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从红色高棉恐怖统治下逃生的家庭

—罗焕荣先生口述历史

陶业 秦志宁笔录

（笔录者按：2017年夏，应罗松钊先生之邀，为其父罗焕荣先生笔录口述历史，我们欣然领命。

罗焕荣，现年74岁，柬埔寨难民，受红色高棉迫害的幸存者。罗先生曾是一位华商，在柬埔寨金边市从事进出口贸易。他和他家人历经了柬埔寨国内战争，红色高棉恐怖统治，越南军队入侵和泰国难民营生活，可谓颠沛流离，历经劫难，家破人亡，九死一生，最终在美国难民总署的帮助下，于1981年来到美国。现已退休，居住在明尼苏达州New Hope 市，享受人生，安度晚年。）

图1：罗焕荣先生，红色高棉统治下的幸存者，也是本篇口述历史者。

1. 概述

我叫罗焕荣， 现年74岁，我曾经是一名柬埔寨华侨。1945年我出生在金边(Phmon Penh),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我的父亲叫罗毓山，母亲叫谢耀娟，老家在中国的南方广东潮州。爷爷是作生意的，家庭还算富裕，所以父亲从小就在家中当太子爷，不工作，什么本事都没有。抗日战争爆发时，父亲才二十多岁，为了逃避战争和兵役，从潮州逃到柬埔寨，在金边居住下来。父亲不懂得如何赚钱，只能去给别人打工。通过舅舅介绍，父亲认识了母亲，后来他们就结婚了。我有很多兄弟姐妹，姐姐最大，我排行老二，下面还有五个妹妹和三个弟弟，其中两个妹妹在1960年病死了，一个13岁，一个才3岁，还有一个弟弟早夭，生下来就死了。母亲有小儿麻痹症，是个残废人。因为遗传，姐姐和妹妹也都是小儿麻痹症。存活的两个弟弟当时年纪都比较小，不懂事。我是家里的老大，所以在兄弟姐妹中我最辛苦，要负担家庭的重担。1976年,红色高棉,Khmer Rouge,占领金边，就在那一年里，我们家有八人先后死去，包括我的父亲、母亲、大姐、三妹、五妹、二弟和三弟，还包括我自己的女儿，刚刚出生就早夭了。1976年对我们家来说是个大灾难。下面让我来慢慢地讲述我的故事和我们家的历史。

图2：罗焕发的家庭成员大多数死于1976年

（二）我的家庭 

1951年，我六岁时，父亲把我送到乡下，让我跟舅舅住。舅舅让我去学习白话文（那不是国语，而是用潮州话去读白话文）。读了两年，后来因为我的皮肤过敏，碰到乡下的湖水就会溃烂，所以只好回到金边，回到母亲身边，那时我刚刚八岁。

父亲又送我到一家私立学校，读三年级。我九岁才开始真正读国语，我很用功。可是父亲靠打工养活全家，要照顾那么多孩子，没有钱给我交学费。校长把我的身份证压住不给，催我交学费，我交不出，结果只念了一年半就不得不放弃了。

1955年，那年我10岁，书读不成了，我就自己跑出去卖冰淇淋。到码头，到车站，到人多的地方去买冰淇淋，赚了钱，补贴家用。13岁时，我开始到一家进出口公司作小工，就是当清洁工。扫地，打扫厕所，工资很低。又作了两年，我觉得没有任何前途，就换到另外一家杂货店去打工。那里給的薪水稍微高一点，还有学习的机会，可以进步。那里的老板常常鼓励我们晚上去读书，到中国大使馆去读夜校。白天打工，晚上读夜校，既学习了国语，又认识了一些朋友。后来，柬埔寨政府说：“你们这些年轻人经常跑到大使馆去作什么，那里都是红色的教育，政府要查问”。我们担心未来的前途，所以就不敢再去了。

我还是想学习，于是就去了寺庙，那里教人学习柬文。那个寺庙就在我们家对面，很方便，晚上下班回来后就到对面去学柬文。在那里学的都是些普通知识，不读任何政治的书。教师非常努力，也很耐心。他问我们，你们都是华侨子弟，为什么要学柬文啊？我们解释说，在柬埔寨的公司里打工，写账单开发票都要用柬文的。可惜后来学校关掉了，老师是个和尚，他不教了。

图3：罗先生曾经在这家寺庙学习柬文

我在外面跑来跑去，交了不少朋友。1966年，我21岁，换到另外一家超级市场打工，工资又高了一点，不过那份工作很辛苦。由于老板给我的工资相当好，所以我也就拼命地给他做。老板与我同宗，也姓罗，他做的很成功，买了高楼。不幸的是，他的儿子死于车祸。他就叫我给他当助手，我为他做了四年，他真的成功了。他的一句话提醒了我：“工字不出头”。那意思是说靠打工是永远出不了头的。我听懂了，到了年底，我就向他辞职，我说我要自己出去奋斗。他说：“你要奋斗这很好，需要什么，跟我讲，我一定会帮忙的。”后来他的确帮了我，我的很多朋友都帮过我。

1971年，我自己开了一家进出口公司。公司的资金，是我自己打工多年的储蓄。我太太的哥哥，就是我的妻舅也帮了我。我在找店面的时候，遇到他，他很看好我，就把一家香港供应商介绍给我。再后来，又把他妹妹介绍给我。

1975年的时候，国内打内战，刚开始我的生意还可以做。在战乱中，物资紧缺，我就从香港进口大陆的货物到柬埔寨本地的杂货铺，再由他们转卖到越南。我进口的主要都是干货，比如大蒜、菊花精、五香八角等等干货。1975年以前的金边是很繁华的。

图4：罗焕荣先生当年的家曾经住在这里的三楼（摄于2018年1月，回访）

回过头来，谈谈我母亲和我太太的家庭。我爸爸妈妈是在金边结婚的，由媒人介绍。母亲也是潮州人，不过与父亲来自不同的乡村。外公好赌，赚多少赌多少，赌到连家都不要的地步，后来跑到泰国暹罗，从此再没有消息。我没有见过我的外公。外婆不得不出去打工养家。妈妈家里有三个兄弟，妈妈的两个哥哥，都在大陆当兵，此外还有一个弟弟，都没有消息，估计都不在人世了。

我太太叫周素卿，岳父叫周英檖，岳母叫马玉莲。我太太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姐和两个妹妹。我太太是老五。岳父与别人合作开了一家柴米店，卖炭和米。生意在楼下，住家在楼上。虽然岳父作生意赚了一点钱，但是岳母有忧郁症，天天疑神疑鬼，岳父要花很多钱给她看病。合伙人不高兴了，就跟岳父说，你给老婆看病是应该的，但是我们还是分开吧，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岳父只好自己去作生意，不过没有钱再租店铺了，只好到处找顾客，就像打游击一样。这样太累了，后来就想不干了，因为公司分出来以后就没有钱了，而老婆的病也不见好。那时候他已经60岁，到哪里去找钱来养家呢。精神压力很大，长期这样担心，就得了高血压，自己都不知道。有一天晚上，去洗手间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当时就没有救过来。那是1969年，他60岁就走了。1972年8月21日，我与我太太结婚的时候岳父已经走了，只有岳母在，她也是病态，虽然可以走动，但是神志不清。那时我太太的大姐、二姐她们也都结婚了。现在埋葬我岳父岳母的坟地还能找到，他们去世早。而我父母是在红色高棉的集中营里去世的，如今尸骨都找不到了，荡然无存。

图5：罗焕荣先生的岳父岳母之墓（摄于2018年2月）

我没有正式地见过我岳父，他住的地方离我住的地方很靠近，可能在路上见过一次两次。妻子的哥哥给我介绍了工作。他本来是做教师的，懂中文和柬文。后来因为要给母亲治病，就请假带母亲到乡下去找土医生。岳母是忧郁症，西医打针吊水都不管用，所以就带她到乡下，在离开首都金边大约50公里的地方找巫师给岳母治病。巫师在柬埔寨也就算是医生了。但是这个忧郁病是心里的病，实在是没办法，哪里都一样，无法医治。当时不懂，花了很多钱。

（三）内战时期

红色高棉从70年代开始打内战，从农村包围城市。为了避开战乱，很多农村人和老百姓都被赶到金边来。这些人来到金边，居住下来，他们就需要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这样就为我们作生意的人提供了商机。我的生意也越作越好，人都说“富贵出自凶年”。我只是个普通商人，生意不算大，但家里的仓库都是满满的。我的仓库大约宽4米，长30米，堆着满满的货物。我租用的是短期住房，一个空的大房间，前面是铺面，后面是住家，很便宜，能作生意就行。外面的世界很乱，在打仗，我不会去买房子住，因为不知道以后会怎样。我的公司是作进出口的，平时不需要工人，只有货物到了的时候，临时雇佣散工，一般雇佣三、五个人来搬货、运货和送货。此外还雇一个专门管账的，和一个打杂的。除了进出口公司，我还有一个杂货店铺。那时候美国会给柬埔寨一点援助，我借这个机会，作一点美国肥皂生意。赚的钱不算多，但够一家人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图6：罗焕荣先生当年的公司铺面曾经坐落在这里（摄于2018年1月，回访）

我作生意时，有两个作官的朋友。他们是柬埔寨的国会议员。一个叫林成，住在我家后面，跟我很好，也是作进出口生意的，常常在生意上互相帮帮忙。比如说，我们公司要签一个文件，只要不违反政府规定，他就可以帮助我。我拿这个文件去请他签字，他就马上给我签。我可以打电话跟他联络，如果他有问题，我就跟他讲清楚，他就会同意。还有一个人姓郑，叫郑横，也是参议员。他是在大陆出生的，他父亲带他来柬埔寨，从小在柬埔寨长大。他也会给我一点帮助。后来两个人都被柬共开膛破腹杀害了。

1975年之前，金边是繁华的，当时是朗诺政权的后期，我在金边的生意作得还可以。当我的第一个孩子罗松钊出生时，家里的生活条件是很好的，因为商业上的成功，使得我有能力养活着11口人的大家庭。我在金边作贸易，与当时的百福进出口公司，明华进出口行等都有生意往来。1975年以前，生意没有受到太多的政治影响。

1975年4月17日早上9：00点钟，红色高棉，Khmer Rouge, 攻进金边。从那以后，我的生意，跟所有的商家一样，就做不下去了。红色高棉攻进金边，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从此全家都生活在黑暗里和恐怖中。红色高棉占领金边时，我儿子罗松钊才22个月，我们就被军队赶出了金边，跟着很多人一起被赶出金边。

如果不是红色高棉的柬共占领金边，我的生意会越做越红火。可惜我赚的钱，没有把它换成黄金，当时柬埔寨的纸币没有得到国际认可，柬共占领金边后，我们从金边逃出来时随身带的钱，都变成了废纸，没人要了。我大约损失了一个亿的柬币（2000柬币兑换1美金，一亿柬币约值5万美金，这在当时是不小的一笔钱）。我作生意赚的钱都打水漂了。

(四)红色高棉占领金边

1975年4月17日早上9：00点钟，红色高棉的军队进入金边。军人四处放枪，满街都是人。柬共的军队强迫命令所有的市民立即离开家园，离开金边，并欺骗我们说三天之后就可以回来。要大家住在市区的哪边就从哪边撤出金边。如果你住在金边的南边，你就向南面走出，如果你住在金边的东边，你就往东面走出，在西边就往西走，在北边就往北走。军队要将金边首都全部撤空。我太太那边岳母是住在金边的北边，所以就向北撤出，而我们住在南边，所以就向南撤出。住在金边城里的人主要是政府官员和皇室人员，作生意的人都是我们华侨。因此从金边被赶出来的都是华侨为多。而柬埔寨人大多数是农夫，住在农村，所以从金边被赶出来的人当中，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都是华人，并没有多少柬人。

我家住在皇宫对面，叫关公街，对面就是那个和尚庙。那天早上，红色高棉的军队进来的时候，满街鸡飞狗跳，枪声不停。被赶到路上的人很多，如果你有摩托车，他就把你打死，抢走你的摩托车，如果你带手表，他就叫你把手表给他，你不给他，他就打死你。他要什么你就要给什么。1975年4月17号下午4点钟，他们闯到我家里来，催我们立即离开家园。不走也不行啊，枪声不停，都打到家里来了。街上都是人，都在逃跑，地上躺着一个个死人，这些都是因为军人要抢他们的东西，他们不给，就被打死的人们。街上人山人海，有人大声喊：“快走啊，快走！”，军人的命令声，老百姓的叫声，哭声，连成一片。三天之内大约有六百万人被赶出金边，没人知道会出去多久，没人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我的家离湄公河很近，我们一家就沿着湄公河(Mekong River)向南走。我们带了点米，拿了一口锅，带了一些衣服，还带了一大瓶味精。我还在身上偷偷地带了点贵重财物和黄金。一起走的有我的父母，姐姐妹妹和弟弟，老的小的，一大家子人，还有残废。幸亏我作生意，还有一部车，只有四个位子。那时候我太太已经怀孕六个月，手里还抱着一个只有22个月的孩子，所以只好让她坐在车上，还有我妈妈，年纪大了，当然应该坐在车上，我姐姐是一个残废，也让她坐在车上，其余的人，大多数人只好跟着走。走了大约两个星期，每到天黑，就停下来，支锅煮饭，自己去拣树枝烧饭。一路上，到处都是逃难的人，人山人海。他们告诉我们向前走3公里，我们就走三公里，然后要我们再走3公里，我们又走3公里，就这样我的车大约跟我们走了几十公里，到了Chu Em Peh,红色高棉的军人跟我们说，车子不能继续朝前开了。我们不得不把车丢在路边，实际上车是被军人拿走了。我还有一部摩托车，是我的邻居开着跟着我们，又走了一段。一路上军人抢我们的手表和细软，不给就打我们。

走在路上，可以看见湄公河旁有一大群越南老太婆，穿着黑衣服，戴着竹笠。这些人很可能是一些越南派来的特务和打手。现在越南人划船来接他们。这些老太婆平时在首都常驻，她们对当地都很熟悉。那些越南的老太婆平时会当保姆，帮你带孩子。所以知道你家里的家具呀，东西呀都放在哪里。后来越南人打进金边后，他们就用大卡车开到你家里，把东西装走。我有几个朋友，他们以前也是为越南人做间谍，还叫我去，我不愿意去。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如果越南人可以作朋友，那么老虎就可以作枕头”。但是，红色高棉的人更坏，所以当越南人打过来时，多数老百姓还是更欢迎越南人的，这些是后话。

到了磅针省(Prey Veng)，军人就不要我们走了，要我们上船，就是那种内河航运的小客船。从Chrouy Ampil上船，开了大约一个晚上，到了湄公河东岸的菠萝棉省。菠萝棉省东靠越南，北接老挝。下船后，改坐牛车，又走了一个星期，最后到达Pet Po（白布市）。我们被强迫住进那里的劳改集中营（work camp），那里是红色高棉占领的地盘。

（五）劳改集中营

1975年4月，我们被赶出金边，最终来到菠萝棉省的劳改集中营。我们住在当地一个农民家里，睡在高脚屋的楼下，或谷仓，或牛圈里。全家十二口，父母，姐姐，四个妹妹，两个弟弟，太太，儿子，和我，都睡在草席和稻草上，我们叫“晒咸鱼”。在合作社里劳动，其实就是劳改集中营，吃大锅饭，不管是谁，都要下田种地。我太太怀孕六、七个月，也被赶到地里作工。1975年10月，我的女儿红梅就出生在那里。刚刚生下来时，体重正常，我太太是有奶水的，我们还有点奶粉，头几天还吃得好好的，到第五天时就不吃了。找了土医，他说只有刮痧，可是刚刚出生的孩子，怎么能刮痧呢。后来又请了当地巫医，念生辰八字，都不管用。到了第六天，孩子就不哭了，没有活过来。当时没有任何医疗条件判断孩子的病情。唯有将泪水咽到肚子里。现在知道了，那是因为卫生条件太差，接生用的剪刀没有消毒，造成感染，孩子生下来仅六天就去世了。

图7：红梅就被埋葬在这里 （摄于2018年）

我们在那里一直住到1975年年底，住了将近大半年（1975年4月至1975年12月底）。天天到地里干农活，耕田。我太太刚生完孩子，伤口未愈，就要她下田，参加集体劳动，到稻田里赶麻雀。我不让她去，结果当天晚上，柬共的干部就来质问：为什么不让太太去干活？我回答说：没有哪一个政权说要一个病人干活的。他们说；你们外来的人不干活还要“白吃”，不行！他们还警告我，你要是再开口狡辩，敢顶嘴，就要你掉脑袋。有个当地的本地人，偷偷跟我说：明天开会时，一定要认错，要懂规矩，不然就要掉脑袋。你是一个敌人，而敌人是“留之无用，拿开也不亏”的。第二天，我不得不认错，太太也不得不去稻田赶鸟，不然就不给饭吃。每天早上六点敲钟上工，要走好几里路，种稻子，作肥料。我的工作就是作肥料，把大便和牛粪收起来，再把糠皮烧成灰，掺和到大便里，挑水，用水搅拌。老人们也要干活，我父亲就作牵牛绳，把椰子壳晒干后，打出纤维丝，用它来编绳。一家人没有时间说话，也不敢说话，如果我们讲家乡话，监听的人听不懂，他就会申斥我们，问我们为什么不讲柬埔寨话，吓得我们什么都不敢讲。

每天一大早，就会敲钟，集中营里所有的人都必须下地干活，妹妹是小儿麻痹症，也要去放牛。我父亲，一个老年人，也被强迫劳动，用棕榈叶子作牵牛绳。到了晚上，又要敲钟，才可以收工，回到集中营里。看不到一点希望。本地的干部当监工，看不顺眼的，就动手打人，如果手上有棍子，就用棍子打人。有一家广东人，四个男孩子，大的21岁，为人不灵活，不会干活，结果就被打了。他们还会抢走我们的衣服和味精，说那是“政府需要”。我们不得不把随身带的黄金和首饰藏起来，好再他们并没有继续搜查和抢劫。年轻人都到前方去了，村子里干活的只有老人和中年妇女。开始的时候，我们自己煮饭，他们发谷子给我们，要自己舂米，不够一家人吃的，我会用味精偷偷摸摸地换一点米和香蕉，补充家里的粮食。

半年后，加入合作社，吃大锅饭，一日只吃两餐，有时只给吃一顿，其实上只给你喝点米水。政策时时都在改，换一个不同的干部，政策就不同。他们会检查你私人的财产，把你的笔，纸，药物，还有手表都拿去充公，说要过无产阶级的生活。他们会派打手和便衣监听你和家里人的讲话，因此不许我们说家乡的潮州话，因为监听的人听不懂。晚上起夜解手，立即就会有人问“是谁？”，怕人们串联和反抗。监听的人常常会把听到的东西拿去汇报，邀功领赏。每天的生活都胆战心惊，充满恐怖。活得过今天，不知道能不能活得过明天。每天都重复干相同的事，日复一日，没有时间概念，也不知过了多少天。也没有亲戚朋友，无处可逃，无处可躲。

在第22区波罗棉省的集中营里呆了将近8个月，由于东部战事吃紧，1976年年初，他们要把我们转到第4区, Battambang,马德望省的集中营。由于在老区的集中营没有足够的粮食吃，我们也想离开，希望换个地方会不会好些。我们被送上船，那条船坐二百多人，连船顶的棚子上都坐满了人。从波罗棉省坐船一天一夜，在离金边30多里的地方，换坐火车，途径Pangaea磅清扬省和Pusa菩萨省到达马德望省的首府龙兆。晚上到达小吴哥，再用运输货车把我们送到在一个叫格拉唝（Kul La Ha）的地方，在一家当地人家住下来。我们全家十几口人都住在人家谷仓边上的破草棚底下，低矮，阴湿，拥挤。白天出去做工，挑牛粪和大便，混合草木灰，作肥料。女人就去种菜。晚上回来，一家人挤在一起。

图8：罗焕荣先生当年在马德望省居住过的草棚。

图9：罗焕荣先生全家当年就睡在草棚的底下

吃得是米汤加野菜，火头吃沉锅底的米，我们喝飘在上面的汤。由于野菜是凉性的，吃多了就拉肚子，严重的就会死掉。妈妈体质衰弱，大约在1976年的6，7月间，人就不行了，没有力气，送到医院去，既没有药，也没有吃的，就先走了。三弟加入少先队，由于饥饿，偷了杂货店的炼乳，哪里知道那些炼乳是从苏俄进口的过期的炼乳，吃了就中毒，手指都发黑了，十七、八岁，还没有结婚就死了，是亲人中第二个死去的人。三妹也是少先队员，也是由于饥饿，带信回家，说饿得不行了，家里人去看她，已经瘦成了皮包骨，没多久就死了，她是亲人中第三个饿死的人。

我们住在马德望省的集中营里，我还是作肥料，太太到外面去作工，种稻，很少回来，住在田头田尾的草棚里，晒咸鱼，收获的稻米都被拿去还越南人了，我们自己却没有吃的。合作社里的头头，每人可以得到15罐米，我们是金边逃出来的难民，10个人才一罐米，这日子怎么过？！最小的妹妹，五妹，在家里饿死了。最小的弟弟，四弟，也是饿死的。父亲自己不吃，把食物剩下给孩子们吃，结果在三弟死后，父亲也就饿死了，大姐也饿死了。没有吃的，还要干活，可是干活根本就干不动，不如饿死拉倒。在越南人入侵之前的3年零8个月期间（从离开金边，经过菠萝棉省，再到马德望），全家一共饿死了7口人：父亲、母亲、姐姐、三妹、五妹、三弟、四弟都先后饿死了，二弟走散了，后来去了泰国，可是从泰国回来时，在边界被柬共打死了，加上在波罗缅省死去的红梅，我的女儿，全家一共死了8口人。全家12口人，只剩下我太太和我，还有我们的儿子和残废的四妹。我儿子Chen 还记得，他在河边抓了一只螃蟹，他妈妈说你把它放在盆里养起来吧，可是他说不，因为他太饿了，他要吃掉它。又有一次Chen抓到一只小鸟，他的四姑姑就帮助他把那只小鸟烧了吃掉了。我知道了，吓了一大跳，立即让他们把骨头清理干净，因为如果让人看到了，就会怀疑我们偷吃了鸡，而鸡是属于公家的，不能偷吃的。如果谁偷吃了鸡，那是要受到惩罚的。除了鸡不敢吃，其他牲畜，如狗、猫、甚至地里的老鼠，都被饥饿的人们吃光了。

图10：Kal La Ha 集中营旧址

1976年间，集中营里有大约80%的人死于饥饿、疾病和枪决。被杀的大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或者是医生，或者是教授，或者是政府官员和为政府工作的人员，他们尤其要消灭华商。所以为了保命，我们不得不把自己装成柬埔寨人，而不敢说自己是华人，更不敢说自己是商人。他们用斧子杀人，把人头看下来，然后将尸体埋在橘子树下当肥料。

1978年6月的一天，他们突然赶我们离开 Kal La Ha。 我们走了300多里路，才到达马德望州府龙照，在那里他们用卡车把我们送到位于Rien Song Na的集中营。 我们还是住在农人家里，这时我们一家只剩4口人，越南人到来之前，我们一直住在那里。女人种田，夜里睡田头。男人作肥料，跟我一起作肥料的七八个人都饿死了。

图11：这里也曾经是罗先生的家 （Rien Song Na的集中营）

为什么我一家三口能活下来？因为有一个高级的女干部，是个副区长，祖辈是华人，所以她算是华人若干代之后，她要我到合作社的食堂里去煮饭。每天半夜起来煮稀饭，然后倒在一口大水缸里，人们一大早起来就从水缸里舀稀饭吃。开始我就是煮稀饭，老百姓喝上面的稀汤，也就是米水，大头目吃底下的沉底的部分。在食堂后面有一条小河，我看到河对面有老人在煮“树糖”，就是用“糖棕榈”来熬糖（又叫亚答枳，它的叶子可以用来盖茅屋的）。我得到了启发，就用两口大锅来蒸饭,一个大头目吃了，说好。让人把我叫去，吓得我战战兢兢，不知是福还是祸。结果那个大头目问我：“你以前干过火头？”我说“没有，只是给人煮过饭而已”。他说: “那你就当火头吧”。他说不能把这叫作干饭，只能叫作稀饭，只不过干一点，是浓一点的稀饭。因为别的地方都煮稀饭，我们不能说煮干饭。就这样我当上了火头，所以才没有饿死。我煮饭都是半夜，我儿子Chen 和我睡，半夜醒来找不到我，就会跑过马路来找我,我都会给他喝点米汤，几乎天天如此。有一天我看见马路上有水印，我不知道是什么，当地人告诉我那是蛇爬行的印子，是蛇出来找水吃。吓得我不敢再让孩子过来找我了。就这样我当火头当了6个月。

图12：屋后就是那条小河。曾看到河对面有老人在煮“树糖”（图中为罗松钊，2018年回访）

那年月，大多数华侨都饿死了，因为柬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都叫华侨去干，如果不是饿死的，也被虐待死了。从金边一起到马德望的华侨大约有5000多人，后来我们离开马德望时，就只剩不到2000人了。3000多人都死了。人死了之后，没有火化，家里有人能抬动的，就走远一点，到树林里埋了；家里没有人抬得动的，不得不就地埋了。后来我们回去找亲人的遗骨，都没有办法找到，当地人说，人骨都被挖走了，不知去向。在那三年里，全国大约死了四百多万人。

有一天，那个红色高棉的女干部来了，在外面咳嗽了几声，表示有人来了，但我看不到她的面孔，只能借着火光，知道有个人影。她先是问粥烧好了没有，有没有送粥菜，我回答没有，只有盐。然后她接着轻轻的说：“我很可怜你们，但是我帮不了你们了。我马上要去开会，如果回不来，你们就自己想办法吧！”。说完她就走了，再也没有回来。我不懂她的话是什么意思，就想找个人来问问。我有个朋友，是养猪的，叫杨顺汉。当时人都饿的没办法，小孩子会把蚯蚓和蜘蛛都拿来吃，村里的狗啊猫啊早都被人吃完了。我常常要把米水送给他喂猪，也会偷偷带一点米给他。因为猪圈比较偏僻，他常常会偷偷摸摸把猪弄死，然后煮来吃，也会偷点猪饭给我。所以我们是难兄难弟。我把女干部说的话告诉他，他说：“可能有希望了，会有人来救我们了”。

图13：Ek Phmom temple (Kol La ha) ，罗焕荣先生一家曾在此寺庙的边上居留过。

一直到了1979年1月，那个女干部都没有回来。有人偷听英国柬埔寨语电台，我们才知道越南人打进来了。两天之后就看到满街都是牛车，载满了伤兵，还有死人，都是红色高棉的军人。路过我们这里，到食堂来要饭吃。我不敢作主，跟负责人讲了后让他去解决。这些人吃完了以后，在街上晒太阳，然后又继续向西撤退。很多死伤的人用牛车运过来。红色高棉的大本营在西面，罗爪，靠着泰国。当地老人说，肯定有战争发生了，红色高棉打败了，才朝西撤。我们要有救了。

（六）生死逃亡

1978年12月，我太太就曾经梦见活菩萨，是菩萨托梦，说我们就要逃离这里了。我们不相信，又不能不相信。1979年1月23号，联合国就有人来到过这里，说要从泰国派联合国部队进来。但是越南人先下手了，1月14号越南人已经用直升飞机把坦克运到了马德望省。红色高棉不见了，13号村里人就开始跑了，我们也开始从集中营逃跑（后来听说没有逃跑的，都被杀害了）。我们一家四口，与杨先生一家五口人，一起跑。不敢在大路上跑，大路上都是越南人的军车，所以离开大路越远越好。我们并不怕越南人，他们也不管我们，他们急着要去解放马德望。一起逃得人没有很多，因为红色高棉在马德望省各地的大屠杀，人都死的差不多了，加上饥饿，很少有人活下来。他们随时都会把人叫出去枪毙，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打死了。我因为在食堂烧饭，所以家人才没有饿死。

我们逃到了Sisopoun，到处都是空房子，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天，一些作生意的人都跑了，房子空了。可是越南人把我们赶了出来，说要“打资产”，我们只好搬出来。与杨家一起住在一棵大树下的草坪上。拿出衣服来换米吃，可是村里人都跑光了，找不到吃的。有的农家没有人，在他们家里如果能找到吃的，就拿来吃了，跑乱时，没有办法，不得已只能是这样了。我后来跑到马德望省府去找妻弟妻妹，没有找到。只好又回到大树底下。但是大树底下只能临时住住，过一天是一天，以后怎么办，不知道。

后来有人说可以跑到泰国去，泰国在西面，1979年3月我们开始向西跑，沿着田路跑了一夜。可是过境后，遇到当地人，拿着猎枪，抢劫我们的财物，我们手无寸铁，只好抱头鼠窜，拼命地跑。好在他们只抢黄金、戒指和项链，并不杀人。老百姓抢我们，军人也抢我们。经布尔布特红色高棉抢劫剩下的财物，又让泰国军人和百姓洗劫一空。我们后来到了一个叫作 Non Seng（泰国）的地方，在一座佛庙下面，架起一个棚子，住了一个月，不得不拿仅剩的衣物去换食物。我结婚时穿的一件法国名牌的翻领衫，没人要，居然留了下来（见照片）。在那里我们得到了国际红十字会的援助物资，同时泰国的华侨对我们也很好，救济我们一些米和水。在龙山遇到我母亲的妹妹，也就是我儿子的五姨，我儿子见到五姨时，立即扑到她怀里。我们还遇到了我儿子的二舅，在那里，家人有了一个小小的团聚。

后来泰国总理坚萨访问难民营，我们跪求他帮助我们去第三国，至少让我们留在泰国，不要把我们送回柬埔寨。他表面上答应了，可是更大的灾难在等着我们。大约1979年4月，泰国政府动用军人强迫我们一家人上大巴。他们用大巴把我们运到柏威硖的大山里去。从龙山出发，军人用枪压着我们上车，一路向东。中途停车加油时，遇到华侨，他们会送些物品给我们，比如被子和万金油，用来防虫咬。大巴开了一夜，早上开到了扁担山，一个叫做Ban Khee Don的地方。 军人把我们赶下车，用枪托打我们，赶我们下山，可是根本没有下山的路，不愿走的人，或者走的慢的人，就被泰国军人打死了。我们没有选择，只好拼命地朝山下跑。地雷阵主要布在山的中段。下山时，山坡上到处是地雷，很多人都炸死了。不断地听到爆炸声，人炸死了，尸体上往往没有手，没有腿，四肢都飞到了树上。比我们先到的大约有三万人，很多地雷都被他们先踩到了，所以他们就先被炸死了。我们小心翼翼地从一堆一堆的尸体旁边走过。一起跑的，还有柬人，他们因为害怕越南人，而放弃了家园。一路上，我们就用泰国华侨送给我们的被子和万金油换东西吃。晚上只好在路边睡露天。从山上下来，一共走了四个星期。

我儿子当时已经5岁，一天晚上起来小便，看到暴露在地上的金属的圆球（地雷），很好奇，觉得好玩，想要拿回去给母亲看，正在他想要去摸那个地雷的时候，被他母亲叫住，所以没有摸到，很幸运的避免了一场悲剧。我亲眼看到一对年轻夫妇，被泰军打死，婴儿爬在母亲身上，找奶吃。另一对年轻夫妇看孩子可怜，就把孩子抱走了。下山后，我又看到这对年轻夫妇，问他们孩子怎样了，他们说，没有奶给孩子吃，那个孩子最终还是饿死了。泰军选择从扁担山把我们赶回柬埔寨，可是山坡上布满地雷阵，明摆着就是要置我们于死地。泰总理是亲越的，而那些地雷是越南人指使洪森的军队干的。他们勾结起来，就是不想给我们一条活路。柬埔寨分上六省和下六省，由于柬王娶了越法混血作皇后，靠近越南的下六省，是亲越的，也是亲法的。所以洪森政府勾结越南人，是当时的历史决定的。

从扁担山下来，因为是向南，又回到了柬埔寨。一路上要过两次大河。有个壕沟，很深，越军砍了树搭在河上。人们争先恐后地过河，很危险。越南人就帮着维持秩序，还用竹子编成小的竹排，帮助我们过河。越南军人对难民的态度比红色高棉要好得多，比泰国军人也要好些。这场战争是一出戏，越南人是主角，作老生是他，作小生还是他。从山上一起下来的大约有一万人，由于又饿又累，再加上被炸死的，大约死了五千多人。过了 Preah Vihear, 我看家里人都走不动了，于是不得不把家暂时安置在半途中的铁山，Mountain Theng,一家人都躲在山洞里。一起从扁担山下来的柬人都继续下山了。只有我们在山里暂时住了下来。一起逃难的人中，有些老华侨幻想着大陆会派人来接我们，因为红色高棉的人曾经这样骗过他们。我们走投无路，一家人都饿着，我必须先想办法找米吃。我就出去找粮食，路上遇到一个越南士兵，是华人，他居然用潮州话对我说：“你们不往前走，还在等什么？”我说：“不是说大陆要有人来接我们吗？”。他说：“你们等的是炸弹！”。我赶快回去，跟大家说，赶快偷偷地跑吧！我们一家在黄昏时候，乘着夜幕离开了铁山。

图14：第一次出逃路线：金边 -> 菠萝棉省 -> 马德望省 -> 泰国 -> 扁担山 -> 金边

后来我们到了崆邦通省，Kompong Thom。我妹妹是残废，实在走不动了，遇到一辆越南军车，是去越南的，同意带我们一程。到了Skun Prek，越南军车要转向东，去越南了，我们就在那里下了车，在一家人家的棚子底下住了下来。我有个舅舅就住在Skun, 想找他要点吃的，可是他很穷，我什么也没要到。我又去找我太太的唐哥周豪，请他写人情，让我们回金边。在周豪的帮助下我们回到了金边郊区。住在金边南面的大金欧，Ta khman。在那里住了一个月。越军又要“打资产”了，要抓人去劳改区。我们只好离开Ta khman，搬到另一个更小的地方，在金边Phonm Penh 与Ta khman之间，母亲的侄女莲叶在那里，我们在她家又住了一个星期。越南人又要赶我们去经济区，莲叶那里不能住了，我们实在无家可归。

（七）逃离柬埔寨

这时候我们听说泰国有国际红十字会办的难民营。为了下一代的生存，为了争取去第三国的机会，1979年8月，我们决定再次奔赴泰国。柬埔寨东部下六省的柬人是亲越的，而以柬埔寨西部为根据地的红色高棉是亲大陆的。不管是越南人也好，还是柬埔寨人也好，对我们华人都很歧视，所以我们决定第二次离开柬埔寨。

我带上我太太卿，我的妻妹珍，还有我儿子钊，决定去国际红十字会在泰国办的难民营。我们没钱，离开莲叶家，先坐上一条手划船，到了一个车行，改乘一辆大卡车，这是属于偷载，一人一钱黄金，带我们去马德望省。车上大都是些走私的人。刚刚开出金边30里，就被越军的检查站拦截下来，说我们违法，于是把我们送到Kam Pong Phum 的兵营。兵营里的人要把我送回金边。乘他们不注意，我偷跑了出来，在路边遇到一个中央干部模样的人，跟他讲请，请他把我太太放出来。他跟车队的长官交涉，结果车队的长官说我捣乱，要把我劫持到金边，我没钱收买他们，只好认命。我被他们送回金边，在去金边的车上有5，6人，才开出去十里路车就翻了，我乘机跑了。在路边人家住了一夜，这家人对我很好，还给我饭吃。第二天，我回去找我太太，结果警察说已经把我太太她们放走了，她们继续前行。跟原来的车队去马德望了。虽然我没找到人，但我还是放心了，因为太太和亲戚朋友们在一起。我只好一人又回到金边，为了生活，我开始走私，赚点钱。后来我得知，我太太她们到了马德望，然后又去了泰国边境。最终国际红十字会的人把我太太他们从泰柬边境接到了泰国，在考依兰，Khou_I_Dang,难民营安顿下来。半年后，我在难民营与家人团聚。大陆从来就没有派人来难民营看望过我们，但台湾慈善机构有派。大陆是支持红色高棉的，他们当然不会派人来看受到红色高棉迫害的华侨。

话说回来，我一个人回金边，住在朋友家。在柬泰边境有两个临时难民营，离金边大约400公里。我的走私活动主要是往返金边和临时难民营之间。泰国那边有经营商从泰国把香烟、红茶、以及少量毒品（白面）贩卖到边界，然后我跟他们交易，把货运到金边去，转手给我的朋友，让他在金边向外卖。在马德望与边界之间，我用的是自行车背货，在金边与马德望之间，就要用货车。我把红茶放在上面，把香烟放在下面再把白面放在最底下。路过柬共的检查站时，我就说这些红茶是为佛寺和庙宇购买的，这样他们就会查的松一些。走夜路，目标小，也比较容易蒙混过关。在路上骑自行车，好几次遇到柬方的公安追我抓我，要抢我的货物。我拼命跑，跑到越军阵地，越军用枪威吓我，把枪放到我嘴里。幸亏遇到好人，有个军官帮我说情：“不要欺负老百姓”，结果就放了我。跑一趟走私，要一个星期到十天左右，没本钱，就打游击，有本钱，就搞收购。有一次比较危险，我在边界等了两天，不想等了，只好空手而回，后来朋友告诉我，有炮弹落在我们等待的地方，爆炸了，幸亏我不在场，否则命就没了，算我命大。半年中，我跑了二、三趟走私，大约赚到二十两黄金。估计这些钱以后在难民营里够用的了，我就洗手不干了。那些黄金大多数是些装饰品，为了防止黄金被抢或被边防军没收，不得不把黄金熔化了，然后放在肛门里带去泰国。最终我来到Khou Yi Dang的难民营与家里人汇合。在金边时，我还遇到太太的三弟，周锦亮，我带他一起去泰国见我太太。

图15：第二次出逃路线：金边 -> 马德望 -> Khou Yi Dang -> Mai Rut -> Chon Buri

Khou Yi Dang 难民营是新建的，住草屋，睡通铺，用塑料布隔一隔，条件比较差，我们在那里住了半年。难民营里有柬人，越南人，和华人，都是分区住的，柬人住一区，越南人住十三区，我们华人住十五区。我们还要去帮他们修建房子，还好有米饭和罐头吃。后来听说 My Loud 条件比较好，不是草屋，是帐篷，用木板水泥板隔开，还有井水，靠公路，靠海边。于是我们就搬到My Loud去了。在那里住了一年。这个难民营叫作 Mai Rut Prosesing Center，这里的好处是有了机会可以申请去第三国。我用黄金换了些泰币，可以给泰国军人一些好处，让他们帮助我。我先是想去澳大利亚，结果没消息，后来我就去了美国难民总署，填写了难民登记表。三个月没有消息。我找人帮忙让我见到美国难民总署的人，我跟他们说，我们不愿意再走一遍扁担山，再走一遍，我们就真的没命了。他答应去查。三个星期后，他们告诉我，我们一家人的名字都已经放在了美国人的档案里了。我们是属于2001营区。从那里，我们又搬去春武里，Chon Buri,在那里住了三个月，等待去美。所幸我儿子Cheng, 还有我的小姨子也在难民营读了一点书，在台湾办的中泰服务中心学了点中文。

1981年8月21日，我们全家人终于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彻底告别了那个苦难的国度 — 柬埔寨。

________全文完_________

后记（Epilogue）：

2018年1月，应罗焕荣先生邀请，我和妻子与罗家父子同赴柬埔寨实地考察，访问了他们当年所经历的劳改集中营地，并一起参观了红色高棉在金边的几处屠杀场（The killing field ）, 以及Tuol Sleng监狱。

这次旅行使我对红色高棉实施的野蛮统治和其对人民灭绝人寰的大屠杀有了更直接的认识。红色高棉的血腥暴行，令人发指，它把柬埔寨这块美丽的土地变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坟场，变成了人间地狱。全国大约有150多处屠杀场，每个屠杀场大约有100-200个杀人坑，每个坑可埋100-400多人，初略估计，至少有二至三百万人死于屠杀。死者大多数是政府官员、大学教授、医生、律师、知识分子、商人和僧侣。受人尊敬的、有知识的、有财富的人都被杀害了，致使30年后的今天，这个国家依然是满目疮痍，贫穷遍野。红色高棉这支柬共队伍，是在共产主义这面旗帜下滋生起来的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邪恶最残暴的毒瘤，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对之深恶痛绝。

参观Tuol Sleng监狱，可以了解到当年红色高棉是如何地残忍。他们使用的刑具，骇人听闻；他们使用的刑法，令人发指。他们居然使用钢钎、钢针、纲钻打穿犯人的头颅；使用钢刀斧头劈砍犯人头颅，或使用铁锤打击头颅来致人死命；他们使用铡刀，铡断犯人的手指或手腕，或者干脆铡断人的头颅。他们把犯人吊起来用钢鞭毒打；他们把人倒挂起来，把头浸入水缸淹死；他们甚至把婴儿抛向空中，然后射击，将孩子打死。他们比法西斯有过之而无不及。究竟是什么导致柬共如此丧尽天良？如此兽性大发？这种反人类反人道的罪行在全世界都属罕见，应归结于柬共的邪教般的信仰。

同时，这次旅行也促使我重新审视中越战争和越柬战争的地缘政治意义。当年越军入柬，占领金边，赶走红色高棉，使柬埔寨人民免于杀戮，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因而得到大多数柬埔寨人民的欢迎。老百姓不会去考虑越南是否为了争夺东南亚的地区霸权，老百姓只考虑他们的生命是否有保障，生活是否平静。因此，虽然越军入柬是侵略行为，但比之生活在红色高棉的恐怖统治之下，老百姓至少还有条活路。柬埔寨人民抛弃柬共是必然的。在越柬战争发生之后，中国紧接着就发动了中越战争，中国军队出兵越南，不仅仅是为了遏制越军在东南亚的区域霸权，十分明显,它的军事意图是为红色高棉复仇而来，是为了挽救苟延残喘的柬共。中越战争告诉世人，中共是支持柬共的。当我们在追忆红色高棉的累累血债时，不应忘记中共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

记录口述历史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虽然它只是一个个体和一个家庭的遭遇，但是它至少可以为那段令人惊悚的历史作一点补充。罗先生一家的经历是柬埔寨千百万受难者的一个缩影。他们被剥夺了原本安宁和幸福的生活，被赶到地狱里走了一遭，一家十二口人，死了八口，最终只有四口人活了下来。罗先生从来没有停止过抗争，第一次逃亡泰国，求生失败，经过布雷区，险些断送全家性命；但他没有放弃，没有绝望，历经千难万险，再次逃亡泰国，终于获得美国难民总署的人道救援，一家人从此获得新生。与那些死于红色高棉枪口下的其他柬人和华侨相比，他是幸运的。如果没有强烈的求生愿望和求生能力，如果没有联合国在泰国设立难民营，他也不会两次逃亡泰国。他之所以能逃脱苦难，正是由于他坚持不懈地努力，和泰国存在国际人道救援组织的结果。罗先生一家对于美国难民总署是心存感激的。

与罗先生一起赴柬实地考察的日子，以及后来一起相处的时间都是令人愉快的。特此感谢罗先生父子给了我们这个机会。笔录口述历史也使我们自己增加了历史知识，开阔了政治视野。特此将自己的几点肤浅认识写在这篇后记里。

以下的图片是我们与罗先生父子一起参观过的地方，以此作为纪念。

图A:笔录者与罗先生一起回访柬埔寨，在旅馆合影。左起：秦志宁，陶业，罗焕荣，罗松钊

图B1：参观金边“屠杀场纪念馆” 右起：秦志宁，陶业，罗焕荣，罗松钊（摄于2018年1月）

图B2：参观金边“屠杀场纪念馆”（摄于2018年1月）

图B3：参观金边“屠杀场纪念馆”（摄于2018年1月）

图B4：参观金边“屠杀场纪念馆”，专门埋葬华人的杀人坑（摄于2018年1月）

图C1：参观金边“Tuol Sleng监狱”，柬共把一所中学变成了监狱（摄于2018年1月）

图C2：参观金边“Tuol Sleng监狱”，死于无辜的人们（摄于2018年1月）

图C3：参观金边“Tuol Sleng监狱”，尸骨成山（摄于2018年1月）

图C4：参观金边“Tuol Sleng监狱”，在“犯人”头颅钻孔（摄于2018年1月）

图D：合影于 Ek Phmom temple (Kol Laha) 罗先生曾在此寺庙边的草棚居留。右起：秦志宁、陶业、罗焕荣；左二，罗松钊。

图E：笔者与罗先生家族成员一起参观吴哥窟（摄于2018年1月）左一秦志宁，左三罗松钊，右三罗焕荣，右二陶业。

口试历史的工作历时整整一年（2018.1 – 2019.1）

2018年1月：赴柬埔寨实地考察，访问金边和马德望省。同时参观了吴哥窟。

2018年4月–2018年6月：罗焕荣先生口述历史，陶业和秦志宁笔录。

2018年8月–2018年12月：陶业对口述历史进行文字与录音整理，完成第1稿至第3稿。

2019年1月：陶业在文字记录的基础上加上插图，第4稿。

2019年1月：陶业附后记，第5稿。

陶业

2019年1月12日

___________________

1. This document is written in simplified Chinese. If you need the writing to b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it can be done easily.

2. There may be some mistakes in the writing, especially the name of the location and date, please pointed out so I will make the changes.

3. I would like to know the differences of Luo’s live in Phnom Penh between the time of the Vietnamese army invasion and the time of Khmer Rouge army occupation.

4. The epilogue is only Oliver's personal opinion; it is not a part of the oral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