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六四问题”征文

　　对于八九民运，中国民间社会和国际社会从来没有否定过，不存在“平反”与否，民众要求“平反”，只是出于减少社会转型成本的考量，给中共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是官民双方寻求共识、实现和解的关键点，是中共取信于民的政治资源。国人应当以平反六四为契机，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开创建立现代法治国家的新时代。
　

平反六四旨在建设现代法治国家
　

（河北）朱欣欣

　　如果说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是毛泽东个人独裁时代即将落幕的重要标志；那么1989年民主运动及六四屠杀，则是中共意识形态崩溃而成为单纯自利分肥的权贵集团、中国进入后极权时代的起点。对前者的平反，建立在官民存在一定共识、民众尚未走出权力迷信的基础上，是由官方主导的，旨在取得道义合法性，维持一党专制，而没有进一步建设避免此类悲剧发生的现代法治机制，所以从根本上延续了两千多年来的专制体制，导致后者的发生。对于后者，中国民间社会和国际社会从来没有否定过，不存在“平反”与否，民众要求“平反”，只是出于减少社会转型成本的考量，给中共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是官民双方寻求共识、实现和解的关键点，是中共取信于民的政治资源。国人应当以平反六四为契机，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开创建立现代法治国家的新时代。
　

一、回顾平反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局限

　　中共改革是从邓小平等改革派人物夺取权力开始的。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尽管符合正义，但今天从法治的角度看，也是争夺权力非程序化的一次“宫廷政变”。好在此后对“四人帮”的审判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公开性，对恢复法律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由于时代的惯性，“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新的冤案又不断被制造出来。1977年１月，北京青年李冬民等多人在长安街贴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并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在辽宁旅大市，出现了一些大报，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被定为‘反革命事件’。1976年12月9日，吉林省长春市青年史云峰，在因‘反革命罪’被捕两年以后，被处以死刑，立即枪毙。1977年4月16日，上海青年王申酉，因批评毛泽东的某些看法，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被枪决。江西女青年李九莲，因攻击林彪、同情刘少奇，被关押了几年，1977年12月4日被枪毙。那时，全国被杀害的青年思想犯有70多人。揭批‘四人帮’也是像过去那样，以搞阶级斗争的方式展开。大搞群众运动，大搞清查战役。很多单位搞人人过关。各单位都成立专案组，内查外调，批判斗争，把普通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站队’错误无限上纲，全国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受到清查。有的人被逼得跳楼自杀。逼死的人不在少数。”（《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 ，大陆删节版名为《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教授杨继绳，[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

　　由于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与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群众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要求，自然与希望主张改革的邓小平出来工作，相互促进。1977年7月，在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天安门事件”之前的所有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78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得到平反。现在来看，这一平反只是官民双方彼此需求的政治交换，对其评价依然被囿于官方话语之中。当时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法治层面上进行深究。所以接下来，一方面，靠人治即中共领导胡耀邦等人的权力，推动大规模平反毛时代的冤假错案，到1982年底，过去因立案审查而被冤屈（从三反五反到文革）的300多万人给予了平反，还有一大批没有立案而受害者这次也得到了解脱。紧接着是干部队伍大改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中共的执政方针转向实用主义，但没有进行深层的改革。尽管如此，这些举措还是满足了民众一时的物质需求，带来改革初期的十年进步；另一方面，华国锋虽然在叶剑英等人的支持下，打倒了同是毛派的“四人帮”，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邓小平尽管亲笔写信对华国锋表示“衷心拥护”，称其掌权“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口称“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然而由于党内外斗争的无序性和缺乏法治规范，邓小平不久便取而代之，垂帘执政，独断专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无视法律，致使中共决策忽左忽右，不断搞运动，继续制造涉及西单民主墙、反精神污染、胡耀邦被辞职等冤案，为最终导致六四悲剧埋下了隐患。

　　专制体制下，当政治家需要夺取或巩固权力时，才开始迎合、利用民心。而当新的权力格局稳定下来，一阔脸就变，眼里就只有权力了。对热衷个人或特权集团利益的人来说，法律仅仅是权力的工具，体现掌权者的意志，而不是源自至高公义的化身，需要被信仰和敬畏，任何人或组织都必须顺服，不得僭越。
　

二、八九民运中人治与法治的斗争

　　八九六四事件自始至终体现了人治与法治的斗争，一面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个人独裁，人为制造对立，一步步将矛盾激化；一方面是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提出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和民间社会的和平诉求。

　　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突发心脏病，15日去世。由悼念活动引发的八九民运一开始就是和平非暴力的，一些治安事件仅仅是个别局外人所为，并不是运动的主流，是任何自发的社会运动所难免的。

　　4月18日，北京大学、北京经济学院等大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静坐。他们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请愿书提出七点要求：一、对胡耀邦进行客观评价（即否定1987年1月对胡的批评）；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为在这两次运动中受害的知识分子平反；三、公布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的收入和财产；四、开放报禁，允许民间办报；五、取消违反宪法的禁止游行的十条规定；六、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七、客观报道这次活动。这是此次运动期间民间第一次向当局正面提出的诉求，完全符合宪法。运动后只有第六条得到部分落实（出于收买和利用知识分子）。

　　20日零时，在北大的民主沙龙上成立了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宣布了11条基本纲领，主要内容除了18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请愿书内容外，明确要求释放魏京生，强烈要求邓小平具体回答十年改革教育失败的原因。

　　官本位意识和阶级斗争思维，使中共当局的一部分人，不能容忍任何不同的意见，想当然地进行判断，并以权代法，违法决策。冲突升级肇始于四．二六社论，此文是在总书记赵紫阳出访朝鲜而缺席的情况下，按照邓小平25日上午听取李鹏等人汇报时的讲话内容起草的，社论主要观点如：“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目的是搞散人、心，搞乱全国”，“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等，均为邓小平原话。（《中国“六四”真相》张良，[香港]明镜出版社，2001年4月）

　　独裁决策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四．二六’社论发表三天内，安全部、新华社报送中南海的36份关于社会各阶层对社论的反映，普遍认为社论定性过高，不利于对问题的解决，没有一份报告对社论持全部肯定态度。这些报告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民意。”“四．二六”社论发表后，上海、天津、长春、西安、武汉、南京、杭州、合肥、长沙、成都、重庆等地再次掀起规模巨大的学生游行示威抗议活动，而原本没有上街学生游行的沈阳、大连、石家庄、济南、南宁、昆明、深圳、银川、桂林也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抗议活动。‘四．二六’ 社论不仅使学生运动的范围扩大，更激起了社会各阶层对学生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中国“六四”真相》张良，[香港]明镜出版社，2001年4月）赵紫阳被软禁后回忆说：“‘六四’的根本问题是‘4．26社论’，引出空前规模的群众抗议。”（《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

　　尽管如此，学生和其他民间人士依然坚持和平非暴力的精神。5月2日下午，北京四十多所高校七十多名学生代表集体递交了《致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请愿书》，提出了对话的十二条要求和四点声明；5月4日，首都五十多所高等院校的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发表了《五四宣言》，提出：“我们促请政府加快政治、经济体制改草的步伐，采取切实措施，保证宪法赋予人民的各项权利能得到保障，实现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铲除官倒，加强廉政建设，重视教育，重视知识，科学立国。我们的思想与政府不矛盾，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我们当前的任务是：首先，在学运的发祥地校园内率先实行民主体制改革和尝试，校园生活民主化、制度化；第二，学生积极参政，坚持要求与政府对话，促进政府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反对贪污腐化，促进新闻立法。”6日，学生代表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国务院递交了《北京高校对话团请愿书》。9日下午，两名记者把有一千零十三名首都新闻工作者签名的请愿书送交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请愿书要求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对话。13日，高自联发表绝食书和绝食宣言，要求与政府平等对话，肯定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14日，戴晴、于浩成、李洪林、温元凯、李泽厚、李陀、严家其、刘再复、包遵信、苏晓康等十二位知识分子发表《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16日，包遵信、巴金、李泽厚、范曾、李陀、冯至、刘心武等知识分子共一千多人，联名发表《知识分子五一六宣言》提出：“历史证明，镇压学生运动绝无好下场。”“必须承认在民主程序下产生的学生组织的合法性”。此后，知识分子推出《五一七宣言》、《党员起来，抵制独裁》、《他们的声音颤抖，我们的灵魂颤抖》三份大字报，声援学生。

　　四．二六社论是此次运动队转折点。赵紫阳在复杂艰难的局面之中一再努力，希望扭转事态的恶化，正当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宣读五四宣言的时候，赵紫阳会见了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年会的亚行成员代表团团长及亚行高级官员，并发表了被称之为第二种声音出来了的那篇著名讲话。他说：“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党和政府准备这样做，我相信，学生会赞成这样做，各界人士也会赞成这样做。”但由于邓小平、李鹏等人的阻挠，赵紫阳等人势单力薄。17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邓小平家召开，邓小平与赵紫阳因军事戒严产生分裂。5月18日上午，中共元老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尚昆、薄一波、王震，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军委委员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等开会，决定在北京实施戒严。当洪学智、杨白冰等向两位元帅分别通报决定在北京实施戒严的消息时，徐向前先是一声不吭，后来总算表了一句态：“但愿绝对不是冲学生来的。”聂荣臻的回答是“绝对不要发生流血事件。”5月21日，张爱萍、叶飞、肖克、杨得志、宋时轮、陈再道、李聚奎七位上将联名给邓小平和中央军委写信（后来王平也参加，一共八名上将），信中要求：“人民军队属于人民，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镇压人民，绝对不能开枪，绝对不能造成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军队不要进城。” 21日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尚昆、薄一波、王震在邓小平家召开“八老”开会，决定撤换赵紫阳总书记、胡启立常委的职务；同时提出了新的总书记和常委的酝酿人选；让出访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回国先到上海不回京，因万里同情学生，让江泽民做他的工作。最终赵紫阳被撤职、软禁，其一大批亲信此后也被清洗。

　　各界人士一再试图通过法律方式解决危机。5月17日，厉以宁、江平等24名常委委员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18日，叶笃正、冯之浚等18位常委委员也发出“建议从速召开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来研讨当前的严峻局势，谋求问题的解决”的呼吁，一共有57位人大常委委员，超过了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21日至24日，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拟好《立即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的建议书》，征集到46位全国人大常委委员签名或委托签名。李鹏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对人大常委签名事件进行调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向有关的全国人大常委委员进行了解，30日，高登榜、王厚德、宋汝其、李琦、顾明、刘大年等6名常委委员发表声明，声称自己没有同意签名，51名常委委员对签名事件没有提出异议。22日，北京街头出现一份署名为“首都各界联合会筹委会”《再告爱国同胞书》，其内容有：“三，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利，尽快罢免李鹏等人的一切职务，以稳定目前的形势。四，立即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永远开除李鹏等一小撮的党籍。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民族人民加快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富强和现代化而奋斗！”当天上午，35位香港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召开临时会议，发表声明提出，其内容有：“四、立即召开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议，讨论目前严峻局势，并立即作出相应决定。”另外，全国政协委员李子诵在会上促请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尽速日国召开人大紧急会议，并希望人大紧急会议罢免李鹏职务；全国政协委员简福饴建议人大常委会设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调查此事件，如果没有查出如李鹏所说的“黑手”，则李鹏要负全责。23日，包遵信、李洪林、于浩成、王润生、远志明等三十多人发起成立“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发表了《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成立宣言》。要求“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罢免李鹏案”。

　　面对如此重大的事件，在中共高层一系列决策过程中，我们看不到当局称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的影子，看不到法律的存在，甚至看不到中共党内决策的民主程序，几个老人和佞臣的意志成了法律，就决定了民众诉求的命运。
　

三、以平反六四为契机  建立法律至上的机制

　　中共镇压六四表面上得逞了，但失去了民心，造成深刻的历史创伤和倒退，是真正的失败者。镇压者一开始就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是所有缺乏历史远见的投机者的下场。

　　作为镇压元凶的“邓小平在‘六·四’中的举措，严重损害了他在改革开放中所建立起来的良好政治形象。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一定会知道，用坦克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样的记载；他也一定会知道，在现代社会，用几十万大军来对付老百姓，会在国际上留下什么样的形象。他一定记得，段琪瑞政府只枪杀了十几名学生，在历史教科书中受到怎样的鞭挞。除了像路易十四‘我死后哪怕洪水漫天’（本文作者注：此言乃讹传，实为将死于断头台的路易十四，预见到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杀戮将难以控制，于是说：“我死后，将会洪水滔天。”）那样的人，多数政治家还是想名垂青史的。‘六·四’以后，邓小平的内心深处一定会感到痛苦。一位接近上层的朋友告诉我，‘六·四’以后，邓小平在家里不说话，整天生闷气，戒了几年的烟又一支又一支地抽上了。”（《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解放军301医院著名医生蒋彦永曾告诉六四难属组织“天安门母亲”成员之一的蒋培坤，1998 年的时候，他曾见过杨尚昆。他说：“杨当时表示：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经无力去纠正，但将来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他接着说：“其实在高层里边有杨尚昆这种看法的，绝对不止一个。”（《风雨如晦十五年—— 六四”惨案十五年纪实》，丁子霖、蒋培坤，2005年）

　　中共党内外要求平反六四的声音一直不断。1997 年，被软禁的赵紫阳致函中共十五大提出重评“六四”，他指出：89 年的那次学潮不管存在什么偏激、错误和可指责之处，但把它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是没有根据的。既然不是反革命暴乱，就不应该采取武装镇压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2004 年3 月7 日，蒋彦永医生给当时正举行的两会和中央政治局发出公开信，建议为1989 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为此他从6 月1 日开始一度被羁押、软禁。坚持呼吁平反六四的还有包括六四难属组织“天安门母亲”在内的许多海内外民间组织和各界人士，平反六四是国人的普遍要求。

　　从六四以来的事实可以看到，中共迫于挽救“合法性”危机，在经济上靠官僚资本的高投入，带来一时表面“繁荣”的泡沫，畸形的经济发展病态化，其代价是巨大的：牺牲了民众的人权，民主的缺失带来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不足的民生问题，官民冲突激化，环境污染，无法可持续发展，更深层的是一党专制使中共自身腐败加剧，并普遍化、体制化、常态化，难以逆转，而且蔓延全社会各领域、各阶层，造成国民精神前所未有的普遍堕落，官民成为“同归于尽”的共同体，后患无穷。

　　鉴于历史的教训，平反六四要在澄清真相、追究责任的基础上，弥补历史创伤，达到官民和解，建立法律至上的机制，才能实现公平正义，遏制社会溃败，完成社会转型，走向宪政民主的现代国家。

　　1.依法平反

　　成立不受政党干涉的独立的六四真相调查委员会，依法进行调查，厘清镇压决策过程的违法事实，明确责任人，对死难者和被迫害者查清人数和身份，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

　　2.对权力及其意识形态进行祛魅

　　落实宪法关于公民言论、出版、结社、信仰等自由权利，制定《新闻法》，取缔中宣部，废除政党及对媒体、文化和教育的垄断，在所有学校取消政治灌输，破除神化政党及其意识形态的欺骗和迷信宣传。

　　3. 建立法律至上的机制

　　取缔中共政法委。在自由、民主原则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立法、司法制度，建设宪政国家。无论中共内部纷争还是社会公共领域的矛盾，都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进行，实现程序化、公开化，不得诉诸权力和暴力，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军队国家化，不得干政。

　　4.《零八宪章》是社会转型、走向宪政的纲领

　　《零八宪章》是达成全民共识、建设宪政国家的纲领性文件，代表了广泛的民意，平反六四及其此后的工作，都应沿着《零八宪章》所提出的方向，讨论、决策、实施。

　　中国处在十字路口，历史再一次将机遇摆在国人面前。是继续一党专制，走向党亡政息，玉石俱焚；还是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取决于中共内部良知尚存的人们，更取决于民间力量的坚持推动。六四平反的那一天，一定是中国新时代的开端。
　

　　2012年6月2日“六四”二十三周年前夕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