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学术身份和宗教身份

解颜

摘要：

不要期望当今政权关门大吉后中国就一步跨入了大同世界。如果没有学术独立、没有政教分离，新的政权将会通向跟现政权一样的腐败。而学术独立不是政权权力赐给的，而是在每一个事实的证明、每一个理论细节的与大众的交流中慢慢挣得的。大众有多少愿意尊重事实、愿意独立思考的习惯，这个国家就有多少学术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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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考察儒学的学术身份。学术是以事实为砖石、逻辑为泥浆、不掺杂先入之见的认知体系。学术中的讨论通常围绕着事实是否确证、概念是否清晰、逻辑是否严密来进行。下面简单讨论这三个环节：

事实的确证并非易事。有时候，客观条件的限制决定了事实很难获得，如考古。有时候，人们掩盖事实的动机太过强烈，如中国政府对其历史。与学术相关的一个例子是新闻。新闻并不是学术，但其对真实性的要求与学术是一样的，而使新闻偏离真实性的各种威逼利诱永远都不会偃旗息鼓。且不说专制国家的新闻控制、过滤、谎言无限重复，即使在自由国家，新闻的真实性仍然会被媒体操纵者的权力欲淹没。今年美国的大选中就看到假新闻被各怀目的的新闻媒体不断炒作的现象。如何取得确证无误的事实，以及在权力欲的诱惑之下如何坚持只忠于事实，是负责任的新闻媒体面临的大挑战，也是学者面临的大挑战。

清晰的概念在学术中的必要性如同通用计量方式在市场中的必要性。如果每个人拿的都是自己刻的秤，市场不可能不混乱，而最后的结果通常都是强权成为拥有最终发言权者。在学术界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概念无法清晰定义，其后所有的讨论都无从谈起。学术界与市场也有不同之处：并没有必要使所有的学者都使用完全相同的概念。一来没有人有这样的权力，二来由于每个学者的视角不同，他们使用的概念自然也不尽相同。只要每个学者清晰、公开地界定自己所用的概念，使其他人明白他的研究的适用范围即可。

有了清晰的概念，逻辑才有落脚之处。学者提出的理论和假说就是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些理论和假说是基于已经发现的事实，且要接受其他学者的质疑、也接受不断出现的新的事实的检验。

作为例子，我们试着用做学问的方法来研究《论语》中的一句话：“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首先我们要问的是“孝”的定义。要谈论孝，论者首先要明确定义自己所说的孝的内涵和外延。比如可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1）对父母什么样的行为是该被称颂的孝？什么样的行为是该被推上道德法庭的不孝？什么样的行为是荒唐？这些问题的答案并非显而易见。比如著名的《二十四孝》中的许多故事被许多人认为是荒唐透顶，但这样的书之所以能堂皇出炉，又被许多人奉为圭臬，说明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对“孝”的不同的定义。在界定自己定义的孝之前谈论孝的问题就如同拿着一杆没有校正过的秤去卖瓜。（2）作出何为孝、何为不孝的这些判断的标准又是从何而来？谁有制定这些标准的权力？孔孟在其著作中对“孝”的内涵和外延只有很有限的、直觉式的讨论，所以孔孟之言并不能拿来作为判断标准。即使孔孟对孝曾经作出过严格的定义，我们仍然可以质疑他们的权威地位。（3）如果何为孝、何为不孝的判断标准来自于通行的社会伦理，那么，我们知道伦理标准是随时代而变迁的：孔孟时代的伦理不同于明清时的伦理，明清时代的伦理又不同于现代的伦理。那么对孝的定义又是在如何随时代而进化？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人是否有将他人推上道德法庭的权力？（4）孔子说，对他人应该“以直报怨”，那么能否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父母？如果能，那么这样的态度与孝是否有矛盾？如果不能，那么父母是凭借谁给的权力可以被特殊对待？类似的问题还可以提出很多。

其次是“上”的定义。人凭什么样的资历即可以高居于上？为什么有些人只该屈居于下？谁有权力作这样的划分？明太祖朱元璋应该是当然的“上”，而他在起事时却是明白无误的“犯上作乱”者；这样的矛盾该如何解释？如果“上”是被“胜者王、败者寇”的赤裸裸的暴力权力定义的，这与儒教信徒们的“仁政”信仰如何相容？

最后是“乱”的定义。挑战什么样的权力是“乱”？什么样的权力有这样的不可挑战的地位？如果反对一个有儒教背书的政权是作乱，而反对共产党政权不是作乱，那又是谁给了前一个政权这样的特殊地位？作乱者一定是道德品质有问题吗？一定说明他不孝吗？

做学问的精神是：每进行一个判断，就应该仔细考虑这样一些问题：这个判断中的概念是否已经严格定义；作判断时用了什么样的尺、什么样的秤；这些尺和秤的制造者是谁、他们从哪里取得了制定标准的资格等。如此挖掘下去，就会有一些新见解、新发现。这就是作学问的过程。

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不需要、也不可能达到一个所有人都认可的终极共识。学术的精髓在于生生不息的讨论过程、在于沉下心来愿意搞清楚问题的风气。学术是一种把事实、真相和真理置于自己的观念之上的态度，而不是官方意识形态下达的最后解释。

在事实、概念和判断的互相碰撞中，人对所探讨对象的认知不断加深、加宽、加高。仲维光先生近来对学术的基本特征有一个精当的总结（“余英時先生及五四文化傳承中的“散裝標籤”問題——對話余英時先生（上））：“當代學術的特點，首先是要明確你的研究是描述性的，是能夠證偽和證實的，是二元的，不是本體的，即你用的是人想出來的理論，然後把它用之於歷史現象或者思想問題，‘對’與‘否’是開放的，留待經驗事實和現象去驗證，也留待何時有新的方法的時候來替換它做出更好、更嚴密有成效的描述。”

如果儒者们不觉得用这样的方法来解析孔孟之言是冒犯，并且愿意参与到这样的挖掘中，这就有学术的端倪。

如果儒教信徒不愿意讨论这些问题，而执着于自封的、不可挑战的最高地位，那么他钻研的就是宗教，不是学术。

《论语》虽然有极高的伦理学价值，但是并不关心概念的定义是否严密、判断的标准从何而来，所以并不是好的学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孔子学说的漏洞。福泽谕吉这样评价孔子：“在中国和日本，把君臣之伦称为人的天性，认为人有君臣之伦，犹如夫妇父子之伦，并且认为君臣之分，是在前生注定的。就连孔子也没能摆脱这种迷惑，毕生的心愿在于辅佐周朝天子以施政，至于穷途末路，只要诸侯或地方官肯于任用他，便欣然往就为其效忠，总之，他除了依靠统治人民和土地的君主来搞事业以外，就别无他策了。这说明孔子也未能洞悉研究人类天性的道理，而是被当时的社会情况遮住了眼睛，被当时的民风蒙蔽了心思，不知不觉地受到迷惑，主观地断定了立国之道一定要有君臣。”

在福泽看来，孔子的局限在于不懂得人人平等、不懂得人可以脱离等级体制而独立于天地之间。由于儒教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孔子自己的局限最后放大成为中国文化的局限。这个局限是中国难以跨进现代文明国家之列的重要原因。

虽然后世许多理论家对孔孟之言做过许多阐发，但是如果他们不能质疑其中的定义的清晰度、考究其判断标准的可靠性和逻辑的严密性，其学术仍然可以说是漏洞百出的低质量的学术。

然后我们讨论学术在社会中居于什么样的地位。

儒者余东海先生在《关于儒学与宗教再答客》一文中说：“未来儒家宪政即新王道仁政，当立法为言论自由提供刚性保护，任何人任何错误言论包括反孔反儒和崇马崇毛的言论，都可以避免法律追究、政治迫害和暴力欺凌。”

立法为言论自由提供刚性保护是明智的建议，而把反孔反儒的言论定为“错误言论”，则又显出余先生自封神圣、居高临下的态度。一方面相信言论自由，一方面又对某种言论不经审判便定罪，这自相矛盾。

余先生在下面这句话中解释了其自封的地位的来源：“可以相信，仁本主义文化如果重新取得意识形态地位即宪位，完全可以在新的历史平台上缔造出更加辉煌的新一轮中华文明。”

在中国古代，儒教是长期以来的官方意识形态。余先生心怀“宪位”之梦，想要回到古代“独尊儒术”的辉煌。这是一种跑官心态，是被权力欲蒙蔽了心窍。等着被政权权力招安、扶持，就会被政权权力随意打扮修改、被无限上纲，作为他们维持权力的工具。这正是儒家思想在诞生两千多年来一直扮演的角色，而其原因就是其“既是宗教，也是学术”的似是而非的浆糊地位。

阿克顿勋爵说：“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同样，概念和判断的绝对权力导致概念和判断的绝对腐败。儒教在古代中国与天主教在中世纪欧洲享有的是同样的地位，也导致同样的与政权暧昧不清的腐败。

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没有任何一种权力可以不被挑战。只要一个社会中还有高居“宪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存在，它就仍然是个野蛮社会。

学术不负责保卫政权，也不需要官方恩准的地位。学术在社会中的地位或权力有三个来源：首先，它来自于它对事实的尊重、概念的清晰、逻辑的严密。这是任何政权或官方意识形态都无法打垮的。其次，它来自于大众对真理的需要。不管是科技的发展、商业的有序运作，还是社会公义的实现都需要真理的支撑，而老实的学术是发现真理的不二之途。最后，它来自于大众判断真理的能力。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淘到黄金，但每个人都有能力认识黄金。学术信任大众的判断力、尊重大众的智商，为大众呈现事实和假说，将取舍的权利交给大众。

需要指出的是学术并不能发现绝对真理，而是只能逐步远离谬误、接近真理。另一方面，大众也并不总是需要真理，也并不是总有判断真理的能力，很多时候，大众宁愿相信谎言、相信自己的一厢情愿。所以学术是有限的权力：它无法强迫大众相信什么；它只能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学术在社会中的作用相当于船的锚，在风平浪静时作用似乎有限，但在风暴来时其作用就会显出。

老实做学问的学者不自封为最高，也不自卑，也拒绝功利的诱惑或为政权背书，不管是极权国家还是民主国家的政权。俗话说，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这话适用于与任何政权打交道的情形。同新闻一样，学术的权力来自于事实，其权力也止于事实。用市场打个比方，学术和新闻的独立地位来自于一杆童叟无欺的秤。

如果某种学说取得了“宪位”，看起来既有学问的完全实证，又有宗教的拒绝任何挑战，那么这个社会中就将既没有诚实的学问的立足之地，也没有诚实的宗教的立足之地。宗教或信仰体系与政权权力暧昧不清的结果是：它们的权力将如癌症一样无限扩张，窒息所有的正常器官，最后连同病人一起被毁灭。

不要期望当今政权关门大吉后中国就一步跨入了大同世界。如果没有学术独立、没有政教分离，新的政权将会通向跟现政权一样的腐败。而学术独立不是政权权力赐给的，而是在每一个事实的证明、每一个理论细节的与大众的交流中慢慢挣得的。大众有多少愿意尊重事实、愿意独立思考的习惯，这个国家就有多少学术独立。争取学术独立的努力不是在“大同世界”到来之后，而是该从当下做起，培养大众的独立思考的习惯、尊重大众的对真理的判断力。大众会独立思考、会独立行为时，学术独立就水到渠成，政权权力想挡也挡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