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謙先生的學術及傳承（上）

——紀念洪謙先生辭世三十週年

仲維光

今年是洪謙先生辭世三十週年，三十年來洪謙先生的學術成就，思想工作一如既往地被中文世界忽視。由於他的學問、思想純粹、精煉，甚至也一如既往地不被理解，乃至被誤解。而這個忽視及誤解，涉及了學術及文化的根本問題。為此，在悼念洪謙先生駕鶴西去三十週年的時候，筆者重新梳理了洪謙先生的學術思想及貢獻，希望讓更多的人認識到這位學術巨人在當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

本文針對洪謙先生辭世後所遭遇的近乎荒誕的回憶及評價，首先談了洪先生在哲學及中國當代思想史上的地位。

其次，概述了他的學術特點——反形而上學導致的拒斥意識形態。

第三，總結了百年來中文思想文化史中獨屬於洪謙先生，余者只能望其項背的兩個學術貢獻：

1.中文世界對維也納學派的準確介紹及討論，

2.對於馮友蘭等的學術的拒斥及辨析。

最後，從洪先生所留下的極為珍貴的文獻——信件中揭示，為什麼說還學文是洪謙先生唯一的學術傳人，并進一步揭示洪先生在二十世紀的中文世界的社會境遇、文化心境及思想氣質，以使後來的人能更深地理解五四後百年來的中文世界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況。

1.

在談到自由主義問題的時候，由於涉及自由主義思想，因此我再次涉及到洪謙先生，以及對於洪謙先生的繼承及其回憶。

對此，因為自洪先生辭世以來對他的回憶及紀念多為荒腔走板，一些甚至到達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程度。而這些問題涉及到重要的學術傳承、文化傳承問題，因此，我不得不談到且要強調，“只有還學文是洪先生唯一，且是洪先生親自認可了的嫡傳學生”！

在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鑒於大陸及五四後的華人社會的文化現狀，在學界“美惡不稱，狗尾續貂”，誤人視聽的現象極為嚴重，更讓我感到，必須要重新說明：究竟什麼是傳人、什麼是學術傳承，又什麼是文化精神的承襲。

2.

由於洪謙先生自從一九三六年由維也納學成返國，他所經歷過的訓練及進入的西學，在民國以來中文領域是獨一無二的“純粹”西學，所以從回國那一天開始，他就落落寡合，被當時的所謂民國的學界，所謂留學回來的西學群體所排斥。且這個排斥，一下子就貫穿了他後來的整整一生。一九四九年後，這樣的排斥由於政治問題而退到了隱蔽處，但是由於一九四九年後的統治所謂哲學界的依然不過是民國以來的某種極端傾向，和那些最為極端的西學學人，因此排斥不過是換了一種形式而已。留給洪先生的更是只有沉默和孤獨！

懂行的人，明眼人，可以從他的論文題目看到，和馮友蘭那些到了西方，做個風馬牛不相及，西方人陌生的中國題目截然不同，洪先生的博士論文題目就是當時最前沿的題目，《現代物理學中的因果問題》。而由於直接的導師是石里克，且經過了當時最權威的參與創建量子力學的物理學家海森堡的參與審定，以及是在當時幾乎可說是引領世界哲學問題潮流的維也納學派的車間中定做的，因此天註定，他出手就在雲端。

雲端中的洪先生，絕非偶然，十年的留學經歷，從起點就比那些世俗學人更有傳奇色彩，他是梁啟超發現及支持的青年學人，並且在他的幫助下到達德國。他步入的不僅是當時涉及最前沿的西方哲學問題的新康德主義，且一路走來從柏林最著名的科學哲學教授萊辛巴赫，再到維也納追隨石里克；更不僅經受過數學訓練，而且專門學過兩年物理。一做十年，而這在二、三十年代那批留洋的中國學人中談何容易！

3.

為此這就註定了洪謙先生在百年中國的思想史上的第二個獨一無二的特點，也可謂在百年中國思想史上最重要的特點——他對於意識形態問題的免疫力，先天的刀槍不入！

我之所以如此強調這一特點，是因為二十世紀被學者們稱為“意識形態的世紀”，“極權主義的世紀”。在這樣一個百年，二三十年代是自從二百年前，在Romantik運動，宗教性蘿蔓諦科運動中產生意識形態問題以來，到二十世紀，意識形態氾濫、肆虐到達了它的第一個頂點。在這個浪潮中，分不清學術與意識形態，分不清西方文化中的思想史中的不同傾向的中國留學學人，幾乎全軍覆滅地跌入了籮蔓締科運動帶來的意識形態漩渦，絕大部分人，甚至終生再也沒有走出來過。然而，洪先生憑著他的正宗的導師、學術傾向及訓練，憑著維也納的思想氣圍，竟然做到不僅在留學時步入西學及哲學學界，而且其後終生對意識形態，對於這類學術及其學界、知識界的各類新冠式的意識形態變異病毒免疫。這本身不能不說是個奇跡。

當然這也就從一個東方學人的經歷再次說明——為何文藝復興復興的是古希臘文化思想，以及何為直接來自古希臘哲學傳統的經驗主義哲學，邏輯實證主義思想的開放性及辨析研究性。這當然也說明，洪謙先生的學術方法及思想是西學的康莊正道。

眾所周知，上個世紀初期維也納堪稱為歐洲現代文化及思想的中心，當代自由主義之都。以“維也納”冠名的“維也納學派”的哲學，也同時可以說代表了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歐洲及西方思想界、哲學界的硬核。維也納學派關注探討的問題代表了文藝復興後，發展到二十世紀時，歐洲所關注及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形而上學問題”。討論這一問題的認識論基礎及方法論則是“邏輯和實證問題”，即在西方二元論的認識論中，“人的認識”和“客體”的關係問題，它包括對於我們人所運用的認識的機制，以及我們關注的個體，“它們各自是什麼”的“辨析”，以及把認識用於客體后，人類得到的“知識”的性質及辨析問題。而這個問題就導致了經驗主義的哲學基礎，以及對於理論，人所使用的認識手段，如數學，如邏輯的研究及發展。洪先生的博士論文，其所辨析的問題及現象，所對於現代物理學中的因果聯繫以及其後對於時空概念的辨析，他在討論中所使用的方法，和他所遵循的導師，曾經的物理學博士石里克和物理學家海森堡的指導，可謂是古希臘二元論哲學討論，在二十世上半葉歐洲最高的“知識”層次上的展開！

4.

來自古希臘思想傳統的“知識”問題及伴隨它的對於“知識問題”的辨析，無論是其展開還是討論，都是對於來自中世紀的帶有宗教性的專斷及教條特點的思想及其體系的直接拒絕與排斥！這個希臘與羅馬，古代與中世紀的文化思想的對抗也反映在維也納學派所關注與探究的思想問題上。同樣它也成為洪先生的學術思想的特點。而這個問題就是已經成為維也納學派的象征的“形而上學問題”——拒斥形而上學問題。

維也納學派關注的形而上學問題，涉及的不僅是具體的哲學問題，而且也涉及更深層的思想及文化問題。這個對於形而上學問題的辨析及認識，也是洪先生博士論文，討論現代物理學中的因果性問題的前提問題，即物理學中的因果性是在一種什麼樣的基礎及前提下，用它導出的什麼框架來討論它的運用範疇及內容的。同樣它也是洪先生一生中談所有的哲學問題的思想及文字的基礎。

近代歐洲的覺醒，可謂是直接從封閉的基督教宗教思想的昏睡的睡夢中，從基督教神學教條的桎梏中醒過來、解放出來的。這一歐洲人的歷史性的經歷表明：人及其精神及思想的“昏睡”、“禁錮”及“桎梏”是羅馬後的基督教化帶來的。而重新的覺醒則是在古希臘思想的復興中開始的，在知識論的辯駁中開始的。

近代覺醒——宗教與人類認識能力的關係，成了五百多年前開始的文藝復興的核心問題。真理論還是認識論，本體論還是知識論，一路從基督教進入歐洲佔據統治地位開始，就越來越受到有思想的人的關注及探究。為此，和真理論及本體論，和宗教思想融合在一起的形而上學問題，不可避免地越來越被關注及討論。

在認識論和知識論的研究者看來，對於形而上學問題誤解是真理論和本體論的認識基礎，也是宗教妄斷要求的思想基礎。啟蒙以來的學者一路從洛克、休謨對人類認識的懷疑辨析，走到康德對於人類具體認識框架，所謂三大理性的辨析，時空、因果問題的辨析，再走到二十世紀，集中到如何看待“形而上學問題”。

“拒斥形而上學”是維也納學派的特點，也是近代歐洲覺醒的文化潮流在二十世紀初期最顯著的特點。是政教分離開始實行二百年後，人們要求及迫使宗教從社會的政治結構中，政治性的社會生活中不斷地退出，徹底地退出，必然要接觸和討論到的問題。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在上世紀的二三十年代不僅在維也納學派的思想探究中清楚地顯示，而且在社會學家韋伯的學術研究的非價值性中，涉及的同樣是這個問題。學術研究和價值問題無關，不能作為證明價值，為價值辯護及價值要求的工具。這樣的傾向就從人的認識的性質的基礎上根本地拒絕了一切宗教的絕對要求，意識形態的絕對要求，拒絕了以論帶史的正當性！狹義地說政治統帥一切的合理性及正當性！

維也納學派，甚至上個世紀初的社會學家韋伯對於學術研究與價值無關，對於意識形態的看法等等顯示出的都是這種傾向。這一歐洲近代學術在各個人文學科所帶來的學術特點，也構成了洪先生的學術靈魂，並且貫穿了他的一生。

圍繞形而上學問題，試總結洪先生的學術特點如下。

在我看來，拒斥形而上學是在二十世紀繼續驅散在歐洲無所不在的宗教式的氣圍的努力。它尤其是反映在十八世紀末期發生的對於啟蒙運動反彈的Romantik運動，宗教性的籮蔓締科運動後此起彼伏的各類作為世俗宗教產生的意識形態運動，拒斥形而上學更是對於各類意識形態問題的直接對抗。它明確地表明的是：沒有一個凌駕於“人類知識”及“對於人類認識的辨析”之上的經院性的“哲學”，更沒有真理存在，只有相對的認識。正是在這個思想的學苑中的洪先生能夠專心學問，不僅在當時而且終生對於各類意識形態具有了免疫力。

維也納學派的哲學傾向也被稱為邏輯實證主義哲學，由此可以知道，在哲學中有意義的內容是符合邏輯構成的理論及把它應用到現象上時，所得出的結論可以實證。為此杜撰的形而上學主張及語言方式既沒有應用遵循邏輯構成的描述系統，也沒有可能證實，這在嚴肅的學術領域是禁忌。

維也納學派拒斥形而上學拒斥的是形而上學要求了它不應該有的位置。他們拒斥的是形而上學所要求的真理、本體絕對化的位置。與此同時，在拒斥形而上學中，維也納學派試圖從不同的角度，在二元論的認識框架中，在構成描述性的理論時，找到具有意義的形而上學的位置。

5

作為一位學者，一個哲學家，他能否在思想史上有一席之地不在於他著述的多少及社會地位，而是要看在思想史上和學苑中，是否有獨屬於他的思想、問題、方法和工作！對此，由於洪先生從進入學術研究到回國，由於他直接涉及的問題都是帶有根本性的問題，他的觀點及方法非常純粹，因此我曾不止一次地說過：在思想史上，百年來中國的西學研究中，洪先生獨立於學林而無出其右者。

在我看，百年中國思想史上，獨一無二地屬於洪先生的工作及問題有兩個：

首先是他對於維也納學派的介紹和說明，以及在華文世界的傳播，這也是他一生思想的核心及靈魂。

洪謙先生1937年返回中國，他所留下來的文字不多，但是這些文字的分量及價值在於洪先生在談到維也納學派哲學的時候，以及在他討論其它問題的時候，無論“概念”的使用還是“敘述方式”，以及對於邏輯實證主義發展的歷史根源，問題來源，現狀的描述及介紹，都極為純正，并且語言簡單清楚。他不僅追溯了這一學派直接的來源——休謨、洛克及康德，而且非常具體地介紹了維也納學派關注的各個問題，及對於這些問題的理解。而他的其它文字，則直接就是運用維也納學派的語言方式及概念的一個活的具體範例。這點說來簡單，但是縱觀百年來的留學學習人文學科的學人，包括胡適在內，鮮有能夠做到這點者。即能夠明確清楚地把握他們所曾經接觸乃至從學的西方學者的思想來源，及其在哲學史上的位置，對於正在當時討論的問題的了解及把握——這些問題討論到什麼程度。在西學上，洪先生有著和陳寅恪一樣的根底，且在各自的學術領域都是無出其右者。

在這裡，我強調這個特點，還希望人們看到，五四後的所謂留學學人中，能顯示出地道的學術訓練的人，即能夠在方法及知識框架上純正的學者可謂鳳毛麟角。

這個特點尤其是在一九四九年後的大陸。當所謂學術界使用的都是意識形態化的方法，以論帶史，使用的概念都是專斷的唯物主義語言的時候，在哲學領域可以說只有洪先生的行文及語言，從來也沒有使用過流行的語言及語言方式。而半個多世紀以來，可以肯定地說，整個中文哲學界使用的語言的方式都是最要不得的“附會”——貼標籤式的！

實際上，洪先生學成回國，在中文界對於維也納學派的介紹，不僅是介紹，而且直接就是維也納學派在中文界的展開。他的介紹也可以說是探究，他探究的是基本的語言、概念、方法及問題。

在對於維也納學派的介紹中，洪先生告訴了國人，如何使用語言概念，西方哲學史是沿著哪些問題辨析、發展、變化而來；什麼是西方哲學，如今的西方哲學面臨哪些問題，是如何討論的；各個參與討論者的思想及方法是什麼，又有哪些問題。確切地說，它根本就是一個提綱挈領的西方哲學史——一部十分準確的簡明西方哲學史。

維也納學派最重要的論點是，在哲學和科學的探究中，任何形而上學的論斷要求沒有意義，必須排除。“不存在作為基礎的或作為普遍科學，而與經驗科學相並列或凌駕於經驗科學之上的哲學”。哲學不是追求建立一個理論體系，而是一種辨析自然科學命題的性質及界限，揭露形而上學無意義的過程活動。而這就直接導致洪先生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對於馮友蘭的所謂“新理學”的討論。由於到那個時候，馮友蘭一派人的思想及方法已經幾可說是統治了中國哲學界，因此洪先生的這個批判性的討論，可以說是對於主流中文界對哲學的認識的挑戰及對抗。

6.

為此，我以為獨一無二地屬於洪先生的第二個問題及工作是：

他對當時幾乎堪稱為佔據中國哲學學苑統治位置的馮友蘭的學術所作的徹底的否定性的討論。而這個討論引申并展開說就是，對於當時乃至當代所謂中文界及其學界的方法及問題，以及由之而來各類所謂工作的徹底的、粉碎性的否定！

洪先生正是因為深深地認識到這一點，並且深知，就中國學人的精神及訓練狀況來說，不僅陷於此，且幾乎沒有人能夠理解到他的批評，所以在這次討論之後的後半生絕對不再多談這個問題。

洪先生對於馮友蘭新理學的討論，為我們只留下八千多字的一篇論文，題目是《論〈新理學〉的哲學方法》。這篇對於馮友蘭所謂新理學的討論，實際上恰好圍繞的就是維也納學派所關注的形而上學問題，什麼是哲學，以及哲學問題中的體系問題進行的。

馮友蘭的新理學要建立一種形而上學的形式系統，從而它成為一種生命及指導生活的哲學系統。這種形而上學和維也納學派拒斥的形而上學不同，它解決了形而上學問題，是一種有用的，有真知的哲學系統。

為此，洪先生根據維也納學派的基本對哲學的認識及對於人的認識中的形而上學的認識而辨析了馮友蘭的形而上學。

他對此的辨析分為兩個方面：

其一，在哲學的存在意義上的問題——何為哲學，這樣的哲學和形而上學的關係；

其二，在理論構成的意義上，形而上學的地位及作用。

對於其一，維也納學派認為，哲學是一種辨析的活動過程，一種辨析人類認識所獲得的科學知識及其命題是否有意義，有什麼意義的活動，而不是建立并作為一種帶有真理性的理論體系。在這個意義上就必然地帶來，哲學一定會拒斥一切形而上學的知識及真理性要求，揭露形而上學在這方面是不具有知識性的意義。

但是，離開了哲學要求的形而上學有其另外的獨特的意義，這就是洪先生引述的他的導師石里克所言，“形而上學是概念的詩歌”。形而上學作為知識理論、綜合判斷不可能具有實際意義，例如傳統的形而上學中的“上帝存在”“靈魂不死”等都是沒有事實根據的“胡說”， 但是作為直覺，對於人生及其存在的觀念思想有著很重要的意義。

至於在哲學內部，形而上學只是作為一門描述理論的假設前提而存在，并由它演繹出一個描述框架，這個框架能否得到有用的知識，要靠檢驗證明。

在這種意義上，形而上學問題存在的意義，決定於它和知識論，即和philosophy-哲學的關係；決定於它和真理論如宗教的關係；決定於它和人類的感性生活，如詩歌等感性表達的關係。

洪先生的這些辨析並不只是對於維也納學派的哲學的重述，因為這一次辨析對象的中國近代文化學術特色，而使得洪先生對於馮友蘭的新理學的辨析在中國當代文化思想史上具有了極其重要的意義。

馮友蘭的學術思想及認識不是西方的，而至多是一種道聽途說、捕風捉影的“附會”——瞎子摸象式的貼標籤。他對於哲學的理解，對於形而上學問題的把握及解釋，都不是在西方思想，尤其是當代學術領域中進行的。例如，在與洪先生的文章幾乎同時撰寫的，被稱為擴展了的《新理學》的《新知言》中，他談到哲學，居然認為——“假使我們要只用一句話，說出哲學是甚麼，我們就可以說：哲學是對於人生底、有系統底、反思底，思想。每一個人，只要他沒有死，他都在人生中，但不是每一個人，都對於人生有系統底、反思底，思想。”

這樣的對於哲學的理解及定義，不僅和原始的古希臘的philosophy不相及，和文藝復興後的西方重新復興的近代哲學傾向不符，而且也不完全是經過了中世紀的西方帶有宗教性、真理性的經院式學術特性的所謂“哲學”。它完全是望文生義式的的隔山打炮。

所以洪先生八千多字的討論，不僅涉及了對於西學何為哲學，何為科學，何為學術研究的認識論基礎及對方法論的理解，也涉及到對於中學，對於過去及當代思想史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的理解問題。例如中學和西學各自的特點及根本性的區別是什麼，以及更為根本的對於文化及不同文化的理解，對於歐洲及中國學術思想史的理解……。

在西方短暫停留後回到中國的馮友蘭們，以西學治中學著稱，但是他們所引入的西學在思想史上的性質是值得辨析的。在所有上述問題上，洪先生在此用道地的西學非常明確清楚地指出的問題，就是陳寅恪先生曾經在審核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報告中所說的“附會”性的錯誤。

所以這篇文字真正的意義是百年性的、時代性的，它和陳寅恪的審核報告一樣，一個從西學，一個從中學，直接揭示了五四後的留學學人引入的所謂西學的荒誕。

進一步探究洪謙先生對於馮友蘭治學的辨析及否定，它意味著：由於和西學的認識論的前提不同，中學并不是知識性的，即在二元論基礎上對於認知的辯駁及探究。中學研究及展開只有也必須用中學的方法，因為它的目的不是知識，是修身齊家平天下——在天地人的關係中如何做人。

當試圖把中學變成知識性的時候，中學就變成了西學的一支，就徹底地失去了文化中的“中”的意義。這尤其反映在企圖把傳統的中學變成一種神學式的體系，甚至稱儒家為儒教，那就更變成了一種不論不類的東西。參考陳寅恪關於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核報告，對於馮友蘭的學問，除了文獻的掌握及運用，可以說毫無是處！而這也就意味著——五四後的百年新文化運動中的西學及中學，按照洪先生以及陳寅恪先生的方法辨析，結果一定是一無是處！

故知，洪先生對馮友蘭的批評，循的是的是西學知識論還是經院神學性的辨析，而馮友蘭的問題，卻不僅對西學的理解，而且也包括對中學和西學的區別的認識都犯了根本錯誤，即二元論下的二元還是一元，以及中國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他其實是在兩方面犯了大忌。而在方法論上，馮友蘭則完全是附會式的理解形而上學以及西學和中學。

這告訴我們，在當代中國思想史上，獨屬於陳寅恪的中學問題，從西學的角度，它也獨屬於洪先生！洪先生和陳寅恪一樣是當代中國思想史上的兩座高山！

2022.8.10

註：

1.洪謙：維也納學派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

2.洪謙：邏輯經驗主義論文集，香港三聯，1990.

3.洪謙先生郵贈給還學文的書及1984年10月12日致還學文信（德文手寫）影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