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六四”问题：无须方法，只待时间

曼谷   李 方(原名李焕明)

　　“六四”不光是中国的问题，它其实也是人类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其中也包含“反人类”罪行问题。目前，在中国这一小块地方上，它没有得到平反，但在人类这一大范围内，它实际上早已获得“平反”，早已获得绝大多数人类的认同。所以，“六四”问题性质的认同，早已不是问题，早已有定论，不是中国这一小块地方当权者所可以左右的，他拒绝也好，认同也好，性质是铁定的，他无法翻案。也所以，“六四”问题的解决无须求问中共，他不是问题的解答者，他是答案的最后一个被迫接受者。

　　一个铁的经验就是——凡是“反人类”的罪行，最终都将在全人类范围内被追究，施暴者终将被绳之以法，或写上历史耻辱柱，罪行受害者最终都得以平反、昭雪。所谓“六四问题解决方法”这个命题，似乎是个无需讨论的问题，因为答案早已明摆着了，为什么还要去寻求解决的方法呢？

　　“六四”问题的最终解法几乎天下人共知：查明真相，平反昭雪，惩治凶手。那么，有何必要提出“如何解决六四问题”这个命题？

　　三家杂志社提出这个问题，并举办有奖征文活动，我想，其真实意图也许不在寻找方法，而在于再次高调提出这一话题，抬高舆论，为中共党内解决这一问题施压、造势、造舆论。因为，网传温家宝在党内会议上提出“六四”平反问题，这个有奖征文活动，想必与此传闻有一定关系。如果能够党内解决，当然是个好事，起码一些流亡同仁可以回国，那些死难者的母亲可以不再苦苦追索。但是，这有可能吗？党内解决是“六四”问题的解决之道吗？

　　首先，温家宝有无提出这一问题，本身就是个问题。网传消息若为子虚乌有，因此衍生出这些话题便是多余。再说，“六四”问题的解决，需要指靠温家宝来推动吗？如果没有温家宝的推动，“六四”问题就无解了吗？并非，“六四”问题的答案是铁定的，无须哪个中共大员来推动、落实，只要中国一民主化，问题的解决自然水到渠成，答案自然会降临到中国这一小块土地上来。“六四”问题的解决是水，中国的民主化是渠，水是现成的，问题是现在还没有渠，所以水无法到达中国。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不是寻找“六四”问题的解决办法，而是要修渠，先实现中国的民主化，民主化是“六四”问题解决的前提，而且，是一个必须的前提。

　　另外，党内解决“六四”问题有可能吗？李鹏、江泽民等一帮“六四”元凶尚还在世，一部分人尚在掌权，“六四”罪行是中共的整体组织性犯罪，中共怎么可能党内解决这一问题！党内平反，即意味着否定当时决策者的决议，为受害人昭雪，即意味着必然要对犯罪者追责。中共能对自己这些领导人和“同志们”追责吗？追责必然引发党内大乱，视“维稳”为命根子的中共会玩儿这个火？在下认为没这个可能。

　　“六四”问题是牵扯着体制性的根本性问题，它的平反必然动摇中共统治的根基，否定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中共不可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否定自己，动摇自己。这就好比要求杀人犯来为受害人平反一样好笑。在杀人犯当裁判的时代里，受害人能指望得到公正的裁决吗？连小朋友都懂得这个常识，你必须先把杀人犯赶下台、铐起来，才谈得上有公正审判。

　　而我们不少海外同仁，居然就做着祈望杀人犯为死者主持平反昭雪的大梦。别做梦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温家宝有没有这个心我不知道，但他肯定没有这个能量在党内翻盘。

　　我们有些同仁，也许是怀着另外的“梦想”，期望以“六四”问题的有限解决为引子，为中国的民主化打开一个缺口。此愿良善，但仍然艰难。“有限解决”怎么个解法？宣布“六四”为“爱国民主运动”，党的镇压做法“欠妥”、“失误”、“失当”？或“防卫过当”？这个大事件，只要中共一松口，必然引发全社会轰轰然的正义索求大潮。所以，“有限解决”确实会成为“引子”，成为中共视为“天下大乱”的“祸患”的引子。难道中共智盲，他看不到吗？我们不要低估中共当代执政者的智商，他们一定清楚“有限解决”背后的意味。所以，只要中共执政，“六四”就是他的政权言论禁区，不可触摸，不可言及，更不可能指望什么“解决”。

　　这么看来，指望“有限解决”还是希望甚小。说希望甚小，是不希望给一些同仁过重心理打击，如果不客气地说，根本就没有希望。

　　因此看来，在中共执政期内，除非他自我“变性”，否则，“六四”问题他是不会给世人什么解决和交待的。在“杀人犯”执政的时期里，我们也无须去寻求什么方法，祈求说服“杀人犯”为受害人平反。既然我们的最终目的必然地会包括要向“杀人犯”追责，要将“杀人犯”绳之以法，那就无须追求这等方法，只需等待时机——“杀人犯”下台之时。

　　你拿“如何解决六四问题”去问“杀人犯”，“杀人犯”不理你，那么，你首要的问题就不应当是再问他这个问题，而是先拿下“杀人犯”。其实你明知他不会回答你这个问题，问这个问题真的多余，你还是要先拿下“杀人犯”，再去审理他犯下的罪案。怎么写判决书，就是这个问题的具体解法。

　　如果要我们来设计双方都可“接受”的“有限解决”方案，或“委屈解决”方案，包括为当权者的讳的“委婉”措辞，那民运人也太卑贱了吧，死难者也太委屈了吧。所以，既然“六四”问题的解法是既定的，我们无须寻求方法，只须等待时间的到来。中共没有资格充当“六四”事件平反的法官，所以不要拿这个问题去问被告。

　　我们应当问的不是“如何解决六四问题”，而是“何时解决六四问题”。我们要的不是方法，而是时间。

　　时间这个问题，答案也是既定的——中共下台之时，就是“六四”问题解决之时。

　　我们要有信心，不要再向“杀人犯”讨要说法。说法只有历史法官能给。

　　1980年“光州事件”与1989年“六四”事件很相似，但在全斗焕手上、卢泰愚手上都不可能解决，因为他们是“杀人犯”，是事件的事实被告。怎么可能指望被告平反原告？1993年，真正的民选总统金泳三上台后，韩国政府才第一次将全斗焕政变和“光州事件”定性为“内乱的事件”。1994年，开始启动对受害人的赔偿，及对全斗焕等凶手的诉讼程序。1996年，全斗焕、卢泰愚等16人被起诉，全斗焕被判处死刑，卢泰愚被判处22年监禁。至此，“光州事件”在法律上得到平反。

　　台湾“二二八”事件造成数千平民伤亡，但在国民党专制时期根本不可能翻案、平反，谈都不能谈。直到民主化以后，1987年才开始由民间到政府启动对这件事的重新认识，1989年，才有首座民间纪念碑建成。1995年，李登辉首次代表政府向受害者公开道歉，作为官方正式平反的开始。1996年，行政院通过订定2月28日为和平纪念日，并为国定假日。受害人至此终得昭雪。

　　智利皮诺切特执政时期的镇压与屠杀，在他任内绝没可能得到平反，依然是谈都不能谈。即使埃尔文总统上台也是如此，因为皮诺切特还没有放弃军权。直到1998年他卸任总司令后，国际国内的罪行追讨才真正开始，而真正起诉是2004年才有的。遗憾的是，2006年，皮诺切特幸运地在审判前死去，逃过了罪责追究。这一点，邓小平比他还幸运。

　　类似的事件还很多，它们都是在暴政当局倒台，国家民主化以后才得以昭雪的。

　　所以，我们不要急，不要指望“杀人犯”和被告会给“六四”事件平反，不必去研究、探讨争取“杀人犯”和被告给说法的方法。我们要有自尊，更要保卫受难者的尊严，“六四”问题体面解决的办法不是祈求当权者，而是要颠覆暴政当权者，最终，让民主的中国政府在中国的土地上来解决这个问题。民主的中国政府才有资格充任这一问题的法官，只有它才能代表中国人民，彻底调查真相，平反受难者，惩处施暴者。

　　解决“六四”问题，无须和凶手讨价还价，只待缉拿凶手的那一天。公正与公理，绝不可能期望凶手给予，你必须先将凶手绳之以法。在专制的中国，哪里有理可讲！

　　先筑渠，民主之渠成，平反昭雪之水自然可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