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回忆红卫兵和红八月

陈向阳

红八月那会儿的红卫兵是最早的一拨，后来称之“老兵儿”。他们留下了恶名，如打校长打老师打同学，打“黑五类”，抄家扫四旧之类的。不过，说他们“恶”是用后来的眼光评判，现在的回忆文章也基本都是用这眼光看回去的。而当时呢，有几个人敢恶评红卫兵？他们是革命小将，造反有理是毛主席给他们的尚方宝剑。

如果用当时的眼光、当时的观点，又用当时的语言回忆是什么样子呢？下面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是从本人《畸形年代》系列文章中摘选出来的。当年笔者是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而且基本属于“革命阵营”的。

我家住百万庄，一大片楼房，是国家机关的干部宿舍。

百万庄分成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还加上申区。这申区特殊，联排的二层小楼（相当于Townhouse），每家都有个小院。当时住的都是副部级以上的干部，比如后来当上副总理的谷牧。

1966年的暑假，文革也来到了百万庄。申区最先出现了大字报，是一个保姆贴的，揭发主人家的“资产阶级生活”。一传十，十传百，大人小孩都跑去看。好几大张，就贴在那家门外的墙上，说这家怎么讲吃讲喝会享受，尤其那家的女主人，有多少衣服多少鞋，还有进口香水，最让我至今不忘的是“绣花乳罩和透明三角裤衩”！

那一阵，百万庄有不少保姆都先后造反了，都贴大字报揭发主人家，不光是资产阶级生活，还有反动言论，还有欺压剥削保姆。文革一开始，好多人家都不敢再用保姆了，因为那是“让人伺候”，属于剥削，就是资产阶级。但是，被辞退的保姆却容易造反，贴大字报的保姆都是被辞退的。

造反！那是文革中最振奋人心的口号。而“造反有理”是毛主席最先说的。真的，要不是毛主席先说，别人谁敢说？而1966年最先高呼造反口号，又起来造反的是红卫兵。

红卫兵

我最早听到红卫兵仨字是从我姐姐嘴里，她当时上初二（1967届），在翠微路中学，靠近几个军队大院，学校里有不少军人子弟。不过，红卫兵最早出现在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师大附中那样的尖子学校，多是高干子弟，但很快就蔓延到其他学校。

我一开始讨厌红卫兵，因为姐姐讨厌他们，说他们太狂，想骂谁就骂，还打人，斗老师斗校长，把他们学校的校长‘黄瓜秧’（真名黄国英）的眼睛打瞎了一只。尤其让人讨厌的是他们排外，只吸收革军、革烈、革干出身的，连工农出身的都不要，嫌人家土。

只要爸爸是军队干部就算革军。爸爸死了，上级给定为烈士的，就算革烈。但怎么才算革干呢？那拨高干子弟红卫兵（后自称老兵儿）规定：爸爸必须是1938年以前参加革命，现在行政级别13级以上。可我爸爸呢，1939年参加革命，14级干部，全差那么一点。

我姐姐和其他被‘老兵儿’排除在外的当然要说他们红卫兵不好。可等到８月１号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支持，就再没人敢说红卫兵不好了，都想赶紧也当红卫兵。可人家老兵儿不要你怎么办？谁还求他们不成？于是我姐姐他们就自己成立了一个红卫兵，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主要是像我姐姐这样的‘中干低干’子弟和工农子弟。‘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子女不能要，倒不是真恨他们，只是不想找麻烦。同样地，各学校的学生都发现了红卫兵不是高干子弟的专利，谁都可以自己成立一个，于是街上到处都是红卫兵了。

尤其到了８月18号，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这下，全中国只要能当红卫兵的全当，必须当，因为凡年龄适合却不是红卫兵的，容易被怀疑是‘黑崽子’，即黑五类子女。

破四旧

红卫兵的本意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但红卫兵们睁大眼睛看来看去，没看见有谁进攻咱毛主席和党中央。怎么办呀，一身的力气往哪使？还在学校里折腾肯定不行了，老师校长早已打的服服贴贴，再打都没意思了。

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广播里一遍又一遍播放那盛况，包括这样一段：毛主席问给他戴红卫兵袖章的女红卫兵叫什么，回答“宋彬彬”。毛主席一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就说：“要武吗”。要武？太棒了！我们革命接班人最盼的就是“武”！可是对谁武呢？林副主席就在天安门上发出了号令：“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

这下红卫兵可有了斗争目标，立即劲头十足地杀向了社会，破四旧，收拾黑五类。

什么算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呢？太多了。比方说，文艺界里一切跟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沾边的戏都是四旧，全扫，不许演了，服装道具连烧带砸。老百姓生活里的四旧更多，服装里包括细腿裤，尖皮鞋，连衣裙之类的，通通不能穿了。

红卫兵就在大街上抓，看见穿细腿裤的就拿剪子豁开，尖皮鞋呢，剁掉尖头，连衣裙铰了。头发也不能马虎，什么烫发，大波浪式，大背头，大鬓角，都不行，连女的梳辫子也有问题，一天梳一回，一辈子得浪费多少时间呀，不够革命。红卫兵们拿着推子剪子，就在大街上当场改发型，女的一律剪短发，男的一律小平头。可是红卫兵手艺不行，长辫子一剪子铰了还容易，大背头一改就成‘马桶盖’了，没办法，只好干脆改秃瓢。需要改的人太多，忙不过来怎么办？那就先开个头，头顶正中来一推子，剩下的自己回家找补吧。

街道名字，商店名字，商品名字也有很多四旧，更得改。什么王府井，长安街，东交民巷，这类名字都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留下的。改！东风路，红卫兵大道，反帝路，多棒啊！什么瑞福祥，六必居，步连升，全都散发着旧社会的霉味，全改！

还有火柴非叫洋火，明摆着崇洋媚外，改！就连蔬菜也得改：洋白菜改成圆白菜，西红柿改成鲜红柿，黄瓜改成青瓜（黄是下流的意思）。还有玩物丧志的东西，养花种草，养鸽子养金鱼，扑克牌，象棋，宣扬封资修的书，…。．太多了，全都砸！烧！禁止！还有什么口红、香水、面霜，都不许卖了，只许卖蛤蛎油。商店里的四旧商品全砸！红卫兵的通令贴满了大街：凡属四旧的人，物，……格打勿论！格砸勿论！格烧勿论！格抄勿论！

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日子！我编出理由跟妈妈要钱买了月票，几乎天天出去看热闹，王府井、西单、前门。街上的红卫兵真威风， 黄军装，红袖章，大皮带。可惜，我很少赶上红卫兵的“革命现场”，每次看到的红卫兵都是正要去革命，或革完命正离开的路上。他们大多骑车，还骑车带人，过去算违反交规，可这会警察根本不管了。

赶不上革命现场，但战场残迹也值得一看，都是些砸烂的东西，加上红卫兵贴的封条、通令之类的。也有的红卫兵仍然“文质彬彬”，光站在街头念毛主席语录，说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我等了半天也不见他们的革命行动，实在没劲。

抄家、暴打黑五类

没几天，大街上的四旧见不着了，都缩到家里去了。于是红卫兵就去抄家，掏老窝。这一抄不得了，不光是封资修的乌七八糟，还有反动的，干脆就是反革命的物证。

就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红卫兵抄家的成果展览。我家住的那么近，立刻跑去看。嘿，真开眼，我第一次见到了金子！过去听说过金砖，我还以为真跟砖头那么大呢，谁知那么小，一把能抓好几块。但一起去的哥们儿懂行，说金子沉极了，你根本抓不起来。可惜那些金砖都放在玻璃柜里，也不让咱抓抓试试。

此外还有银元，好多的银元，还有国民党时代的钞票。更重要的是反革命物证！像国民党发的委任状，这不就是潜伏的国民党么？不就是盼着国民党杀回来么？还有什么房契，地契，老帐本，这不就是变天帐么？就等着一旦翻天好收回财产呀！

至于反动日记，反动书信，反动照片，反动画册，那就数不清了。最厉害的是搜出了手枪匕首战刀一类的凶器。这还了得？！原来还有这么多暗藏的坏蛋！

难怪红卫兵们激动万分，可找着使劲的地方了！更多的红卫兵投入了抄家。去哪抄呢？城里，就是现在二环路以内，那里有大片的胡同四合院，住的多是老北京人，隐藏的封资修、地富反坏右最多。怎么下手呢？先找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让警察或街道积极分子（后来的新词叫小脚侦缉队）带路。

要说黑五类，早就被共产党收拾过好多遍了，没死的也早就吓破了胆，这会儿更加地缩头缩脑，动都不敢动一下。 弄得红卫兵都发愁：怎么没有反抗的呢？皮带抽在脑袋上没多大反应，又起包，又流血，可黑五类们怎么就不露出点坏蛋的凶相呢？光知道鼻涕眼泪一起流，一边磕头一边央告：“红卫兵爷爷饶命吧”。太没劲了。

终于发生了红卫兵盼望的事件，黑五类疯狂反扑了！拿刀砍红卫兵了！惊人的消息一下传遍了全北京。立刻，红卫兵有了充足的理由，变的凶猛了十倍，全都嗷嗷的叫着找黑五类算帐。

（到底发生了什么？多年后才真正弄清了真相：一个叫李国庆的家住崇文门栏杆市的黑五类，后来又说不过是个小业主，让红卫兵抄了家，连打带抄大半天，连口水都不让喝，终于急眼了，摸起了菜刀，把在场的几位女红卫兵吓跑了。然后他就被警察抓起来了，这是为他好，要不抓走，随后赶到的大队红卫兵当场就能把他打成肉酱。当然这李国庆不会有好下场，后来在工人体育场10万人大会上公审枪毙了。其实，李国庆也就是摸起了菜刀，根本就没砍谁，只不过表示一下‘兔子急了也敢咬人’的意思。）

当时的李国庆事件让红卫兵变得疯狂，再抡起皮带来可就往死打了。1966年八月和九月，北京变成了黑五类的地狱，有那么几天，每天打死的人火葬场都烧不过来了。

斗争地主婆

我们百万庄住的都是干部家庭，不是清理黑五类的重点地区，这让居委会的积极分子们很难过，感觉被红卫兵冷落了。于是挨家挨户摸底调查，终于查出几个坏蛋，赶紧去附近中学报告。那天，总算盼来了几个红卫兵到我们寅区清理一个地主婆。接应红卫兵的街道积极分子是个又高又壮的半大老太太，宽脸上有几个麻子，嗓门特大，而且嘴包不住牙，所以外号叫‘大呲牙’。

红卫兵太少了，大呲牙就招呼在附近玩的小孩们一块去抓地主婆，人多势众。中学生都去学校闹革命了，只有我们小学生在家玩，此时正闲的不知干什么呢，一听斗地主婆，高兴坏了，连呼带喊的跑着去，而且越传越远，一群群的小孩都跑来了，全往前挤，弄的红卫兵都闲着了，插不上手。

等把地主婆从家里揪到院子里，我才捞着机会挤到跟前。太让我失望了，这个地主婆太不像地主婆了，长的慈眉善目，远不如大呲牙像地主婆。但既然红卫兵没拿大呲牙当地主婆而拿这个更像好人的当地主婆，我们也就不必担心‘有没有搞错’，于是拳打脚踢，吐吐沫，扬土，扔石头，一会儿地主婆就倒在地上了。大呲牙说她‘装死狗’，命令她站起来，于是她赶紧往起爬。就是装的，小孩的拳脚能有多大劲？要不就是吓的，因为她已经尿裤子了。她爬起来又倒下，再爬起来再倒下。于是一个红卫兵把小孩们推开，一边命令她站起来，一边解下腰里的大皮带。这下提醒了我们，也赶紧解皮带。我刚解开又系上了，因为裤子往下掉。人家红卫兵是两条皮带，一条系裤子，另一条才解下来抡，如果只有一条皮带是不能随便解的。但有的小孩不管不顾，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抡皮带。我只能抡拳头，但刚要出拳又改主意了。决不是可怜地主婆，是没地方下手，她身上头上全是吐沫和土，我怕脏了手。那就出脚吧，但刚要出脚我屁股倒先挨了一脚。出脚的人太多，谁挤到前边谁倒霉。

有个孩子让人一推，扑在地主婆身上了，粘了一脸一身的吐沫，转过身大骂：‘操你妈！是谁推的？！’

后来大呲牙命令地主婆爬到一个水泥的乒乓球台子上跪下，有个比我还小的孩子赶紧从地上捡起块碎玻璃扔到台子上。这招儿小说里有，坏蛋让好人跪玻璃碴子，这孩子记性真不坏。那地主婆跪在台子上，脸煞白，双眼紧闭，使劲的哆嗦。她已经脏的不能再脏了，浑身上下全是土和吐沫，还不时的大哆嗦一下，那是挨了一石头或一皮带，还真有不怕弄脏皮带的。大呲牙威风凛凛地大声宣布，勒令地主婆24小时内滚回老家去，不然决没有好下场。

一盆凉水从头浇下

那天我和弟弟是第一次斗争地主婆，所以非常得意，回到家还在交流感想，没注意到我爸爸的脸色越来越不对。突然他狠狠地问：“你们俩打人没有？”虽然声音不大，但带足了气。

我知道爸爸没弄清楚，赶紧解释：“打的是地主婆！”。

“别管谁也不许打！”爸爸的火气更旺了。

我有点糊涂：打地主婆怎么啦？这就像１加１等于２那样错不了啊。于是理直气壮地对爸爸说：“打的是地主婆！是欺负穷人的地主婆！”

这下爸爸没词儿了，可还瞪着眼不甘心。过了好一会才拿准主意，变得挺诚恳的问我俩：“你们知道爷爷奶奶是什么成份么？”这我还真不大清楚，但肯定是劳动人民，附近的老头老太太里就数我爷爷奶奶最勤快。

谁想爸爸却说：“知道么，他们是富农！”。爸爸声不大，可却像一声惊雷，我顿时木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真有那种一盆凉水浇下的感觉，凉透了，动不了了。

好一会儿我才又能想问题。虽然我不服气，爷爷奶奶从头到脚都是劳动人民的样，怎么能是富农呢？但爸爸的话无法怀疑，这事能随便开玩笑吗？再一想，我不由得大舒一口气，幸亏爷爷奶奶三个月前（1966年５月）回老家了。要等到现在，我一想那个地主婆挨揍，立刻吓的都不敢往下想了。

这还得佩服爸爸，从我记事起，爷爷奶奶就跟我们住在北京，直到三个月前才突然收拾行李要搬回老家了。我实在不想让他们走，是他们把我带大的，他们好像也不愿走，是爸爸非让他们走。我当时对爸爸一肚子气，到了这会儿才明白，爸爸简直是神机妙算呀。

再后来我慢慢知道了，爷爷奶奶在老家（河北阜平）还可以。生活当然比不了北京，但决没有遭到北京黑五类那样的大难。乡下人待人另有一套。爷爷奶奶都是和气的不能再和气的人，从没得罪过村里什么人，所以也没人故意难为他们。当然了，严惩阶级敌人的风也刮到了乡下，爷爷每天上工要跟一群地主富农一起（好多还是年轻人，子继父业吗），专干重活累活。隔三差五的队长还要上门训话，有时还要去公社集中听训话。

不过呢，因为我三叔在部队工作（1945年参军的，解放后富农出身的就不许参军了），所以逢年过节，队长前脚上门训我爷爷奶奶一顿，后脚又带着人敲锣打鼓的再来，把‘光荣军属’的红纸条贴在门上，弄好了还给点慰问品。乡下人就是头脑简单，根本就不想这一前一后有什么矛盾。

又一盆凉水浇下

我的革命劲头被爸爸扫的荡然无存。爷爷是富农，我不就成黑崽子了么？虽然隔了一代，但那会家庭出身都是查三代呀。好几天我都不想出去玩了，再出去也心怀了鬼胎，小心翼翼地看看其他孩子，虽然他们不知底细还像过去那样对我，但我自己觉的已经跟他们不一样了，有点像暗藏的坏人。

正在这个时候，妈妈又使情况变的更坏，她让陆阿姨住到我家来了。

陆阿姨和妈妈在一个机关工作，也住在百万庄寅区。大呲牙查出她的父母是资本家，于是带着红卫兵和一大帮革命小孩去抄了家斗了人。地主婆可以滚回老家，可陆阿姨父母几代都是城里人，没有老家可回。这就更惨了，从此苦难无边，大呲牙、红卫兵、革命小孩们随时都能打上门去教训他们一顿。老头和老太太判断了一下前景，看不见还有熬出头的日子，于是认定‘赖活着不如好死’。怎么算好死呢？他们都怕疼，于是两人吃了一整瓶安眠药，脸洗的干干净净，头发梳的光光溜溜，衣服穿的整整齐齐，合盖着一床新被子，并排睡在大床上。

陆阿姨发现的不算晚，老俩口还睡的呼呼的。陆阿姨的看法相反：‘好死不如赖活着’，于是赶紧行动。那时的医院也变的非常革命，谁去看病先问出身成份，凡黑五类得了病受了伤一概不管。陆阿姨到处托熟人，找了好几家医院才找到一家愿意抢救。

来了辆救护车，还有个医生跟着。妈妈也跑去帮忙。但是已经走露了风声，大呲牙和另几位半大老太太加上一大群革命小孩把陆阿姨的家看的死死的。

坏蛋自杀？那就是对革命群众的最后一次猖狂反扑。还想抢救？你们是什么阶级立场？陆阿姨鼻涕眼泪的跪下求都不行，我妈妈还有机关来的领导一起帮着说也不行。大呲牙的革命立场极为坚定。革命小孩们更是愤怒：坏蛋死了活该！全死光了才好呢！自杀那是便宜他了，还抢救？谁把狗资本家抢救活了，我们就再把他打死！

人家医院的本来就是犹豫着来的，一看这架式，走了，不管了。陆阿姨又赶紧去找平板车，想自己拉父母送医院。可大呲牙已经布置了一天24小时值班，谁也别想钻空子。过了有两天两夜，老俩口才一先一后没了气。等火葬场的车来拉人，大呲牙放行了。这次要再不放，那个楼门住的其他五家都不干。

等烧完了父母，家里就剩陆阿姨一个人了，她没孩子，爱人又在外地工作。可陆阿姨老觉的还有两个人在那张床上躺着呢，所以说什么都不敢回家住了。妈妈就把她接到我家来了。

我当时太小，还没资格表态，但心里非常反对。因为第一，资本家是坏蛋，死了活该，我和其他小孩观点完全一致。第二，陆阿姨还想抢救资本家，阶级立场肯定错了。妈妈去帮忙，也错了。第三，她们犯了错误还不悔改。陆阿姨也就算了，跟我没啥关系，可妈妈叫她到我家来住，这就是自找麻烦。爷爷奶奶已经是富农了，这回又和资本家搅和到一起，更加危险了。哪天惹的大呲牙带着革命小孩们杀上门来可就来不及了。

另外呢，妈妈还事先警告我和弟弟，说陆阿姨来了，你们吃饭规矩点。我和弟弟一见着好吃的就玩命抢。如果菜里有肉，我俩都站着吃，两个脑袋争夺菜盘子上方的制空权，先把肉抢光了，才坐下慢慢吃饭。妈妈还特别强调，从陆阿姨家拿来的东西你们一点不许动！听见没有？

再一开饭，我发现饭桌上多了一瓶八宝酱菜，那在当时算高级咸菜，我家从来不买，我们只买小酱萝卜，所以肯定是从陆阿姨家拿来的。妈妈去帮她拿了被子，衣服，脸盆之类的。

接着饭桌上又出现了一个大瓶子。里面是什么？肉松！更肯定是陆阿姨家的，我家从来不买那么多，只有谁病了，才有可能买一小包，只让生病的人吃。除了我自己生病，就只有在生病的人宣布实在不想吃的时候，我才有机会。这决不包括我弟弟，他就是发烧39度也不会让肉松剩下一点渣的，我也一样。可眼前这么一大瓶肉松，这在我家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真是资本家，就是有钱。

对当时的我，肉松几乎是天下第一美味，现在就摆在眼前，却不能吃，这是多大的痛苦。但我心想，会有机会的，只要陆阿姨抱起瓶子倒在我的碗里，妈妈就没办法了。陆阿姨会这么做的，那次妈妈机关组织春游，陆阿姨就买冰棍给我和弟弟吃，妈妈也说不许吃，可陆阿姨一下就把冰棍塞到我嘴里，妈妈也就不管了。

可这次陆阿姨怎么了？眼睛又红又肿，不光没叫我，干脆就好像没看见我，两眼发呆，就像什么都没看见，刚吃了两口就放下碗，说‘不吃了’，那声音根本不像是陆阿姨的。然后她就回屋了，妈妈也跟去了。

可肉松瓶子还敞着口！我和弟弟互相看了一眼，但谁也没有给对方鼓起足够的勇气，只好叹口气，继续吃自己家盘子里的素菜。有肉松摆在眼前，嘴里的菜越发显的淡而无味。哼！没人吃也不让我们吃！不让吃又要摆在桌上馋人！我和弟弟都愤愤不平。

斗争摘帽右派

不久，大呲牙又带着革命小孩们揪出了一个右派，女的，圆圆的脸挺好看。她爱人也是我妈机关的，我还管她叫过阿姨呢。

没想到这个圆圆脸真厉害，挡在门口跟大呲牙和革命小孩们吵，非说她不是右派。她还指着大呲牙说：“谁是右派？拿证据来！我还说你是反革命呢！”。

圆圆脸那么理直气壮，我们小孩们全都没主意了，不敢打，不敢吐吐沫，手里有皮带的也不敢抡。大呲牙也不示弱，说隐瞒右派身份罪加一等！我们要是不知道你的底细，今天就不来了！她们吵个没完，有人搬来了杨老头，他是个老红军，退休了，有时也到居委会帮忙。

杨老头不慌不忙的指着圆圆脸说：“你的情况我们全都掌握，你瞒不了的！”

这下圆圆脸的脸全红了，但还大声狡辩：“组织早就作了结论！1964年就给我摘了帽子！”

扬老头说：“这不就对了么！摘帽右派吗！”

我们全笑了。圆圆脸傻的可笑，好像摘帽右派就不是右派似的。谁管你是什么右派呢，大右派，小右派，男右派，女右派，摘帽右派，戴帽右派，统统都是右派，就像红苹果绿苹果都是苹果一样。

右派身份确定了，我们一边跟着大呲牙高呼口号：‘打倒右派ＸＸＸ！’‘ＸＸＸ必须低头认罪！’一边摩拳擦掌，只等圆圆脸低头认罪就可以拳脚齐上。可圆圆脸偏不低头，还瞪着眼不服。有几个孩子刚要动手就被她吓住了，“你要干嘛？还想打人吗？”，“告诉你！我今晚就找你家去！”，“别以为我不认识你！你爸爸不就是李ＸＸ吗？！”。

我们小学生比不上中学红卫兵那么胆壮，让她一吓就把手缩回去了。打一个瞪眼盯着你，又口口声声认识你爸爸的大人，确实不容易下手，这和那个闭眼缩脖等着挨打的地主婆大不一样。

尽管圆圆脸没挨打，但也被大呲牙拿下。以后我们寅区一共30多个楼门那么一大片的户外卫生都由圆圆脸负责了。人家好多学校，机关单位，居民区早就由牛鬼蛇神黑五类打扫卫生了，扫院子，刷厕所，清垃圾，全是他们的事。这回我们也算追了上来，这是大呲牙的工作成绩。

圆圆脸每天打扫卫生还穿的挺全，一身旧衣服当工作服，还有套袖，戴个男式的帽子把头发全罩起来，一双旧球鞋不知哪来的，还老戴着口罩。

我们所有革命小孩都负有监督她的责任，经常需要喊一声：“臭右派老实干活！”，要不就远远的扔块石头。最好玩的是等她来掏垃圾的时候，悄悄的从楼上的垃圾口倒下一簸箕垃圾，炉灰最好，楼下的垃圾口就喷出一大股尘土，让她措手不及弄一身，叫作‘打她一个冷不防！’（要用〖沙家浜〗里的唱腔）。

但圆圆脸也不是好惹的，谁要骂她一句，她轻则怒目而视，重则反击：“你是哪家的孩子？你家大人怎么教育你的？”。如果遭到炉灰的的暗算，她就瞪着眼睛看是楼上的哪家，然后立刻找上门来。白天大人不在家，小孩不开门，她就没办法。可她晚上还要来，非要向大人‘哇啦哇啦’说半天。而大人们则普遍的阶级立场不稳，经常帮着右派说话。阶级立场最不稳的还能给孩子一巴掌。圆圆脸很快就记住了哪个孩子是哪家的，谁惹了她，她就晚上敲门告状。弄的小孩们只好藏在暗处拿弹弓子打，连面都不敢露。本来是理直气壮的反右斗争倒变成敌强我弱的游击战了，这叫什么事啊。

后来，大呲牙又带着革命小孩们把嚣张的圆圆脸斗争了一次，原因是她私自潜逃。居委会规定她不许擅自离开百万庄寅区，界限是四周的小马路。想要出界必须报告，没得到批准就私自离开就算企图逃跑。当时揪出的坏蛋太多了，监狱根本装不下，所以大部分都‘交革命群众监督改造’，一般就像对圆圆脸这种办法。这次斗争圆圆脸就是因为她突然不见了，一个多小时到处找不着，后来才看见她从甘家口商场那个方向回来了。

这还得了？大呲牙马上带领革命群众主要是一群革命小孩把她截住，开现场批斗会。先问她干嘛去了，为什么私自潜逃。圆圆脸一点没有认罪的意思，大声说去商场了，她想报告，可是找不着居委会的人。大呲牙说，见不着居委会的人，你就不许离开。圆圆脸说，她家这月的豆腐还没买呢，再有两天就过期了。眼尖的小孩说，那豆腐呢？你怎么没拿着豆腐呀？明明是干坏事去了！圆圆脸说排了半天队，到跟前豆腐卖没了。这倒是常事，每家凭购货本每月买一斤或两斤豆腐，但可不是准买的着。一听说商店来豆腐了，就得赶紧跑去排队，可每次排队的人都远远多于豆腐，所以大多数人都白排队。

大呲牙又质问：买豆腐还要你去吗？你两个孩子怎么不能去？

圆圆脸却更有理了，说那你先保证我孩子的安全，说她两个孩子早就吓的不敢出门了，一出来就有人叫他们‘狗崽子’，还说那天她逼着儿子去买酱油，酱油没买回来，买酱油的钱却让人抢了。回家光哭，怎么问都不敢说是谁抢的。

圆圆脸越说越来气，指着我们这群小孩大声问：“你们是谁干的？说！有种的敢做敢当，是谁？！”

这他妈圆圆脸，不像是斗她，倒成她斗我们了。还真得佩服干那事的聪明孩子，抢黑崽子的钱就是保险，别说不敢报告派出所，看看，连回家都不敢说是谁。不用问，那聪明孩子准是反复叮嘱了她儿子：回家敢说是谁，以后等着！见一回揍一回！

听圆圆脸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有一天我从她家楼门口过，看见她儿子把大门推开一条缝，探出个脑袋，转头一下看见了我，赶紧又缩回去了。就像一只兔子刚要出窝，一探头看见一条狼，‘唰’就不见了。那时，黑崽子们把一切非黑崽子的年龄相当的男孩都看作狼一样的可怕。

那次斗争圆圆脸很不成功，后来就不斗了。倒不是被她的反动气势压倒了，而是革命形势发展的太快，好玩的事一个接一个，我们全都接应不暇，哪还顾的上一个摘帽右派呀。

原载《华夏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