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佛教的局限性》

秦林山

1918年11月10日，前清的无名小官员内阁中书（相当于现在主管记载、缮写和翻译的官）梁济，自杀于北平城北的积水潭。用梁济自己的话来说，“必将死义，以救末俗”。清王朝倒台已6—7年。皇亲贵族、八旗官员，全国臣庶无一秉持儒家忠君观念而陪殉，而恰恰一个无名的小官员却“殉清”了。逊清皇帝立即“下诏”追赠谥号，表彰忠义，甚是沸扬了一番。令人纳闷的是，梁济非但不是反对共和的，还极力赞成共和的。

他在死前曾对他的儿子、大名鼎鼎的中国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先生说，“立宪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倘大势所在必不可挽，则不望国家从此得一转机。然吾家累世仕清。谨身以俟命可也，不可从其后”。

梁漱溟一个既被认为是最后一个儒家，又是中国第一个新儒学者。1921年，他写了一本令他出名的书《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在此书的《导言》中说出了写此书的目的，“现在的世界东方化不是已经临到绝地了么？形势如此，是用不着讳言的，却无人爽爽快快的说这句话……东方化的二大文化，一是印度化；一是中国化，此外无可数的。试问印度化是可以在现在的世界行得去的么？中国化是可以推行于现在世界的么？倘若这两件东西定绝于世界，那东方化不是绝了是什么！？或说东方化的政治制度及社会一面的种种东西同其物质生活，今世已不能适用，是要废绝的。至于讲到精神一面是它的长处不致同废。这个话是大多数人心里有的，我要反问一句，现在不是已经有物质生活政治制度的问题，看到根本的文化问题么？现在的争点不是根本的思想么？更明白的说，不就是哲学的问题么？现在不是要改革思想，更新哲学么？怎么反倒说它讲到精神生活一面又可以不废呢？并且我们试看现在的哲学界的形势，印度化根本的印度哲学、中国化根 本的中国哲学，能挤上去争个地位么？恐怕没有余地以着此君呢！

胡君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说：“世界上的哲学大概可以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又分印度、中国两系。西支也分希腊、犹太两系。初起的时候，这四系都可算独立发生的。到汉以后犹太系加入希腊系，成了欧洲中古的哲学。印度系加入中国系，成了中国中古的哲学。到了近代印度系的势力渐衰，儒家复起遂产生了中国近史的哲学，历宋、元、明、清直到如今。欧洲思想渐渐脱离犹太系的势力，遂产生了欧洲的近古哲学。到了今日这两大支的哲学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成竟能发生一种世界的哲学也未可知”。

胡君这个话说的何等堂皇，与李君（李守常）的“东西文明未可轩轾”正是一样的好听。然而我们去翻他书后边所讲的中国哲学如老子的、孔子的、墨子的、庄子的……倘然象他所讲的那个样子，除了供现在的大哲把玩解闷外，可有这“两大支哲学互相接触互相影响发生一种世界哲学”的值价、身价、势力么？胡君的中世史、近世史还未编出，他于印度系哲学、宋明哲学怎样讲法我们固然不得而知，然而他的论调我略知一二的，从他的论调推去，几乎要疑这互相影响发生世界哲学的话是故相揶揄呢！大家都说现在的新思想家于固有的文化太不留余地，其实我看是格外优容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导言》1991年版232页。

梁漱溟的以上的一大段话一边可以看出所谓的新思想家胡适的糊涂，一边又可以看出梁先生对中国所谓传统文化的清醒认识。梁先生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却是我所始料未及的。照理应该他要保守的多。然而这个新儒学者的思想却似乎超出了中国启蒙运动的旗手们。梁先生在这里还嫌他们太优容了呢！

梁漱溟父亲自杀时，梁漱溟还正潜心佛学，正背离他父亲服膺的儒学。难道是他父亲的死使他真正“惊醒”了吗？用梁漱溟自己的话来说，“我始终认为佛家生活是对的，只有佛家的生活是我心里愿意做的，我不愿意舍掉它而屈从大家去做旁的生活。到现在我决然舍掉从来的心愿了。我不容我看作周围种种情形而不顾——周围种种情形都是叫我不要作佛家生活的。一出房门看见街上的情形，会到朋友，听见各处的情形，在在触动了我研究文化问题的结论，让我不能不愤然的反对佛家生活的流行，而联想到我自己，又总没有遇到一个人同意我的见解，即或有，也没有我这样的真知灼见。所以反对佛教推行这件事只有我自己来做，这是迫得我舍掉自己要做佛家生活的缘故”《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1991年版220页。

“我转向儒学是因为佛家是出世的宗教，与人世间的需要不相合。” 王宗昱《是儒家还是佛家 —-访梁漱溟先生》载《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1986年版562页。

梁漱溟的这二段话，都说明了，佛家生活是正确的，只是在比较了东西文化和哲学的差别后，才认识到必须要抛弃掉，所谓的忍痛割爱吧。他认为“现在世界的东方化不是临到绝地了么？形势如此是用不着讳言的，却无人爽爽快快的说这句话”。梁先生终于忍不住要自己亲自来说这句话了，看來他是决然要从佛家文化中跳出来了，但是要跳往哪里呢？

什么地方都可以跳，就是不至于仍跳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去吧，因为他刚才自己已经不说而说了。但是绝对令人想不到的是，“我又看作西洋人的可怜，他们当此物质的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复。而他们所谓的精神，又不过是希伯莱那点东西，左冲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谓未闻大道。我不应当导他们于孔子这一条路来吗！我又看见中国人蹈袭西方人的浅薄，或乱七八糟，弄那不对的佛学，粗恶的同善社，以及到处流行种种怪秘的东西，东觅西求。都可见其人生的无着落。我不应当导他们于至好至美的孔子路上来吗！无论西洋人从来生活的猥琐狭劣，东方人的荒谬糊涂，都一言以蔽之，可以说他们都未曾尝过人生的真味。我不应当把我看到的孔子人生贡献给他们吗！然而西洋人无从寻的孔子，是不必论的。乃至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从为人晓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来做孔子生活的缘故”《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自序》1991年版221页。

刚刚还很清醒：中国人的精神文化必然也要抛弃掉。当然是梁先生在对照了西方文化精神以后才得出的清醒的结论的。可是梁先生马上又反诬一口了，把西方的文化精神变成“只不过是希伯莱那点东西，左冲右突，不出此圈，未闻大道了”。轮到梁先生来把中国必须抛弃的文化精神生活，一厢情愿地把它们塞给西方了，为要导西方于孔子的路上！

梁先生还教训说：“还有一层，大家注意特别看清楚，比上边的话还要紧的，就是东方化东方哲学是一成不变的，历久如一的，所有几千年后的哲学还是几千年前的哲学。一切今人所有都是古人之遗，一切后人所作都是古人之余。你要问我东方化，我举出答你的不但不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东西，也不是十六、七、八世纪的东西，实实在在是西历纪元以前的东西，如于印度举佛陀，于中国举孔子，离开这古化别无东方化。然则东方化就是古化。西方化便不然思想逐日翻新、文化随世辟创，你要问我西方化，我不但不能拿千年前的东西作答，也不能拿十八、九世纪的东西作答。直须把去年今年的东西告诉你才可，离了这今化就不算西方化。然则西方化就是今化。如此说来，东西文化实在就是古今文化，不能看作一东一西的二个可以平列在一起东西的。

如果你说东方化在今日的世界还是不废的，那就是承认古化能行于今，能行于未来。因为今日的世界已经孕藏着未来的世界，天天往未来那边去发长，古化倘然能行于今，那就是不违逆这种发长的方向或叫做潮流。现在既不违逆这种发长的方向自然未来是行的通的了。但是你能承认古化能行于今行于未来么？你倘若是不承认的或说不敢承认，那你就直截了当断言东方化的必废必绝，不用吞吞吐吐模模糊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导言》1991年版232页。

我们要不要弄糊涂了，梁先生是不是太健忘了。居然要将这样的东方化赠给西方！还是梁先生要讽刺讲反话呀！

如果梁先生不是糊涂了，还真这么想的话，那彻底是中国文人的悲哀了。这难道就是所谓的怪圈！中国文人永远走不出的“怪圈”吗？！

这是梁先生同一本书里的话。我在上一篇文章《腐朽的儒学是中国无神论的总根源》里就提到了。中国所谓的启蒙思想家们，和梁先生一样，你不知道到底相信他的哪一句话是真的，刚刚还在要打倒孔家店，一会儿又说自己并不反对儒学。刚刚说要全盘西化，一会儿又要保留传统，逻辑如此混乱至极。如果仅是梁先生一人如此，那不可以下这个结论，但是连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胡适等等莫不是如此，那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了。

现实明摆的，所以梁启超看见中国的现状，胡适、梁漱溟也同样看到了。那就是儒家文化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毒害，必须彻底铲除。舍此中国的国民性是不会有根本的改变的。但是自己又是在这种文化中长大的，要彻底舍掉抛弃。那么几十年的努力一夜之间不是全没有了吗？情感上受得了吗？更不知自己本身就被这种文化彻底毒害了，这种文化毒害下的一切恶劣，自己也全都沾染了，甚至更恶劣。因为没有文化的人，知道自己缺少教育，受到指责不能强词夺理，乖乖受训。而有文化的，就会文过饰非，转嫁与人。强不知以为知，好为人师表，孔子就是这种最大的祸首。先按下不表。（不是这篇文章的主旨）

我在此文中，把梁漱溟先生作为引子生发开去。是梁先生在佛教上的造诣的确要比其他启蒙思想家们略高一层的，甚至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等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也不及他。梁启超想借佛教教义来为政治服务，屈尊就教梁漱溟，是否可以改造佛教？而梁漱溟的回答，却是非常的斩钉截铁的，“改造佛教是做不到的，倘若做到，那改变后的东西必定不再是佛教。改造绝对不可能，更不必提其途径”。

我想应该也是，如果做得到，也许不需要你梁启超来做了，我梁漱溟自己也做了，何必我要从佛教走出来呢！而且即使走出了，也没有要完全否定它的意思。对东西文化的差别，梁漱溟把它们形容成古今文化之别，不可不谓不深刻，显然梁漱溟对佛教的“个中三昧”是很熟悉的。

龚自珍和魏源是中国近代二个，第一次提出要用外来文化补救中国文化的士大夫代表，龚自珍认为要用“西药”和“佛药”。他以“天台宗”的“生感缘起说”来对抗儒家的“天命观”和“性善观”。根据此一学说，业力是一切有情乃至佛所居世界产生的原因，也就是说业力乃是人类自己的原因，因此善恶报应都是人自作自受，而非天命所定，唤发了人的主体道德责任意识的觉醒，绝对冲击了儒家的正统思想。

魏源认为“天台宗”的”“三观三谛”，要比儒家的“格物致知”的认识论高一层次。他早年好陆王心学，从经世儒学过渡到佛学，“是心即佛”“心外无物”。还把佛家高抬为有入世一面，他对佛教的信仰比龚自珍更笃诚，对佛教各宗派兼收并蓄，赞叹不已，晚年强烈要求出世，他们二人都是深感儒学的弊端和不可救药才转向佛家的。

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维新运动的思想家们，几乎又都是把佛教作为思想武器来要求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撰写了作为变法思想根据的《大同书》，就是建筑在佛教教义上的。该书第一部开宗明义“世界观众苦”是佛教的四圣谛。苦谛为首，是佛教的基本价值判断。他在此书中描绘了38种苦，以此作为救世的前提，成为大同理想的基石。又从佛经中引申出“众生平等”、“普渡众生”，去苦救世而至天国的理想。《大同书》就以西方极乐世界为最高理想境界。最后又以“去苦界至极乐”这一部分作为全书的结束的。

谭嗣同完全接受了康有为的佛教色彩的大同理想，而排斥康有为的儒学观念。抨击几千年之秦政也、皆大盗也；皆乡愿也；唯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士媚大《谭嗣同全集》261页。

谭嗣同对孔学儒家文化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他援引了大乘佛教的慈悲和平等观念，认识到，必须进行制度改革，而制度改革则必须建立在对传统信仰体系的改革基础之上。为此他创建了《仁学》，以佛教的慈悲精神为根本，主张救人之外无事功，把普渡众生作为自己人生的目的。

《仁学》就是用佛经释义阐发资产阶级民主启蒙思想的，佛以救渡众生为本根，独善其身是有违佛法的。维新运动失败后，他本可以像康有为和梁启超一样逃走，但是他却慷慨就死，“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自动引颈就戮，这和他崇尚佛教的舍己度生分不开的，谱写了自己又一曲人生壮歌。以惊醒国人，也再次暴露这个充满罪恶的吃人礼教的凶恶本性。

梁启超用佛教的“真如”解释费希特学说中的“真我”。用佛教十二因缘作为他新伦理观的基础。认为恶产生于无明，要用个人的修持戒律消除“我执”。在《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一文中，认为宗教比哲学更宜于治事，无宗教思想则无统一，无希望，无解脱，无忌惮，无魄力。把西方启蒙思想家康德的思想比喻为近似佛教，开康德哲学和佛教的异同比较之先河。为使佛教更有用于启蒙，还特地不耻下问梁漱溟寻找改革佛教的途径。

他很相信佛教能成为社会进步思想的组成部分，能比较深刻认识中国必须有信仰才能维系人心，而信仰必根于宗教。且在他看來佛教又是宗教中最优越者之一，（谭嗣同也是如此认为的），他也一生崇佛，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把佛教说出是入世的。

章太炎是佛学大家，早年受严谨的古文经学之染，拘守古文，拒斥西方文化。但是他却不苟同康有为把现实地盘留给儒家，要彻底用佛教的虚无主义来取代。他认为革命需要宗教发起信心，佛教可以使上智不能不信，使下愚人不能不服，通彻上下，是最可用的。要提高道德素养，只能靠佛教。社会各种丑恶现象，奴化堕落皆出于“五心”，故“非说无心则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执则不能去拜金心，非谈平等则不能去奴隶心，非示众生皆佛则不能去退屈心，非举三轮清静则不能去德色心。绝对肯定佛教具有解除这五心的特殊功能”。因此他大力推崇佛教的学术思想价值。

这里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人，他虽然算不上是维新运动和启蒙运动的先驱，但是对中国的佛教却是很有影响的人物——杨文会，他与康有为是同时代的人，几乎应该可以说是中国佛教的先驱，他对佛教的深刻认识，强烈的影响了谭嗣同、梁启超、和章太炎。

他认为学习西方不能徒袭其皮毛，只从科学物质和政治制度层面学。西方的宗教改革运动才是资本主义真正的发端，这种认识在近代中国文化思想里是非常独到和有深刻见地的。他充分肯定了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的精神的观点。但是非常可惜，却认为中国的改革则不是要学基督教，而是要复兴佛教以自强，把复兴佛教当作中国的宗教改革。

从龚自珍、魏源，到维新运动的康有为、杨文会、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再到启蒙运动的梁漱溟、鲁迅。以及熊十力、冯友兰、唐君毅、牟宗三等等，都能看到佛教的价值和真正意义，其间不乏真知灼见。近代中国做学问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没有否定宗教的价值。 印度佛教佛理中的玄奥，常常使佛教到底是宗教还是哲学这样的问题被引发出来，当然不是贬低的意思，而是被它教理的深刻玄妙所折服。

佛教是什么？这本不是问题的问题，成了问题。佛教形成于古印度，它的出现本质上是对当时占统治思想古婆罗门教的一种反动。古婆罗门教神话建立在一种种姓制度上，主张自净其心，靠宇宙天地，人生的智慧，摆脱生死烦恼。佛教以法为信仰之根本，此法与我们概念中的法是不同的。据称是释迦牟尼在禅定中证得的一种超宇宙智慧，因此，此法可以洞见宇宙人生的一切真理，以法修行臻至幸福之涅槃，是佛教的最高之信仰。

佛教以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四圣谛（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八正道（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十二因缘(老死、生、有、取、爱、受、触、六根、名色、识、行、无明）为基本教义。

诸行无常，世间万物皆在瞬间流变，无一可以常住不变，变乃是世间的自然法则，过去有的，现在起了变异，现在有的，将来终归幻灭。

诸法无我，无论有为无为，皆是缘起。乃我之物，为我所用，皆非我所有，我无从主宰，唯有放下我执。一切有为无为的诸法中，无有我的实体，所谓我的存在，只是相对的生理和心理幻象。

涅槃寂静，无生无灭，身心俱寂。离开涅槃，佛教就形同虚设。生灭的世间法，本来面目乃佛教之最可贵处。是说涅槃的境界，灭除一切生死的痛苦，无为安乐，故涅槃是寂静的。

四圣谛，谛的意思为“真理”，即四条神圣的真理。苦谛是世间存在的种种苦；集谛是人生痛苦的原因和根据；灭谛是对苦的断灭，是佛教修行的最高目的；道谛是超脱苦、集的世间因果关系从而达到出世间之“涅槃”寂静的理论和修习方法，即八正道等。八正道则是八种通向涅槃解脱的正确方法。

十二因缘，也叫十二缘起，缘起说是佛教的全部宇宙观和宗教实践的基础理论。佛教认为一切事物、一切现象的发生，都有相互的联系和依存的，各互为条件和因果。生是老死的缘，有是生的缘，取是有的缘，爱是取的缘，受是爱的缘，触是受的缘，六根是触的缘，名色是六根的缘，识是名色的缘，行是识的缘，无明是行的缘，老死则是观察人生的起点。

三法印成为佛教的基本特征。以中国文化来观察，佛教思想最显著的特点，则是生命观“三世”。即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一切生物和人类不仅具有现世的生命，而且在过去的前世已存在，还要延续到来世，只不过是以其它形式存有下去。佛教三世的生命说这样的理论观念，构成三世的连续不断性，是佛教认为的因果和业报。佛教认为同一生命以因果报应而居三世，以六道的不同形式轮回（所谓六道可分为三善道和三恶道。三善道为天道、人间道、修罗道；三恶道为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因为今世没修，来世就可能堕落于三恶道，成为畜生。因此人的生命之不朽与基督教概念完全不同，被视作最大的不幸。是佛教对人生痛苦的悲观观念，而要努力摆脱超越这种不幸的不朽，摆脱三世轮回的生之痛苦，成为佛教实践的终极目标。

当然另一方面因为短暂的今生，还有无限存在的可能，也隐含着一种希望，那就是阻止来生轮回堕落于更差的境遇，而必须努力于今世的修身，引伸出道德实践积极的意义。

尽管如此。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寻求出世，摆脱轮回之苦还是印度佛教的真正要旨。

佛教有很多宗派，比较著名的有八个。三论宗、禅宗、华严宗、天台宗、唯识宗、净土宗、律宗、密宗。

在1500年的时间里，佛教经历了从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密宗佛教的四次嬗变而定型。但是在12世纪。伊斯兰教军的扫荡和排挤下，佛教在印度居然被基本灭绝了。为什么会被消灭？这是很有意味的，同样被伊斯兰教军扫荡的还有印度教和耆那教，它们都没有被消灭。

根据业界分析有四个方面。                                    一、教义过于繁冗，陈义过于深奥且莫明。二、僧侣隐居于山林，脱离民众。三、有反对印度民间传统文化种姓制度的性质，而为统治阶级所不允。四、印度教的大复兴而使印度教随时可以替代者了，所以佛教在多元文化的竞争中败北。

我看不尽然。

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印度教。印度教的前身是婆罗门教，他们崇拜多神，从日月星辰、雷雨闪电、山河草木到各种生物、祖先、英雄人物都是可以被崇拜的对象。有四部主要的经典《梨俱吠陀》主要是对神的颂词、《夜柔吠陀》主要是对神的祭词、《娑摩吠陀》是祭祀时用的歌词、《阿闼婆吠陀》是巫术和咒语。信奉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为三大天神。教义中特别强调因果报应、生死轮回。

印度教认为凡人都有五种“债务”。  

 1，祖宗债。一个人有父母所生养育成人，所以必须要偿还生育之恩，那就必须结婚生子繁衍后代，还清祖宗债。

2，神债。神为人类带来所有养育我们生长的物质、水、空气、粮食和蔬果，所以必须敬神，祭祀以报神恩还神债。

3，仙债。恩师、先知、圣人用智慧开拓了我们人类的知识领域，总结了我们的经验，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所以也必须报答，学习和授业，以还仙债。

4，人债。我们生活需要朋友，凡进家门的都是客人，必须热情接待提供食宿。那是应该的待人之道，是高尚的职责，必须款待朋友和客人，以还人债。

5，鬼债。我们人类靠动植物生活，要饲养、喂食和栽培它们。不能杀生，保护它们，以还鬼债。

印度教没有单一的信条。但是有一条，几乎是一切虔诚的印度教徒都信奉多神教的泛神论。“多数印度教徒是多神论者，他们尽管尊敬几种神祗或鬼神偶像，但是他们却只向一个天神礼拜。就此而论他们多数又是一神论者。只不过这种一神论具有多神的色彩”。查尔斯埃力奥特的《印度教与佛教史纲》78页。

我在这里主要罗列是印度教与佛教的不同点，它和佛教相一致的地方，我就省略了。

由此可以看出佛教有的，印度教几乎都有，印度教几乎全部包容了它们。印度教虽然也有一神教的说法，但是还是一种多神教。印度教是融合了佛教、耆那教、甚至希腊宗教、罗马宗教的内容，才形成它崇拜“三神一体”的梵天、毗湿奴和湿婆的。在形式上就要比佛教高级，当然在内容上也是如此，因此印度教其实是发展了的佛教。

其实这就是印度教能打败和消灭佛教的真正原因。印度教和耆那教也都遭受了伊斯兰教军的扫荡，但是耆那教和印度教并没有像佛教一样被消灭，反而更加壮大了。这是为什么？！

我看用梁漱溟在《印度哲学概论》里的一句结论“佛教乃是无神论”（宗教中的无神论），才会被消灭的情理。当然不但梁漱溟，近代改革佛教的先驱太虚，一个在佛教界举足轻重的人，就是他创立了“人间佛教”来改革佛教的。他认为佛教本属文化宗教，而非有神论。我一直弄不懂什么文化宗教的含义，直到汉斯昆先生把宗教分为人本主义宗教和神本主义宗教之二种，佛教和耆那教是人本主义宗教，而犹太教和基督教是神本主义宗教时，才明白了所谓文化宗教是什么意思。业界对佛教到底是否宗教有过激烈的争论，有说它根本不是宗教，只是哲学的，也有说它是半哲学半宗教的，暂且不论它到底是否宗教。

我也终于理解了梁漱溟先生在面对梁启超的改革佛教时谓之的，改革佛教是不可能的结论。有不少的人看到西方的宗教改革，所以得出也可改革佛教，看不到西方所谓的宗教改革，只是恢复《圣经》的本来面目、回复基督教的原样而已，而不是创造了什么新的内容。而改革佛教则完全不一样，要把它的“出世说”改成“入世说”，那还成佛教了吗！？那是根本的不同了，与西方的宗教改革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杨文会、梁启超和太虚可能都是走入了这个误区的吧？

为什么说佛教是宗教中的无神论？因为佛是人不是神。佛也根本不要人把他当作神。所以佛陀自己说的，“我是人而不是神”。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不是以超人的神自居的，而佛只是一个理智情感和能力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佛是大智、大悲、大能的人。佛不是万能的，只有真正的神才是万能的。佛不能赐给人类以解脱，只能教导人类，是有限的。所以佛只不过是一个透彻觉悟的人而已。最初佛教二字的意义也仅是佛的教导而已。

意味深长的是，佛教在印度被消灭，但是在传到中国后，却得到了发展。甚至在中国的隋唐时代还达到了鼎盛。

汉以后，中国形成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佛教侵入以后，在长期的融合过程中，中国居然形成了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的以儒为主的文化格局。儒家治世；佛家出世成了宋代以降的公认。尽管儒学与佛学不在一个层面上，儒学在文化逻辑思辨上要远远落后于佛学。可是佛学在一个极端看重现实物质生活的中华民族中，还是难以成为主导社会价值取向的第一文化，只能屈居而辅儒学，成为儒学的“婢女”，它的极端世俗化的一面，如来佛、观音菩萨能满足下层民众求子、求财、求吉祥的世俗愿望。低层次的信仰是它在中国能行其道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一个缺乏信仰的民族，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占主要地位。

其根本原因佛教能在中国这样一个极度保守的儒学文化中占一个席位，也决不是偶然的。从本质上来看是佛教和儒学都有和无神论特征相通的一面，就像二十世纪初，一个在德国产生却在德国和欧洲根本无法存在不下去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它的无神唯物主义也只有在中国这样的文化传统中才能生存、发展。从佛教产生于印度，却在印度无法生存和马克思主义在欧洲产生，却无法在欧洲生存一样，这二个东西在中国却都可以大行其道，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思考的。当然佛教在中国文化中还是曾经起了积极的作用的，因为它相对于一个最腐朽和落后的文化来说，就是非常进步的了，而马克思主义则完全不然。

宗教也是发展的。基督教就是和西方人一起长大的。

所谓现代宗教、高级宗教一定是在综合了过去所有宗教的特点中才发展起来的。原始的自然宗教，人只是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的产物，对于人类遭受的一切，也只能在表面所谓的自然界中找原因。缺乏个体和人性的意识，这一阶段是非常痛苦和恐惧的。在此基础上，他们会崇拜一切异己的外部力量，这时候的宗教特征是原始泛神论。

人类要经过很长一段这个恐惧而痛苦的时期，然后人的意识才能慢慢到达成熟阶段，（达至真正觉醒还有一段不短的路）他们就能把自己从自然界区分开来，不愿承认自己只是自然而然的产物了，人类能意识到人与自然的不同和对立，把罪恶死亡和痛苦都归于它、而要强烈否定它。人类反映在最初的宗教里，反映在印度的哲学里，形成了一种佛教的意识，这个意识就是要否定自然界的一切，最后甚至连人生命的意义也被否定。

佛教认为，自然界和人的生命都是不完善的，所以要予以否定。我们可以在印度佛教里看见的轻生和极端的折磨自己是如此的普遍。用自己的身体来喂食蚊子，把自己作为野兽的口粮等等，不一而足。以求佛教的最高境界，彻底解脱生死轮回，达幸福涅槃。人类最初的肯定启示发展到否定启示，极大地平衡了人类的心理，使人类的心理意识终于有了它的地位。佛教不仅否定自然界，甚至否定自己，也使佛教几乎成了一个否定的宗教，它的特征就是禁欲和悲观。

尽管如此在宗教意识上还是要大大高于原始自然宗教的。也就是佛教是从原始的自然宗教中发展起来的，它已经不是与以前的原始宗教一样的了。成为一种新的高一级别的二级宗教了。从一级自然原始宗教到二级宗教佛教，的确是宗教历史发展中的一大进步！

但是还远远不够，因为人类的心理意识尽管可以否定自然，但是并不能地改变自然，可以真正为人类服务。说到底，宗教的产生无非是人类为了战胜自然，而成为人类改造自然、改造自己的最强大的精神思想“武器”的。所以佛教的否定意识，不能最终改造战胜自然。时代需要更高级的宗教来完成此项任务了。而此刻的犹太教无疑担当起了那个时代的伟大任务。它能在佛教的基础上，在它的悲观意识上，于宇宙自然的不完善中，不真实的自然和人生中，找出一个真实的、远远高于世间价值的一神来。它的特征就是人类从泛神、多神到一神的转变。

这一神，是绝对的高高在上的，人的渺小和微不足道，人类只能敬拜和仰望而无法企及和沟通的，使“天人对立”。因此犹太教创造了一个或者也可以说是与人隔绝的神，人只能崇拜他，他则用律法来限定人的行为。人对律法的迷信又使人成为法的奴隶，成不了真正的有完全自由意志的自己。这样上帝造人的目的也不能完全达到，所以尽管犹太教从原始自然宗教到佛教再到犹太教，宗教在这里前进了三大步，但是人类还是没有获的精神上的彻底解放来改造自然、战胜自然和自己。

时代需要更高级的宗教来完成人类这一最伟大的使命了，古希腊现成的哲学的理念世界为基督教的诞生铺平了道路。犹太教终于又有了一个发展，这一发展其实也是人类宗教发展的顶峰。即上帝派他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来担当起人类的“死罪”，來洗净他们的罪，耶稣“复活”了，为神人的沟通有了直接的可能，这是人类自己个体意识的真正觉醒。要凭借神力，努力超越自己，超越自然，从此人类才能真正获得独立和自由。伟大的基督教不辱使命，人类终于获得了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发展了科学，改造和战胜了自然！

宗教就这样终于走完了从原始自然宗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的整个发展阶段。因此，从中我们能够看到佛教只是人类宗教发展中的一个环节，还不是一个完全完整的成熟的宗教意识。一个现代宗教和完整的高级宗教，它必然包容一切宗教的价值特点。人类文明史必定要走完，从仅仅是肯定自己的存在——否定自己——再到肯定自己存在这样一个循环。看上去这个循环是终点回到了起点，但是这个循环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轮回”，它是人类可以获得自由和解放的、真正战胜外部异己力量的胜利。

宗教的伟大，就是能使人类个体意识瑧于彻底觉醒，不受任何的奴役。获得真自由！“你们必得真理。真理就必叫你们得自由”《约翰福音》8:31

尽管人类的所有文明都是宗教的产物，但是各个宗教、各民族的宗教是有差别的，或者说也完全不同。或者说“有什么样的神决定了什么样的民族”。决不能因为中国有固有的佛教，佛教也是宗教信仰，也给我们带来过意识发展的进步，又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因此更容易在情感上被中国民众所接受而必须重拾发扬光大它，而看不到，重拾起或者复兴它而会一种排斥更高级的文化形态阻挡了我们自己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

尽管佛教远远高于儒学，也绝对以偏概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