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基督徒不能對政治漠不關心

楊純華

我是一個基督徒，也是一個中國民主運動的參與者。近期我參加了王丹博士在海外發起成立的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有人知道我信耶穌以後，問我一個問題：你既然信靠上帝，為什麼還要關心政治，熱心中國民主運動？人間的事情不是應該交給上帝嗎？這樣問的，不乏基督徒。

甚至有基督徒對我說，國家的事情、政治的事情、人間的苦難，都不是人能夠真正解決的，只有主才能解決。這句話聽起來很有信仰的味道。

我也相信上帝掌管歷史，相信人的能力有限，更相信人的拯救最終不是來自政治制度，而是來自上帝。因而，我深刻理解美國總統就職時刻按著聖經宣誓的意涵。我慢慢發現，“上帝掌管歷史”這一理念並不能成為基督徒遠離現實、對人的苦難視而不見的理由。恰恰相反，如果我真的相信耶穌，如果我真的相信耶穌所說的「要彼此相愛」，那麼我就不能只關心教堂裡的人，也不能只關心自己的靈魂得救，而對教堂之外千千萬萬普通人的生活無動於衷。

我越讀福音書，越覺得耶穌從來沒有把人的信仰與人的現實生活截然分開。耶穌看見飢餓的人、病痛的人、被排斥的人、被權力壓迫的人，也看見那些在社會邊緣上沒有聲音的人。祂不只是對人講一個遙遠的天堂，也沒有告訴那些受苦的人：「你忍耐吧，死後上天堂就好了。」祂進入人的生活，觸摸痲瘋病人，醫治病人，與被社會鄙視的人同席，為受傷的人停下腳步。祂所傳講的愛，不是一個抽象的宗教概念，而是一種進入現實、承擔他人痛苦的生命方式。

因此，我開始重新理解「愛人如己」這句話。愛一個人，不只是為他禱告；有時候也意味著要知道他為什麼痛苦，要知道什麼制度使他痛苦，要知道什麼權力使他沒有辦法為自己說話，更要思考我們究竟能為他做什麼。

這也是我為什麼開始更加關心中國的政治與社會，乃至更加關心整個地球村的政治與社會。

我曾經在中國生活了很長時間，也曾經從事與財政、稅收有關的工作，是政府的一個官員，也是一個學者。過去，我對人生、事業、成功，有過自己的一套理解。我曾經認為，一個人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他的職業、他取得了多少成就以及他對社會的貢獻。可是信耶穌以後，我開始慢慢問自己另外一個問題：上帝為什麼把我放在這樣的時代？上帝給我的經歷、知識、能力和人生閱歷，到底可以用來做什麼？這個問題改變了我的人生方向。

我後來離開中國，來到澳大利亞。移居以後，我做過許多不同的工作。曾經做清潔工、編輯記者、建築工、洗衣工、花園工，也做過老年護理、按摩等工作。一個曾經做過政府官員和學術研究的人，到了另一個國家，重新從普通勞動做起，這個過程讓我更加接近普通人的生活。我開始更加明白，一個社會真正的重量，不在於那些站在臺上的人，而在於千千萬萬每天早晨起床、去上班、養家、交稅、照顧老人和孩子的普通人。我也因此更加明白，政治從來不是與普通人無關的事情。

政治決定一個孩子能不能接受公平的教育；決定一個老人晚年能不能有尊嚴地生活；決定一個普通人辛苦工作所得到的財富有多少會被制度公平地分配；決定一個人能不能自由地說出自己的想法；決定一個新聞記者能不能報道真相；決定一個學者能不能自由研究；甚至決定一個人在遭遇不公時，有沒有地方可以申訴。

所以，政治不僅是中國新聞聯播裡那些領導人的事情。政治其實就在我們每一個人的飯碗裡、住房裡、養老金裡、孩子的教育裡，也在我們能不能自由說話、能不能選擇自己的政府、能不能在法律面前得到公平對待這些最普通的事情裡。

如果政治會影響人的生活，那麼基督徒為什麼不能關心政治？我反而認為，真正值得警惕的，是華人基督徒把「不要談政治」變成一種宗教上的美德。

當一個老人因為貧困而沒有尊嚴地生活，我們說：「為他禱告。」當一個孩子因為家庭貧困失去教育機會，我們說：「求主憐憫。」當一個普通人因為說了一句不同意見的話而受到懲罰，我們說：「人間的事情交給主。」禱告當然重要。我自己也禱告。

但是，如果我們一邊禱告，一邊拒絕瞭解造成這些苦難的社會原因，拒絕思考極權制度為什麼會產生不公，甚至拒絕為受苦的人發出一點聲音，那麼我們的禱告會不會也變成一種逃避？

耶穌曾經講過「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那個被強盜打傷、倒在路旁的人，如果今天出現在我們面前，我們可以為他禱告，但我們恐怕不能只跪在他旁邊禱告，而不伸手把他扶起來。

基督教信仰不是叫我們離開世界，而是叫我們進入世界，卻不被世界的罪惡所同化。

這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別：關注政治，不等於崇拜政治；參與公共事務，也不等於把政治當成上帝。

基督徒應當知道，任何政府都不是上帝，任何政黨都不是上帝，任何領袖都不是上帝。人的權力必須受到限制，因為人不是神。正因為人會犯罪、會濫用權力，所以權力尤其需要制衡、監督和約束。這其實與基督教的人性觀並不矛盾。

基督教從來沒有把人描寫成完美的存在。相反，聖經對人的罪性有非常深刻的認識。正因為人可能犯罪，所以不能把無限權力交給任何一個人，也不能把國家的命運寄託在某一個「英明領袖」身上。

一個人可以做好人，但制度不能建立在「掌權的人永遠是好人」這個幻想上。所以，民主制度真正重要的地方，不是它假定所有人都是聖人，而恰恰是它知道人不是聖人。既然人會犯錯，就讓權力彼此制衡；既然掌權者可能腐敗，就讓人民有監督政府的權利；既然政府可能犯錯，就讓媒體、司法、議會和公民社會有批評政府的空間；既然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權力傷害，就應該建立保護人的權利與尊嚴的制度。

從這個角度看，民主並不是基督教的替代品，但民主可以成為保護人的尊嚴、限制權力濫用的一種制度安排。我參與中國民主運動，也是從這個角度出發。

我並不認為民主可以拯救人類。民主不是福音，選票也不能代替上帝。但是，一個人信仰上帝，並不意味著他可以接受人間所有的不公；相信上帝掌管歷史，也不意味著人就可以放棄自己的責任。恰恰相反，我相信上帝掌管歷史，因此更加相信人的生命具有責任。

這讓我想起一個我越來越看重的詞：醒來。一個人真正的自由，不只是有一天突然發現：「原來我可以自由思想了。」自由的第一步，是思想的覺醒；第二步，是道德上的覺醒；第三步，則是責任的覺醒。

一個人開始醒過來的時候，最初會感到一種巨大的釋放：原來我可以自己思考，原來我可以問問題，原來過去那些被告訴我的“真理”並不一定是真理，原來一個人可以有自己的判斷。

但是，如果覺醒最終只停留在“我終於自由了”，那麼這種自由仍然是不完整的。真正的問題是：醒了以後，我要做什麼？我越來越覺得，自由意味著責任。

一個人獲得了更多自由，不應該只是為了自己活得更舒服，而應該開始問：我可以為別人做什麼？我可以為這個社會承擔什麼？我看到不公的時候，是不是願意說一句話？看到有人倒在路邊的時候，是不是願意停下來？當一個社會中有許多人沒有聲音的時候，我是不是願意成為他們的聲音之一？對我而言，這不是一個政治口號，而是信仰進入生命以後產生的一個非常具體的問題。

回頭看自己這些年的生命經歷，我越來越覺得，一個人的人生也許就是上帝不斷把問題交給我們的過程。

過去我以為人生是不斷獲得：獲得知識、獲得職業、獲得地位、獲得收入、獲得成功。後來我開始覺得，人生更重要的是不斷給予：把自己得到的東西再交出去，把知識交出去，把經驗交出去，把時間交出去，把能力交出去，把上帝給我的恩賜交出去。

如果一個人一生只問「我得到了什麼」，他的生命最終很可能只剩下一張個人資產負債表。但如果一個人開始問「我留下了什麼」「我幫助過誰」「因為我的存在，有沒有一個人的生命因此得到一點祝福」，那麼人生的意義就發生了變化。

這也是我今天為什麼還願意參與公共事務，為什麼願意關心中國普通人的生活，為什麼願意參與中國民主運動。

我知道，一個人的力量很小。我也知道，中國社會的問題非常複雜，中國政治制度的改變更不可能靠某一個人完成。但是，基督教信仰讓我明白了一件事情：人的力量雖然有限，但人的責任並不會因為力量有限而消失。

我們不能因為自己不能解決全部問題，就拒絕解決眼前能夠解決的問題；不能因為不能拯救整個國家，就不去幫助一個具體的人；不能因為民主的道路漫長，就認為今天不需要邁出第一步。

聖經裏的五餅二魚，本來就不是很多。重要的不是那五個餅、兩條魚有多大，而是一個人願不願意把自己手中的東西交出來。

我也常常提醒自己：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無力。我只是一個普通人。我不能改變歷史的全部走向，但我可以選擇站在哪里；我不能決定中國明天是什麼樣子，但我可以決定今天自己說什麼、做什麼；我不能替所有受苦的人解決問題，但我可以盡可能理解他們、幫助他們、為他們發出聲音。

這就是我理解的基督徒的公共責任。

當然，我也理解那些希望基督徒遠離政治的弟兄姐妹。他們擔心政治會污染信仰，擔心教會陷入黨爭，擔心基督徒被政治激情吞噬，擔心人把自己的政治立場誤認為上帝的旨意。這些擔憂並非沒有道理。

所以，我並不是主張教會成為某一個政黨的組織，也不是主張牧者把講臺變成政治講臺，更不是主張基督徒因為信仰就必須擁有某一種具體的政治選擇。

我真正想說的是：基督徒可以不屬於任何政黨，但不能不關心人的尊嚴；可以不參與黨派鬥爭，但不能對社會的不公漠不關心；可以不掌握政治權力，但不能放棄對權力的道德監督。

如果我們相信每一個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那麼我們就應該關心人的生命、尊嚴、自由和權利。如果我們相信耶穌所說的愛人如己，那麼我們就不能只愛教會裏面的人，也應該關心教會外面的人。如果我們相信真理，那麼我們就應該願意面對現實，而不是躲進一個封閉的宗教世界。如果我們相信上帝是公義的，那麼我們就應該對人間的不義保持敏感。如果我們相信自由，那麼我們也應該承擔自由所帶來的責任。

我越來越相信，基督徒不是要逃離這個世界，而是要帶著信仰進入這個世界。進入家庭，進入職場，進入社區，進入社會，進入公共生活。

牧者需要瞭解普通人的生活，基督徒也需要瞭解社會；不僅要讀聖經，也要讀這個時代；不僅要知道教會裏面發生了什麼，也要知道教會外面的人正在經歷什麼。

一個牧者如果只知道神學，卻不知道一個失業的父親每天晚上怎麼面對孩子，一個老人怎樣計算自己的養老金，一個年輕人為什麼找不到工作，一個普通人為什麼害怕說真話，那麼他的牧養也許仍然缺少了某種真實的人間溫度。

因為上帝所愛的，從來不是抽象的人。而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是那個正在醫院裏的病人，是那個深夜還在送外賣的年輕人，是那個為孩子學費發愁的母親，是那個退休以後仍然為生活奔波的老人，是那個因為說了一句話而失去自由的人，也是那個雖然害怕，卻仍然渴望自由與尊嚴的普通中國人。

我今天所做的一切，並不是因為我認為自己能夠拯救中國。中國不需要一個救世主。人類也不需要另一個救世主。對於基督徒而言，我們已經知道誰是救世主。但正因為我們知道自己不是救世主，所以我們反而可以更加謙卑地做人，更加認真地承擔自己能夠承擔的責任。

我相信，上帝最終掌管歷史。但我也相信，上帝允許我們參與歷史。我相信上帝能夠改變中國。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坐在教堂裏等待奇跡。

也許，上帝改變一個社會的方式，恰恰就是通過一個又一個願意醒來的人，通過一個又一個願意承擔責任的人，通過一個又一個願意把自己的五餅二魚交出來的人。

所以，我願意繼續走下去。不是因為我相信自己偉大，而是因為我相信人的尊嚴值得守護；不是因為我認為政治可以拯救人，而是因為我不願意看見人被權力傷害以後，自己卻假裝沒有看見；不是因為我已經看到了終點，而是因為我相信，即使道路漫長，也應該有人邁出第一步。

信耶穌基督以後，我一直在問自己：上帝給我這些年的經歷，到底是為了什麼？也許答案並不複雜。也許，就是為了讓我在醒來以後，不再只問：「我能夠得到什麼？」而是開始問：「主啊，我醒了以後，可以為這個世界做什麼？」我想，這就是我今天仍然願意關心政治、關心社會、關心中國民主、關心普通人疾苦的根本原因。因為我相信——信仰使人得自由，而真正的自由，又把人帶向責任。而責任的起點，往往就是看見：看見人的苦難，看見權力的邊界，看見自己的責任。然後，站起來，走出去，做一點能夠祝福別人的事情。這也許就是一個基督徒「醒了以後」最應該思考的問題。

最後，我想說的是，在思考這一問題的過程中，我從心目中的典範——劉曉波博士那裡得到了啟發。我參與的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正是為了實現劉曉波《零八憲章》的理想。作為一位在獄中的基督徒，一位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他為《零八憲章》的理念獻出了生命。如今，還有嚴家其前輩，中國社會科學學者，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的顧問，也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他的風範同樣令我景仰。

楊純華 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