”。造反出生的王洪文当了副主席，名列周恩来之后，毛着意把王洪文代替林彪当“接班人”培养。“十大”上，“四人帮”走上了“权力中心”。
这时的周恩来已积劳成疾，难以独撑危局。1975年1月，毛不得不让邓再度出山，当党的副主席和军队的总参谋长，之后邓又当了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毛希望邓能与江青合作，形成江青坐天下，邓小平治天下的格局。共产党内刘少奇、邓小平本是治国良才，邓复出后，实施“全面整顿”，着力纠正“文革”的错误，又使毛不满。在周恩来于1976年1月逝世后，邓实际又失去权柄， 1976年发生了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事件，毛乘机诬邓为后台，便把邓再度打倒，，由华国锋当了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
1976年清明前后，从南京的雨花台到首都的天安门广场，从古老的西安钟楼到杭州的西子湖畔，掀起了一场有数百万群众参加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在被十年内乱的阴霾笼罩的中华大地上，点燃了一支闪着耀眼光华的火炬，史称“四五运动”。最后虽被镇压下去，但它准确地表达了全国人民对十年文革的怨恨。也表明：人民已逐渐认清了毛要复辟“封建主义”实现“家天下”的罪恶目的。
“十年文革”不仅人怨，也引起“天怒”。
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及之后的吉林陨石雨，按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那便是苍天对“祸国殃民”者的怒斥和警告。果然不久之后的9月9日毛泽东便去见秦始皇去了。不到一月的10月6日，毛认为“你办事，我放心”的华国锋伙同毛生前的“大内总管”汪东兴、会同叶剑英，一举抓了“四人帮”。毛的心腹也背叛了毛，使毛泽东传位给江青，再传给毛远新的“家天下”传承的美梦破灭，给中共和中国人民带来浩劫的“毛氏王朝”一世而亡，毛泽东的“家天下”最终被“党天下”粉碎，“文革”也寿终正寝。中共和中国人民得以新生。
反思“文革”，这样惨烈的浩劫为什么会在中国发生？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1、中国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想当“皇帝”和甘当“臣民”的土壤未除，使毛泽东能去号召农民造反而登上宝座。
2、党国体制巩固了毛至高无上的地位，为所欲为；3、有宪法、无宪政、使得毛“无法无天”；4、个人崇拜造神运动，使毛变成了神，神指向哪里，信徒们便杀向哪里。5、共产党内像彭德怀那样的忠耿之士太少，“文革”中虽有聂荣臻等老帅、老将拍案而起，抵制“文革”但，瞬间便被毛打成“二月逆流”，未成大事。6、毛泽东不懂马克思主义却掌握着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教条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满天飞，而使全党对毛的倒行逆施无能为力。如此等等。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多数人义愤填膺，强烈要求清算毛泽东，邓小平硬压了下去，把毛的滔天大罪找了江青、林彪作替罪羊。后邓又答应二十年后重评毛泽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常委也曾为此有过“决议”到会者都签了字。又二十几年过去了，该彻底清算“文革”和始作俑者的罪行了。不如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终难迈开大步；中国的《宪法》很难落实；中国也难跨入“现代国家”的行列；更难克服目前诸多的社会危机。
望执政的庙堂诸公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彻底清算“文革”罪行，以抚平“文革”中受整的一亿同胞的心灵创伤，以告慰枉死的一千多万亡灵，为被污辱的优秀中华文化正名！
是为祭
二O一六年五月初稿
六月初于利川完稿
注：本资料引自海内外出版物，如有谬误，概由本文作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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