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致命自由》 浮想联翩
胡平
在描写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文学作品中，曹旭云的《致命自由》（又名《爱尔镇书生》）别具特色。这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在“六四”30周年前夕推出后就受到广泛好评。近来我重读此书，感慨良多，浮想联翩。
《致命自由》一书，时间跨度长，场景变化大，事件庞杂，人物纷繁。作者将个人的经历与时代的变迁结合起来，从个人的视角见证了历史的巨变。
曹旭云出生于江西湖口县，就读于九江师专，毕业后不甘于沉闷平庸的体制内生涯，主动辞去中学教师的铁饭碗，走南闯北，浪迹天涯。89年春，曹旭云离开海南一路北上来到北京，正赶上天安门学运爆发。曹旭云立刻全身心投入运动，当上了在广场上仓促成军的中华各界人士赴京声援团的团长，亲身参与了绝食抗议，亲眼目睹了“六四”屠杀。
《致命自由》有两大看点。一是对“六四”屠杀的现场见证，一是对作者个人的成长历程、尤其是心路历程的书写。民主墙时期的资深民运人士任畹町，和作者相识于“六四”前夕的天安门广场，为这本书写了序。著名评论家、作者江西九江师专的师兄吴洪森为这本书写了跋。
《致命自由》的最后一章，第五章，30年后忆故人。曹旭云记叙了几十位故人的故事和结局。作者写到：“当年那些生动的场景，有些渐渐模糊起来。当年那些鲜活的身影，个个也渐行渐远。有的发迹、有的沉沦、有的坐监、有的辉煌、有的放达、有的平庸、有的贵为卿相、有的贱如刍狗、有的撒手人寰、有的怨天尤人、有的依然奋斗、有的却又在黯然疗伤......”。
是啊，一场“六四”，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多少人抛离了原来的人生轨道而走上另外一条路；还有多少人貌似还在原来的路上，但是那心态心境已大不相同，俨然变成另外一个人。
对我们这代中国人来说，像“六四”这样重大的历史事变并不是第一次。文革是一次，改革又是一次。古今中外都很少有这样的一代人，在半个多世纪的光阴中，就经历了这么多这么大的变化。
当代中国，变化巨大，变化频繁。当我们回首往事，试图给我们过去几十年的生活作出一番整体的描述时，我们发现，我们的生活竟是如此的支离破裂，缺乏一贯性，它不象是一部长篇小说，而更象是几部互不相连的短篇：除了其中的人物没有变之外，其余的一切都在变，从场景到词汇。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观念，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处境，以及彼此相待的态度与方式，都一再发生巨大的改变。
所以我常常想，我常常期待，有这样一部小说或剧本，就记下某个中学某个班的几次同学会，65年的一次同学会，75年的一次同学会，85年、95年、05年或15年的同学会，人大体上还是那些人，但是他们各自的思想与心情，遭遇和处境有多大的变化。有坚守也有逃避，有奋进也有消沉，有友谊有爱情，也有出卖有背叛，有升沉有起伏，有高光也有至暗。在不同年代的同学会上，大家交谈的话题会很不一样，各自的价值观会很不一样，彼此说话的口气也会很不一样，连流行的词汇都会很不一样。但是在这种种变化中又有着某种不变。通过这些复杂的变与不变，可以深刻地揭示人性，揭示时代。
“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我们的文化人知识人，理当贡献出这样的鸿篇巨制，以无愧于我们的时代，无愧于我们的奋斗，也无愧于我们的苦难。借由这种历史的回顾与反思，我们去发现、去创造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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