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宾志辉——六四34周年祭/曹旭云

推门进去，一个50岁上下，面皮白净，比我略显年轻的男子从墙上挂着电视机的小柜台里钻出来。伸出双手说，我就是宾志辉。在我仔细端详他的时候，显然他有些腼腆。脸上虽有些小店老板的市侩气，但眼神里透着亲切、诚恳和兴奋的光芒。甚至莫名的，还有某种历史性会晤的庄严感。

几句寒暄，他安顿好一旁一位5-6岁的小男孩在做作业后，便依言领我参观商店。店面不大，约莫二十平方米，满满当当陈列着烟酒、食品、饮料，油盐酱醋及日用小件等。我们沿狭小的甬道转了一圈，倒是灯火明亮，一尘不染，角角落落有好几处摄像头。他一边缓缓介绍店面的情况一边回答我提出的各种相关问题。小店已经经营十几年，是他出狱后最持久，稳定的一份工作。也是目前家庭唯一的生活来源。

与他比邻的是一个200多户人家，近千人居住的小区。小店负责提供小区居民的日常用度。他介绍说，他的坐牢经历在小区几乎尽人皆知。不仅没有受到歧视，相反，正因为有了这4年的牢狱生活，让他获得了小区几乎所有人的信任与敬重。似乎他们都知道，那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似乎进店是一种补偿。小店也因此生意兴隆，买卖相当稳定。他现在也在小区买了一个小房子，安顿了下来，家里还有一个80多岁的老母亲和他同住。

我们再次在柜台前的凳子上坐下来的时候，他递给我一瓶水，然后从一只有些陈旧的拉链包里小心地取出一张张有些发黄的纸片，递给我。一一介绍：这是他的被捕书，这是搜查证、搜查清单，这是裁决书、释放证等等。看得出，保存这些，是因为这不仅已经不是一种耻辱，相反，是一种荣誉。

这张1989年6月14日签发的折痕明显的《扣押物品清单》，列了六项内容。鉴于收件人拿到的是复写件，字迹有些模糊，但清晰可辨。第一项是钢盔壹个。这只头盔是6月3日晚上在长安街头，他看见火光冲天，密集枪声中倒地死去的一个个大学生和普通市民。一通痛哭流涕后，当场用随身小刀刻下了“残暴血腥的记忆”这7个字。他原想让子孙们籍此永远记住这个耻辱的日子，让他们记住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看”，他用食指指着第二项。“喏，这就是你的日记本，《北上日记》。”我顺着他的手指，俯身仔细查看那有些潦草，甚至有些模糊的一行字: “大笔记本壹个。”我定定地看着，鼻子忽然有些发酸。想不到28年前，自己参与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在一切都烟消云散后，仅在这里、这张纸上看到一丝自己参与的痕迹。忍不住在这行小字上用指肚来回轻轻抚摸了一个来回。

“这是你和我联系的纽带”。宾志辉一旁轻声地说，似乎有些兴奋。我点点头，抬臂用手掌轻轻握了握他的臂腕。后面几项是他从广场和学校收集来的传单和录音若干，已经无足轻重了。

“我的判罪依据主要是第一项和第二项。”宾志辉缓缓地说。“依第一项，他们判定我参与了阻拦解放军入城的叛乱。但是，我们的同事和街坊参与阻拦解放军入城的多了去了，都只是判个一年半载。有些甚至就是个批评教育而已。我却被判长达十四年，这与你的日记本有关。——估计是上边通过日记，发现揪住了一个落网的大胡子，发现我与高自联的叛乱大头目竟有这么深的联系。才决定重判的”。

“不错。那是后来在父亲的四处奔走下，才改判为四年徒刑的。在老人心目中，革命了一辈子，最后如果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革命的意义在哪里？真那么一判，人这一生就全毁了。当时，我刚成家，儿子才6个月大。哎，家父真是豁出去了。甚至为筹措经费，由他做主，卖掉了大哥正在经营的那家红红火火的饭店。最后是父亲时代的法院一位老院长帮忙，才解决大问题。”

这次一个多小时的初晤，离开志辉家的超市时，已经将他看作了自己的家人。并约好改天一起吃饭。届时，将他80多岁的母亲和我90岁的母亲都带上。弟兄伙好好聚一聚。

屠城的头一天，即6月2日晚上。广场及周边气氛，已经笼罩在一片肃杀及巨大的恐怖中。尤其是广场四周的高音喇叭里一遍一遍传来杨尚昆杀气腾腾的《紧急通告》：

“全体市民们：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猖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多日来保持了高度克制，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障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

在广场低矮的帐篷里，这时，我正接待前来拟劝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的任畹町老师。他刚从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出来。此前，听过他的演讲。今天，通过两三个小时的彻谈，我觉得任老师是值得信任的。

此番4月17日自海南北上，直抵北京，深度参予这场民主运动并打算以自己微薄力量做一些贡献，是我十几年来的夙愿。也是我作为一个底层读书人的唯一能做的事情：要流血，自我始。所以，我决心坚守广场。尤其是将和身边这几千名坚贞的大学生们一起赴死，我愿意。

平生我爱写日记。从海南一路北上，到北大，到请愿，到游行，到绝食，到声援，到坚守，到与广场同在与学生同生死的意志……近50个日日夜夜，一个个跌跌撞撞的生与死的考验关头。点点滴滴，我都写在这本《北上日记》里。已经是厚厚的一册了。

我知道情形危急，也知道自己这27岁的生命可能随广场上的帐篷一样，在枪声、在烈火、在坦克隆隆的碾压声中，沦为垃圾，化为灰烬和尘土。但日记不死，也不能死。自己16岁那年上大学，从此开启写日记的生涯。这本《北上日记》和自己前11年的日记合在一处，庶几将形成同拜伦、同雪莱、同普希金一样杰出的生命存在。而《北上日记》自然是我生命的巅峰。于是，我郑重地拜托任畹町先生将这本日记带出广场，带给我的家人。至少，给父母、给情人、给家人一点念想。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亲人在生命最后时刻是骄傲荣耀的。就像那勇敢的十二月党人。

当晚，离开广场后。在复兴门拦阻解放军入城的人群中，他眼前一亮，发现正将宽大的公交车横过来，倔强地挡在长安街路中央的宾志辉。原来，宾志辉是市公交公司1路公交车司机。通过简单的交流，宾志辉欣喜地告诉任老师，“我认识您。好几次听过您的演讲呢”。一下子，二人拉近了距离。老任决心将《北上日记》交给眼前这位俊朗的青年。为稳重起见，他提议是否可以和志辉一道回家去认认他家的门头？志辉欣然同意。于是，二人一同来到甜水园东街8排7号宾志辉的家。当晚并留宿一晚。翌日清晨，二人又一次返身回到长安街，投入到全程阻截军车入城的洪流之中。

“其实，我是老实交代了这本日记的来历的。曹老师，真对不起。对不起你和任老师对我的嘱托和期待”。那次在超市，宾志辉无不歉疚地说，“我估计我是这世上唯一通读了《北上日记》的人，一口气读完的。你每天写那么多，写的那么好。任老师交给我时又那么郑重。我就知道我碰到了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大英雄，也知道肩上的担子。想将它收藏好、保护好。并期待哪一天能将这本《北上日记》亲手交还给它的主人。哎，可是我弄砸了，在我手里给搞丢了。——他们是在我被捕后的一个月，分两次提审了我和日记本的关系。估计，他们是在上峰读过之后，决定要查它个水落石出的。——我起初本不想讲，但扛不住。他们用电棍捅你的睾丸。我就只有老老实实交代了这本日记的来龙去脉。第二次，他们通过几十个人的照片，让我从中找出任畹町。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们才相信了我说的这一切。”

“也因此，小宾的案子和我的案子应该归档到了一块儿。那本东西应该还在，他们不敢毁，谁也承担不起这个历史责任。应该就存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档案馆里。”或许是为了安慰我。任老师补充道。

2017年初秋，匈牙利身份下来后，我第一次探访了布达佩斯。同时，在阔别经年后又一次在巴黎与任畹町相见。一家茶座刚落座，“找到宾志辉了。”老任将手提包往桌上一放，兴奋地说。原来，宾志辉在超市安定后，下决心要找到任畹町先生。于是，他通过facebook满世界的寻找任先生的下落，终于如愿。

茶间，老任告诉了宾志辉出狱后的状况。先是妻子离他而去、改嫁他人，后是被市公交公司开除。工作家庭双双丢失的宾志辉恍惚了一两年后，才渐渐有所振作。先是摆地摊、后来开出租车、后来开了家超市。据介绍，他前几年又重新组织了家庭。只是，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

“那个叫罗姆的曹旭云，究竟是何方神圣？现在怎么样了？我时常想象着你的各种各样的情况。我蹲四年班房，算不得什么。但是，那么一位有才华的大哥，现在怎么样了啊！于是，我下载了大纪元，家里安装了卫星电视。下班后，总在第一时间关注海外民运及民运人士的一举一动。却没有发现你的一点消息，是死是活？我真的一无所知呢。去年前，有时想象你穷困潦倒，有时又想象你大富大贵。但我坚信，只要你还活着，此生我们一定能够相见。嘿嘿。”超市里，宾志辉说着说着，又憨厚地笑了，“但是，你就住在望京，我们挨得这么近，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跨过年，我在安外大街的盐府人家自贡菜馆宴请朋友并与国内作别。一并邀请了宾志辉。不料，志辉来信婉辞。我很意外，忙问为什么。他的回答更让我意外：“与你交往的都是大知识分子。我一个老大粗，往那儿一戳，又说不上话。是不是很傻，很难为情？”

志辉这才赶了过来。席间他洋溢着喜悦。告辞时又悄声耳语我：“今天听到的，都是电台节目里那些嘉宾们说的话。现实中，我第一次听到呢。”看得出，他神采飞扬。

而在我心中，总觉得对不起眼前的这个宾志辉。就顺势问他今后的打算。他脱口而出：“我，怕是指望不上罗，能将个小店平稳开下去就不错。最多，到时候，跟你们端端茶，倒倒水而已”。

2019年六四30周年将至。在一帮朋友的推荐帮助下，拙作《爱尔镇书生》与陈小雅的《八九民运史》一道，藉杨建利博士、韩联朝博士的鼎力支持，公民力量正酝酿在华盛顿召开新书发布会。拟召集中外十几家媒体进行报道。

我迅速与宾志辉通话，告诉了这个消息。询问他是不是可以在节目录制时，通过视频做一个现场直播的越洋采访？“告诉世界，你与六四的故事、你与那本《北上日记》的故事”。志辉说，他一生从来没被采访过，怕把握不好。询问我，他是不是可以录制一个视频，简要讲述一下他与《北上日记》的经历，到时候播放？我说好。

第二天，他盛装之后，录制了一段5分钟的视频。讲述了他与《北上日记》的前世今生，发给了我。接着询问视频可不可以？能不能用？若哪里有不对，他可以重录。

视频很好。只是他慈眉顺目，眼睛总看着地面，觉得要能看着镜头说，会更好些。他接着依照我的要求，再录了一遍。这一次的确非常成功。但是，志辉很快跟我来了一段语音。大意是说，其实，他有很多的话想说，但是不方便。一是他怕家里的超市，一是怕让80岁的老母亲担心。所以，“请你原谅。我录的不好，怕是让你失望了”。

事实证明，宾志辉5分钟的视频，在两个多小时的直播中果然别开生面，引人入胜。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纽约《世界日报》著名记者曾慧燕女士（燕姐）为此还写了长篇评论，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赞美。

新书发布会结束，回到布达佩斯后的第一时间，我与志辉通报了情况。他兴奋地说，他全看到了。并告诉我，他搜寻了相关发布会及《爱尔镇书生》所有有关的新闻及信息。

约莫一个月后，宾志辉与我发来了一条短信。大意是，他读得很慢。因为很多繁体字他不认识，需要查字典。这么厚的一本书，估计全部读完，需要个一年半载的时间。并说，所以来信，是因为书的扉页题签里我要他“多多批评指教”。

我一惊。忙问是什么情况？任老师说也不清楚。只是给了我一个联系电话。我赶忙发信过去。对方说他是宾志辉的孩子，并说：“先父在去年1月23日去世。因肝衰竭。”

又是一年的春夏之交。欧洲的春寒，去得比北京要晚。料峭风中还带着一丝西伯利亚的寒意。抬眼窗外，绿草如茵，树缝衬着蓝天。粉红色的樱花从黑压压、错落的树枝间次第伸出，正摇曳风中。

34年前，宾志辉的蒙难与我有着密切关联。命运之手，神奇地将两个完全陌生、甚至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人，这么罕见、这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几次见面，我总这么感叹，觉得不可思议。

无论如何，挥之不去的是宾志辉那憨厚的笑容，还有那白净的、保养得比我还显年轻的脸庞。几次见面人都好好的，怎么转眼就肝衰竭了呢？宾志辉的突然死亡，难道？……忽然，我心上一紧，一股巨大的寒意迅速笼罩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