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时升起的启明星
──悼念方励之

郭罗基

　　四月七日清晨，友人打来电话，说“方励之去世了”。我“啊”的一声，随即追问：“什么时候？”“什么毛病？”友人说：“急于向你报信，还没来得及弄清楚。”我立即给李淑娴打电话，不通。上网搜索，得知：四月六日早上，方励之正准备去上课，咳嗽一声，就倒在椅子上，再也没有站起来。老方，你走得太突然、太离奇了！

　　励之给人的印象，脸色红润，嗓音洪亮，身体健壮。“六四”以后，中国政府的通缉名单上，描绘方励之的特征是“走路抬头挺胸，步伐较快”。十足是一副气宇轩昂的样子。上帝的召唤，点错名了吧？

　　苦了李淑娴。前几年，他们家老二方哲因车祸不幸身亡。淑娴接连失去两位亲人，可以想见，痛何如之！我给她发了一个邮件，悼念励之。我还说：“你们家老二出事后，励之在回我的邮件中说：‘请相信，我们是坚强的。’现在轮到你一个人再说一遍了。”她表示，她一定要像励之那样坚强，不管多么艰难。愿淑娴节哀，渐渐走出悲伤的幽谷，平静地面对现实。
　

五行山下压不住

　　方励之的音容笑貌在我脑海里翻滚，数日不得安宁。

　　我和方励之是北大五十年代的校友。我虽然比他年长四岁，由于上大学比较晚，我读历史系一年级的时候，他已是物理系四年级。他在学生时代就有点名气，名气来自他的独立特行的风格。北大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团员代表大会。主持会议的是团委书记胡启立。历来，通过报告的时候，主持人问：“大家有没有意见？”总是没有意见，照例一致通过。这次，却有一个人从老远的地方咚咚咚地跑上主席台，全场向他行注目礼。他提了一通意见之后，会议冷场。大家都在打听，这个人是谁？他就是物理系的方励之。

　　像他这样另类的人，一九五七年是很难过关的。他的同伴李淑娴、倪皖蓀在北大被打成右派。方励之是“同案犯”，所幸此时他已离开反右风暴的中心北大，到了近代物理研究所。虽然没有戴上右派帽子，还是被开除党籍，经批判后下放到河北赞皇县劳动改造。在舆论中，他是“有问题的人”，这就成了无形的帽子。右派还可以摘帽，无形的帽子却是摘不了的帽子。

　　六、七十年代，我们两家都住在北大朗润园10公寓，是邻居。我见到他的时候，老是心事重重，满怀愁绪。直到八十年代，我已被贬到南京，他到处演讲，造成轰动效应。我为他叫好，对人说，压在五行山下的方励之终于冲出来了，这才是他的本色。
　

冲天一鸣天下闻

　　八十年代，方励之作为一位启蒙思想家，登上历史舞台。他的出现，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的潮流席卷中国。一九八〇年，波兰发生了团结工会事件。邓小平认为，团结工会的背后是一批自由化的知识分子。这一年十二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重提反自由化，形势逆转。一九八一年以后，进入反自由化的周期，打出强权探照灯，搜索自由化分子。反自由化就是反思想解放。在思想解放运动中，被胡耀邦称之为“闯将”的一批人物，纷纷中箭落马，调动工作、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发配外地等等不一而足。

　　“江山代有才人出”。正当邓小平对文艺界、理论界施行高压之际，不料科学界冒出一个方励之。方励之独力抗拒反自由化，发出自由的呐喊。自由化和反自由化互相拉锯，魔高道高，不断攀升，终于爆发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方励之是天安门一代的启蒙导师。他的历史作用在于：接过思想解放运动的火炬，点燃民主运动的圣火。

　　思想解放运动的“闯将”是一批人，而方励之是一个人。思想解放的一批人被剥夺了发言权，能够发言的方励之顶替了一批人。他是孤独的，需要更大的勇气；正因为如此，他一个人的声音涵盖了一个时代。一九八七年，胡耀邦下台后，方励之也被撤消职务、开除党籍。有关方面将他的言论编成《方励之谬论汇编》，作为反面教材供批判用。小册子发下去以后，人们争相传阅，将反面教材正面读，反而扩大了他的影响。有关方面发觉后要求全部收回，谁知收不回来了，部分小册子已被有心人珍藏。

　　方励之发出的最强音是民主的呼喊。他有一句名言：“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而是从下到上争取的。”这句话改变了中国人关于民主的观念。人们常说“发扬民主”，以为民主是从上面发扬下来的。这是祈求开明专制下的仁政，不是实行近代意义上的主权在民的民主。方励之任科大副校长时提出，大学生应培养“科学、民主、独立、创造”的精神。《人民日报》上“民主办学在科大”的栏目不断连载。一时之间，科技大学又成为民主大学，气象万千。

　　当时方励之有一个著名的口号：“东风吹，战鼓擂，现在谁也不怕谁！”激励人们去争取民主。直接受他影响的科大学生，成为全国学潮的带头羊。

　　方励之将民主引向人权，这是他的思想的深刻所在。一九八九年三月，在《新啟蒙》创刊发布会上，他作了一次演讲，题目是“人权是民主的核心问题”。遗憾的是，这一点并没有为天安门一代的年轻人所理解，他们把自己的事业叫做“爱国民主运动”。不仅是他们，从遥远的“五四”以来，中国人往往将民主附丽于爱国，以爱国为最高范畴。人本身是人的最高价值，因而人的一切活动应以人权为最高范畴。民主和爱国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当权者还可以用爱国来压制民主。真正的民主是通向人权，不是通向爱国。以爱国民主运动求民主，是思想上的迷误，也是民主不得实现的症结。今后，中国的有志之士应当发起的是人权民主运动。
　

历史上的角色定位

　　方励之首先是科学家。他所受的科学训练，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他的彻底性在于，运用独立思考，特别是宇宙大尺度的眼光，来观察社会、观察人生。方励之是有科学精神的科学家。科学家并非都有科学精神。对于有些人来说，科学只是谋生的手段，不是人生的态度。一九五八年，有的科学家揣摩上意、迎合风向，为粮食亩产几万斤、几十万斤作论证，就是没有科学精神的表现。方励之继承了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的传统，不为偏见所束缚，不为权势所屈服，一贯坚持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是相通的。追求科学真理和谋取人民利益也是一致的。方励之又是“五四”启蒙先驱的传人，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在八十年代进行新的思想启蒙。

　　中国从来不缺起义首领、造反好汉、革命英雄、政治领袖，缺的是伏尔泰、狄德罗式的启蒙思想家。方励之以科学家的身份进行思想启蒙，这就是他在历史上的角色定位。每个人都有权选择和确定自己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不必服从别人的意志。对人物的评价，应当符合他本人的角色定位。许多好意的颂扬和恶意的攻击，大多不符合方励之的角色定位。

　　一九八九年前，他鼓吹自由和民主，起了动员的作用。有人就称他为“民运领袖”、什么“领导人”、什么“领军人物”等等。中国官方又称他为制造动乱的“黑手”、“后台”等等。这些，都是强加于人的角色错乱。
　

不符合角色定位的苛求

　　一九八九年四、五月间，方励之每天都到北京天文台去上班，指导研究生，还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他忙于自己的事情，根本没有时间“插手”运动。他对民主运动是支持的，但长期占领天安门广场，无休止地绝食，以至有的学生领袖声言“期待流血”，都不符合他的理念。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就曾劝阻学生上街。“六四”邓小平大开杀戒，镇压民主运动，并以方励之为首恶。这是毛泽东、邓小平处理群众闹事的一贯格式，锁定和严惩一两个“黑手”、“后台”，以吓退和驱散众人。方励之当然不能对这场并不完全符合自己的理念、实际上也没有“插手”的运动负责；更没有必要为此结束生命。所以他和李淑娴进入美国大使馆避难。一年后，经中美两国谈判，离开中国，转道英国到达美国。二〇〇五年，我们相聚在普林斯顿的林培瑞家。林是陪同方、李进入大使馆的。事后忆当年，方说：“当时不知道邓小平杀人的劲头究竟会疯狂到什么程度，真以为有掉脑袋的危险。要说怕死，也可以，……。”我就说：“应当诅咒的不是怕死，而是为什么要叫人去死？不怕死又怎么样？问题是，当时是否值得你去死。”有人批评方励之，为什么不能像叶利钦那样，登上坦克，振臂一呼？为什么不能像谭嗣同那样，为变法杀身成仁？从主观愿望和客观条件来说，方励之都不可能扮演叶利钦、谭嗣同的角色。这不是方励之的过错，而是不符合他的角色定位的苛求。

　　还有人批评方励之躲进美国大使馆是丧失民族气节。按国际惯例，因逃离政治迫害、保护生命而寻求避难是合乎正义的。人类正义高于民族原则，无可责备。在中国，也有先例。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在外国使馆的帮助下，逃出中国。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后，被段祺瑞政府通缉的李大钊，躲进了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一九四六年，李公朴、闻一多遭暗杀后，民主人士楚图南、潘光旦、费孝通躲进了美国驻昆明领事馆。所以这种批评至少是不了解历史。
　

角色的转换

　　方励之是在一定条件下升起的启明星，条件变化了，启明星也将隐退。启明星不是“不落的红太阳”。在美国，方励之的角色转换了。有人批评他，为什么淡出民运？为什么不站出来统合海外各种异议势力？不是淡出，而是本来就不符合他的角色定位，他不能按照别人的意志强迫自己成为政治活动家。还有人问他，为什么他不能以自己的号召力把在北美的各个政党统一起来，像孙中山一样，组织一个类似当年国民党的海外反对党？方先生本人应该是当然的领袖。他说，当年孙中山的做法，按照现代社会的标准，实际上是恐怖主义活动，包括暗杀、政变、暴动等。方先生希望中国走非暴力的道路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

　　方励之原来的角色也难以为继了。自由的西方不需要他来启蒙，而专制的中国虽然需要启蒙，但它筑起了“防火墙”，海外人士又无法进行启蒙。方励之恪守本分，成为独立知识分子。科学上，任何命题都有边界条件，越过边界条件，真理就变为谬误。历史上，角色定位，怎样做人也是有边界条件的；在边界条件以内发挥的正面作用，越过边界条件，可能会成为负面作用。方励之的科学精神用在自己身上就是严格执行做人的边界条件，做应该做、也能够做的事情。不像有些人不知自己做人的边界条件，奢望成为“中国的瓦文萨”、“中国的曼德拉”、“中国的哈维尔”，结果不但毁了自己，也阻挡了真正的“中国的瓦文萨”、“中国的曼德拉”、“中国的哈维尔”的出现。我有时就某些重大事件约他写评论文章。他说，我理论上不行，这种文章写不好。他写的散文，夹叙夹议，相当精彩。他清醒地知道自己什么行、什么不行。

　　在美国流亡的二十多年间，他倾力于心爱的科学事业，屡有所获。但也不是钻进象牙之塔。他一贯支持天安门母亲的诉求和国内的维权运动。十多年间，方励之是“中国人权”组织的理事，还曾担任共同主席。“中国人权”是于一九八九年由一批怀有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的人在纽约创立的。第一年筹得的经费不足5000美元，参与者都是没有报酬的义工。后来事业发展了，年收入400万美元。物质上脱贫，精神上堕落。主要工作人员领取高薪，义工也不来了。更为严重的是财务混乱、行为违规、人权理念异化。从二〇〇四年到二〇〇五年，经过一年的内部斗争，事实证明无法挽救，方励之先是辞去共同主席职务，又带头与其他十一人一起辞去理事职务。辞职是蔡元培常用的斗争手段，不能改变现实，至少也不与之同流合污。有人认为，不应辞职，有问题在内部解决，一致对外，反对共产党。共产党的思维方法是首先划清延安和西安的界限：只要是延安，一切皆好，不好也是好；只要是西安，一切皆不好，好也是不好。海外流亡人士中也有类似的思维方法，只要反对共产党，就能掩盖一切。方励之不论扮演什么角色，他为人的原则是前后一致的。他反对共产党的腐败，也反对与共产党对立的人的腐败。

　　励之，你走得真不是时候。现在，中国的上空彤云密布，暴风雨就要来临，终将冲刷泼在你身上的污水。你等不到这一天了。

　　一九九三年一月，我到美国不久，与先期到达的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相聚于华盛顿，留下了合影。照片上的四个自由化分子，走了三个，剩我一个，茕茕孓立，黯然神伤。天公青睐，我必长寿。总有一天，我将代表你们，跑到天安门前大喊一声：“自由化分子回来了！”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八日

　　于美国奥马哈

    （本文是作者给方励之先生追思会的书面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