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林：百年道路话沧桑

沈洪

北春编者按语：李洪林先生以91岁高龄于6月1日去世，作为80年代改革开放理论代表性的人物的李先生,我们纪念他莫过于对的思想作一个回顾，他的思想对目前的中国政治有着非凡的意义

我的话说了不少，概括起来也很简单：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除去人种和民族的特色，其实只有一条路。世界各国的近代史都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专制政治到民主政治。和这个历史过程相应的，是人的解放，即从人身依附到人权的确立：每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全文）走遍黄河长江，万里求学路

沈洪：您一直作理论工作。能不能谈谈怎样从一个青年学生进入理论园地？什么年纪入了党？最初是如何接触到共产党思想的？

李洪林：你们这个栏目是采访大师的。大师要有学问，我却没有什么学问。小时候家里穷，又到处流浪，没有好好念过书，不过走的路可不少。不是说“两条道路的斗争”吗？我二十岁以前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二十一岁入党，要为共产主义奋斗，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我今年八十八岁，“回顾所来径”，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六十七年，也该重新认识一下了。

我出生在辽宁省盖平县大石桥李家屯。父亲童年就失去父母成为孤儿。他只上了两年小学，十几岁就到外面打工，在商店当学徒，去工厂烧锅炉。当学徒时学会抄抄写写，记账打算盘。后来在张学良的东北军骑兵第三师军需处慢慢熬成一个军需少尉，每月挣十九元八角钱养活我母亲和我。我母亲生了四个孩子，农村卫生条件非常差，三个孩子都没保住，最后就剩下我一个孩子了。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我和父母亲长年到处流浪。那时候有首歌叫做《流亡曲》，其中唱道：“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我还真是走遍了黄河长江，北京、河北、河南、陕西、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等地，我都住过。生活很清苦。我上学就更艰难了，小学上了八个，中学上了五个，净转学了，大部分时候都在做插班生，刚刚对新课本入了门，刚刚和同学们熟悉了，又流浪到一个新地方去了。所以学问的基础打得很差，基本上靠自己。我很喜欢读书，什么书都看。家里再困难也还供我上学。只是1940年在四川时我辍学过一次。当时父亲在洛阳前线，母亲领着我住在四川广元乡下。因为生活困难，我就到一个粮秣厂给人家抄抄写写，一个月可以挣30斤大米。（当时通货膨胀，国家为保证职工生活，用大米作为基本工资，另加有差别的法币）。我当时在广元唯一的中学太华中学读初二，因为功课比较好，校长很喜欢我，得知我辍学，就找人带话，不收学费让我回学校去。当时我家住在离县城十五里的乡下，我就每周从乡下背着干粮去学校，又继续上学了。

慈祥的校长，悲惨的命运

我至今都怀念我的校长，他叫苏华清，抗日战争中他逃难到四川，在没有中等学校的广元，创办了私立太华中学，利用一座破庙作为校舍，辛苦办学，在这座抗日后方的小县城里，使一大批青少年能受到中等教育。特别是我，如果不是他的关爱，我的求学之路早就中断了。后来我之所以能在颠沛流离中一直读完大学，苏校长拉了我一把，真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令人痛心的是：太华的老同学告诉我，广元解放后，苏校长在“镇反运动”中被枪决了。我不知道在战时这样困难的条件下，靠私人力量热心办学，对青年学子充满慈爱的一位民间教育家，为什么会成为“反革命”。我现在对此事当然没有发言权。但作为当年太华中学的一名学生，和苏校长朝朝暮暮相处两年（他和我们一样，都住在那所破庙里，洗脸刷牙都在一个院子里）。他除了跑里跑外为学校的校务教务和事务奔走以外，还要担任我们班的《国语》课和作文课老师。全班三十几个学生的作文本，他都一一仔细用红笔批改。凡有精彩的句子，都要圈圈点点，而且最后都要写上评语。每次他发还作文本时，同学们都会欣喜地检阅有多少地方得到圈点，整篇作文又得到什么评论。这种教学法使学生的写作水平提高很快。可以说，是他奠定了我白话文的写作基础。我不知道，已经把全部时间和整个身心都放到这群孩子身上的苏校长，怎么还有时间去当“反革命”呢？世界上有如此热爱孩子的“反革命”吗？

历来新统治者上台，都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办法一是侧重立德（例如轻摇薄赋，大赦天下），一是侧重立威（例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满清的“扬州十日”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立德使人拥护，立威使人害怕。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虽然属于专制主义，但除法家主张严刑峻法以外，儒家都提倡“不嗜杀人”， “尚德慎刑”。

“镇压反革命”当然属于立威，但是把它作为一种“运动”，也就是把杀人作为一种运动，甚至给下面规定指标，而且以杀人之多感到自豪的，恐怕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显然这种政治文化和人类文明是背道而驰的，在那种“杀人运动”中，滥杀无辜是必然的。

地下入党：六亲不认，一心成佛

我入党是在西北农学院上大学的时候。和我住一个房间的同学李殿成是地下党员，他比我大五六岁，见多识广，每天给我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又指导我看书，所以我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和一般理论都懂得一些。他后来还跟我讲延安，介绍他在延安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地方真好，能当个共产党员更好。有一天傍晚我们在校园散步时我问他，你能不能找到共产党？他说：“我就是。”哎呀，我非常高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就是共产党，而且是特委书记，有权批准入党。我说那我能参加吗？他说你行啊，我可以批准你。地下入党，一切从简，也不用什么仪式，我就成为共产党员了。他给我详细交代了地下工作的严格纪律，并且很严肃地对我说：“你一定要记住今天这个日子，这是你政治生命开始的第一天。”那一年我二十一岁，那一天是1946年6月30号，它和我的生日一样，我都会记一辈子。那时候入党只有危险，让国民党抓住是要杀头的，但当时完全不在乎，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学运、罢课、闹学潮。1947年“六二”全国“反饥饿反内战”大罢课，西北农学院也参加了。我不但组织本班同学参加罢课，还为罢课起草 “通电”，并在自己主编的《农经通讯》上报导了这场学潮。我当时别的东西都不懂，只懂得马克思主义，而且从心里相信共产主义是最伟大的事业，加入了共产党，一心一意就是为这个事业献身，别的什么都不顾。当时的心态真有点像和尚出家一样，“六根清净，一心成佛。”

我父母这辈子没过什么好日子，父亲虽然有个饭碗，在国民党军粮厂做军用饼干。但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军粮厂撤销他就失业了。家里没有生活来源，他们俩就靠给人洗面袋为生（把旧面袋洗净漂白，再卖给面粉厂，面粉厂再印上商标就能重新使用）。我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台湾糖业公司的优厚待遇，按照组织派遣，到陕西郿县一所乡村师范教书。当时通货膨胀，每月挣140万法币，学校伙食费一个月要138万，剩下的钱都买不了几根烟抽，更养不了家。父母还是靠洗面袋为生。

国民党那时候对思想文化的控制比共产党差多了，重庆可以出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三联书店可以出版很多进步书籍，而且在大学里的小书摊上就可以买到。像中共七大的毛泽东报告《论联合政府》，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以及《新民主主义论》等等，在西北农学院都可以买到。我上大学是全公费，吃饭不要钱。除了伙食费还有点结余。另外我还给报纸副刊投稿挣些稿费，所以买了很多进步书籍。后来在乡村师范教书时，用这些书给学生建了一个地下图书馆，书都分散在学生手里，互相私下传阅。当时我很注意，书上都没有我的名字，就这样教书教了一学期都没被发现。可是学期快结束时，有个学生把一本苏联小说放在课桌上，被国民党派到学校的教导主任（实际上是个特务）发现了。他就开始查这本书的来头，还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一看，这个地下图书馆迟早会整个暴露，而且一定会查到我这儿，所以立即找校长辞职，说我叔父帮我找到了待遇更高的新工作。校长说：“我们浅水养不了大鱼。可是这一学期还没有完，怎么办？”我立刻把西北农学院一个失业在家的同学邓鹏翔请来顶替我，这才脱身走掉了。我临走时，学生都把我围住了。好些人在抹眼泪，一个学生问我：“李老师，你啥时回来呀？” 我也忍不住眼泪了，怎么回答这些可爱的孩子呢？

我这一走，家里一点也不知道，我父母两个人辛苦一生，晚年唯一的指望就是我。我毕业后教书虽然工资仅够自己糊口，但毕竟人还在他们身边。如今忽然渺无踪影，不知去向，连一封信或一个字都没留下，对他们的打击太大了。两人昼夜倚门而望，终于都病倒了，在床上躺了几个月，多亏一位东北同乡热心照顾，才熬到一年后我回家见面。我现在一想起来就后悔，对生身父母这样狠心，真是昧了良心！但那时却义无反顾，投身“革命”，就像和尚出家，根本不管双亲，真正是“六亲不认”。

我从郿县逃出后，找到组织上的一个关系和地下通道，就和我的领导人李殿成一起，通过封锁线到延安去了。1975年我五十岁时，曾经写过一组古体诗给他，纪念我们当时的经历，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朝闻还乡路，暮乘一叶还。

敢辞风波险，为见慈母颜 。

这是典型的“革命豪情”，以延安为“家”，以党为“母”。 为了投奔共产党这个“慈母”，而把自己的生身慈母扔下不管！我那次从年迈的双亲眼皮子底下失踪，让他们经历了整整一年倚闾而望的煎熬，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健康。“党性”已经完全吞没了我的人性！这就是我那时的精神境界，它使我抱憾终生。

投奔延安，开始理论生涯

沈洪：之后理论工作是怎么做起来的？

李洪林：我和李殿成一起到延安，他因为组织关系丢掉了，要接受审查才能恢复党籍，地下工作都是单线领导，所以我的党籍也必须等待他的党籍恢复之后才能恢复。于是组织部就把我分配到延安大学，让我一边学习一边等待。当时延安大学专门吸收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学生，经过短期训练再分配工作，我到延大先要考试，就是写一篇文章，这事我很在行。他们一看好像我还有点马克思主义水平，就留在教育处做理论工作了。全国解放以后，我先在西安后去兰州，在西北师范学院一边做政治工作一边教政治课，之后又在中央党校学过两年哲学，毕业后调去中央政治研究室，可以说没离开过理论工作。其实我的理论基础和文化知识都是上学时期间积累的。除了有幸在中小学遇到一些优秀老师受益不浅之外，主要得益于自学。一有时间就找书来看。甚至在逃难途中都利用机会找书来看。那些年逃难主要是坐船，一坐就是十天半月，特别是从重庆去广元，在嘉陵江里逆水而上，整整坐了两个月的船。真是看了不少书。上大学时，我虽然入了党要做地下工作，不过学习并不吃力，拿学分没有问题，所以全部课余时间都如饥似渴地阅读一切所能找到的进步书籍和报刊。

沈洪：反右时没波及到您？

李洪林：没有。那时候我已经调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这个单位是直接给毛泽东服务的，专门作调查研究，写些理论文章。陈伯达是主任，胡绳、田家英是副主任。鸣放时，党支部书记到处找人征求意见。我才去这个机关，也提不出什么意见。胡绳的秘书很热心地提了些意见。反右时，支书从小本子上把他的意见汇在一起揭发出来，胡绳居然眼睁睁地看着整天在自己身边的秘书被打成政研室唯一的右派，也真让我感到心惊了。

为《红旗》写社论，鼓吹“大跃进”

沈洪：大跃进时期，您曾给《红旗》杂志起草社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为大跃进鼓与呼，这恐怕是您最脱离实际的理论工作阶段了。试想，如果您当时了解一点儿生产一线的真实情况，又会怎么做？就真的能我手写我心了吗？

李洪林：那篇文章应该算我写的文章里最“拔尖”的一个，最主观主义、最左的一篇。那时候工作很忙，我的主要工作是编辑《思想界动态》，没有精力到下面去看一看实际，只能通过报纸和内部资料来了解情况。那时候各种信息也都发热得厉害，满脑子被那种“大跃进”的气氛鼓舞起来了，当时很少有人是清醒的。像我给《红旗》写的那篇社论，就是真心实意写的，如果能到下面真正了解实际情况，我不会那样写，因为我没学会瞪着眼睛说瞎话。

“配合”彭德怀，“向党进攻”

沈洪：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时，您因刊登青年张治水的一封信受到批判。这是您第一次在党内“犯错误”受处罚吗？当时总结出什么教训没有？

李洪林：张治水当时是武汉华中工学院的一个学生，他当过志愿军，复员后上大学，家在农村，眼看着所谓“三面红旗”对群众造成的灾害这么严重，就给毛写了一封信，大概有三万字，全面地把农村情况反映了一下。他很有水平，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说人民公社是个“怪胎”。在1959年能把人民公社称为“怪胎”的，全中国只有他一个人，真正把问题都写透了。中央办公厅接到这封信以后很重视，觉得是一个动向，直接转给政治研究室。政治研究室编的《思想界动态》不对外发行，只给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各省第一书记和各部部长看，每期只印几百份，一个月两期，由我负责编。

张治水的信使我大吃一惊，这个人不可能是乱写，因为他写得有鼻子有眼，真可以说是用血泪写成的。但是我也不敢贸然相信，因为我根本不了解下情。所以就比较客观地摘了几千字编成一期《动态》。胡绳也觉得很重要，印好后马上发。那时正是1959年7月，中央在开庐山会议。当时各省争先恐后大放卫星，谁吹牛吹得最厉害，得到中央重视，谁就能出名，还能升官。本来庐山会议是一次纠正“大跃进”错误的机会，不料彭德怀一封讲真话的信碰到了毛的痛处。彭这个人就是直来直去，不像别人会拍毛的马屁，所以一下子被毛“算老账”，非把他打下去不可，于是这个会议就变成反右了。

这期《思想界动态》就是这时候用飞机送到庐山，正好撞到了毛的枪口上，因为这封信是全面批判“三面红旗”，比彭德怀的信还要厉害。陈伯达这个人投机心理很重，一天到晚揣摸毛的心态，怎么样拍他马屁，所以他立即扣下这期《动态》，并打电话到北京，让政治研究室把刊物全部收回。消息很快传遍沙滩大院，当时《红旗》杂志和政研室以及中宣部都在那里，所以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这期《动态》出事了。

反右倾时，我自然成了政治研究室的一个重点对象，说我很配合彭德怀，彭德怀在庐山写信给毛，我把“小彭德怀”张治水的信给毛，真是有口难辩。关锋的大字报更厉害，说我摘录张治水的信，删去了重要的部分，这是包庇他。其实我们那时候根本不知道彭德怀写信，但是不知道也不行，这说明我骨子里就有右倾机会主义，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倒霉了，1960年春天下放到农村种地去，不叫劳动改造，叫做劳动锻炼。据说“下放”是为了接触实际，纠正右倾错误，但我却刚好相反，接触实际以后，越发右倾了。

张治水，被摧毁的英才

沈洪：后来这个青年张治水的命运怎么样了？

李洪林：他也挨批了，成为当地的一个重点，被叫作“小彭德怀”，后来也是一辈子不得志。前些年我在美国写《往事回忆》时，把这件事写出来刊发在香港一本杂志上，张治水在深圳看到文章后通过杂志社联系到我，我们成了电话联系的朋友。去年我把他那封信全文摘录给《炎黄春秋》发表，寄杂志给他时，他已经脑溢血躺在医院了，他家人把这件事告诉他，他已经瘫痪，不能讲话了，但还能听见，直掉眼泪。

这是多么杰出的人才！就这样坎坷一生，终于被埋没了。当年在庐山会议上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卑躬屈节逢迎毛泽东、昧着良心围攻彭德怀的那些中共中央委员们，如果站在张治水面前，能不感到惭愧吗？他们当时难道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真相一无所知吗？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敢讲真话？如果这些人都能像张治水这样，如果他们心中多少还有一点良知，中国人民能被毛泽东坑害得饿死几千万吗？

可怕的中国农村，失去一切的中国农民

沈洪：讲讲你到农村后的情况。

李洪林：下放种地对我是一种惩罚，但却让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小时候我家住在农村，抗日战争逃难时，也多次长期住在农村。那时农村生活也很苦，但是还没苦到这个程度，农民还有吃的，可以自己种地，支配自己。这一次我到农村去，真正是开了眼界：这哪里是农民哪，根本就是农奴，除了锄头镰刀这些小农具以外，他们已经失去一切生产资料，包括人身自由。土地改革时分到手里的田地，如今不但已不再归他支配，反而成为强制他们的牢笼了。每个农民都是听由公社支配的“社员”。他们不能脱离这块土地。有的地方就是出去要饭都得公社批准。农民连讨饭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我才知道人民公社到了这个程度！

我“下放”在北京周口店公社，秋收后被分配去打场，场头刘三爷是个慈祥的老人。他在场院有个小房，让我搬去一起住火炕。晚上他要看守场院，不能睡。但是他心疼我，让我先睡一会儿，到半夜再叫醒我吃白薯，他把秋收时遗落在地里的小白薯拾回来，用小炕炉烤熟，和我一边吃一边聊。他给我讲了很多农村的事情，特别是“公社化”时的“共产风”怎样弄得天怒人怨，才使我真正知道张治水那封信是多么正确。他还给我讲了许多农村干部为非作歹，欺压乡亲和荒淫无耻的情况，使我第一次了解到所谓“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真相。所以那一段生活使我至今回想起来都是难忘的。

“社会主义优越性”究竟何在？

沈洪：1962年您又参加了田家英领导的湖南调查？

李洪林：在那之前还有一段经历，1961年我刚从周口店回机关，又被下放到河北新城县高碑店一个生产大队当队长，管生产和整社。当时我们工作组三个人搞了一个调查，调查农村历年来的粮食产量，结果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单干的时候粮食产量最高，合作化不如单干，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公社不如高级社。粮食产量历年递减，这是非常惊人的调查结果，对我来说震动太大了，动摇的不光是公社化的问题，而是牵涉到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

1959年我因为右倾而挨批，当然是很痛苦的，但是下乡真正接触了一下实际，就不光是痛苦，而且陷入彷徨了。按照马克思主义、按照社会主义改造的世界，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1962年到湖南。这里我来过。1938年我从武汉逃难，在湘西的桃源和沅陵的农村都住过。“世外桃源”式的美景和宁静的田园生活，可以说记忆犹新。可是当我重新来到湖南时，这里的农村已经被“三面红旗”弄得面目全非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共同派田家英带了三个调查组去湖南，一个组去湘潭，一个组去湘乡，我去了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这是刘少奇的老家，比较突出的特点是死人最多，有很多户死光了。大部分人屋里就剩一个破床架子，用几块破砖和石头临时搭的灶台。真是家徒四壁。大跃进的时候，这个地方的掌权者异想天开要“并村”，把农民从依山而建的房子里赶到水田里去盖楼。农民拉家带口还要喂猪养牛，根本没法集体住进那种一字排开的简易楼，只好又搬回已被废弃的原址。但原址已被拆得乱七八糟，修修补补也不可能恢复原貌了。这场可怕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真是把农民整个剥夺得精光！中国的农民实在是太苦了。

最使我难忘的一件事，是在炭子冲一户农民家里看到的景象：这是个六口之家，男人饿病了躺在床上，女主人正在做午饭。我掀开锅盖一看：煮的是一锅青杏，混杂着粉碎了的稻壳！此外没有一粒粮食，也没有任何蔬菜，这就是他们六口人的午饭！我和大人说话时，四个不满十岁的孩子拥在桌子周围，正在聚精会神寻找什么。我过去一看，完全被惊呆了：桌子上是一堆稻壳。孩子们正在从中寻找碾米时遗留下来没被碾破的稻谷颗粒。不论谁找到一粒完整的稻穀，便连忙塞到嘴里，慢慢咀嚼起来，那种珍惜和享用这得来不易的“美味”的神情，只有今天一个小孩含着一颗果仁巧克力的神情可以相比。当时我立刻想到，我们做饭时，遇到米里杂有稻谷都要检出来扔掉，如今竟变成这些孩子的宝贝！我们怎能对得起这些可怜的孩子！

这个组的调查报告最后由我执笔，我都如实写了。田家英说这份报告把对人的破坏写得很透，原样交给毛和刘。结果毛看了以后非常恼火，把田家英批得很厉害，田家英是个有担当的领导者，他自己把毛的批评完全承担起来，使我免遭一劫。毛对调查报告大怒这件事，还是别人告诉我的，田家英从未向我提起过。

告别马列，洗手不干了

沈洪：从湖南回京后您把马恩列斯的个人藏书全部卖给废品收购站，并要求“洗手不干”了。思想上有如此之大的逆转，却仍然只能服从党的工作安排？那这种内心与现实的冲突如何排解？

李洪林：回想当年入党时曾以自己从事人类解放事业而自豪，如今共产党把中国的农村搞成这个样子，如果不改弦更张怎么得了？但是党内久已形成的潜规则是“左比右好”，理论就是为这种左倾路线进行包装。我觉得我的理论实在没法为这种政治服务，讲真话就要犯错误，只有讲假话才行，我不能昧着良心做这种事，所以决心告别马列，“洗手不干”了：除几部线装古书和几本工具书以外，把历年藏书都卖掉了，并要求调动工作。当时政研室秘书长柴沫对我还好，安慰并挽留我。共产党员还有“个人服从组织”这条原则，所以我又留下来了。

陈伯达怕《思想界动态》再给他惹祸，已经把它停刊。湖南调查回来不久，田家英就让我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这个工作量很大，除了《毛选》，还要搜集所有他公开发表的言论。我一直编了一两年。编好后，田家英很欣赏，找了人民出版社用《毛选》的规格来出版一大本精装的《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作为内部专用书，发给中央委员、正部长和各地方一把手。说来可笑，我虽然告别了“马列”，却钻到“毛泽东思想”里来了。长期的编辑工作，使我对毛的“思想”滚瓜烂熟，要想从中寻章摘句，简直如探囊取物。

1964年这本书刚编完，原来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扩大成为马列主义研究院，陈伯达当院长，副院长是胡绳和周扬，柴沫任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由军队调去一个专职党委书记赵易亚。此人在文革中领导全院红卫兵夺了权，斗死了柴沫，然后就把我和丁伟志、王忍之、还有马仲扬（已故）整成“柴沫一小撮”，让我们一天到晚挨批斗、扫厕所，三九寒冬还要我们掏大粪，送到农村去施肥。

到1969年，陈伯达就解散了研究院，少数几个人留在北京，大部分人分配到河北省。河北把我们安置到汉沽国营农场当工人，我被分配到畜牧队，在鸭房养鸭子，后来又到机务队当副队长，在那里还学会了开拖拉机。苏联“老大哥”把淘汰了的链轨式拖拉机卖给中国，整个是一个大铁块，笨重之极，中国还当成宝贝。有一次我在水田里耕地，拖拉机脱了轨，只好用人海战术把拖拉机抬起来放到旁边，然后把链轨摆直，再把这个大铁块抬上去。

“农业学大寨”是一场灾难

沈洪：这就是您文革中的经历？

李洪林：是。1974年我从汉沽农场调到河北省委宣传部研究室，实际上就是河北省委的写作班子。这里写文章是“集体化”，大伙儿凑，而且在内容上也都得“对口径”，不能超出“两报一刊”的提法，以免犯错误。

我那时候很怀念延安的作风，人和人的关系很平等，大家都住窑洞、吃小米，穿的衣服也都一样，领导上没有官架子。后来到了政研室，领导上也都平易近人。到了河北省委宣传部，虽然一般同事都很朴实，但是有些官员太俗气了，官儿不大，文化不高，架子不小。所以我不爱坐机关，爱往外走，正好1975年冬要派工作组下乡去搞学大寨，我就主动去了。

去的地方是河北任邱县天门口公社。这次下乡又接触到一些过去没见过的新鲜事，像晚清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样，我也可以说是目睹了不少怪现状。“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是毛泽东促进中国工农业生产的两条万灵咒语。据说只要农业一学大寨，生产立刻就上去了。这一回到了任邱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学大寨是一场灾难，陈永贵搞的那一套对全国农村可是造了大孽。不管什么地方，都要“改天换地”，大搞水利工程。一是“挖渠”，一是“平地”。“平地”方面，要求“埂直如线、地平如镜”，结果是大量翻土，用生土盖住熟土造成平地，地就不肥了。在挖渠方面，最缺德的是不断重挖，因为每一任县委书记都要按自己的意志在地图上画出渠道走向，命令各公社重新挖过。所以当时有个口号叫作：“张书记挖了王书记埋，李书记上任又重来”。我到地里看过，确实是这样，不少巨大的幹渠挖了半截就不要了，新书记来了又另挖新的，不但浪费了大量人工，而且好好的耕地被挖得乱七八糟，挖渠翻出来的大量黄土，又覆盖了大片青苗。中国农民的血汗，就是这样被那些官老爷们任意践踏！这就是“农业学大寨”！

1975年底开始批邓，其实邓小平从1975年重新上台以后很得人心。文化大革命把大家搞苦了，他上来以后人们觉得还有希望。然而刚有一点希望又要批邓，所以群众的心又凉了……

接着周恩来又去世，我现在因为材料看得多了，才认识到周究竟是个什么人，但当时对周却非常有感情。那时已经知道他和毛的矛盾，他死的时候毛都不去看他一眼。从《参考消息》上得知，送周的灵车上八宝山的时候，整个长安街站满了人，我也很难过，当时就写到：

灵车一去不复归，忍教忠骨化成灰？

朔风街头人百万，热泪翻作雪花飞。

开春以后，“学大寨”运动结束，我也就回到石家庄。不久爆发了“四五”运动，人们借清明节悼念周恩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宣泄对毛泽东的不满。这是毛泽东的独裁统治即将崩溃的标志，因为人民群众已经公开反对他了。当时各省都奉命组织大规模游行，“拥护华国锋，声讨邓小平”，但这有什么用呢？民心向背不是谁能制造的。

毛泽东形象的破灭

沈洪：您在《往事回忆》里记述了唐山大地震后的一些怪现状，比如救灾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救灾物品第一紧要的是毛的书和像，还有个老翁因失手打碎毛的石膏像而遭枪决。能否认为，这些亲眼所见的荒谬是您不久后的《领袖与人民》、《科学和迷信》等文章的催化剂？

李洪林：对，毛泽东的独裁统治和他所造就的无知而有权的长官们的胡作非为，以及这些年来对人民思想上和社会风气的毒害，都促使我重新思考。毛去世后，我在唐山的追悼大会上还看见一个中年妇女坐在毛的像前，装出痛不欲生的样子，一边干嚎一边喊着“唉呀，毛主席啊，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啊！”就像以前出殡时的专业“哭丧妇”一样，虽然只是干嚎，并没有眼泪，却能嚎出抑扬顿挫。如今在毛的追悼大会上也有“哭丧妇”来凑热闹，实在大煞风景。毛泽东几十年的高压和愚弄，居然能把人的精神面貌扭曲到这种程度，真是叹为观止！

我在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一直住到1976年底，纤维板搭的抗震棚很冷，晚上毛巾都冻成冰片。但我实在不愿意回机关去看脸色，所以几次轮换我都不走。十月间听到四人帮被抓起来的消息，整个指挥部都沸腾了。有人立即去买酒，但买不着，所有的酒都卖光了。可见人心的愤怒已经到了临界点，对毛彻底失望了, 本来四人帮就是毛的四条狗，但是这层窗户纸到现在还不肯捅破，毛的头像还高挂在天安门。这一点我很佩服吴祖光，他在政协大声讲，毛泽东罪恶滔天，要把他的像从天安门上撤下来，把他的尸首从纪念堂里扔出去！我觉得吴祖光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里少有的硬骨头之一。

老友不忘，重返北京

沈洪：后来您怎么去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工作？

李洪林：出于政研室的老朋友洪廷彦和丁伟志的关心。他们在北京都恢复工作了。丁伟志建议吴江（时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把我调到党校去。洪廷彦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也向杨振亚馆长举荐我。杨馆长看过我当时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脑力劳动的历史命运》。（这篇文章影响较大，涉及十九年前我对张春桥文章的批评。）杨完全赞成我的观点，听了洪廷彦的推荐，马上派人到河北去，把我调来，专门负责筹备建党28年党史展览。同时还解决了我全家的北京户口。

历史博物馆的党史展览原来已经准备了一个基础，但都是文化大革命那套思路：整个展厅里全是红海洋，大红标语、语录，都是为了突出毛泽东一个人，比如建党那部分，连陈独秀都不提。为了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我和博物馆的同事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把这个陈列修改得比较真实了。其所以说“比较真实”，是限于党内高层所能接受的程度。特别像“党史”这种东西，要摆脱政治，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的。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沈洪：原来1958年您就和张春桥交过手了。争论什么问题？

李洪林：1958年张春桥在上海写了一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他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鼓吹平均主义，攻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否定按劳分配制度，把现实的社会差别都说成“等级制”。这篇文章被毛泽东看中，亲自加上按语，命《人民日报》转载，于是立刻风靡全国。正常的社会分工和差别都成为谴责的对象，一些学生不但群起著书立说，而且要上台讲课。连医院里的分科看病和医生与护士的分工，也都成为“资产阶级法权”而受到责难。当时我并不知道张春桥这篇文章的后台是毛泽东，只知道不能让这种缺乏常识的文章误人子弟，贻笑大方。所以前后写了两篇文章批评张的观点，不过没有指名道姓。大概《人民日报》早己意识到张春桥那篇文章的问题了，所以我那两篇文章都发表了。我也很高兴，能为扭转左派幼稚病出了一点力。谁知到了1959年反右倾时，这两篇文章顿时从“香花”变成“毒草”，反倒成为我一贯右倾的罪状了。

中国有句俗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哪知道连二十年都不到，1977年我的“毒草”又变成“香花”了。因为邓小平刚恢复工作要抓科技，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脑力劳动又吃香了。《光明日报》编辑部从旧的《人民日报》上发现当年我那两篇批评张春桥的文章，专门派编辑到石家庄向我约稿，于是我就按照原来的思路写了那篇《脑力劳动的历史命运》。

参加中央文件起草小组

沈洪：当时您又如何获得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这一兼职的呢？

李洪林：我还在历史博物馆的时候，起草小组就经常找我开会。并没有人告诉我说谁让我参加起草组，可能是胡耀邦，因为他喜欢我的文章，而且指名把我调到中宣部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写过一篇批毛的文章《科学和迷信》。我觉得，如果不从毛泽东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中国不可能从泥坑里爬出来，真正走上现代化的大道。所谓解放思想，就是打破毛的枷锁，但是谁也不从正面提出这个问题。于是我就提出：要破除“现代迷信”，“现代迷信”就是毛泽东。当时《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王若水、汪子嵩，社长胡绩伟都要发这篇文章，但总编辑秦川为了稳妥不敢发，就把稿子退给我了。

后来《中国青年》杂志复刊找我约稿，我就把这篇文章给了他们，他们给胡耀邦看，他拿红铅笔改了几个字，建议用“本刊特约评论员”名义刊发，并嘱《中国青年》问我同不同意不用我的名字发表，我说那当然好了，“特约评论员”更有权威。因为这篇文章，胡耀邦当时就知道我了，1979年筹备理论务虚会时，他就决定调我进中宣部。我在历史博物馆做完党史展览后，到中宣部报到并且参加中央文件起草组了。

沈洪：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是个什么规模的组织？

李洪林：规模不大，也就十来个人。起初是起草建国30周年的叶帅讲话，接着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组住在玉泉山，工作环境很好。不过我在中宣部工作很忙，家里还有二老重病卧床需要照顾，所以不能全天参加，只是开会时去一下，平时都在城里，白天上班，晚上回家。那时我虽然写了很多文章，但一概没有稿费。我的工资还是二十多年前的148元，根本没有钱给父母看病。他们只能躺在家里熬时间。我晚上回家能陪陪他们，使他们在走向生命尽头之前，每天能看到我在跟前，能够听到我的声音，还能感觉到我的手在抚摸他们——这就是他们所能得到的最大的安慰，最好的“医疗”了。

记得老友吴祖光写过一幅大字悲叹自己的命运。但他不写“生不逢时”，而是写“生正逢时”。这是多么挖苦！又是多么痛心！寥寥四个字，真把我们这种人的命运说绝了！等到后来我有能力给父母看病时，他们早已去世了！“子欲养而亲不在”，我是多么“生正逢时”啊！

在中宣部的日子

沈洪：1979年-1982年您在中宣部理论局任副局长，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李洪林：理论局是中宣部分管全国理论动向的职能部门。当时分三个处，并且编印一种不定期的《理论工作动态》。

我在中宣部时除了日常业务以外，还用很大一部分精力组织双周座谈会。因为理论务虚会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在理论方面抓得最好的一次，会议的思想活跃程度也是中共历史上空前的。为了使它不至于“绝后”，我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定期开小型理论务虚会，也发简报，一方面给上面送，一方面给各省发，这样就能把思想解放的势头保持下去。于是我找胡耀邦商量，并建议由他亲自主持，他完全同意，并决定每两周开会一次，同时叫我马上筹备。可惜后来这个会开得并不多，因为胡耀邦当总书记后，事情太多，而且1980年就不兼中宣部长了。

他一离开中宣部，我的日子也就日益艰难了。其实我刚调去中宣部时，在北大读书的孩子少民就不赞成我去。我说，我可以通过中宣部促进思想解放。他说，要促进思想解放，就得解散宣传部。看来，还是年轻人正确。我去中宣部，只是在胡耀邦当部长时做了些事情，王任重继任部长时，曾有意继承胡耀邦的路子，所以对我也很信任，1982年让我筹备召开“理论工作座谈会”，并且给他起草开幕式讲话。这个会是胡耀邦决定召开的。大家都满怀信心，想把它开成第二次理论务虚会。谁知开会中途发生“政变”，王任重的部长职务，突然被邓力群取代，于是我就步入险途了。

文革前邓力群和我都在沙滩大院，互相认识，但没有直接领导关系。文革后我回到北京，他很看重我。那时我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他特别批准我到书记处研究室去看甲级文件，得以开阔视野。我也很尊重他，文章写好后常常请他提意见。但理论工作务虚会以后，由于思想不一致，接触就少了。特别是他要我和研究室的人共同搜集整理郭罗基的材料，被我拒绝，关系就恶化了。不过我此时是在中宣部工作，不归他直接领导。等到1982年邓力群到中宣部当部长后，就该收拾我了。

他就任部长后，立即派我去上海调查给中央提出批评意见者的姓名，我很委婉地拒绝了这个命令：“人家给中央提了点意见，就去追查，这样做不合适吧？”但他坚持要我去，结果我就是不去。于是他就把我“免职”了（还特别交代：不是“撤职”，即不是处分）。然而他把我撤下来，既不给我分配工作，也不放我走，而是把我挂到1983年整党时来整我。他组织了五次全宣传部的大会批判我一个人。据我所知，中央机关没哪个单位是这么整人的，部长在整风时自己不作检查，却把不顺从自己的人拿出来大批判。我已经被逼到墙角，只能挺身奉陪。好在他还没有剥夺我的发言权，所以我能针锋相对予以回击。最后他任何帽子也没给我扣成，只好放我走了。

“四项基本原则”是怎样出来的？

沈洪：1979年理论务虚会，为何一个“不设禁区、不下禁令”思想高度解放的会议，会以一篇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收尾？此文对中国政治和思想界的影响如何？

李洪林：这是个180度的大转弯，我体会特别深刻，因为理论务虚会开始时，胡耀邦和胡乔木就找我给华国锋准备闭幕式讲话，他们讲了自己的想法，两个人都是一致的，就是解放思想，大胆地讲，让思想界整个活跃起来。于是我一边参加小组会，一边起草华国锋讲话稿，春节休会前我已经写好讲话稿交给胡耀邦和胡乔木看，大体上好像还可以，然后就排版，排个大样又送上去，之后再没有消息了。

春节以后事情就变化了，华国锋也不讲话了，改由邓小平来讲。为此专门成立一个由胡乔木领导的新起草组，成员有我、吴江、宋振庭、滕文生四个人。胡耀邦领着我们到邓小平家听指示。邓的基本调子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严厉批评社会上的大字报和民间小报，以及社会上的乱象。原来1978年底给四五运动平反，在社会上影响非常大，文化大革命积累下来的各种矛盾都爆发了，许多社会问题暴露得非常醒目，整个社会都沸腾了。所以务虚会开会时，上面批下来两个文件给会议参考，一个是上海市告急，一个是四川省告急，说社会上乱得很，每天都有人到党委和政府部门闹事，他们都办不了公了。

邓小平批评社会上的乱象，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批评党内这只手太软，他讲过两只手都要硬，抓经济、抓思想，实际上就是批评胡耀邦。这以后我们起草组再没开过会，闭幕式上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实际上是胡乔木一个人起草的，直到3月30号在人民大会堂听取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时，我才第一次听到具体内容，确实是180度大转弯，从“两个不要”变成“四个坚持”，对比太鲜明了！我分析邓小平态度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除了刚才谈到的社会形势以外，还跟西单墙的一篇大字报有关。

《中国青年》复刊号出版时，被汪东兴批评“没有突出华主席”，要求杂志全部收回，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有人把《中国青年》复刊号一页页摊开贴到西单墙上，吸引了很多人来看，接着贴出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小字报，西单墙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1979年一月下旬，正是理论务虚会休会期间，一个青年人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贴出一张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直接批邓小平。邓小平起初是支持西单墙的，他讲过“鸦雀无声不好”。他和叶剑英都支持大字报这种形式，支持群众自由表达意见。但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又恢复工作的一些老干部是反对大字报的，正好，魏京生的大字报被这些老干部抓到把柄。彭真就直接把这张大字报的抄件送到邓小平面前，那意思是：你不是支持大字报吗？看看吧。邓小平是什么人，毛泽东不是说他“绵里藏针”嘛，这一下就不用藏了。魏京生的大字报才贴出几天，就被抓起来了。

事实上邓小平这个闭幕讲话，应该说是中共度过文革危机后，“左”的本性重新亮相。党内主流是什么呢？就是“左”。

中国共产党整个领导骨干都是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一手培养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他们的思想方式，毛泽东思想基本上是左，凡是和他意见不一样的人都得搞掉。党内凡是有争论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宁左勿右”，这是一切“有经验”党员的立命之本。“左”没有问题，即便错了也只是方法问题，表明立场坚定。但是“右”就完了，那是立场问题，从轻的说法算是右倾，要是被划成右派就成反革命了。

只有1978年胡耀邦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反左的，这次反左之所以能得到党内外一致拥护，是因为党的各级领导都被打倒了，只有反左，他们才能解放。但是根深蒂固的左倾传统已经深入骨髓，这些人反左，只是权宜之计。如果打个比方，这个党的基本政治倾向就像弹簧门一样，总是向着左边，被人推开以后，一撒手马上又恢复原状了。所以这种“左”已经不是哪一个人的作风问题，而是共产党的党性决定的。这也正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干部一恢复工作后依然故我的原因，也是彭真能用魏京生的大字报一下子就把邓小平说服的原因。

事实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党内的分歧就明朗化了。领导骨干的左倾故态迅速复萌，是促使邓小平左转的主要动力，这就是他为什么能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从“两个不要”变成“四个坚持”的由来。邓小平四项原则讲话以后，各个地方闻风而动，一次席卷全国的左倾回潮形成了。

要问邓小平这篇讲话对中国政治和思想界的影响，那就是它终结了当代中国仅有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重新用“紧箍咒”套在中国人民头上，又恢复了毛泽东时代对人民思想的钳制，或者说用“四个凡是”代替了“两个凡是”。

理论务虚会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高峰，也是它的根本转折点。从邓小平讲“四项基本原则”起，局面急转直下。一夜之间，反左变成反右了。

“说三道四”的斗争

沈洪：邓小平讲了四项原则以后，思想解放运动停止了吗？

李洪林：邓小平讲话之后，全国范围内就出现了 “说三道四”的斗争。“说三”就是坚持三中全会路线。三中全会决定了要改革不适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改革不适合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是说要全面改革。 “道四”，就是用“四项原则”来压制三中全会路线。据我所知，有些地方干部原来拥护三中全会，四项原则传达下去以后，他们马上抬不起头，被压得很厉害。

《人民日报》编辑部有个读者来信摘编，他们每一期都寄一份让我看，我看到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着“说三道四”的激烈斗争，觉得应该写点什么东西，就在四月份写了一篇《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认为，党的三中全会刚刚决定的政治路线，并没有作废，谁也没有权力改变反左的大方向。而邓小平的四项原则只是他个人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并没有经过中央全会讨论和通过。虽然他的讲话很重要，但中央并没通过党内的法定程序用它来取代三中全会决议，更没有决定以反右来代替反左。所以我认为讲四项原则是为了更好地贯彻三中全会路线，于是就按照这个精神写了那篇文章，中心思想是：我们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是反左的，不允许保守派打着“坚持社会主义”的旗号反对三中全会。《人民日报》在五月初用整版篇幅全文刊登，反响非常大。因左倾回潮而受压的干部和群众欢欣鼓舞，纷纷给报社写信。当时《人民日报》接到读者来信多极了。他们还特地选些来信送给我，其中有些是直接请报社转给我的。我从写作以来，几十年间从来不曾受到读者如此热情的鼓舞和支持，所以决心继续写下去。

接着第二篇《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又写出来了，《人民日报》在6月20日同样用整版篇幅发表了。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我们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发扬民主。《人民日报》出报当天，胡耀邦叫我去他家里。我一进门，他说：“你又写了一篇好文章！”接着跟我谈了很长时间。他很放得开，说得很透，说我们党的这些干部都是毛主席培养的，左倾思想根深蒂固。他很赞成我用三中全会精神解释四项原则，让我把四篇都写完。

既然群众拥护，总书记支持，我就接着写了第三篇：《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我强调党的领导只能是政治领导，不是行政领导。政府是国家机器，依法有强制权力实施行政领导，而党没有此项权力。党不能强制群众服从自己，只能靠讲道理，说服群众自愿拥护党的主张，自愿接受党的领导，这才是政治领导。针对把党当作凌驾一切的“当然领导”，文章写道：所谓坚持党的领导，是不是说，共产党具有“绝对权威”，不管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条件，都是“当然领导”呢？文章的回答是：“不”。“谁能领导，谁不能领导，最后的选择者是人民。”

第四篇坚持马克思主义，我写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写好，实际上我对这个主义已经不怎么相信了，但又没有理出个头绪来。“以其昏昏”当然不能“使人昭昭”。后来写了一篇《信仰危机说明什么》，大致意思是说旧有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能说明新的现实了，它必须有个新发展才行，因此要继续解放思想。不过我当时还没跳出原来的陈旧的框架，还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万能的口袋，凡是被认为正确的理论，都往这个口袋里装，都算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今天看来，这种牵强附会实在可笑，除了说明自己孤陋寡闻，抱残守缺以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这几篇文章虽然有胡耀邦支持，却遭到胡乔木的反对，他连题目都看不顺眼，说不应该从反面提问题，而应该从正面提：为什么必须坚持四项原则。

邓力群的书记处研究室有个刊物叫《情况简报》，在清除精神污染时，他把我这些文章搜集到一块断章取义加以歪曲，往中央告我的状。我在中宣部文件室看到这个诬告就很生气，写信给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请中央制止这种背后伤人的行为，但他根本不理这个事，我连个申诉之处都找不着。后来三联书店出版我的文集《理论风云》时，我在这一组文章后面加了一篇《回答一种批评意见》，把他们对我的诬陷逐条作了批驳。他们是背后放暗箭，我是在阳光下公开应战，我很欢迎他们也站到阳光下来公开辩论，弄明白是非，但对方却从未露过面。这是我个人经历的一些小事，不过也确实浓缩了当时党内外“说三道四”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持续了大约两年，1981年4月，我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执行三中全会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是按照我在系列文章里的观点，论述了“三”和“四”的统一性：坚持四项原则，是为了贯彻三中全会路线；贯彻三中全会路线，就是在坚持四项原则。《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把它登在头版，相当于官方对这场争论做了个结论，但结论归结论，争论归争论，因为党内矛盾依然存在，一篇文章是解决不了的，拉锯战还要继续。

胡乔木三次阻挠中国改革

沈洪：在您的《中国思想运动史》中谈到80年代初“政治制度改革的夭折”，邓小平曾触及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并似乎有意作出改革，是胡乔木的一封信导致了形势逆转？能否仔细讲讲这次政治改革的中断。一封信就能改变一个国家的走向，说明什么问题？

李洪林：其实在那之前，胡乔木还有两次小动作。他都成功地阻止了中国的改革进程。

1979年胡耀邦提出一个“生产目的”的讨论，这实际上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中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果当时能深入讨论下去的话，能把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提前十年。当时《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大庆“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文章指出：应该把生产的目的搞清楚，生产是为了满足消费，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这就是“生产目的”讨论的第一篇文章，结果惹恼了计划委员会主任余秋里，他立刻叫人用“石由”的笔名（即石油工业部）写文章批判《人民日报》。虽然“石由”的文章火气很大，但也未尝不可以平心静气和他讨论下去。但这时胡乔木介入了，要求赶紧停止讨论，以免引起党内不和。胡耀邦坚持要讨论，胡乔木就找到了华国锋，华国锋还是计划经济的脑子，胡乔木一说，他就同意了。胡乔木又找邓小平，邓也听他的。胡耀邦最后没有办法，“生产目的”的讨论只好中止，这个回合胡乔木胜利了。

1980年，李维汉专门找到邓小平谈封建主义的问题，他主要指封建专制主义对党的影响。邓小平同意李维汉的观点，当时政治局也作了决定要反封建主义。大家都很高兴，以为又会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时胡乔木又写了封信给邓小平，大意是要慎重，不要一哄而起，应该先指定几个人“研究一下”，弄出个“方案”，然后再正式开始。但他根本没有组织人来“研究”，政治局已经决定了的事情，胡乔木一封信就把它束之高阁。

第三次就是政治制度的改革，邓小平的讲话《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非常明确地把政治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正在这时，国际上发生了波兰工人大罢工事件，胡乔木赶紧又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说要防止波兰事件在中国重演，要引为殷鉴。他还让中宣部发一个指示，不要再宣传邓小平的政改讲话，结果政治改革就无声无息了。

1979年到1981年间三次推动中国改革的大好时机，都被胡乔木破坏了。当然，他之所以能够如愿以逞，深层的原因还是党内反改革力量的强大，特别是“一言堂”体制的决定性作用。而胡乔木的信刚好投合了他们的需要，或者更确切地说，胡乔木不过是这股力量的代言人而已。

两个《历史决议》，都是为政治需要服务

在中共笔杆子里面，胡乔木坐的是第一把交椅。他深受毛泽东和邓小平两朝重用，是两个《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执笔人。本来历史就是史实，秉笔直书就是了，对历史要作“决议”，可见重要的已经不是史实，而是掌权者的政治需要，为此必须歪曲历史。1945年在延安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是为了树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1981年在北京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是为了把垮掉的毛泽东的权威重新树立起来。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我也参加了。只不过1980年5月，我得罪了胡乔木，就不让我起草了，其实事情的起因和起草决议没有关系。当时社会上都批评“长官意志”，有人很不舒服，反驳说：“难道要没有意志的长官吗？”我写了一篇短文《人民要公仆，不要长官》在《人民日报》发表，批评了为“长官意志”辩护的人。胡乔木认为这篇文章会助长无政府主义，要我另写一篇“挽回影响”。但我始终没写。所以他大怒，后来专门召开一次历史决议起草组扩大会议，特地邀请一些理论界名人参加，专门批判我那篇文章。不料这个批判会只有他一个人发言，他致完开幕词就冷场了，与会者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没有一个人讲话，我也只是“洗耳恭听”，并未起来检讨。从那以后，他就不让我起草决议稿了，但我仍是起草组成员，开会时照旧通知我参加。这大概因为我作为起草组成员，是胡耀邦调来的，还多少给他留点面子吧。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邓小平反复叮嘱的：“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毛还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要举他的旗，走他的路。

沈洪：您评价邓小平走的是非毛化的道路，举的却是毛的旗帜。如何理解他的既举又反？

李洪林：他只是在经济问题上反毛，把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这是反毛的，但是也不完全，因为中国只是半拉子市场经济，到现在为止，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都不准私营经济进入，还是国有经济，国家就是与民争利，我这个锅里的肉汤谁也不能染指。商品经济的基础是私有制，只有私营经济才能构成真正的市场经济。毛是百分之百消灭市场经济，邓是松开一部分地盘，让私人资本和外资进来，而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资源，到现在都牢牢掌控在国家手里。货币本来是最重要的一种商品，但人民币至今都不能自由兑换，这算什么市场经济？

至于政治上，邓是百分之百的毛派。毛泽东留下来的遗产就是一党专政，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邓扛的就是一党专政这面旗，第二个历史决议就是要把毛的这份遗产高高供奉起来，千秋万代传下去。

本来是毛泽东的暴政夺去了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压弯了活着的人的脊梁骨，窒息了中华民族的生机，把国家推到崩溃的边缘。所谓改革，就是和他决裂；只有和他决裂，才能使中国完全转上现代文明的轨道。可是邓小平却恰恰要重新高举毛旗。这就预示：改革将在他的手里断送，除了把市场经济稍微放松一点，以便权贵发财之外，政治上将完全继承毛的一套。

中国改革的旗手是胡耀邦

沈洪：1982年，邓力群被任命为中宣部长（一次会议上的突袭），王震成为中央党校校长，之后《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副总编王若水被免职。接连丧失了思想解放运动的三大阵地，胡耀邦当时完全没有还击之力吗？

李洪林：人家一个一个拔掉他的阵地，他不是不知道，但他在共产党这种内斗方面，太软弱了，眼睁睁地看着人家把自己的阵地收拾个精光，而无还手之力。谈到胡耀邦，我认为他是共产党历史上最得人心的一任总书记，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也没有哪一个能超过他。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胡耀邦发起的，不是邓小平。因为批判“两个凡是”、领导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思想前提，没有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国转不到改革开放的轨道上来。领导理论大军打破毛泽东的思想枷锁，是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是胡耀邦；解放处于奴隶地位的“地富反坏右”，使他们抬起头来成为一个“人”，还是胡耀邦。所有这些被胡耀邦解放出来的干部群众和“五类分子”连同他们的家属，总共有一亿多人。他们常年都抬不起头来。如今一下子翻了身，这给整个社会增添了多么大的活力！经过毛泽东二十八年独裁统治，特别是经过十年浩劫，在万马齐喑的中国大地上，如果没有破釜沉舟舍身一搏的勇气，谁敢冒这个风险？在那个时候，只有胡耀邦敢于挺身而出。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是真正的“勇者不惧”。没有他一马当先披荆斩棘，中国怎能转上改革开放的轨道？

他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中华民族将永远铭记他的不朽业绩。但也有他的弱点。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必须有自己的班子、幕僚、助手或智囊，叫什么都可以，反正不能孤家寡人。这些人是他可以依靠的心腹和爪牙。爪牙不是贬义词，就是像老虎一样能够自卫，能够捕杀敌人。胡耀邦却清纯得很，既没有心腹也没有爪牙，真是两袖清风，这是一个优点，但也正是他致命的弱点。他身边没有一个能够推心置腹，给他出主意想办法的智士；没有一个在危急时敢于奋不顾身、为他冲锋陷阵的猛将。虽然他拥有一支思想解放的理论大军，却都是“神交”，只是精神相通，毫无私交，连朋友式的来往都没有。这么孤零零的一个“光杆司令”，面对那些武装到牙齿、精于内斗的“同志”们的围攻，怎能不束手就擒呢？

共产党的党性和胡耀邦的人性

沈洪：郑惠曾在一次访谈中谈及此事，他认为胡耀邦不太保护下属。您的文章里也谈到胡性格上的宽容与软弱，为什么改革派总是斗不过强硬派？

李洪林：郑惠说得不错，胡耀邦是有这个缺点。就拿我来说，他对我是很看重的，中宣部管干部的副部长廖井丹在我去报到时就告诉我，耀邦想要培养我，还打算过些时把我放到省里去锻炼一下再回来。但是当我在中宣部遭邓力群围攻的时候，他一句话都不说，我也不去找他，我有我的自尊。我知道在这方面他太软弱，找他是给他出难题，所以我只是单枪匹马和围攻大军苦战。再比如党校的理论研究室是他一手创建的，吴江、阮铭、孙长江三个人是他领导思想解放的得力闯将。《人民日报》的胡绩伟也是他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王若水、刘宾雁都是他所看重的。但当这些人受难的时候，胡耀邦一句话都不说，一点都不保护，听凭邓力群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搞掉。这样他自己就没有一个真正靠得住的顶梁柱来支撑。中国有句古话是“士为知己者死”，虽然有点封建思想，但是要想搞政治，领导这个国家，这个党，你一个人怎么能行？怎么带动这么大的一个机器？况且党内斗争这么尖锐，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阵营那样强大，想当总书记的人玩弄起政治手腕来又比他老练得多，在这种情况下，胸无城府身无铠甲的胡耀邦被人拔掉，其实是必然的。

另外还有一点更根本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不能容忍他的人性。打从《共产党宣言》问世，这个党就崇拜极端，崇尚暴力，它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强制消灭一切阶级，实际上是消灭一切异己，把人们赶进“天堂”。在这个意义上，“左”是它的本质，尤其在中国这种专制主义传统很深的国家，崇尚极端的共产主义在专制主义的土壤上生根发芽，必然产生比秦始皇更可怕的现代暴君。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真是一点也不假，他所培养的干部，他留给这个党的传家宝，他所代表的“党性”，乃是和人性绝不相容的一种性格。这种党性，在党内斗争的残酷性中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能把自己的亲密战友置于死地的人，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具有这种党性的党，怎能容忍胡耀邦这种充满人性的“仁者”当总书记？

其实胡耀邦之所以能当上总书记，是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

1976年的“四五运动”所发出的政治信息，不光是人民对毛泽东已经厌倦，同时也表明人民不再相信共产党了。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折腾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也使共产党面临空前的统治危机，真是陷入“亡党亡国”的窘境了。在这个时候，是谁让这个党渡过难关，起死回生呢？

是胡耀邦，不是华国锋也不是邓小平。

华国锋抓了四人帮，功不可没，但他的“两个凡是”还是沿着毛的绝路往前走，既救不了国，也救不了党。

邓小平是1977年中才出来工作，到1978年底才掌握实权。在此之前，平反冤案、解放干部、解放思想，全都是胡耀邦一手运筹和领导的。那时，包括华国锋和邓小平在内的整个共产党，对胡耀邦都是支持的。因为他使这个党重新获得民心，因而获得了合法性，安全度过了统治危机。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党中央主席，其实在此之前他已经是众望所归，至于开会选举，当然是水到渠成，实至名归。

赵紫阳参加“倒胡”铸成大错

胡耀邦和这个党的蜜月也就到此为止，亡党的危机既然度过，这个党就不再需要胡耀邦这种充满人性热心改革的总书记，而是需要坚持四项原则即能继承毛泽东和邓小平衣钵的左派传人了。难怪胡乔木和邓力群的能量越来越大，原来以邓小平和陈云为首的党内元老已经对胡耀邦不感兴趣了。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邓小平有一些指示就把胡乔木和邓力群找去，向他们说，由他们两人往下传达，而把胡耀邦摆在一边。党性很强、精于党内斗争的强硬派，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倒胡”活动了，善良的胡耀邦还蒙在鼓里。他尤其想不到，总理赵紫阳竟然也是“倒胡”阵营里的一员，而且是起了关键作用的一员。原来赵觉得胡干预了他的工作，就背着胡耀邦给邓小平和陈云写了一封信，要求趁邓和陈健在的时候“解决中央领导问题”。本来中国当时的领导被称作“邓胡赵体制”，现在这三个人当中，赵背着胡给邓写信要求“解决中央领导问题”，这不就是解决胡的问题吗？其实赵紫阳本来也是改革派，如果站在胡耀邦一边，共同抵制保守派的袭击，结局完全可以是另一个样子，可惜他一着不慎，结果满盘皆输了。胡赵的失败，又一次记录了中共党内斗争中左派力量的强大。

“反自由化”的四个战役

沈洪：在《中国思想运动史》中，您把80年代细分为四个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阶段，这和一般的提法并不一样，是否因为您的“坚持”系列文章被视为“自由化”的靶子，这种亲历使您对“自由化”有更深的体悟？

李洪林：也不一定叫做四个阶段，就是这四次都有明显的事件作为标志，其实三中全会以后斗争就没有停过。我前面讲到的胡乔木写的三封信，实际上就是1979年到1981年间的三次斗争，三次斗争都是胡乔木的小动作，没有兴师动众，所以我没有把它并入后来的反自由化运动。

第一次反自由化运动是以批判白桦的剧本《苦恋》为标志。首先由军方发起，然后邓小平撇开总书记胡耀邦，直接找中宣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负责人往下布置，并批评党的领导“涣散软弱”。于是胡耀邦赶紧召开思想战线座谈会，为“涣散软弱”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

第二次反自由化运动是1982年以邓力群入主中宣部，王震出长党校为标志，开始了进攻胡耀邦之前的周密部署，拔除胡的羽翼。原来《人民日报》、中央党校、中宣部三个地方都是胡耀邦说了算。现在不是了。邓力群一到中宣部就把我免职挂起来，以便整肃。王震一到党校就撤销胡耀邦领导思想解放的参谋部理论研究室，把主任吴江和副主任阮铭、孙长江全部赶走。邓力群还想把《人民日报》放在中宣部之下，由他来领导，但是中央没有同意，所以《人民日报》在规格上还是属于部委这一级，中宣部不能直接领导。但是《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和副总编辑王若水都被弄掉了，由秦川任社长。胡绩伟是胡耀邦领导思想解放运动最得力的助手，可惜胡耀邦竟不能保护。

三反自由化最大的事件就是撇开中央委员会，通过一个 “生活会”围攻胡耀邦，逼迫他下台，然后扩大战果，整肃了一批“自由化分子”，那个名单据说是 “十三太保”。当时我已被邓力群赶出北京，去了福建。但也躲不过这一劫。胡耀邦一下台我就被免去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了。1987年夏天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开会处理“十三太保”。新任总书记赵紫阳对这个事不积极，上午讨论了几个：吴祖光“劝退”，王若水“除名”，苏绍智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张显扬开除党籍。中午吃过饭，下午他就讨论别的问题了。那个名单没再拿出来过，我算是“漏网之鱼”。我怎么知道我在那个名单上呢，因为当时福建省委奉命整理我的材料，由贾庆林带到北京来，以供开会讨论（贾庆林当时是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之一，分管组织工作）。有趣的是：这个材料我也收到了一份，不知道谁给我寄的，用的是省纪委的信封，没有寄件人的署名，我打开一看，没有信函，只有一份《关于李洪林同志的材料》。我看了这个材料以后不禁哑然失笑：材料上也举不出我有什么问题，只举出我在《一国两制与福建》的研究报告中，建议开放厦门为自由港。再就是邀请外地学者来福建开研讨会时，也邀请了胡德平（胡耀邦之子）云云。我想一定是某位勇于打抱不平的人，特地寄来一份让我开开眼界的。

第四次反自由化就是“六四”，这是一次战略决战，特点是“武器的批判”完全代替了“批判的武器”。被称为“自由化”的人士，全军覆没。全副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和手无寸铁的平民以及学生的战斗中，大获全胜。在党内斗争方面，最大的事件是总书记由赵紫阳换成江泽民。

我也未能幸免，虽然在1987年的“三反自由化”时漏网，但在这场“四反自由化”的风暴中，却被北京市长陈希同诬陷为给绝食学生“火上浇油”，并由中共中央常委乔石下令，把我拘禁起来，审查了了三百多天。虽然什么“罪行”都没查到，只好放人，但却不让我回到北京家中，因为这一年要开亚运会，我如果留在北京，亚运会就不安全了。所以由福建安全厅派人来京，把我直接空运到福州。但是，北京有人还是不甘心，尽管无法对我实行“法办”，也得让福建省“从重”给我处分，才能消解他的心头之恨。福建省果然照办：给我一个 “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外加一个“行政记大过”，算是超额完成任务。能够给一个省委做这种指示的，究竟是什么人呢？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本来处分党员，应该由支部大会讨论通过，报上级党委批准。但我这个处分，是北京来的指示，不但支部无权过问，连福建省都只能照办。为了郑重其事，中共福建省纪委几位领导人专门把我找去，当面宣布处分决定。

我当场问了他们一个问题：“我去天安门广场，是受李铁映（政治局委员）和阎明复（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委托，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撤回学校。结果却被诬蔑为“火上浇油”，还要处分。如果中央领导同志委托你们去做这件事，然后又要处分你们，你们能接受吗？”

他们几个人面面相觑，谁也回答不了我的问题，但是处分还是非给不可。因为旨意来自北京，他们不过是奉命照办而已。

计划经济非改不可

沈洪：1984年，您赴任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在那里，您感到实际工作上的改革开放比思想领域更加艰难，难在哪里？

李洪林：项南到福建当书记后，中央给了一些特殊政策，他可以大胆做一些事情。他邀请我去当社科院院长，还兼党组书记。因为省里领导很开明，所以在开展理论研究方面可以放开手脚。但当我接触到经济方面的实际时，才知道旧的计划体制是多么僵化，多么不易突破。当时福建常务副省长张遗，是项南的得力助手。我们俩很谈得来，他也常跟我发一些牢骚。他分管经济，最极端的例子是一次一条船的桅杆坏了，需要砍一棵杉树做成桅杆，但旧体制管得很严，但凡砍树都得经过国家批准，他气坏了，说我这个省长连给一条船批根杉木的权力都没有。

我在福建接触到的最突出的例子是福日电视机公司。1982年张遗经手引进日本日立公司的技术，和福建电子设备厂合资，成立福日电视机公司。这个厂合资前有500名员工，年产黑白电视机28000台，质量低劣。合资后，只增加了150名员工，年产黑白电视机180000台，彩色电视机200000台，其质量是国内第一流的，并且打入国际市场，一下子赚了很多钱，而且还带动了一大批中国的小厂生产日立的零件，同时也提高了它们的技术水平。其实所谓“合资”，中方并没有另外花钱，只是把原有厂房作价入股（日方是运来全套先进的生产线作价入股）。对我们来说，这真是一本万利的事情。但是国家计委反对，派人来调查，认为它是日本的殖民地企业，还说了一些根本不懂现代经济的外行话。但是他们有权，就以权压人，卡这个厂子。当时副总理是薄一波，他亲自给这个新生的合资企业扣上“殖民地企业”的帽子。

于是我专门调查了福日电视机公司，写了一篇《福日公司调查报告》，用事实驳斥了那些无知有权的外行们强加给福日的帽子，这件事使我痛感计划体制非改不可。以前我的理论工作在中央，后来在福建深入实际的经历对我帮助很大，改革真是太难了。

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阻力很大，因为它要打破国家对经济资源的垄断，实际上是打破各级长官对这些资源的垄断。夺了他们的权，怎么能不反抗呢？

理论不应为政治服务

沈洪：您从事理论工作多年，可以说是用亲身经历在体悟理论和政治的关系。笔杆子有很多种当法，“持不同底线者”有不同的命运浮沉。那么您坚守的底线是什么？

李洪林：共产党需要理论，自然是为自己的政治服务。这没有什么值得非难的。但理论寻求的是真理，真理总是稳定的。而政治却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理论要为这种政治服务，只能疲于奔命，实际上沦为当时政治的包装纸，很难再叫理论了。所以我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理论不应为政治服务，但可以研究政治，评论政治。如果谈到底线，我的底线就是六个字，“凭良心、讲真话”。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假话一定不是真理。我还作了一副对联勉励自己，也送给朋友；

宜观星辰辨南北，勿随萤火逐东西。

我把紧跟政治风向转来转去的理论家，比作追逐萤火虫的儿童，没有嘲笑的意思，而是出于同情。因为我也这样做过，太辛苦了，不但无功，反而有害。文化大革命时有两个词很时髦，一个叫“高举”，一个叫“紧跟”。只要权威人物一“高举”，下面的人立刻 “紧跟”。至于“高举”的是什么东西，当官的就不必管了，反正“紧跟”上头，“政治上”就没错。可是当笔杆子的就麻烦了，你得给那“高举”的东西讲出一番道理，做出理论上的包装。政治经常变，包装就要经常换。这不是和小孩在夏夜追逐萤火虫一样东奔西跑吗？最近听说，“宪政”又不能讲了。本来习近平一上任就号召“落实宪法”，落实宪法就是实行宪政。现在又有人不准讲“宪政”了。到底应该“紧跟”谁呢？理论怎么能为这种朝令夕改的政治服务呢？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激进主义

沈洪：不管是魏京生的批邓大字报，还是八九学潮中的激进学运领袖，激进派往往在历史的拐点处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您将之归结于偶然性，有必然的因素吗？

李洪林：对于个人来说，是张三还是李四出来扮演这个角色当然是偶然性。同样一个社会，同样一些事情，总有一些人看法比较激进，一些人比较缓和。其实“中庸”的原意并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折衷。“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是恰到好处，“庸”是有恒的意思，儒家用“中庸”表示道德的最高境界。按照它的原意使用这个概念也没有什么不好的。相反，偏执过激，爱走极端，往往连好事都给弄坏。更何况见风转舵，朝三暮四，就更为人所不齿了。在现实生活里，过激主义又往往容易风行一时。但是经过长期考验，风行一时的东西往往像流星一样很快消逝。为什么20世纪前半叶只有马克思主义风行世界？一个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激进。《共产党宣言》那种和旧世界“彻底决裂”的极端立场，以及“我们失去的只是颈上的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的许诺，对社会底层那些想改善自己状况的群众，以及一切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开始走向共和，但民国初建，百废待兴，群雄逐鹿，社会不宁。可是那时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远比今日为强。各种主义都可以自由亮相，公开竞争。马克思主义就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这个主义后来征服了中国，当然主要靠政治和军事力量还有苏联的援助，但这种主义的激进，确实能鼓动群众。

关于激进主义和现代中国革命这个大问题我就不说了。现在只说我亲身经历的两次具体事件。一是魏京生在西单墙写大字报批评邓小平。从邓的一生来看，他说一不二，只能独掌乾坤，实际上就是第二个毛泽东。在这一点上，魏京生没有批错。但是当时那个情况下，魏京生的大字报是不合适的。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刚刚开始掌握权力，毛搞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搞得一塌糊涂，必须把毛留下的绊脚石搬开，中国才能前进。然而邓小平正在搬石头的时候，魏京生却把矛头对准邓小平，这是从背后向邓小平放枪。我1986年在纽约见过刘青（西单墙的积极分子之一），他说当时我们不同意他贴这张大字报，魏京生非贴不可。而事实上这张大字报果然起了作用，是促进邓小平更快地向左转。这就像是足球混战的时候，有人临门一脚把球踢进去了，但是踢到自己门里去了。魏京生那张大字报就起了这么一个作用。当然，当局为此把魏京生抓去，并且一下子判了十五年，是完全不应该的。一个青年人，就因为行使了一下言论自由的权利，就把他可贵青春葬送在监狱里面了。特别需要提一下的是：胡耀邦坚决反对逮捕魏京生，但已无法挽回了。

第二件是1989年的学潮，过激主义对事情的破坏作用，我比别人更有切身的体会。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和书记处书记阎明复奉命去调解，5月13日他们请光明日报记者戴晴率领正在报社座谈时局的十二学者作家劝说学生撤出广场, 回到学校，然后和政府对话。我们说服了广场上的学生代表，但是还得去广场直接劝说全体学生，因为这些要求民主的学生，并不服从自己选出来的代表的领导。这使我们很奇怪，要求民主的人，为什么自己不遵守民主规则呢？但在这个时候提出这种问题，已经毫无作用，我们这些书生，也只好直接到广场去，和绝食的学生面对面进行谈判。方法是用扩音器和大家讲，然后听学生们的反应。从下午一直谈到晚上，快半夜时谈好了，学生只有一条要求，赵紫阳或者是李鹏跟他们见一面说几句话，他们就撤出广场回学校。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学生领袖突然冲过来，从戴晴手里抢去扩音器，大声对全体学生喊话，他像疯了一样怒吼：同学们，请你们跟我宣读“绝食誓词”！誓词最后有八个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的煽动力非常强，整个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都跟着他把这八个字连喊三遍，场面立刻完全失控，人潮涌过来把我们冲得谁也找不到谁了。

这次对绝食学生的劝说，就这样被一个激进分子搅得功败垂成。我是十二学者之一，当时正站在戴晴旁边，亲眼目睹那个学生领袖的突然袭击，我们就这样亲自吞食了失败的苦果。那个场景，真是刻骨铭心！就那么一霎那，一个人把历史改写了。

5月17日有一个全市各界大游行，赵紫阳发表书面谈话，代表书记处承认学生是爱国的，实际上否定了《人民日报》4.26社论对学生运动是“动乱”的定性，而且答应和大家对话。我觉得这正是撤离广场的最好机会，当天晚上约了于浩成和严家其再一次对绝食学生进行劝说，我们三个人到广场上去找学生绝食指挥部。严家其跟学生有交往，比较有威信，我和于浩成平素和学生没有什么接触，不过是写的文章有点影响。实际上学生们在广场上也很困难，有些人长时间不喝水晕过去了，有些人躺在地上起不来了，真是毫无必要地硬撑着。我说你们没有到非死不可的程度，为什么非绝食不可呢？政府已经答应对话，有意见提意见，能对话就对话。况且赵紫阳也表态了，这个时候体面地撤回学校多好呀！学生指挥部的人也同意了，但当时指挥部有人不在，他们答应，等指挥部的人都回来就可以作决定，并表示一夜之间就可以把学生都撤走，于是我们就回家了。

第二天我到广场一看，学生还在那儿，我知道一定是指挥部里有人要坚持绝食斗下去，因为在这种场合，不在乎多数少数，总是最激进的“豪情”压倒冷静的理性，于是本来可以和平解决的事端，就这样又一次被激进主义断送了。古人说：“凡举事，勿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这些人做的正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谁是“六四黑手”？

“六四”事件过后，当局曾大抓“长胡子的黑手”，其实绝食学生背后哪里有什么“黑手”？促使他们绝食的乃是激进的思想方法，是他们在课堂上和社会上长期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过激主义思潮，这种思潮的最大特点是反应过度，走极端。青年学生反对腐败，要求民主，完全可以一边上课一边循正常途径提出意见，一下子就要拼命（绝食就是拼死相争），实在大可不必。在这一点上，我对“天安门四君子”在“六四”前夕到天安门去参加绝食的行动，是很不赞成的。他们作为比学生年长的老师，本应理智地劝学生停止绝食，但他们反而去助阵，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当然，他们也不是什么“黑手”，无非也和学生一样，在过激主义的驱使下，用自己过激主义的行为，使学生更加过激而已。

那么，“六四”事件有没有人在背后操纵呢？我觉得有，但他们不是在学生背后，而是在学生对面。我总觉得有一股力量在推学生犯错误。他们蓄谋激怒学生，引诱学生冲过来，以便掉到他们已经挖好的陷阱里去。他们唯恐天下不乱，因为只有对付“动乱”才能“师出有名”。而且他们希望乱子闹得越大越好，只有那样，才能把党内外的“自由化分子”一网打尽。果然，学生中计了，坐在广场不走。于是“戒严”、“平暴”、大逮捕、撤换赵紫阳，如意算盘一步一步都实现了。如果学生“见好就收”，及时走人，那才真会有人大失所望！因为他们调来的“平暴”大军扑了个空，只能无功而返。原来天安门广场的“暴徒”都回学校上课去了，你来“平”什么“暴”？我在《中国思想运动史（1949-1989）》里，对此事有详细分析，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八十年代，改革从开始到夭折的十年

沈洪：之前咱们聊了很多80年代的事，现在很多人谈到改革就怀念80年代的改革气象。但也有人认为，正是由于80年代不彻底的改革留下许多制度性的问题。不知道您怎么看80年代留下的正面和负面的遗产？

李洪林：所谓80年代这个概念，我看是从三中全会到1989年这十年，可以说是改革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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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当代中国研究
来源日期：2014年04月30日
本站发布：2014年05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