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建构行动者理性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王军涛

1 引言

　　以1989年6月3日夜晚在北京发生的屠杀揭开序幕的政治迫害和清洗，将中国改革开放积累10年的政治民主化的政治资源摧毁殆尽，不仅使本来在社会主义阵营改革中领先的中国人与当时席卷人类的第三波民主化无缘，而且使得中国大陆未来和平政改的机会越来越小。邓小平政治强人的领导行为及中共建立的后89党国暴力维稳机制当然应当对此承担主要责任，但民间运动对变革目标和路径的思考也不是可以忽略的因素。简单地将所有政治选择错误及恶果的所有责任都归因于统治者，虽然是在目前追究责任和启蒙公众反抗方面有积极意义，但因此掩盖民间运动的弱点，会在中国执政者丧失合法性和迷失视野时，导致中国民间运动不能很好地承担推动和引领政治变革的责任，未来中国转型的时机、成本和质量都可能因此受到损害。

　　本文想讨论后89不同历史时期的民间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藉此纪念89民运和六四屠杀23周年。笔者认为，中国民运和民间运动的最大弱点是，对政治过程的客观规律和人类已有的智慧及前沿讨论，缺乏基本的了解和认知。
　

2 六四屠杀前后民运的战略误判

　　1989年民主运动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巅峰，国人对中国政治改革达成空前的共识，这是中国19世纪中叶进入世界体系后最好的和平开放转型的机遇。邓小平以“六四”屠杀镇压民主运动并进行一场政治清洗，震惊世界，也激起全球华人的义愤。中国民主运动在国内外的关注、同情和支持度，在六四屠杀刚发生时，甚至超过89民运的高峰期。

　　从1989民运高潮到六四屠杀后激起的新高潮，中国民主运动先后有两个普遍存在的战略误判。

　　在六四屠杀前，尽管当时人们没有有意识地对局势进行战略分析，但没想到邓小平会下令军队以屠杀方式镇压民主运动，也没想到邓小平的屠杀会成功地镇压民主运动。在过去的教育中，人们坚信共产党不会、没有政治家敢于下令镇压人民运动，人们还对解放军持有中国特有的人民子弟兵的看法，认为即使有屠城令他们也不会执行。人们还以为，如果真有屠杀，人民会英勇抵抗，这么多人参与的街头运动不大可能被镇压下去。

　　当邓小平通过六四屠杀成功地控制全国局势后，流亡海外和坚守大陆的民运力量，没有从镇压中吸取教训，而是坚信，建立在六四屠城基础上的暴政不会持续很久；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一些有抱负的民运领导开始争取进入民主革命胜利后的新国家领导层或团队，并且以这样的口吻发言和身份行事。

　　笔者认为，中国民主运动人士在1989年民主运动高潮和六四屠杀前后的这样的思维并不全然是错误，从现代政治史看，他们设想的政治局势演进是可能的，他们基于抱负和革命成功的局势判断抢位和行事，也符合现代政治责任伦理的要求。1989年前后的民运的最大的误区在于，他们没有想到还有另外的可能，即民主运动会惨败后经历长时期的低潮甚至在大陆政局的博弈中被边缘化乃至基本出局。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激起人们对执政党进行改革开放的新的希望和期待。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有一个迅速发展期。中国精英在这个快速发展造就的财富和体制转轨释放出的新的机会中，取得巨大的收益。这些基于毛时期政治迫害教训而追求政治改革而在80年代追求建立更合理的民主政治体制的精英，开始在疯狂地瓜分财富和权位时支持非民主的体制。中国民主运动先在国内迅速衰落，尔后在1999年炸馆事件导致大学生抗议风潮影响西方后，在海外自由民主国家失去影响力。

　　导致民主运动衰落和边缘化的基本原因，是由于中共能重新控制局势。但民运自身存在的问题，不仅使得民运的衰落更惨，而且在情势逆转后严重影响民运在中国政治中东山再起的可能性、速度和规模。民运中广为人们诟病的问题是：民运不能驾驭相互之间的冲突，避免相互抹黑的恶斗，使得参与者、支持者和同情者，伤心后一批批离开，并且给外界极坏的印象。

　　在中国民运队对1989年和后89局势演变判断不全面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政治知识盲点。虽然六四镇压前后，中国民主运动已经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及建立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实践是错误的，但由于中共长期封杀政治科学，对于学术自由的世界中关于政治人的知识全然无知，对人性的弱点在不利的环境和条件下会放弃追求诸如民族自由等美好价值、甚至反对民主的可能估计不足。一方面，深受中共的政治宣传的影响，对政治演变的动力机制缺乏客观、准确和现实的理解。一些指引历史发展方向的正确原则在实践中被简化理解为空洞的大话，例如自由民主事业必然得到人民的拥护，人民必然战胜专制暴政，但对于政治博弈的客观规律和行动策略及选择考量，缺乏现实的知识。另一方面，简单追随社会期待而相信民主力量必然有较高的道德水准，不原意承认争权夺利的内斗是普遍规律；对于自身人性弱点及可能带来的问题缺乏思想准备和制度、文化、策略方面的建设性应对措施。
　

3 后89民间运动的渐进改革误区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虽然为精英造就出新的财富和机会，但在瓜分这些新财富和机会时，六四屠杀建立的高度集权将中国引导上一条暴力维稳的歧途，受损害的不仅是政治异议群体，而且由高度垄断国家暴力产生的权贵集团通过腐败敛财、暴政压迫不满，使得政府运行紊乱、贫富分化不公、治安恶化、道德沦丧。中国新产生的有良知的精英开始寻找新的变革方式解决问题。然而，来自1989年民主运动失败的教训为他们的思考限定了他们的思考范围。

　　1989年民主运动为什么会失败？这个反思性问题在执政者稳住大局、民运转入低潮后立即被提出来。主流反思的思路是：1989年民主运动失败是因为激进主义的政治诉求和行动方式。如果当时领导运动的学生领袖能够更理性和善意地控制诉求更温和采取合法方式并避免采取街头行动，邓小平就不会开枪镇压，赵紫阳代表的80年代积累的党政军中改革派就不会被清洗出局。

　　90年代后期的社会和思想变化，推动人们对变革途径产生新的看法，并在这些新看法的基础上形成新的行动策略。第一个变化是围绕经济改革和其他改革造就出一批新的具有独立性的专业阶层：律师、记者、政策分析专家、思想家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家。第二个变化是知识谱系的变化，新近引入西方反主流思潮，例如后学、第三条道路、批判学派、社会民主左翼等。

　　在上述两种变化基础上，一种迎合对89民运激进主义批判性的反思、有关新的社会变革的途径的想象形成，并开始在公共空间占主导地位。这就是渐进主义的和非西方政治演进模式的政治进步图式。仔细分析，这是两种图式。渐进主义的图式承认普世价值和西方现有的政治体制是政治改革的目标，但认为这不是通过政治革命实现的，革命对制度和文化的建设性要素的破坏性后果要么导致旧制度复辟，要么建立新的专制。健康稳步实现宪政民主的政体应当是渐进改良的和平开放转型的演进过程。英美模式对法国-俄国中国模式是经常讨论的话题。这个思路最早产生于89民运前夕的新权威主义，90年代成为精英主流思想。非西方发展模式是以西方大陆左翼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思想资源，建构一个非西方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变革道路，宪政民主诸项制度既不必然，也不必要。

　　上述两种政治演进图式，分别构成中国政治改革左右两种改革模式的基础。笔者在这里探讨宪政民主主义的改革行动策略。基于对激进主义街头革命的反思和健康政治改革的渐进演进机制的理解，中国后89精英提出以专业活动在化解问题的过程中，创造建设性的制度措施，逐步改变现行政治体制。运行机制，从而在一个长期进程中实现宪政民主。这些年轻一代活动家做事专业，心态平和，有意识与反对运动拉开距离。他们认为，80年代民运失败的原因是政治激进，他们将政治话题进行政治脱敏化处理。由此，专业活动的行动策略，构成21世纪中国有现实空间的人们的主要行动策略选择，维权运动、地下教会运动、环保运动、独立笔会运动、宪政运动及合法组党运动勃然兴起，所有这些运动都不仅严守现行宪法和法律，而且在话题上小心地避免激怒统治者。他们主要在法庭、会议室、媒体和互联网上活动，不采取街头对抗。

　　21世纪初媒体炒作出的所谓的胡温新政曾经给这种和平开放渐进转型的图式带来希望。然而，现实发展令人沮丧。这些专业活动不仅无法解决问题，所有要解决的问题都在急剧恶化，而且，采取这种行动策略的人们备受打压、侮辱和虐待，甚至专业人士也遭遇黑社会化的攻击。残酷的现实教育了新一代活动家。他们认识到，非政治化虽然有合法活动空间，但不能解决问题，不能制止黑社会化的基层政权维权人士的攻击。只有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架构中，专业活动才能解决他们要解决的问题。08宪章是新一代政治和社会活动家的新共识起点。虽然宪章派认同解决中国问题需要一场政治变革建立宪政民主作为制度架构，他们准备采取的推动宪章联署的活动方式仍然是和平理性的通信和网络活动。

　　从专业活动到宪章联署，新一代改革者逐渐与89或前89民运人士在政治上走到一起。但这使得两者面临的迫害都更加严酷。面对着腐败暴政及产生的问题，中国推动进步的人士感到无力和无奈。这种无奈驱使民间运动开始向着两个方向分化。一方面，坚持采取以理性克制的方式促进和平开放转型者，在实践中越来越采取搞笑方式，消解残酷迫害造成的令人生畏的暴政。另一方面，激进主义思潮迅速崛起，主张采取暴力革命方式推翻现政权和制度。

　　后89中国民运发生的变化和新兴的民间运动中，人们注意到政治变革是利益驱动的，需要专业活动。然而，普遍存在对政治变革的另外一些误区。这些误区是对人类已有的政治变革进程及智慧、知识和经验缺乏了解，将政治民主化理解为一定的宏观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际条件的产物，认为健康的民主化是渐进改良、朝野良性互动的结果，提出和平理性地说服统治者推行变革的行动策略，放弃所有对抗性行动策略。
　

4 建立现实主义的活动家理性

　　在中国专制统治者严厉镇压异议人士时，中国民主运动和民间运动的政治认知盲点和行动策略选项的弱点并不显露。人们更多地关注异议人士所遭受的苦难和不屈的反抗精神。社会对异议人士的期待主要是坚守理念。整个异议运动更像是展现不服从精神，其英雄也都是挨打中的不屈者。信念、智慧和行动能力，不是在开发推进运动和影响局势的新的有效行动中表现出来，而是消解暴政的镇压和控制。在这样的社会期待和评价环境中，异议运动继续原有的路径英勇地坚守理念对抗暴政，没有动力理解现实政治机制和改善自己的行动策略。

　　就中国目前情势看，统治集团已经失去引领国家政治转型的视野和动力，中国民间力量将决定中国政治转型的质量和成效。当专制统治者拒绝改革时，反对运动的弱点只是影响启动政治转型的成效。但当转型被启动时，反对运动的弱点直接关系到转型能否完成。笔者认为，中国反对运动和民间运动如果真要担当引领中国政治转型的重任，必须在理解当代政治学中有关政治人、制度转型和行动策略的经验和智慧。

　　现代政治科学对政治人的假设不是柏拉图式的理想主义模式，事先规定一个预设的理想角色，然后假定现实人应当实现这样的预设角色；遵守角色的理想期待，就是道德。现实人行为对理想角色的偏离是有待纠正的错误。现代政治学遵循科学规则，客观地研究现实的人的行为，不预设抽象的理想角色；现代人道主义以个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基本价值准则。这两种趋势促成政治科学对政治理解是马基雅维利模式：现代政治社会的出发点是理性功利人，在与其他个人和制度环境的互动中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政治就是具有信息、认知、情欲等局限的理性功利人追求权力时相互之间的博弈。在现代政治中，追求个人利益不仅是现实必然的，而且是道德的。但理性功利人的局限使得他们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不是无条件的和必然的，而是仅仅在一定的条件下的行动选项。民运个人之间的合作也不是天然必然的，而是需要努力创造情势和制度才能实现的。

　　政治转型不取决于什么宏观条件，那些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和历史遗产会影响转型，但不是决定转型发生和成功的决定性条件；决定性的条件是行动者的意愿和行动策略及相互间互动。政治转型不是一个理性计划控制的有序渐进的过程，而是一个在各种力量相互冲突中急性的、夹杂着渐进演变和革命突变的混乱过程；行动者不会也不该仅仅严守学院讨论式的平和心态和理性行动策略。那种计划可控、有序渐进的政治民主化是乌托邦。

　　一般而言，所谓和平开放转型的民主路径图有三个相互衔接的阶段构成：

　　第一阶段是一个事件引起人们不满走上街头抗议，统治者应对失策，不断激发和卷入更多的抗议者，最后形成大规模逼宫式政治风潮，在如何应对风潮，统治集团分裂，改革派站出来与民间力量互动，启动转型。这个阶段开始于民众上街，胜利结束于统治集团允诺改革或军队承诺不对民众开枪。

　　第二阶段是各种力量坐到一起举行圆桌会议，商讨制定国家改革的计划和新的民主宪政制度安排。这个阶段开始于协商圆桌会议的参与者和工作程序，终止于共识性改革方案和新政权领导人选举日期颁布。

　　第三阶段是举行大选，这个阶段开始于政党、候选人和选民登记，终止于新当选领导人就职。

　　适应政治转型的发展，反对运动的行动方式、策略和领导人素质结构，也应当及时转型。

　　当政治转型遥遥无望时，反对运动主要是坚守信念，抵抗暴政迫害，展现和平尊严的精神。

　　但当转型有可能的推动空间时，反对运动应当采取一切方式造成破局。所谓破局就是政治稳定格局被打破，各种力量都争取在参与促进形成新的政治格局。反对运动在这个阶段就是要发动和支持一切可能加大统治者拒绝改革的成本的运动和事件，突显继续维持现行政治体制会让所有人都受害并有未来的灾难，让人们普遍认识到变革是必要的。然后积极制造、参与和支持启动转型的事件和推动进程。

　　一旦破局，反对运动应当强势传播适应民意的全面政治变革纲领，迅速发展组织化力量，形成不可逆的的变革态势，积极促成圆桌会议上的召开，并提出合理的国家宪政变革蓝图，引导国家宪政建设方向。

　　在大选开始后，反倒运动要打造最大的政党，动员民众支持，参与竞选国家公职，争取成为执政党，继续在经济、社会、文化和外交方面实施新的建树，完成与宪政改革配套的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制度建设。

　　为完成上述历史使命，民主运动和民间运动的领军人物应当充实三方面的知识：

　　以现宪政工程知识和宪政经验作为制定引领国家宪政建设的制度蓝图的理论基础。

　　以转型理论作为理解政治转型进程的指南和制定行动策略的依据。

　　以他国行动策略经验和本国实践经验作为开拓新的政治活动局面的启示来源。

　　总之，中国民主运动、反对运动和民间运动要想引领国家政治民主化，需要更开阔的心胸和视野，学习作为有效的行动者所需要的知识和经验。
　

5 结束语

　　1989年民主运动被“六四”屠杀镇压已经23年了。今年发生的薄熙来事件和陈光诚事件形象地展现出维持腐败暴政和改革政治的博弈双方的特征：中共腐败暴政一天天烂下去，人民反抗运动正在强大起来。社会各界在经历一个思想曲折后，重新回归80年代后期的共识：只有政治改革才能结束腐败暴政，保障公民安全，避免灾难性恶果；中国必须要有政治改革，而这场政治改革肯定是民间引领，统治者在压力下被动接受！但是，当成功地进行宪政民主转型的历史重任落到民间身上时，民间准备严重不足。各种误区妨碍民间正确理解改革进程，从而自我设限，严重影响行动力。这些都需要民间克服自身弱点。

　　弥补思想和理论误区的不足，需要心态上的调整。在最近陈光诚事件中民间运动发生的争论表明：民间运动缺乏学习和改进的必要心态。陈光诚事件本来是一个如何评估陈光诚行动策略选择的理性分析问题。所牵涉的因素是博弈各方的心态和对策，在此基础上选择行动方案。但这个讨论被上升到道德高度。笔者不是排除行动选择中的道德考量。但道德考量需要更复杂的信息和知识。而在这个问题上是必要的。中国民运在总结过去的重大分裂，都与把一些行动策略选择的功利理性转化为道德讨伐甚至抓特务有关。

　　最后需要解释一点，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检讨民主运动和民间运动的缺失，不是证实笔者比其他运动参与者更聪明，因为这些问题多少也是笔者本人走过的弯路。1989年被镇压后，笔者在监狱中品尝失败的苦果时知道，只有承认缺失、找出问题、并改进，我们才能有再赢回来的可能。因此，在海外，笔者主要考察各国转型经验并以本人在中国的经验参悟。上述改进建议，其实是笔者与所有有志推动中国进步者的共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