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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千年初中国（汉阳）监狱黑幕
（第二章）
秦永敏（武汉）
继续抗争冷眼旁观（2002-2006）（本人经历之二）
就在全监中层狱警大调动时，生产瓦坯的四队发生了一起过程复杂的死人事件，犯人李怀国对工种安排不满袭警，狱警没受伤他自己反倒死了，死于四名犯人的“好心解劝”，为此监狱召开电视教育大会，狱政科长姚文忠号召全监犯人向此四名“见义勇为”者学习，关于此事，后文有详尽剖析。
我所在的这个二监区，自从1951年成立湖北省第一新生砖瓦厂以来四十余年里一直是五队，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全部劳改场所“改土归流”，该厂成为汉阳监狱，其监区分监区的编号则总在改来改去，作为塑料厂吹塑分厂，几年前为来了个重点培养的严小平从分监区改成了独立监区二监区，现在吹塑分厂倒闭了，严小平调走了，我们这里也改回了分监区，和北面一墙之隔的基建队合并为五监区，我们是15分监区他们是16分监区。
这样，新调来的头就只是分监区长和指导员，前者叫刘明文，后者叫刘勇，一般称刘队长和刘指导。
二人来了多日一直不找我，仔细掂量后我去找了分监区长刘明文，这人面白眼大头发卷曲，以后得知绰号鬏毛。他对我还算客气，让我在对面坐下后说：“领导上对你是相当重视的，调什么人来都研究了几天，我们都是大学毕业的！”我敷衍道：“哪个大学的？”他支支吾吾的说:“他是保定警官学院毕业的。”我立刻明白这人在说假话，后来得知，他不过是在“湖北省劳改干部学校”也就是后来的司法警察学校混了两年而已，虽然文凭并不重要，我本人只是小学生。但是他这里也有重要的真话，那就是汉阳监狱此时对挑人管我大费周折，好容易才找了个正派一点的，但这个人并不是他刘明文。
“你的事我们一般不管。找来了谈一下也可以。你是、、、、、、怎么说呢？按上面的说法叫‘民运分子’。由国家安全部和监狱局通过专人管理、、、、、、”
我观察着其反应提出了一些要求，他模棱两可的应付了几句，说是尽力帮着解决。几天后再去找他似乎已经忘了，此时我也已明白一则他不负责我的事情，二则对他而言没有好处的事是不做的，直截了当的说这是一个典型的贪官，后来的近十年里我一直观察着此人，也发现由此进入了只有贪官才容易升官的时代。
不过由他开始我也才确切的知道：坐牢后公安局不管我了，国家安全部则仍然管，不过和前者不同，后者与我而言是个幽灵，虽总是对我虎视眈眈让我后背发凉，却从不显形，没让一个人和我正面打交道。
指导员刘勇是接替严小平管我的人，这人才二十几岁，性格还比较温和，善良，对我的态度始终无可挑剔，但是被他管的五年也是我日子非常难过的五年，这是一个没有什么能力同时十分胆小怕事的人，他不仅从严小平那里继承了强盗头子杀人犯作为对付我的工具，而且对我采取了比严小平更严密的封锁政策，我多次为汉阳监狱针对我的违法行为对他加以怒斥，他作为一个懂得点法律也懂得点道理的人从不像严小平那样以无理为有理，通常也不对我发脾气，只是替汉阳监狱受过，反过来被我没完没了的训斥，但问题也始终不给我解决，哪怕是他完全能轻易办到的小事。虽然此时刘勇是一把手（这是监狱系统政治职务一把手行政职务二把手的最后日子），后来贪官刘明文不仅先升了教导员，而且又升了监区长，他却反而老在挨整倒霉，官越做越小，原来，此时监狱的官场潜规则是对犯人越黑越能捞钱就越能上供，从而官越做越大，相反，不黑不能捞钱就没钱上供，也就没法升官。
且说，第一次和刘勇刘指导谈话我很高兴，因为他态度和蔼通情达理毫无刁难人的意思，我提出的问题他也都答应解决，显然为了套近乎，他甚至主动和我谈起了魏京生等民运名人，2002年1月20号他第一次带我接见，作为“三级管理”中间一级的“普管犯”接见时间应是半小时，但严小平和接见室串通早已克扣到十几分钟，为了我以墙上挂的电子钟为证多次和他们抗辩争执接见室把钟也下了，没想此次电话一断刘指导本能的诧异道：“怎么这快啊？”我立刻愤愤的说：“我们出来看了时间的！太不像话了，每次接见都要克扣一半时间、、、、、、”话没说完刘指导就连声说“给你补给你补”，也正是这次接见，我从三哥口中得知父亲已给我寄来过几封信，这样，总算可以肯定汉阳监狱已经非法扣押了我的大量家信！可惜，严小平已经调走，否则这回我真可以正面揭开他的嘴脸，即使他果真不知道情况，也得叫他明白：究竟是我胡搅蛮缠还是汉阳监狱在执法犯法！同样，姚文忠没有扣信的谎言已经拆穿，我绝饶不了他！由此开始，我为维护自身权利和汉阳监狱的正面斗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一来我就因为汉阳监狱犯人伙食极差，比上世纪80年代还坏，而不断的给监狱提意见，此后为维护犯人合法权利持续向上面反映，汉阳监狱曾紧张一时，专门作出决定，推说是按国家标准定量供应，现在其侵犯人权的铁证存在于我自己身上了，我还能不绝地反击！自然又是一封控告信发了出去，内容包括：1无理开除人籍，2不准父亲女儿接见，3非法扣押家信，4派重罪犯对我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迫害，以及一些汉阳监狱明显背了理很容易解决的小问题，比如来了这么长时间，居然还不发给我犯人每月一次的津贴（5元），目的是即使上层当局在重要问题上给汉阳监狱撑腰，也会让他们在小事上让步，从而使自己有回旋的余地。可笑的是，这份控告一发出他们就把那些小事解决了，因为不知其他情况，负责财务的狱吏李光毅来找我时还埋怨道“这点小事跟我一讲就解决了，以后不要动不动就往劳改局告”。
2月8号上午我正在忙着搞绿化，忽然一群大小狱吏来到我身后，其中有刘指导和狱政科长姚文忠，前者指着一个被他们簇拥的官员介绍：“这是狱政处的王处长，专门来看你的。”下属喝道后，来者冲我大大咧咧的问：“还认不认得我？”我对此人却毫无印相，打量着他开始忿忿的投诉，将汉阳监狱三年来对我的非法迫害一一指出，听我说完，王处长点点头说：“嗯，看起来你还不是无事生非，事情多多少少是存在的。”姚文忠毫无廉耻的当面撒谎，一口咬定没有扣我的信，忠厚的刘指导则为了避嫌一听见和自己有关就走开了。随即我坚决要求调开由严小平挑选训练来迫害我的强盗头子任宏胜，王处长把任犯叫到面前训了一通，任犯吓得笔挺站立，面色惨白，然后把他打发开去了，我说：“光训几句有什么用？得把他调走！”王处长则把脸一沉：“调人要由中队决定！”说完扬长而去。此时我要解决的最迫切问题就是赶走任犯，刘指导每次听了都说正在考虑，有了王处长这话我再找他，他却说：“这个问题不好办，以后再说。”
如此一来，反复控告的结果，是处长大人来了一趟也没解决任何问题？
三天后，也就是2月11号，刘指导笑容可掬的走进我的囚室：“你盼的信来了。”
总算解决了一个问题！
这么说当局还是遵守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
我高兴得太早了！
这是我父亲给我的第四封信，也是我收到的第一封信，还是我这次坐牢收到的唯一一封家信！
由此开始，汉阳监狱上下过了明路：公然扣押我和家人的全部通信！
为什么会这样？
不久我找仍然主管我的甘霖谈了一次，时间是晚上，办公室里没别的人，他把我让进里间，很诚恳的告诉我说，凡是以前交给他的信他都发了，家里没有收到绝不是他的问题，第一封信他带到市内发，公安局为此还专门找了他，要求一律在蔡甸本地发，至于来信收不到，那原因就更多了，你可以想象得到。顺便说一句，大小狱吏成群时装得一本正经，单独面对我则极力套近乎是普遍现象，也正是在后一场合下，我得知了大量当局的内幕。甘霖的继任人张天（此二人作为我的“专管干部”前者管了我五年，后者管了我七年）则告诉我。国家安全部每年至少要找他一次，给他提出任务要求。
如前所述，刘明文也早就向我露了底，我的问题由国家安全部通过专人管理，其他人不得随意过问。
这样，在监狱局狱政处王处长要求下虽然给了我一封信，从此开始全面扣押我的信件当然毫不奇怪——在中国哪个机关能对抗国家安全部的指令！
我为此无数次找指导员刘勇强烈抗议，告诉他根据《公务员法》明知上级命令违法而执行的也要负刑事责任，他则说，监狱和国家安全部是协作单位，有义务按他们的要求办，至于要负什么法律责任根本不需要我提醒。我愤怒的拍桌子道，不管你们是不是能受法律制裁，你们执法犯法总是铁的事实吧！从此刘指导成了为汉阳监狱违法作为背黑锅的人，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我为新发生的侵犯我权利的事件痛斥一顿，他则因为知道输了理而闷不作声，当然，只要在言辞上抓住了我的把柄他也会反击，一次我愤怒中说强盗头子对我蛮不讲理“他以为他是干部”，刘勇立刻指责“你这是对干部的污蔑”，我当然马上道歉，但这种事是很少的。总之，由此开始我再没有收到一封家信，家人也没有收到我的一封信，我和父亲女儿之间的十余年的几百封信全部被汉阳监狱在国家安全部的指令下扣留了。
显然，此事的价值在于，它表明中国执法犯法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是自上而下发生的，是高层当局在带头，是国家安全部这样的强力机构在带头！
尽管王处长教训时吓得不浅，没几天强盗头子任宏胜及杀人犯比以前更凶更坏了，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当局需要他们这种人卖力，他们能做当局不好做的迫害我的事，更能每天24小时不停的跟在我的身后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当然，这也是刘勇的需要，刘指导既因胆小怕事要强盗头子盯死我以免“出事”，也因三天两头受我痛斥需要强盗头子找我的事给自己解气，这样，虽然和严小平不同，刘勇本人并不对我进行威胁恫吓并不搞精神迫害，却通过让这两个坏蛋进一步对我施加精神压力和隔绝我与外界的联系进一步限制我的活动范围，使我的处境更加艰难了。
2002年9月26日上午10点前后，我正在囚室窗前伏案疾书，门忽然被人大力撞开，一下子涌进十几个大小警察，我认识的有刘勇姚文忠黄志刚和此时的特警大队长，三年来抗衡迫害使我养成了一面对他们就怒发冲冠的习惯，可能也正因此后来患上了遇事血压就猛增的毛病，当我站起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把我团团围住，刘指导向面对我的一位容貌清癯神情端庄年约五十的解释道：“这是监狱局的领导。”
我冷冷的盯着他问：“是局长吧？”
他没有正面回答：“是专门来看你的。怎么样？”
我两眼喷火的说：“还能怎么样？你们长期非法迫害我，连基本的法律也不遵守！”
“不会吧？我们对你的情况是高度重视的！”这位局长难以置信的应道。
姚文忠立刻谗笑着附和，抢话说：“是啊，我们对他是高度重视的，怕其他人和他发生冲突，派了几个人专门陪着，生病有专门医生看，方方面面都进行特别关照、、、、、、”
对这家伙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我火冒三丈，立刻愤怒的质问他：“你凭什么扣押我和家人的通信？”
姚文忠居然厚颜无耻的当面说谎并且对我进行恶毒的精神伤害：“我们没有扣你的信，是你老头（武汉方言指父亲）你姑娘（武汉方言指女儿）不要你了！”
本来扣信是国家安全部的指令，因此我并不怪他这个执法犯法的狱政科长，现在他本人对我进行恶毒伤害，性质就完全不同了，但此情此景中我只能强压愤怒用证据说话：“那怎么我收到了一封信？不信我拿出来给你看！”
我的后半句话是对局长说的，毫无廉耻的姚文忠却轻松地自打耳光：“拿出来搞么事？本来就是我把你的！”
局长这时才冷冷的开了口：“我们不会扣你的信。可能是你家里的原因，对你，我们是高度重视的，我们不会授你以柄，免得你出国去说这说那，我今天来就是跟你谈这个问题、、、、、、”
我勃然大怒道：“要我说谎？你们不仅扣我的信，而且无故对我进行人格侮辱，大会上宣布开除我的人籍，刚来时连中共喉舌《湖北日报》和新闻联播都不让看、、、、、、”
这时有个狱警指着桌子上的《新华文摘》和《四书五经》等经典说：“你这不是什么都可以看！”
其他几个狱警也连忙以温和的口吻转寰：“他这个人蛮爱学习.”“看的东西一般人都搞不懂。”
局长看看桌子上的书文：“这些杂志和传统文化经典是从哪来的？”
马上有狱警趋奉道：“他哥哥弟弟每个月来，是他们带来的。”
我不管他们的打圆场缓和气氛转移话题，照样对局长愤怒的控诉说：“汉阳监狱长期以来执法犯法、、、、、、”
“你指手画脚的干什么？”特警大队长立刻冲上来对我大叫，威胁犯人不准犯人向上级反映监狱里的真实情况正是他们的任务。
局长则轻言细语的开口道：“让他说。”
此时我已愤怒至极，指着特警大队长向他控诉道：“你看到了，他们哪让人说话？我一开口他们就要打断，就要威胁。这还是当你的面！”
“你说。”局长排开旁人，“我听你说。”
“我今天还不说了！”恼火的我冷笑道。
局长等着听我说话，我却怒视着汉阳监狱的众狱吏一言不发，囚室里鸦雀无声。
好一会儿，局长见我真不开口，便以开导的口气说：“毕竟社会还是在进步嘛，要有历史的观点，要和以前比比，要看到光明的一面。”
我冷冷的说：“你说得很对！现在是全球化时代，还要做横向比较，还要和世界相比！”
局长看着我，我也以讥讽的眼神看着他，他好一会儿无话可说，然后讲出这么一句话：“这样，关于你这几年的情况你给我打个报告，我来解决。”
“打了那么多报告，有什么用？为这我就给你打报告？哼！”
就这样我断然拒绝了用出国换不揭露迫害情况的承诺。
事后得知，这位只是副局长，名叫肖惠斌，他对我的评价是“这人很偏激。”应该说，从他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客观的判断，我当时被姚文忠为代表的汉阳监狱的狱吏的无耻气得完全无法自控了。相反，在我打过交道的监狱上级机关人员（80年代更高一级的公安部劳改局副局长来看过我）中，他给我的映像是最好的，这人有修养，有知识分子气息，似乎还有现代价值理性，其他的多数不堪闻问。
就在我断然拒绝肖惠斌代表湖北当局开出的条件后三个月差一天的时候，也就是2002年12月25日，这天中午我正在风场散步，旁边六队窗口里忽然有人躲在看不见的地方喊我，告诉我许文立已于昨天送往美国，由于此事被强盗头子任宏盛报告了当局，此后导致六队多名犯人关小号，然而，这位精明的报信人自己则安然无事，我也不知他是谁，不过和我一起冲击党禁判七年也在汉阳监狱坐牢的陈忠和认识他，是陈忠和叫他通报我的，相对而言他比我管得宽松一些。
仅仅几天后，六队另一名犯人朱建华为在同一处——一楼半的楼梯拐角窗口——喊我的名字被强盗头子任宏胜看见报告了当局，就被狱政科长姚文忠抓去关了一个月的小号。
这还不算，另一个叫张迁的更加倒霉，这人此时并不认识我，只是偶然跟在朱建华的身后，听朱建华喊张望了一眼，也被告了去抓起来关小号，由于他确实什么都没说，什么都不知道，无论姚文忠怎么恐吓威胁他都没有任何可供之词，蛮不讲理的姚文忠不仅把他关了更长时间，而且竟然如此对他进行敲诈勒索：“这样，叫你家里弄点钱来，你就是有事弄点钱来我们也算了，何况没有事呢？”张迁是个本分明理之人，只因将赖账的交易对象扣押起来讨债被对方买通当局以“钱做钱还案做案判”科刑十年，在这种情况下他断然拒绝道：“我确实既不认识他也没有开口你们就这样对我，我要给你们钱你们不更有话说了？”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将张迁关了近两个月实在捞不到任何油水这才把他放了。张迁家本来花了钱让他摆脱了做苦工在6队当值班员并已呈报了减刑，为此刑减不成了班值不成了只好调走。更可叹的是，此人居然还第二度受我牵连，6年之后，也就是2008年5月我从老5队调到病犯监区后，他因有此前缘和我打了个招呼，结果又被取消当季度的奖励！得知此事后我在旁无别人时向他道歉，这才得知他早在6年前还曾为我遭受过更大的磨难。
仅从朱建华张迁的遭遇，就可知强盗头子任宏胜为了自己“立功减刑”针对我做了多少坏事害了多少无辜者，更可知汉阳监狱当局姚文忠一伙是如何迫害政治犯，更如何不择手段的敲诈刑事犯！
顺便指出，就在我出狱之前最后50天，汉阳监狱当局无意中又给我送来了他们的大量黑幕信息，其中就有关于姚文忠大肆受贿的铁证。
言归正传，在这种状况下我的处境可想而知是多么艰难，成天被强盗头子杀人犯两个家伙寸步不离的死死看着，和外人的往来几乎被完全隔绝，这对社会活动家而言当然是极不能容忍的事情。
不过既然是活动家，自然还有各种突破封锁的高招，因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也还是和一些犯人甚至有良知愿帮助我的狱警保持着一定交往，毕竟，作为国际传媒经常报道的政治犯很多犯人狱警都知道我，我的为人也使很多人渴望和我交往，此外还有一个微妙因素那就是逆反心理，一些人仅仅因为当局不准任何人和我说话而偏偏要和我来往，常有犯人以敢和我说话来向他人炫耀。加上自从严小平调走以后当局对我就没了直接压力，我的注意力开始更多的放到了观察监狱社会上。毕竟和一两百名犯人狱警共同生活在几百平方米的狭小场地内，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欲所求甚至所思所想无不天天展现在我面前，况且百眼巨人也有打瞌睡的时候，这样虽处于严控之中，我在犯人和狱警的交往对象还是越来越多，甚至有了点可信耐可帮忙的人。
就在2002年，汉阳监狱的经济状况陷入了非常窘迫的境地，狱警的工资都难开出来了，因为中共建政后搞计划经济等于是倒退回西周时代，以农业为本位以实物纳贡为支撑，在那种情况下其创建的劳改队通过强迫犯人义务劳动成了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但邓小平复辟市场经济后情况完全不同了，竞争使社会企业高速发展，劳改队-监狱的经济效率则每况愈下，现在终于走向破产了。在此之前，湖北省新生玻璃厂就已经倒闭，而在80年代那可是暴利单位。由于新生塑料厂的吹塑分厂和电缆料分厂均已倒闭，残存的注塑分厂效益也大不如前，汉阳监狱的收入全靠砖瓦厂维持，而砖瓦行业也在走向末路，这样，虽然监狱局下达的任务仅仅是自保，对它来说也是极其困难的了。
为此，汉阳监狱当局不得不千方百计对外兜揽加工活，强迫犯人从事挣钱极少，费时极长的手工劳动，从2000年开始，老五队就在做装饰灯圣诞灯，也就是为出口厂商将电线、灯座、灯泡组装到一起供他们出口到美国去挣洋人的钱。这活初看劳动量不大，其实很要手劲，加上任务量大后任何轻活都累人，所以绝非不从事这事的人能理解其艰辛的。这一年，全队外出到车间生产的犯人每天早上五点起床五点四十出工，晚上十点才能收工，许多人累得一会来点完名倒头就睡，洗都不洗。
这年清明那天上午9点来钟，因犯人均已出工，大院内空无一人，一时也没有尾巴相随，我正独自在围墙旁搞绿化，隔壁6队忽有人在那边的墙头悄悄喊我，请我帮助他控告一年前受到的迫害。此人叫张建平，家住武汉市汉口永宁巷，因打架斗殴判刑6年，分到三队砖窑上后，无论怎么苦干天天挨打，同来的人一个被打死几个被打残，他本人耳躲被指导员罗永刚（音）打聋一只，由于压迫神经头疼不已，家人向汉阳区检察院控告后来人调查没给任何答复，只将他调往6队安排暂时休息，自费3000元看病钱用完不管了，他再控告，狱政科长姚文忠对他提出“警告”并派人看住他，见他写控告之类的东西就抢走。难为他千方百计避开当局的“耳目”找到我，可此情此景中我又能怎么办？
由此开始，关于砖窑如同地狱的消息不断有闻。
夏天正热的时候，砖窑上为了抢季节降成本，利用气温高砖坯干得快干得透可少用煤并少用时间，要求我们队临时抽调25个人去，好将轮窑的两个火头增加到三个。为此调人时特警队专门到场督阵，宣布点到的人要无条件服从，有任何意见到三队再提，面对一个个手提电棍凶神恶煞的专政工具，连大有来头的关系犯熊志斌也只好乖乖服从。这25人被特警队带走后，刘明文队长训话道：“你们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队就是时间长了点，人家那窑上才又脏又累又热又容易受伤，哪个对我们队条件不满的可以站起来，我现在就送他去。”唉，砖窑上是阎王店没错，五队一天十五六小时的干活又是“身在福中”吗？
不过，也正是此25人到窑上干活回来后的介绍，使我对三队的可怕情况有了生动具体的了解。我虽然在襄樊监狱梁坡砖瓦厂劳改了六七年，深知砖窑活计的艰辛，由于那里犯人多半本来就是干体力活的，也就容易适应一些，加上当时人穷，敲诈机会少，问题虽也很严重，死伤也是常事，毕竟没到这种地步。汉阳监狱以没干过体力活的城里人为主，现在人们为了少受苦也愿意出钱，再加上作为传统商业城市武汉的监狱牢头狱霸问题一直非常严重，这样一来，汉阳监狱三队——二监区也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敲诈勒索市场。关于这方面情况后文有专门介绍。
到了2003年，汉阳监狱的经济形势更加艰难，狱警工资开始拖欠少发，人们都在谈论倒闭和被蔡甸监狱兼并的可能性，有的犯人异想天开以为如此一来可以回家了，更多的则凭直觉就知道犯人会更加倒霉，找刘指导谈问题时他无意中告诉我，汉阳监狱的情况相对来说还不是最坏的，全国已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监狱严重亏损濒临倒闭，三分之一的勉强能够自保，仅有一两成的状态良好，所以大都在向中央告急，但上面一时也没有办法，只好叫大家先努力克服困难，并挑选有经营能力的干部来主管工作。
此时由老5队（15分监区）基建队（16分监区）组成的二监区的监区长叫王望明，此人具有典型的多血质，性格热情开朗，喜欢讲笑话，谈情况，一天他点完名后训话时说：“现在，你们的手工劳动不仅要养活你们自己，还要养活我，要养活我的家人，要养活汉阳监狱，去年你们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结果产值才十五万，算完成了任务，今年下达的指标是十八万（说到这里他眯缝着眼），我对领导说，这，这，这，这怎么也看不到前途啊？不管怎么说，形势就是这样，困难要反映，任务还得完成。”
这段时间里，汉阳监狱上下真是做了大量经营工作。
全监上下发动犯人通过亲属来联系加工业务，还在头一年就因一个叫储运安的官商神通广大而弄来联系了个成衣加工，结果储运安赶紧调走，成衣加工几个月后商家也撤走了，工钱不付留下几十台破缝纫机顶替。
年前犯人家中寄来了一些东西，特警队开包检查时将多半东西当场没收，收去后又当场私分，犯人赵世军家里寄来的两条好烟他们看到后就一人一盒当场抽了起来，没收其香烟的姓岳，在场的有号称“一狼一虎”的陈涛、刘浩（我队刘指导的哥哥），这些人平常对犯人开口就骂动手就打，当其面自然都敢怒不敢言，回来后，赵世军才在风场上当众大骂：“老子抢劫判死缓，他们抢劫我蛮好，老子是没得执照的强盗，他们是有执照的强盗！”
犯人段航年轻气盛打架判一年，坐牢又打架加成四年由黄石送来，年前家人接见时偷偷给了他一千块钱，从接见室返回时半路上被特警队拦住搜身，找出后也当场分了。
此时社会上有“防火防盗防订报”之说，劳改队里怎么样？由于湖北省监狱局所办报纸《新生周刊》强行要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犯人必须订阅，副监狱长喻宝成面对多数犯人太穷订不起的现实，只好规定一人订20份的给一个单项“表扬”奖励（四个可减刑半年），于是本队上年纪有钱的犯人谷有运、刘细保各订了20份，从此监狱相关部门（教育科）倒卖“表扬”“记功”“监狱积极改造代表”（简称“监积”）“省积极改造代表”（简称“省极”）成风，详情见后。
另一件是好是坏难说，因为犯人伙食恶劣至极，过年都想吃得好一点，监狱就允许各监区狱吏为犯人登记年货统一购买，经手狱警可得几成好处，犯人也可改善几天生活，因为平常花钱也买不到，狱内虽然一年到头都有“营养餐”卖给犯人，不仅价格高得出奇而且也没有甚么内容。
由于没有找到任何更好的活计，没办法，年一过就又开始加工灯饰，每人的生产任务一开始就加了百分之二十，每天早上4点钟起床5点钟出工，晚上10点钟收工。为了提高生产能力，还从伙房一次调来了包括赵建在内的近三十人。后面有专章将伙房作为“天堂”介绍，可见那是监狱里最好的地方。这些人从天堂来到这么痛苦的人间，一时会怎么样?自然，胆小的慢慢做，胆大的干脆不做，见狱吏来了才应付一下，头一两天狱吏做了警告，要求第三天必须完成，否则绝不姑息。第三天晚上验收时，陈立强姚平刘骏等狱吏四五人一起到场站在队长刘明文身后，问一个没有完成的明天完不完得成，一没有干脆保证，刘明文动手后几个狱吏就一起冲上去拳打脚踢，打个鼻青脸肿半死不活后反拷起来送去关小号，一连这么打了关了几个之后再问其他人：“你们还有哪个明天完不成的？”自此谁还敢说完不成？就这样一连几天的整，再也没有人敢不完成任务了。
事情并非到此为止，几天后刘明文宣布：“现在新调来的人都赶上来了。根据形势的需要，再加百分之二十的任务，做不完的人可以带回监舍里去做，收工时间改成两批，第一批晚上9点，做不完的和第二批一起在晚上12点钟收工，回去后集中到大厅里做，不做完不准睡觉，当天任务必须当天完成，否则戴铐子关禁闭。”
就这样，三月开始几乎每晚大厅里都有人通宵干活。
当然，我没有做。两年前开始做手工活时我就未雨绸缪，在绿化之外主动要求做大厅和风场的卫生，以堵严小平之口，如果他还在，没准会强迫我做点甚么。现在不仅我没做，负责监控我的强盗头子杀人犯也什么都不做。
恰在这时“非典”爆发，当局极力封锁消息不准报道，钟南山捅到国际社会后又做过度反应，从此狱吏半月换一次班，进来后隔离七天值班七天，汉阳监狱狱政科则倒填日期发假文告（这是其惯技），将采取的措施吹得天花乱坠，与此同时要求“防非生产两不误”，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犯人还得一天干一二十小时的活，做得慢的甚至通宵不能睡觉。
我每天下半夜解溲经过大厅时，发现常有十几人到三四点还在干活，也就是说顶多只能睡一两小时觉，刘国强，陈桂生，叶桂生等人则有通宵没睡一直赶工的记录，此时浠水人陈桂生只差几个月满刑，见我就欲哭无泪的感叹“活不出去了”，有极端倾向的回民马成强则说“像这样活着还不如变一棵草”，家住我附近（他住武汉红钢城15街坊）的张弘毅则说“无产阶级的铁拳和资产阶级的金钱强强联手，我们算完了”，最可叹的是胡治方，这人具有典型的粘液质特征，动作迟缓，为人低调，所以手工活做得特别慢，没办法居然一连八天没有睡觉，结果每天干的活越来越少，指导员刘勇为此还把他关了小号，我一得知立刻去向刘勇解释，刘勇说：“他听了人家的怂恿，反正不能睡觉，活交得越来越少，所以必须关。”我夜里睡晚了第二天就难受，象患了大病，一夜不睡就神智不清，相信几天不睡比不吃饭还伤身体，担心长此以往会死人，便又找机会去和监区长王望明谈，因为此前他和我的私交还算不错，也就有反应情况的余地。我告诉他：“我每天都特意观察，现在至少有五十人每晚只睡三个小时，有十个人只睡个把小时，还总有一两个人通宵不能睡、、、、、、”话没说完他就打断了：“劳动应该是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惩罚。”说完扭头走了。显然他理解我的意思，却因厉害关系所在毫无办法，其实换我在他的位置也只能挂冠而去，又哪能解决问题呢？
“非典”过去了。犯人几乎通宵干活的情况还在继续。但这一天傍晚却突然全队提前收工，晚八点都回了，一回来就点名开会，分监区和监区的负责人破天荒一起到场，首先是指导员刘勇讲话，他说：“今天李名先的行为不是自杀，是故意装孬，是抗拒劳动，这个人长期以来表现不好，一贯吊儿郎当，不想做事，他也不过是把血管划开了一点点，把血弄得到处都是来吓人，其实我们对他是很照顾的，看他年纪大一点给他定的是最低标准，他这样做是太对不起人了、、、、、、”接着教导员刘为民（我很感激的人之一）说话，最后是监区长王望明说话，王望明照例先痛斥李名先，说到最后话锋一转“、、、、、、经监狱领导同意，从明天开始，每晚10点钟收工，不把活带回监舍做，要求在车间做完，早上出工时间不变，4点起床5点以前到车间”。
胡治方因纠纷杀人判无期，刑期还长得很，但从此我没有再见过他，这人是死是活不得而知，李名先送医务室缝针后上门板镣躺了一个星期，弄回队开了批判会后调走了。
就这样，我所见到的劳动时间最长的“劳改”总算过去了。
自此，所有犯人总算能睡五个小时的觉了。
我呢，也总算安心点了。
这一年，也就是2003年的六月四号，我开始了早年生活自传三部曲《人兽之间》的撰写。
在此之前，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先只能写关于传统文化方面的文章，以后又写了一般性的政治学方面的文章如《中国社会改造论》(40万字)、《正义论》（20万字）、《政治资源概论》（十万字）《中国人怎样做政治家》（25万字），其中《正义论》在2008年后又做了重大的修改完善。
现在，与世隔绝的环境虽然将我的社会活动冻结起来，却也使我获得了精心写作的极佳条件，就这样，我开始做这样一件事，就是把自己以往的经历和心路当做解剖对象，今天的我则成了一个解剖师，以尽可能客观的态度对自己的过往做精细的解剖。人-包括自己-不过是特定时空中的存在物，物质上的人其实是极其可悲可怜可鄙可笑的，早在十四岁有了强烈的自我意识之时我就明确了此点，因此立志要让自己的人生尽可能高尚一点，丰富一点，精彩一点，绝不企图占有那些占有不了的虚名浮利，一心一意做一点伟大的事业。任何个人都没有天生的意义价值，其意义价值是由他的人生决定的，是由他选择的人生道路和具体的行为活动决定的。巴金《爱情三部曲》中新女性熊智君的这句话“事业的安慰才是最后的安慰”我永远不忘，正由此我领悟到渺小的人生只有依附伟大的事业才会有价值。回首往事，自然感慨万端，对自己的失误、过错、尤其是卑劣的私欲痛悔不已，但是，对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和生活方式则深感自豪，故因为恰逢半百而在《五十抒怀》中写道：“十四立志，二十有诗：时值廿岁，苍苍皓首，一往情思，志在不朽，投身大恨，由来已久，无所寄托，奈之何有！廿五有幸，投身民运，一往无前，乃至天命，口诛笔伐，怒斥专政，屡陷缧绁，岂止三进、、、、、、”就这样，我一下笔就不可收拾，整整用了四年半时间每天近十个小时写出了《毁灭》、《重铸》、《出征》总计400万字的前三十年的生活经历，另外前有《前缀》记父祖两代，后有《不是尾声的尾声》记武汉民主墙时的战友和当年的恋人在九十年代的可叹变化，意外的是，写作时居然和当年的感觉大相径庭：事业的神圣被昔日情感的回味压倒，尤其是得到所爱和失去所爱完全左右了最后部分的写作、、、、、、
由于要按美国人过圣诞节的市场需要生产，到九月底最后一批灯饰任务完成，恰在这时去窑上支援的人也回来了，指导员刘勇对全队犯人做了一次很感人的演说：“今年大家都辛苦了，去窑上的可以说在人生道路上留下了一笔最宝贵的人生财富，经过这样的考验之后，相信再也没有什么艰难的人生关口挺不过去，在队里的也一样，每天要干到12点甚至更晚、、、、、、”和刘明文不同，刘勇王望明这些狱警有同情心，但面对监狱和他们自己的生存需要他们只能如此。刘明文则不同，对可以给他带来好处的“关系犯”（他自己开后门弄来的犯人）像特保儿一样照顾，对一般犯人则根本不顾其死活。
对汉阳监狱从事手工生产的（砖窑上还在后头）犯人来说最可怕的一年终于过去了。
就在这一年底，汉阳监狱换了监狱长，当晚开完电视会宣布来了新监狱长后，因为这天中午的菜是吃了半年的冬瓜汤，晚上的菜则是将要再吃半年的萝卜汤，家住我附近（郊区的菜农）天生兔唇的半百老人胡小新散会时碰巧和我走到一起，他对我苦中作乐的笑道：“走了个冬瓜监狱长，来了个萝卜监狱长。”
此时难以预料，多年以后，两个监狱长的差别才鲜明的表现出来，可说是中国官场从邓小平时代进入胡锦涛时代的最好见证。此时，人们所知的只是：新监狱长王保平本是监狱局长张坚的秘书，当了几天副处长后就弄了来，因此这人是很有来头的，并且一来就带了好项目，从此汉阳监狱经济上要翻身了。他带来的项目是毛织，也就是用织机织羊毛衫。
也是在这一年，一方面是全国多数监狱濒临破产的巨大压力所致，另一方面是国家财政状况根本好转的前景已成事实，这样，当局以政法委书记罗干的名义宣布监狱政策的新方针是：监企分开，监社分开，全额拨付，一共十六个字我忘了四个。具体地说是分五年走，每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年后也就是2008年全部到位。
顺便说一句，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2008年后国家对监狱的拨款标准是按犯人总数以人均18000元下拨，当然这不是用到每个犯人个人头上，而是包括了监狱的全部日常开支。
从2003年底到2004年初，老五队一直在大调动，所有身体不好的犯人统统调走，150余人为此调走了近一半，然后又调进了一倍，为了全部换上“精兵强将”（指导员引王监狱长语）甚至还专门从襄北监狱调来了一批年轻犯人，并专门破天荒给他们发了全套囚服囚被塑料脸盆茶缸毛巾，还再三再四强调不准老犯人欺负他们，连一贯铁石心肠的刘明文也为此讲了许多话，为什么呢？正如指导员刘勇所说：“手工生产是今后的方向，毛织是监狱局长张坚为王保平监狱长引进的重大项目，这个项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是我们王监狱长的形象工程，是监狱局长张坚的面子工程，监狱局从外地给我们调人来，监狱举全监之力给我们送来了精兵强将，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给全监做出个手工加工的表率，今年在经济上我们要打个翻身仗，前几年我们的产值总是十几万，今年的目标是八十万，这对我们是个天文数字，从前想都不敢想、、、、、、”就这样，为了监狱局长的面子，为了监狱长的形象，根本不管犯人怎么生活，规定定员150人的地盘，硬是塞了220人，致使监舍内拥挤不堪，吵闹不断，打架斗殴一再发生，这一切只是为了年终在总结报告中写上一句新监狱长上任后老五队的年产值翻了多少。
毛织生产当然比灯饰加工要轻松一些，时间也短一些，但是，它也有它的问题，而灯饰加工呢，汉阳监狱虽然不做了，却转移到了其他监狱，这年五月份刘指导外出参观回来在开会时告诉我们，位于荆州地区的江北监狱是万人监狱，现在田地都已租出去，我们去年的灯饰加工就转到他们那里去了，换句话说，现在轮到江北监狱的犯人没日没夜的干活了！
毛织加工时间短一点，但也是早上6点出工晚上10点收工，对出工的犯人来说还是够辛苦的，对我们留在监内的人来说则不是坏事，白天监内因此总是很清静，我也正好抓紧时间写作。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强盗头子任宏胜三天两头总要制造出一点事端来好向当局表功，刘指导呢，也就吃这一套，这样我就总也不得安宁。几年来，前者几乎每天都要向后者报告谁又和我说过话，后者则三天两头要找和我说过话的人加以警告威胁，却从不当面对我说，犯人被他警告后反映各不相同，多数一段时间里对我敬而远之，但总有气愤的告诉我的。一开始我对此一笑了之，时间长了越想越气，国家哪条法律规定犯人之间不准说话？于是隔一段时间就去向刘指导抗议一次，几年来他找了一两百人次，我也向他抗议了几十次。可想而知，他也向强盗头子任宏胜打了好多次气，这样强盗头子自然一如既往甚至变本加厉。为了保持监内卫生，每天卫生员都要检查打分，因为我是特殊犯（后来我的监舍干脆被如此注明），我们监舍从不检查，这样强盗头子及杀人犯二人也就从不搞个人卫生，床上弄得乱七八糟，屋里塞满破烂，这天忍无可忍中我对任宏胜愤而说道：“把你们的床上捡一下，看看像个什么样子！”他居然破口大骂：“混账！老子的事要你管！”我气得拉住他的衣袖说：“走走，我们去找刘指导讲道理！”他立即一拳打掉我的手继续大骂，我的大拇指关节马上肿了起来，两人争吵中刘指导和肥胖狱吏刘骏赶来，一来都对我大发脾气，我辩说到：“事情有个道理在，怎么怪我吵？”刘指导让任犯出去后，这下可有机会训我了：“就听到你吵！。”我说明情况并把被任犯打肿的右手给他看，他却说：“哪个能证明他打了你的？”我说：“我的手被他打肿了是事实，还要谁证明？要不你去查看监控录像！”他怎么说？“无非是犯人之间的肢体冲突！”在汉阳监狱，我至少劝阻了上百次犯人斗殴，现在，刘指导倒是可以理直气壮的宣布我被强盗头子殴打是“犯人之间的肢体冲突”了！
3月18号，汉阳监狱发生了第一起毒品案，而且直接以极端形势发生：四监区某犯人因吸毒过量死亡！为此，一把手许振奇政委被调到监狱局任某处处长，也就是夺去实权明升暗降，王保平从此兼党委书记，成为名副其实的监狱长，也是由此开始，当局在监狱系统实行了行政长官负责制，这当然是回归世界主流文明的正确做法，但是，就当前的效果而言则完全是另一码事，这可从此后汉阳监狱的剧变中清楚的看出。
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汉阳监狱的这一届头脑们对此有何感想？希望他们名垂青史！几年后得知，汉阳监狱的这一届党委包括如下各位：
监狱长兼党委书记王保平政委王红鹰副监狱长赵江利万文耀副政委郭祥林纪委书记李志斌工会主席姚文忠此外党委成员还有李有峰周享林
这是2008年时的格局，也就是说，前后曾有多次调整，其间，曾专管我的严小平当过一年纪委书记后于2007年交流到蔡甸监狱任副政委，赵江利则交流来任副监狱长。
顺便说一句，吸毒死人使许振奇下课，以后再有吸毒案发生可就成新头脑立功的机会了！
吸毒死人之事对犯人而言结果是极其悲哀的——从此以后不准在接见时传递任何东西，年底即使可以寄包裹，也不准夹带食品和一般用品，只能寄冬衣。一方面伙食极其恶劣，一方面不准家人送吃的，那不是把犯人往绝路上逼吗？当然，仁慈的汉阳监狱留下了一条光明大道：为犯人提供“营养餐”，让接见室的“亲情会餐”餐馆向全监狱犯人出售炒菜和其他各种菜肴。不过，那个绝对垄断下的价钱、、、、、、。关于“营养餐”和“亲情会餐”后文有专述。
搞毛织以来，劳动时间已相对缩短，一般是晚上9点收工，偶然也加班到12点。五月，一天傍晚才六点来钟全体犯人就提前收工回来了，一回来就紧急集合开大会。原来，当天早上襄樊籍犯人伍胜利在本组的脸盆里拿早餐馒头时多拿了一个，由于有些犯人不吃馒头宁可泡快餐面，其他人多拿一个馒头是常有的事，但武汉郊区黄陂籍的万学春却故意欺负他大叫大闹，让他出洋相，这样，在车间干活时，伍胜利手拿毛织用的工具一尺多长的铁尺，悄悄找到万学春对准其后脑勺砍去，万学春顿时倒地血流如注，旁边的人赶快把还要打的伍胜利拉开了，这时万学春的黄陂籍老乡刘某等人全都冲了上来一起打伍胜利，其他襄樊籍的一见也要动手，武汉籍的汪文彬幸灾乐祸的大叫：“打得好！婊子养的打幺姑养的，不打是老子养的！”这时值班狱警已慌忙赶来，好容易才把事态平息下来。为此，万学春送进了医务室，伍胜利关进了小号，汪文斌也关进了小号。害怕还有后续群殴，监区分监区两级头脑赶紧决定收工回来开会整顿，这当然是对的。
没想次日白天又开了一次会，头天晚上不在的监区长王峰也来了，和教导员刘为民及刘指导刘队长全都到了场。在我遇到的汉阳监狱狱警中，刘为民是心地最善良的人，从我个人来说，唯一有点对不起的就是他，他对我也很好，我却曾毫无道理的当众取笑他，即使这样他也没有介意，以后我向他道歉时他还以早就忘了来宽慰我。王峰这人就完全不同了。
“你们一些人真是搞邪完了！”王峰拍着桌子训话，“要打架吗，两个人找个僻静地方对打也可以，当然不打是最好，居然还动起家伙来，还打起了群架，你们还知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人？这是什么地方？你没事来干什么的？告诉你们，别说干部不准打人，我不打你，我是镇压你！不要给我说什么人权，你们有什么人权？你们只有规规矩矩接受改造的权利，你们只有按干部的要求去做的权利，你不照做要反抗我就镇压你，死伤该你自己负责！不要给我讲什么法律，，我是学法律出身的，你抓不到我的把柄、、、、、、”
从情景看他说的有道理，古今中外犯人群殴狱警都必须镇压，但因此说犯人没有人权则大谬不然，，我本想找他谈谈，转念一想他从没跟我说过话，也不是针对我说的，算了吧。没想到一年之后，在一次我揭露汉阳监狱执法犯法的重大事件中，他作为刑罚执行科长对我进行压制时公然对我说当时就是针对我说的！法律专业毕业的狱警也认为犯人没有人权，只能按狱吏的要求做，如此一来犯人的人权还能怎样？在汉阳监狱，尚有狱吏直截了当的说：“不要和我们谈法律，要你们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中国的法律是哄美国人的。”和上层和官方不同，下层官员对他们的蔑视法律常不加遮掩，狱吏对犯人尤其如此，故虽然残忍得可怕，却也率直得可爱。
这一事件还有一些余波。
不久之后，忽见政委王红鹰找万学春，事后问万学春为什么，他说，因为是个无期，家人又不来，几个月之前曾经自杀，为此王政委几次找他谈心做思想工作。与此同时，也听说过监狱长王保平亲自找犯人谈话的事情，应当说，刚上任时，这二人还是很负责的。
也是不久之后，一天忽然有个狱吏带着万学春来到我的监号，那人对我说：“你出去一下，我要和他谈点事。”完事后我问万学春这人是谁，找他干什么，他说，那人叫马润起，是某队指导员，以前当过狱政科长，是来给他送钱的，他家知道他自杀后托人带了一点钱让绰号马丑的马润起转，同时给了马丑点钱让他照顾自己。知道是这种情况我气坏了，曾任狱政科长，专门负责不准犯人私藏现金，自己却专程给犯人送现金，而且收受犯人家属钱财，实在太可恶！从此，外来狱警要借我的房谈话一律拒绝。以后，我对马丑马润起的情况了解得越来越多，他的丑闻和他的几上几下，特别是最后的平步青云，的确是汉阳监狱走向全面腐败的最好见证。
现在，我对来汉阳监狱后老五队的第二批八九个狱警的个人人品都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这八九个人是：指导员刘勇，分监区长刘明文，以及陈立强，罗长生，姚平，刘骏，高飞，此外，甘霖管了我五年，调到其他队升了指导员，调来了张天，此人一口气管了我七年，直到我最终出狱。这些人中只有刘勇始终检点自己，虽然偶有对犯人动粗的事，但绝不侵占犯人财物，这也是汉阳监狱好容易才找到的品行端庄者，此外管我的甘霖、张天收点香烟什么的现象也有，至于其他的人，从犯人身上弄钱要好处都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因为这些狱吏毕竟地位太低，弄点钱什么的实在太不容易。当然这里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队长——分监区长刘明文。关于他们的这些情况，后文有专门介绍。
且说，强盗头子任宏胜因为迫害我有功年年表扬记功减刑，打了我刘勇也加以庇护，其为人也就越来越猖狂，对这个罪犯而言，挖我的肉补他的疮当然是一大美事。这天上午犯人都出工去了，我锻炼几个小时以后去洗澡前先上厕所，赤裸身体刚蹲下来那家伙又跟了来，明知一人没有也不放过，我恼火的说道：“你要吃屎啊？”这家伙立刻破口大骂，随即动手打了起来，他作为农村人身体结实，又比我高半个头，立刻把我的眼睛打肿，明伤严重，我对闻声赶来的刘指导强烈要求见监狱长，这强盗头子有恃无恐的说：“见胡锦涛都不怕！”真是当局的好帮凶！在我再三要求下，刘指导打电话让狱政科长姚文忠来处理这件事，他的说法又是：“这是犯人之间的肢体冲突！”一般犯人坐牢总免不了打架，我这种人权活动家则从来只会劝架，却在刘指导的如此指导下和强盗头子两次发生“肢体冲突”，再加上此前被黄业余追打避开（也被旁人将其喝开），其实没有当局的庇护，这些人哪敢打我？而且调走之后，这两个家伙后来都害怕了，均用各种办法向我讨好。姚文忠来看了我的伤势后，再没办法庇护强盗头子，连忙说：“第一给他调走，第二做扣分处理，第三让他给你赔礼道歉。”接着为了缓和气氛就扯到“你的文笔还不错”，他却不知道我的思想观念更加不错。从后来掌握的情况看，该坐牢的是他这个狱政科长而不是我这个中国人权观察主席！当晚刘指导带着已经搬出去的强盗头子任宏胜来向我“道歉”，我当然断然拒绝——在我面前这家伙不可一世，根本就不讲理，在狱吏面前则比狗还听使唤，叫怎么就怎么样，对他这种人来说世界上哪有歉可倒呢？他的道歉又哪值得接受呢？
接替强盗头子的是一个个子不高的盗窃犯，此人名叫郭房放，房是辈分，放是因为出生于其父坐牢释放之日，其父坐牢和他不同，1960年“三灾”时作为生产队长因拒交公粮被捕，故有为一方百姓生存受过之意。但郭房放与其父不同，也是刘指导有眼力，能找到为他办事的人，这家伙把我盯得死死的，与此同时千方百计为自己捞取蝇头微利，从相貌到为人都非常猥琐，另外，我将他当强盗头子对待也是一个习惯造成的错误，到明白后为时已晚，这样，此人和杀人犯一起监控我的两年中我的日子也不好过，但比起强盗头子在时已经好多了。也就是说，强盗头子监控我的四五年中，是我最艰难的时候。把他赶走则是我生存状况好转的开始。须知，坐牢是生活在犯人中，狱吏不可能一天到晚的跟着，被这种东西监控却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所以刘勇的作法虽比严小平强，我的日子却没有好过多少。
2005年春节，大年初二，我兴之所至去找刘指导谈几个问题，因为我是没有年节观念的，刘指导拒绝后，我愤而要求向也在值班的教导员刘为民投诉。刘为民本是特警队教导员，刚调来时，一天我正和刘指导甘霖谈话，他一进办公室就热情的和我打招呼，甘霖立刻本能的阻止他，从那以后他见我就微笑着打个招呼便走开。甘霖以下令上，只因为我是个朝廷钦犯专归他管，这一点令我气愤，刘为民为此不敢和我说话，则令我对他感到鄙夷。这样，没多久我就当众对刘教导加以奚落，作为一个善良的人，刘教导虽身为主管包括我在内的三百多号犯人的狱吏，没做任何表示就走了。事后，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作法太不厚道，便多次找机会委婉的向他道歉。不过，这次情况不同，我既不是要他为难，也不是要向他道歉，而是借此反击当局对我的封锁。这样，二度进办公室后，我对刘指导说：“鉴于你和本队的做法违反监狱法，我要求向你的上级也就是监区一级反应你们的问题！”他自然坚持老一套：“刘教导没有主管您的任务。”我冷笑道：“现在的问题不是他是否主管我，而是他是否是你的上级，我找他投诉你，你凭什么阻止？”就这样分寸不让的坚持，结果刘教导主动从内室走出来听我的投诉，当然这种作法不会有任何结果，刘教导也只能听听而已。这类事情我不时为之，刘指导面对我的这类做法很理性的说：“这都是无用功！”从直接结果说，刘指导是对的，然而，从我来说，适当的这么做做却是大有好处的，第一，这种进击是火力侦察，常常可以明确对方的变化，从而为我改善自身处境找到机会，第二，这种做法可使我保持高亢的士气，通过主动出击锻炼自己，第三，在这寂寞的岁月里，看书写字搞累了也可由此调剂一下生活，第四，这也是维护自身权利的需要。
中国的监狱是世界上封锁最严密的地方之一，里面的黑水深不见底，随着自由度的扩大，我掌握的骇人听闻的材料也越来越多，然而，就在此时，《湖北日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让监狱执法活动成为“阳光工程”》的文章，作者为刘学和，文中说：“监狱民警和服刑犯人在一起时显得既严肃又亲切，学习环境，训练基地，卫生管理及生活安排都非常规范化和制度化，、、、、、、。最近省监狱局《新生周刊》在头版刊发了服刑人员亲属在参加监狱亲情帮教活动后写给省司法厅厅长张坚的一封感谢信。服刑人员亲属的信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监狱机关的良好形象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这种帮闲之文在社会上自然没人注意，也不会有几个人相信，然而，在真相被作为“秘密”（见前引司法厅长李元清语）遮掩得滴水不漏的情况下，谁又能说什么？生活在“监狱机关良好形象”中的中国人权观察主席秦永敏在黑牢中看到这种文章又怎么能不感慨万端！
就在这时，我们老五队又发生了不知是第几次“群体性事件”。
这天晚上九点多钟，一收工回来刘指导就要求紧急集合，接着就大发脾气，冲一两百名犯人说：“今天完全是你们的不对！人家特警队让你们退一点你们就退一点，有个什么呢？结果弄得起哄，影响非常不好，纪委李书记在旁边看到了事件的全过程、、、、、、”
原来，这时的劳动时间虽已缩短到早上6点到晚上9点，一天15个小时毕竟还是非常劳累，这样，从车间返回走到大门口时，因为外队只有几十个人，把守监舍区大门监督点名的特警队员要前面的人已经站在门口，后面的人还没到齐的五队往后退，他却不懂“归师勿遏”的道理，更不知前秦攻打东晋就因为错下一个撤退的命令而让百万精兵输给了8万人，并且葬送了一个王朝，后面的人还在往前面走，前面的人怎么后退？退的结果必然是大乱，况且劳累一天归心似箭，也就根本没人后退，然而，由于有打人的权力，特警队员从来说一不二，一见没人理会，气得马上挥舞警棍冲上去见人就打！可是，他们忘了这是晚上，也没想想这时候冲进人群打人会是个什么结果，当然，平时整怕了的犯人还没有暴狱的胆量，但是，却一面避开殴打的同时，一面大声起起哄来，把两三个特警围在中间，一起对他们大吼“喔”“喔”“喔”，这一下，他们才徒生恐惧，惊慌失措，与此同时，监内紧靠大门口的7监区犯人也从里面声援，同样大吼“喔”“喔”“喔”，这一下，在场的所有狱吏都害怕了，怕由此果真引起暴狱，毕竟还有那么多犯人在监舍区大门之外，没办法，只好一面大叫着维持次序，一面打开监舍区大门，让所有犯人先统统进来再点名。平心而论，刘指导说话总是尽量站在本队犯人一面，尽可能为犯人着想，至少表面上如此，也只有这样犯人才容易听进去。这当然是对的，这是监狱管理的基本方法，不言而喻，这绝不等于要迁就犯人的违法犯罪。
同类事情还颇有几次，在刘明文带班的时候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从不为一般犯人着想，一发生这类事就破口大骂，就极力威胁，当然无论狱警怎么训话犯人总得听，但二者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何况刘明文的所作所为让人不敢恭维，犯人都希望见到他的下场——尽管他做的坏事比许多犯人更多，但要见到他受制裁恐怕是不可能的。
就在这时，本来和刘勇平级甚至还低一点的刘明文升了教导员，刘勇则任分监区长，与此同时调来了一个新指导员，叫刘军。
由于当局有以任政治职务者管政治犯的规定，这样，我终于不归刘勇管了。
刘勇对付我的办法很简单，就是一哪里都不让我去，二让两个家伙盯死我，三任何人和我接触他都要出面以不给表扬记功减刑威胁。所以，刘勇统治下的近五年时间里虽比严小平在时日子好过一点，也仍然是非常艰难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叫人讨厌
直接管过我的人人品较好的居多数，新调来的指导员刘军也是一个，他长着个大红苹果脸，喜欢咬文嚼字，虽说只中专毕业，自修了两个本科证书，算是我在汉阳监狱见到的唯一一个有点自学能力和学习精神的人。
现在我已坐了近八年牢，刘军已是第三个管我的狱吏，这还不算我从前的十年坐牢经历，所以他一来我就找他，好摸底看该怎么对付，结果发现他既不再严密操纵杀人犯之流管控我，也没有针对我的任何意思，这当然也和汉阳监狱当局已经大换班，没人再在意我，并且都已自顾其利益不暇有关，而他本人因为爱学习，居然还对我说了这样的话“你喜欢看书学习写文章那是你的自由”,这和严小平当初指责我在日记里对他“进行反革命宣传”是个多大的区别！
一天，我刚把给女儿的信交给刘军，他就急急忙忙出了本队门又出了监舍区大门，再回来时我去找他，问他为什么把我的信交到狱政科去，因为照一般情况他看了以后没有问题就该发出去，听了我的厉声质问，他居然畏怯的遮掩：“我到狱政科是有别的事情。”这一下他就更被动了：“我在监内，怎么会晓得你去了狱政科？这更说明你是把我的信送到狱政科去。这我们不说了，我只问你，我给女儿的信你看了以后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不符合《监狱法》规定的地方？”作为一个知书达理的人，他没有违背自己的良知，想想后说：“都是作为长辈把自己的人生经验传授给下一代，教育下一代做个品德高尚的人，应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可以发的，不过你也晓得你的情况特殊，我们只能交上级处理。”这种客观理性的说法当然是可以接受的，至于七八年过去仍然在扣押我和亲人的通信这不是他的过错，这是国家安全部和汉阳监狱当局执法违法的问题，他就是想运用自己的权力改变也改变不了。
2005年11月中旬，犯人胡久火从洪山监狱的湖北省监狱局中心医院回来。胡是武汉郊区江夏人，毛病不少，品质不坏，不欺负人，对谁都一脸笑，两年多里只为多拿馒头被防火员阻止因丢面子而吵闹。他大谈住院两个月的所见所闻，把湖北省在狱贪官如数家珍的讲了个遍，尤其对中心医院的黑幕深痛恶绝，那里全部是关系犯把持，对没有家人照料的濒死病犯毫无人性。然而，半年之后，我却因为他这个关系犯差点和汉阳监狱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也许连命都会丢掉，当然，这事和他本人无关。
胡久火于2004年腊月28开后门转来，当时正在点名，他当场被枪兵（武警）接走，一见此事武汉混混周卫星大骂：“枪兵的关系？打死！”汉阳监狱最大的枪兵（连长）是胡久火姐姐的儿子，从此，大小枪兵三天两头接胡久火去喝酒，玩耍，给他送菜送肉送手机打，他也喜欢炫耀，当众多犯人面使唤跑腿的小枪兵，拿着手机大呼小叫，有几次，队长刘明文听到赶紧从办公室走出来准备抓现行，一见是他又赶紧转回。须知，司法部规定打手机对犯人抓住立即关小号，并且两年内不得减刑。由于其“关系”身居要津，几年里他从不干活，先安排在厂区“打扫卫生”，再后来则想去玩就去，不想去就留在监舍。05年9月，他忽然患重病，大概是胆瓤炎，故弄去中心医院救治。按他的说法，社会上只要3000元，那里却要12000元，而且手术水平极低，外面做只要两小时，那里花了6小时，还把肠子肚子都翻乱了。这人没心眼，也是因为没有压力，公开说“外外已经帮我办好了减一年半刑”，没想到出乎他的意料、、、、、、
且说，两个月后，也就是2006年一月，中队按规定公布了减刑名单，其结果令所有人惊异，包括胡久火本人，他根本不是减刑，而是假释，也就是说，判刑6年的胡久火刚来混了三年马上就可以回去了！对此一些犯人怨气冲天，原来什么积极改造什么记分考核什么表扬记功都是假的，只要有关系，来坐牢既不必干活也不必遵守监规随时可以开后门走人！
对此，一般犯人只会发发牢骚，但有一个人确实例外，那就是作为特殊犯的鄙人。正好我有点事去找刘指导，办完后，我冷冷的对他说：“有件事，一般犯人不敢说，我也不敢说，只想向你请教一下，你们把减刑假释公布出来是要犯人提意见的吧？”刘指导硬着头皮“嗯”了一声，我继续说：“胡久火是我们看着来的，他这两年的情况我们都清楚，警卫连长是他的外甥，他凭什么报假释？”忠厚善良的刘指导一时张口结舌无话可说。我又说：“这两年开始搞假释，假释出去的都是什么人？都是最有钱的人，这两年走的李庆华、鲁志伟都是汉正街的老板、、、、、、”刘指导这才打断我：“你说的鲁志伟，我不认识，不是我们队的。”事后我才想起，鲁志伟是从我们队调到隔壁基建队后假释的，他调过去后刘指导才来。刘指导的下一段话真令我瞠目结舌，也成为我和监狱当局矛盾激化的焦点：“你晓得，假释不是中队往上报，是厂里往下下达。你有意见可以写，我给你纸。”近年来刘指导为了避开我的唇枪舌剑，每当我找他谈问题他都以给我纸让我写来推脱，现在又故伎重演，我说：“该写我肯定要写的，问题是，假释应该看自己的表现还是看监狱上级机关的指示？你自己就不该依法办事？”刘指导已是面红耳赤羞惭无比：“该说的话我已经说完了，你去。”
胡久火这人不坏，和我关系也不错，我并不想为难他，也不是为他这一件事，而是此类事见到的太多，他这事又最典型，才愤而提出。但胡久火走之前也不想闹大。
七八年来，当局一直对我进行信息封锁，我则一直极力扩大信息来源，现在监狱一级已经完全换了人，直接管我的也换了三个，我就又开始动起脑筋来
这天见到指导员刘军，我向他提出要订一份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他马上答应了，我特地再问一句：“没有什么问题吧？”他肯定的说：“这有什么问题？”我想，这么多年过去，当局总算放松了对我的信息控制！想想后他又说：“这样，你的情况蛮特殊，我还是向上面请示一下。”这当然是合情合理的。两天后他高兴的告诉我：“没有问题，厂里已经批了，我保证你2006年能够看到报纸。”唉，在社会上哪个还看中共的这个报纸！我这是坐在牢里没办法，才在没有收入生活极端艰苦的情况下，拿出两百六十多块钱来订那种在社会上要靠强行摊派才有人订的破玩意，如果不是为了试探当局对我的对策变化和扩大信息源，鬼才给作为中共喉舌的《人民日报》张目给它上香烧纸的事！此后，每隔两三天刘军就要向我通报一次，先是说头两个月时间来不及了，只能订10个月的，然后每次都是好消息——关于订报的进展，为此他还反复强调，他是没有加价给我订，因为此时汉阳监狱已经风行为牟利而给犯人订报，也就是加价一倍为犯人订《楚天周末》之类的小报，但那也是不准我订的，见他如此殷勤的向我表功，我开玩笑道：“该不会又出问题把？”他反问道：“还能有么问题？”
就在2月26号，见到我时他还高兴地告诉我：“后天你就可以看到报纸了！”然而，次日他就神情沮丧的找来：“对不起，情况发生了变化，邮局取消了你的这份报纸，我负责退钱给你。”说完匆匆离去。
不用解释，我也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汉阳监狱上下已经觉得没有任何必要再对我封锁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然而国家安全部一得知还是断然否定！
一个在黑牢中管了八年的政治犯一旦看了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中共政权就不安全了，可见中共政权虚弱到何种地步！
没几天，刘军就又调走了，临走前他保证把我的钱退给我，由于从邮局讨回订报款难上加难，他整整花了4、5个月时间才办到，恰好那时我开始揭露汉阳监狱财务科的贪污问题，款到之后，他还避开我专门来了解是否给我上了账。
刘军真真是个一丝不苟的好人，可是，在中国官场，在汉阳监狱，要做个好人，特别是要依法办事，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刘军本来就是教导员，只因某些原因才临时调来五队下任指导员，这样，管我4个月后恢复原职。按照汉阳监狱贪官才能当监区长、科长、特警队长，清官只能当没有实权的书记的惯例，刘军此后一直在类似部门任职。虽然此去是就任教育科副科长，没几天就调去当什么书记了。
接替刘军管我的指导员叫张宏志，老家在石首县，武汉理工大学毕业，人品也还不错，不善于搞歪门邪道，虽作为监狱长王保平的老乡当了一年伙房监区长，因为得罪了关系犯反而降了级，他个子不高却性格粗犷，为人则疲沓不求上进，从农村进了城有了这么个位子已经很满足了，据说他有一个缺点就是比较喜欢赌博。刚来不几天，为一点小事他对我板脸，我立刻毫不犹豫地怒声反击，他立刻崩溃，换了一副可怜巴巴的面孔。这人自卑感极强，从此和我私下谈话总是把自己看的很卑贱。他还为我做了一件好事，在请示狱政科后，八年来第一次带我去监狱澡堂洗澡，此前，一方面我每天洗冷水浴，另一方面当局也不让我出本队门，可是，天下只有冬天不洗冷水澡的人，哪有不洗热水澡的？
春节过后胡久火假释走了，不久，监狱长王保平带着一般人来到我的监号，很和气的和我谈家常，他是湖北大学毕业的，我弟弟也是湖北大学毕业的，我大哥还是该校的教师，一时谈的似乎很融洽，我就说，我发现了汉阳监狱的很多问题，要给你反映一下，他立刻唱起了高调：“找我反映情况要写《约谈单》。”
我本着对他对汉阳监狱负责的态度立刻写了，然而一连几个月都没有回音，此时我哪知道汉阳监狱的浑水有多深，又哪能知道给监狱局长当秘书出生的王保平会是怎样的人？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这样一个矛盾的情况:一般的说，敢于迫害我的狱警品质都比较好，这里有两个因素，第一是思想还比较单纯，不求名利的照当局的旨意做，第二是还想往上爬，故检点自己的同时拿我垫背，相反，对我格外友好的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支持民主人权事业，至少是同情，另一种则完全是为自己打算，这后一种人里，恰恰多半是精明的贪官，我虽说是囚犯，却也是世界知名的人物，这在他们的生平中幷不容易见到，故他们有即使不能从我身上得利也至少不和我结仇以免有害于自己的盘算。
应当强调的是：最后这种人还有极其狠毒的另一面目，一旦他觉得你危害了他的利益，那么杀人灭口的事情他们也做得出来。
当今中国社会上这类事时时有闻，监狱里又岂能少得了？
毫无疑问只会更多，我本人就差点成了其中之一，而汉阳监狱狱警杀人灭口的确凿案例我手头也有。
至此我已经坐了8年牢，对汉阳监狱，对湖北省监狱局，已从8年前可能造成巨大社会事件的庞然大物，变成了一个顺服的普通政治犯，这样，一些上层高官偶尔就会以欣赏笼中猛兽的心态来看一看。
2006年4月24号晚上8点多钟，我正在窗下桌旁补衣服——我的衣服被褥均已千疮百孔补丁相摞，忽然闯进一大群大小狱吏，站起来定睛一看，为首的是监狱长王保平，便先应付一句：“王监狱长来了？”
王保平马上抬手恭敬的指着身旁一位年近六旬的黑壮人介绍：“这是陈局长。”
陈局长面色黧黑，容貌木讷，即无武夫之豪强，亦无文士之风采，典型大老粗一个：“在干什么？”
没等我开口他身旁的严小平就已经迫不及待的殷情介绍起来，此时严小平已高升纪委书记：“他在做学问，研究传统文化。”
严小平在刻舟求剑，那是多年前的老黄历，我现在在研究汉阳监狱了。
“他在补衣服，”旁边的另一个人开口说，“他这人蛮朴素。”
这人是接替姚文忠任狱政科长的赵勇，长得矮小瘦弱，眼睛尤其小，，任职以来见我几次从不开口，故此时我对他的为人一无所知，没想到，从此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和他的关系之复杂超过了想象。
我对这些都毫无兴趣，对他们畏惧的局长也毫不在意，缓过神来后，想起写《约谈单》几个月没有结果，便抓住这个机会开口对监狱长王保平说道：“要给你面谈你要打《约谈单》，打了《约谈单》几个月你也不谈！我不晓得你究竟晓不晓得，汉阳监狱现在到了什么地步?从上到下违法乱纪成风，社会上的各种犯罪现象在这里都有！犯人里不说了，干部里头也什么问题都有。一些犯人花钱就可以假释。我问刘指导怎么能这样，他说汉阳监狱规定，假释由监狱决定，这不明摆了是违法乱纪开后门吗？真是难以想像！我不晓得你是完全不知情，还是视而不见？我在这里只举一个例子，胡久火来了两年，什么活都没干，还住了好长时间院，表扬记功都没有，就这样以假释名义弄了回去。直截了当的说清楚，胡久火的姐姐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外甥，就是先前的武警连长，你们哪个能否认这个事实？这一类的事情还、、、、、、”
本来被我冷在一旁就太没面子，现在听我当面揭露其属下的恶行，陈局长面子还能往哪搁？他气得一甩手恼火的大声说：“你们给我把这些事一个个弄清楚！”
说完扬长而去，王保平等人此时已气急败坏，也没法说什么，赶紧跟着惶惶然的走啦！
自从张坚高升司法厅长，后来的几个监狱局长都姓陈，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个监狱局长叫陈文贵。
他们一哄而来又一哄而去，我就还是坐下来补衣服，只当什么也没发生。
但是我错了，从此我再也不能回到从前，因为对汉阳监狱来说它已经把我当成了私敌，有了将我置于死地的念头，我呢，在高压之下也不得不调整了为人处世的方式。因此，这件事的发生成了我这次坐牢为人处世的转折点，当然，这个转折不是发生在当天而是在两天以后。
次日上午9点钟，忽然有人通知我去办公室，到门口我才发现，找我的人是先前的五监区监区长，现在的刑罚执行科长王峰。这王峰是谷城县大峪桥人，身材细长，脸形尤其细长，性格强悍，说话咄咄逼人。在汉阳监狱中，他是唯一一个无端向我发起攻击的狱警，这一点我此时才明白。进去后，他用很敌视的语气让我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对一个犯人来说这已经够给面子了。旁边坐的还有指导员刘勇，这一天他神情沮丧一言不发，显然，只因为对我说了“假释由监狱决定”这句实话，汉阳监狱上下对他恨透了，这很可能也是他后来官越做越小的原因之一，须知，他是汉阳监狱的世袭弟子，全家人都在此工作，当初调来五队当指导员时是全监狱最年轻的，也几乎比本队的其他狱警都年轻。
“你叫什么名字？”刑罚执行科长大人板着脸生硬的问。
我立刻明白来者不善，看着他琢磨其用意，为了挫挫他的风头，作为犯人我只能采取直视着他一言不发的方式。一两分钟时间里，两人就这样斗眼风，在这种场合我还没有失败的经历。他只好装着拿起笔要记什么，以此移开视线的同时再次发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又盯了他一两分钟，这才缓缓的反问道：“你本来不是我们的监区长吗？”
后来我才知道，王峰之所以能当刑罚执行科长，主要靠有一个好姐姐，他姐姐本是湖北省高法的，后来调到武汉中法当主管减刑的副院长，汉阳监狱为了好疏通减刑才特地让他裙带关系对口。
被我揭穿他的装腔作势后，他立刻换了另一幅面孔，开始对我施加高压：“记不记得，那次在会上我就针对你说过，我是学法律的?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我们不会让你有机可趁、、、、、、”
说到这里，狱政科长赵勇走了进来，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坐下后立即脱了鞋把脚翘起来，边听我们说话，边不停的抠脚丫，全然不顾体面，那瘦小的身子完全陷入椅子里，连人带人品都显得格外猥琐，在我和王峰随后的较量中他一言不发，这样，我也就认为他已经被我说服，是一个懂点道理的人。
王峰忽然对刘指导说：“把他的档案拿来给我看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情况！”
刘指导面色尴尬，一直处于两难之中，由于他说“假释是由监狱自上而下安排的”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监狱对他气得要死，作为一个善良人他又不愿说假话，不愿为此给我为难，只好始终一句话不说，对王峰的这一明显是用来威胁我的要求也没有给予回答。他这么做，估计还另有原因，那就是上面有规定，一般情况下不准随便打开我的档案。
王峰见刘指导不予理睬，便把自己带来的另一打档案放在桌子上，对我咄咄逼人的说：“你昨天晚上对陈局长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胡久火的表扬记功都在这里，完全符合法律要求。你来看！”
我冷笑道：“表扬记功都是你们自己在弄，那能说明什么？两年来他天天和我们在一起，一来就被枪兵接去喝酒，在队里不做事，说是打扫卫生想出去就出去，不想就在队里玩，每年过年都回去探亲，就这样混了两年就假释走了，以他的标准这个队大部分人都可以假释！”
王峰这一下本该无理可说，他却居然能无理当有理：“那你怎么不每次公布表扬记功的时候当时指出来？”
“我和他无冤无仇，盯着他干什么？这也不是他的错，是你们自上而下的搞假释的作法违法，其实都晓得他的外甥是枪兵连长，他是靠关系搞的假释！”见人不讲理我就有气，见当官的不讲理我更有气，立刻抬高了嗓门。
“关系该死些？”王峰居然拍着桌子蛮不讲理的说。
“国家法律是干什么的？关系就可以违法？你们是为国家执法还是在给在给自己开铺子？”就这样我义正词严的怒斥起他来，堂堂正正的痛斥其违法作为，尤其是公然蔑视法律的作法。
“我早就晓得你居心不良，”王峰是我在汉阳监狱见到的最不讲理的人，虽然只打了这一次交道，从他的说法就可知，他是怎样一个邪恶至极的人。“你这是别有用心，要达到政治目的，故意找理由制造麻烦，惟恐天下不乱！”
“不要泛政治化，我没有和你谈政治问题，我现在和你谈的是汉阳监狱的做法违反监狱法的问题！”
“你就是泛政治化！你就是别有用心，你就是故意发泄对党和政府的不满！”他已经没有道理可讲了，只好用政治大帽子来恐吓。
这种场合中我从来是义愤填膺慷慨激昂，根本不管“这是什么地方，你是什么人，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毫不妥协退让的痛斥他的胡说八道，口若悬河的长篇大论，毕竟理屈词穷，他好一会儿没能再开口。
“你是干部还是我是干部？”他终于恼羞成怒，把身份搬来压我，“只准你说不准我说？”
事已至此，没有再理睬他的价值了，我把头扭向一边，让他说些废话挽回面子，他降低调门指责我几句后夹着档案走了。
见狱政科长赵勇一言不发地放下臭脚丫穿鞋站起来，我想他是被我的义正词严说服了，便冲他会心的一笑说：“错了就错了，硬要颠倒黑白，只能让自己更加被动！”
“你先去，”他神色没什么变化，“回头我要找你的。”
我回到监号后，想起刑罚执行科长的胡说八道就有气，本来，在监狱局长面前揭穿汉阳监狱做法违反监狱法的事只是即兴之作，现在见到王峰不以为错反来压我，就真把这当个事来做了，于是立即动手写了一份致监狱局长的《投诉书》，将汉阳监狱的种种违法犯罪问题都揭露了出来，特别指出王峰居然公开把违法执法当做正理，实在是太过分了，这表明问题还多得很，长此以往汉阳监狱的前景会是个什么状况?就这样，书生意气，洋洋洒洒，慷慨激昂，一气呵成，写完就交给刘指导，然后即把此事忘了。
又次日，也就是26日晚上，刚看《新闻联播》，狱政科长赵勇破天荒直接找来，我马上和他一起返回监舍，两人对面坐下谈了起来，和姚文忠比起来这人明显没有架子，也没有半点素质。
后来得知，姚文忠那人太精明强干，有些文化知识，拼命表现自己，当然也是极力往上爬，这使一心打自己算盘的监狱长王保平非常忌讳，因为要论业务能力他和这个本应辅佐自己搞狱政管理的下属恐怕要倒挂，便存心要把他赶开，这王保平是秘书出身，这年头中国的秘书中有多少完全是长官的家臣？王保平作为秘书又是哪一类型？这些我当然不清楚，但是，我清楚的是他在汉阳监狱的为人处事。伙房“关系犯”孟繁威家中有钱有势，和监狱长王保平拉上后，一开始王保平亲自安排其家人在监狱长办公室和孟繁威见面，由于特警大队教导员赵勇非常善于观颜察色加以趋奉，以后王保平就把孟繁威的接见交给了赵勇，狡猾的赵勇就对孟家人说，你帮忙对王监狱长说一下，让他叫我当狱政科长，这样以后你的接见我包了，我一上任就把孟繁威调到最好的位子上去，孟家人认为这太不可思议，一个外人哪能起这么大作用？然而，赵勇太英明了，王保平单人调来，要笼络一批人给自己办见不得人的事还真不容易，几次试探后赵勇瞅准了机会，他一无文凭二无能力三年纪已近五十，就算被当作典型被揭露也没什么太大的损失，何况王保平已有一些猫腻在他手里，哪敢对他装出正人君子乃至公开加以批评？孟家人一说，正中下怀的王保平立刻召见赵勇，对他说了一大套冠冕堂皇的官腔官调，鼓励他努力工作积极进步，不久就将姚文忠明升暗降为工会主席，说起来进了党委领导班子，其实没了任何权力，只是管管狱警的福利，众所周知，到了这个位置上就只等被后来排挤下来的人让位了，相反，无能的赵勇因为会携肩奔走趋奉上司，由此风光上任成为汉阳监狱主管全体犯人的狱政科长，从此不仅犯人家属要把他奉若神明，而且全监大小狱警要为自己的“关系”开后门都要求他。当然，这些情况是后来几年中陆续调查出来的，此时我也蒙在鼓里，只是知道赵勇和姚文忠完全不同，对我这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的政治犯来说不构成任何政治压力，和他打交道，倒是我在屈尊俯就。
不过，这个晚上的谈话，一时却使我陷入了极其严峻的现实中。
这次赵科长没有抠脚丫，而是显得心事重重，小小的身体蜷缩着，眼光一直飘忽不定，见他无话可说我敷衍道：“蛮忙吧？”
“说忙也忙说不忙也不忙，反正就是那些事，”他看来在搜索枯肠。
“有什么事吗？”我观察着他问。
“找你谈一下家常，”他忽然变了神情，开始谈起了政治上的一些事情，“中国的事不好说，林彪的姑娘在跟他翻案，说的头头是道，总有一天可以翻过来，邓小平落难当时人家对他好哪晓得他这辈子还翻不翻得得了身?做人总该为自己想一下、、、、、、，该帮一把还是要帮的。”
由此开始他慢慢悠悠不慌不忙天上一句地下一句东扯西拉没完没了，弄得我丈二和尚莫不着头脑，便瞅机会问他的个人情况，他也没有忌讳，说父亲是南下干部，在湖北省武警总队工作，自己少年时是省里的运动员，50年代，广东有个1.5米的拿过全国冠军，因为小个子频率快，那时国家就试图以此在短跑项目中走出一条新路，闲扯中我对他嘲笑王峰的不讲道理，这时，他以极低的声音打断我：“叫你莫搞了，还越搞越凶！你要穿打补丁的衣服那是你的事，你就不能不准人家穿名牌，你是在坐牢，你不是蛮喜欢锻炼身体？注意身体，注意卫生。”
此时我还傻乎乎的没明白他的意思，对他笑道：“我是蛮注意身体，你以前是运动员，现在身体像也不太好。”
他把话也往自己身上扯，还是那样慢条斯理轻言细语，然后又开始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扯起来，不久再次阴沉的说：“你是个明白人，注意身体，注意卫生！”
因为语音轻微，话虽带有明显的威胁意味，我却只觉得听起来有点不舒服，还是没有完全理会过来，继续按自己的思路引他说话，以尽可能从中多获得一些有用信息。他也顺着我的话说了几句，然后开始为王保平评功摆好：“我们这个监狱是蛮不受重视的，现在他一来问题都解决了，本来我们一直喝汉江的水，大肠杆菌超标六千倍，他一来要了几百万从市内引来自来水，这样的好事做了不少，现在一些人想整他，你再这样一搞、、、、、、，人家对你的评价，是你这个人蛮不好缠呐！不要以为你蛮不同人，古往今来像你这样的人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好办得很，只要我们稍微动一点手脚，你这个人就没有了！这个事情到此为止，否则你注意身体，注意卫生！”
我这才明白他此来的目的！
“就是现在不说，只要我活出去也还是要说的。”对他轻言细语做出的死亡威胁，我倒没法像对王峰蛮不讲理的高压那样做出强烈的反应，也只轻轻地回应道。
“出去了我们管不了，在这里就不行！”狱政科长赵勇把话说明了，“出去了怎么说那是你的事情。在这里我们也不想那样做，在乎你自己，你不要再揪着那些事情不放了，那样做对你对我们都没有好处，不要再遇事就往上打报告，那没有什么意思。这话就说到这里，不然你完了，注意身体，注意卫生！”
我的脊梁在冒冷气。
但我在精神上再次感到了巨大的慰藉。
图穷匕首见。
我作为民主人权活动家面对的已经不仅不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不是政府，而是掌握着政府权利的黑社会。为了以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身份非法牟取不当利益，监狱长狱政科长已经什么都做得出来，包括谋杀。
但我毕竟是中国民主党的三个主要创始人之一，是世界知名的中国民主人权活动家，故他们还是有所顾忌，宁可谈判解决问题，否则可能有他们无法控制的结果，对一般人，他们就不客气了，后来，我确实了解到几个狱警谋杀犯人的案例，其中一个尚有着最完整的证据。
随后他若无其事的和我聊起了别的，仍是东扯西拉没玩没了，后来，我发现此人就是这么一个人，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思维芜杂，条理极差，但是，他也绝不是毫无来由就坐上狱政科长宝座的。他的本事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善于钻谋的卑鄙小人角色：汉朝的张汤，杜周，唐朝的周兴，来俊臣。虽然比起人家等而下之，人格特征是一样的。
以后在汉阳监狱我还发现了另一个更为典型的人，后来的特警大队长马润起，那人就更毫无廉耻，不堪闻问，而且，由此开始，监区长、科长、特警队长中这种人大面积产生。
此事于我而言当然颇有震撼性，多年来我已习惯于把和当局斗争当做最刺激的娱乐，三天两头慷慨激昂嬉笑怒骂，以揭露其虚伪黑暗残暴为娱乐，自命大事小事事事要管，也对犯人中问题从不放过，自以为力所能及就要过问并批评人家，当然我因此自己自律极强，总要求以身作则，面对狱政科长赵勇代表监狱长王保平的最后通牒，我再次开始对自己进行全面反思，年岁已长精力有限，况且有不为方能有所为，此外，我的事业我的人生价值在于中国的民主人权，两相比较孰轻孰重不言而喻，更不要说一般犯人的区区小事了，就这样，狱政科长赵勇的这次谈话成了我改变为人方式的又一契机。
不再揭黑并不等于不再维权。
不久，我发现汉阳监狱财务科有严重的贪污问题。大约从2004年起，汉阳监狱开始用电脑管理犯人财物，并以此为不会出错的证据，然而，长期以来我对账一直对不上，每月都多扣几十块，因为我的金额总是保持在四位数，对尾数也就不太在意，由于刘指导一直不让我出本队门，我也不想到小卖部去挤，买东西总是叫人带，没想这年三月份照例让他人帮忙买东西之后，余额一千两百多只剩了七百块，我当即要求查账，通过狱吏刘骏等人查了后说是有一千一百多，虽然仍差几十我也算了，注意，如果不查而签了字，那四百多块钱就也归了财务科，这事只是对我有感触，但还没有唤起我的维权意识，下个月，我的帐又多扣了三十几块，就在这时，我从《法制日报》上看到，上海某人发现银行隔行查账要扣0.13圆钱就把银行告上了法庭，坐牢没收入还每月多扣几十块，怎么能容忍！便立即打报告向狱政科长、监狱长反映财务科的问题，没想，大事他们不管，小事他们还是过问的，报告一交，赵科长第二天就拿着监狱长王保平政委王红鹰的批示找来，我让赵科长看了证据：几次小卖部购物后的单据和财务科的账目都有几十块钱的区别，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不知不查就是认了账。此时我还认为是小卖部的在贪污，赵科长也承认这些证据，并对小卖部提了出来，此后好长时间我偶然一去小卖部那里的人就很紧张。然而，很快，我发现问题并不存在于小卖部，财务科的贪污问题太多了！
这以后有几次王保平和上级来检查工作，一见我就赶快避开。这样我虽不再揭黑，和赵科长王监狱长的关系也已经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他们不仅对我没了压力，而且畏惧我三分。我和他们的关系与刚来时和姚文忠喻宝成的关系已经完全不一样。
这年九月，汉阳监狱忽然开始将从前花几十万搞起来的绿化园毁掉，将种了几十年的樟树砍掉，将监舍区里的一切花草树木全部消灭，说是为防逃搞透明化，这样本来就因为人口高度集中，四处都是高墙而有强烈热岛效应的监舍区在夏天里真正成了人间地狱，尽管这几年气温一直没超过38度，仍然比从前40度以上还难过日子，这不是一般的气温问题，而是由于全面的水泥化而一遇烈日就形成了日夜不散的高温辐射！也就是俗话说的炕人。特别是没有隔热层的楼上，哪怕还是五月份，出了几天太阳就热得叫人无法忍受！
由此，汉阳监狱大搞合队，为此到处拆墙，把15和16分监区之间的墙也拆了，说是今后要取消分监区，从此老五队和基建队成了一个队，但仍然暂时各住一边。我对这种做法感到奇怪，既然是一个队，为什么要两边住？无论从哪说都不对劲，况且现在两个队的人加起来也和2004年老五队的人差不多。因为替王保平创造产值翻两三番的假政绩只能从15万到80万搞一年，事实上一年也没搞到，第二年别说320万连40万也难达到，故后来老五队就一直在减人，自此已只有100零几人了，而基建队此时也只有100零几人。为此，我向赵勇提出时，这个狱政科长说：“这是监狱局管的事。”一两年后水落石出，推倒的墙又砌了起来，原来，为合队倒墙不过是障眼法，目的是要对全监狱的监区长进行大调整，调整的结果则是花了钱行了贿的都当了监区长，没花钱的不是教导员就是副职，这样，取消分监区和带长的任一把手的体制改革过程，居然成了按贿售职的过程！
监区合并中，善良的监区长刘为民因生产抓不上去（实则更因不敲诈犯人而无钱也没想行贿）下课，22分监区则在升格为七监区后将许红兵直接调来任监区长。对这人我做了细致观察，是一个很狡猾很复杂但也不乏人性的人，他来到由老五队和基建队即15/16分监区组成的五监区改成的八监区后，一方面对犯人施以高压把生产搞了上去，另一方面排斥异己把在这里盘踞多年的实权狱警赶走，这样，没几天刘勇就被调到其他队去了。
由此，我终于完全不归刘勇管了。
这对他对我都是一个解脱！
由于他的实话使监狱长王保平在监狱局长面前被我揭出汉阳监狱执法违法的问题，他已经不敢和我说话了，我再找他谈问题他总是一句话不说，只是以一两个字应付，赵勇说我“你这个人蛮不好缠”就是引用的他的话。我呢，在他之下就无法赶走那两个坏蛋，和人多说一句话人家就有麻烦，故总是弄得我格外恼火。
既因为刘勇调走，更因为我已坐牢八年，还因为汉阳监狱腐败已极，狱警无利不干，迫害我对自己明显没有好处甚至可能有坏处，这样，我的这次牢狱生涯日子终于开始好过一点了。
这时，十监区发生了因豪赌欠债几十万，犯人头目“宣鼓员”林世华上吊自杀的事件，当局为了杜绝上工后由留在监内的特权犯造成的问题，开始摸索对策，最后发展出了“空监留置”制度，也就是在大批犯人出工之后，只要剩下的不满30人，本队就必须把所有的犯人都赶出监舍，把空监舍锁起来，剩下的这些人则统统集中到监狱专门设置的留置监区去，一开始，留置监区设在伙房楼上。
在设立留置监区之前，八监区就已经开始将两边的留守人员赶到北边，宣布了这个决定之后，我立即去找和刘勇对调来的队长汪建勋，这是一个狱吏中少见的阳光青年，我向他要求不要妨碍我的正常作息，因为我必须留在监舍里做学问，赶写几本书。他答应说，这个问题他们会考虑的。正式实行之前的12月26日，他们通知我，已经把北楼的同样一间小房腾出来好让我搬过去。就这样，我离开住了几乎整整八年的这个监号，搬到了北楼也就是2号楼。我本以为1号楼的这间房朝北冬冷夏热最难受，搬过来朝南了才知道这边也有这边的问题，住起来同样不舒服。这才明白一句老话，“劳改队里条条蛇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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