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的矛盾
诗琪
一个社会所有的资源是有限的，对资源的竞争却是持续而不公平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众对资源的索求与资源的不均衡的现象会极大地激发社会潜力，同时压低社会的进行生产活动时产生的成本，而这种个体激烈的生态不应上升到利益群体之间的竞争，只应当局限于个体能力决定个体价值、个体之间相互争夺资源的范围内，而资本之间的竞争应当是可控而持续，而被控制到健康的范围内的，因为垄断与过度竞争会产生成本。
集体主义社会中，负责分配资源的支配者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其权利应该被法律与监察机关在控制到一定范围内，但支配者的权力往往要高于二者，我们不难由此看出：集体主义与计划经济很有可能产生独裁统治，而要让集体社会维持稳定运行，应当机械地、规则地进行分配与支配工作，而如果让人来进行决策，则有很大可能产生偏向和误差，道理如此，手握大权的支配者又怎能放弃自己的权力？资本社会的竞争会产生成本，同时促进社会的发展，这种自主支配财产、自由进行交易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社会的民主性质，而集体主义社会中也有个体之间的竞争，但这种竞争对于社会的推动是极其有限的，集体社会强调同体协作，而并不给予个体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而公有分配制也决定了个体通过竞争能获取到的利益是有限的，社会财富因此几乎平均的分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分化为两个阶层：支配者与被支配者，这与被认为是资本社会极化结局的奴役社会又何其相似；而在支配者掌握的资源过多、权力过大的情况下，没有人再能够威胁到支配者的地位，由此不难看出：集体社会天生就带着独裁的色彩。
马克思的理论将复杂的社会矛盾简化为二元对立的阶级矛盾，却忽视了人与人、人与其本性之间的矛盾，共产理论试图用消除阶级的方式来建立平等的社会，而忽视了同一阶级中存在的富人与富人之间、穷人与穷人之间的竞争和矛盾，如果社会没有阶级的相互对立，而要让这一状态继续维持下去，个体之间就要长期处于一种没有竞争的理想化状态，这就导致集体主义难以施行于现实社会，因为要想让社会不产生竞争，就必须提高个体的觉悟与品性，也就是摒除人性中的私欲，而如果能使整个社会的觉悟和品性提高，讨论到底是集体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更具有普适性就显得毫无意义了，集体社会对个体的要求如果贴合实际、还是整个社会的集体价值，则对于所有的体制都会产生好的影响，而如果要对比集体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可行性与适用性的差异，就要先找到让本来不健康运行的两种社会对于个体价值观改变而开始转为良好运行的一个限度，也就是看哪种体制对于民众的要求更高，毫无疑问的是，资本主义体制激发着人性中善与恶的两面，而集体主义则在遏制人性，集体社会、共产社会要求构成其的个体以统一的伦理标准行事，而做到如此程度的统一，只能用思想教化与集权统治来实现，前者只能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实现，而如果危机或矛盾解除，这种集体思潮会慢慢的消退，由信念支撑起来的社会是脆弱而疲软的，这时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往往要施以极权统治，而当我们回顾历史，有哪个极权政权能够长治久安、屹立不倒，极权的王朝必然是短命的，这就是集体主义的怪圈，正是这个怪圈让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了一个美好而无法实现的幻想。
所有参与政治的公民都有其‘政治价值’，也就是每位公民作为民主政治的参与者，通过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能为某一党派、某一利益集团产生多少利益。对于民主程度更高的社会，手握选票的选民政治价值更高，而在没有民主决策制度或者其民主机关形同虚设的社会中，公民的政治价值也仅聊胜于无，对于一个民主国家的官员来说，他在行事的时候需要去了解他的所作所为对管辖的人民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以此来衡量其决策正确与否，而这种自我反思与自我纠错的政治行为做到什么程度，则取决于其政策作用的公民的政治价值。民主国家的政府官员除了衡量自己为政有没有办实事，还要注意自己的私生活，还要自觉廉政，因为他是当地的选民票选出来的，选民对官员来说政治价值极高，能否讨好选民直接决定了官员能否继续连任，这是一种健康的权利运行方式，反之，如果公民对于官员的政治价值低，官员在为政时就大概率不会考虑人民的感受，由此便产生了贪腐懒政乱政的现象。
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可以为零，一个国家公民的政治价值也可以为零，但非民主国家的人民也并非全无人权，因为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法律，而法律是政治的底线，一个政权可以在政治上极度藐视人民，但因为有法律的存在，在形式上仍然要尊重人民，至于这种口头保证落实如何，则要看这个政权自身的状况与性质如何，如果细看一个非民主国家的基层行政，你会发现非民主国家的官员远没有民主国家的官员有责任感，对于公民政治价值低的政权及官员，并没有理由全心全意的为人民行政，对其的任命可能由执政党或者其所属的政权负责，这就导致了在这样的政权中浮现一个有能力有才干的官员无异于掷骰子赌大点，指望用赌博的方式来‘赌’出一个好官，可称‘赌徒政治’，而要想让权力长期的运行，赌徒政治是万万不可取的。
一个商品要物有所值，才会有人去花钱购买，这样看来集体主义国家的官员实际上在做一种‘政治慈善’，而慈善这种行为虽然短期无回报，但常做慈善会让一个人的声誉变得更好、让企业声名远扬，以致产生长远的影响，产生的潜在回报可能大于收入，也算一种风险较高的投资；而政治慈善也是如此，官员在任上勤政廉政，其最大的动机就是为了让自己升迁，而要让自己升官，只要讨好自己的领导就行了，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既然社会没有民主的反馈机制，官员为什么要考虑民众的感受，如果官员只在乎上级的感受，那他推行的政策、批建的工程可能多是‘大动作’、‘大工程’，这种问题就在于，没有民主体制的国家，最低的阶层对于较高阶层的政治价值为零，而更高阶层则对下层具有很高的政治价值，在西方国家，市长州长如果抽不出时间甚至可以不接见总统，因为这些官员只对自己的下级负责，只对民众和选民负责，而对上级却没有任何义务，也没有责任；集体主义国家则刚好相反：官员没有对下级负责的理由，而对上级却要毕恭毕敬、鞍前马后，出现这种乱象，就是非民主体制的问题所在。
要想提高社会公民的地位，就必须提高其政治价值，要增加底层民众对高层政治的影响力，也就是说：政治价值决定了公民的社会地位，在公民政治价值为零的社会中，所有的公民都是体制的牺牲品，民主国家的每个人的政治价值都是一，十个一加起来等于十，非民主社会的公民，每个人的政治价值都是零，加上一个领导阶层的价值也等于十，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两个社会的政治价值总和都是十，但这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如果你是非民主社会中的一个零，你会怎么想、怎么做，翻开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几乎所有的暴力与非暴力革命都是要把零变成一的过程，这就是说几乎所有的社会革命的目标，都是要把公民的政治价值、社会地位提高，而革命之后建立的新社会、新国家，往往都是普世的、民主的。
集体主义所构想的高度统一的集中化社会的基础，是社会的领导者掌握着几乎所有的资源，并用暴力手段将其垄断，并根据每个社会成员对其贡献来统一分配，集体社会的主权并不在人民手中，而在垄断社会资源的人手中；正因这种社会没有民主的土壤，可以决定资源分配而对民众有着生杀与夺的大权的支配者往往会在权力的诱惑下成为支配者，这是集体主义的必然后果，而社会如何约束这样的支配者，则是集体社会面临的一个解决不了的难题。
要想解决支配者权力膨胀，让其以社会普遍的伦理标准行政，只能寄希望于法治和宪政，用直截了当的法条去约束支配者，而如何牵制领导者的权利让其无法左右立法机构的问题，也曾经困扰着民主社会，对于宪政制度来说，其最大的敌人就是不受限制的公权力，民主国家通常有两个以上类似议会的机构来稀释国家领导者的权利，而集体社会则把无可牵制、无可稀释的权力交给了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宪法也难以约束其权力，也就没有人能够约束集体社会的支配者。封建皇权的社会中有很多法律，这些律令大多是用来约束人民的，却没有一部用来约束君主的宪法，这种作为统治工具的法律只能称为统治者意志的体现，并在有限的程度上产生自然效力，这种法律是用暴力工具维系的，而法律的存在不是为了限制自由，而是去约束那些试图侵害自由权力的人，君主自然不想让自己的权力被约束，也有着高于法权的公权力，所以集体社会的支配者与君主就只能自己来约束自己，而要想看出这种自我约束能产生多大效力，只需列一个表格，列出历史上开明的君王和残暴无能的君王，道理就不言自明了。
可怕的从来不是支配者的产生，换句话说，如果社会财富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相互契合，并保证其行政一定的民主性，二者组成的社会并不一定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低效，但事实却告诉我们，支配者往往会因为行政过程中产生的纠纷而与人民产生矛盾，而无论在什么国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矛盾都是不断的，阻止统治者意气用事，让其保持理性，尤其在其手握大权的时候，可称难如登天。
如果支配社会的不是一个独裁者，而是直接或代议民主机关呢？让我们把这种假想的民主集体社会和资本社会作对比，不难发现其实问题出在市场上，资本社会中人与人的竞争是有序的，不同行业有着不同的财路，而在同一行业内相互竞争的人是有限的，而集体社会中的竞争则是无序的，即使集体社会的商品供应是无限的（即马克思理论中建设共产社会的前提-发达的资本社会），社会的支配者也会减少商品的供应，因为如果社会成了对商品求之即得的伊甸园，就没有人再会去劳作，社会的伦理标准：支配者统治的根基，就会开始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首先解体的就是支配者的霸权，随后整个社会将会分崩离析，人是不能停止劳动的动物。而如果集体社会处于商品供应量小于需求量的状态，商业的竞争就变成了原始的、无序的竞争，也就是同人类在原始洞穴中争抢一块生肉一样的竞争，这种竞争产生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我们可以由此得出一个道理：集体主义社会的民主要比独裁还要可怕，与其让每个贪心的人来当自己的支配者，不如社会中存在一个支配一切的大独裁者。
让我们反观资本社会，我们不仅要问，市场与自由产权哪里有这么大的魔力，可以维护民主政治的稳定运行？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市场与财产的自由是一种政治上尊重人民的体现，民主与市场经济是鸡和蛋的关系，私有产权并不能保证政治民主，而政治的民主必然会产生经济的自由与独立的结果，财富支撑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保护财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人的支配者都是自己，而竞争的环境则决定了市场自主不能与计划自主一概而论，区别就在于：市场的自主是有规律的、利益驱使的，而计划的自主择是没有规律的、人性驱使的。
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告诉我们：要通过总结历史来得出规律，以之来指导实践，纵观社会的发展趋势，总能看出从奴役到自由，从封闭到开放，从反自然到顺应自然的趋势，而理论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如果试图在现实社会中建立共产主义体制，其实就是建立了一套现代的奴役制度。
思想家弗格森认为：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有财产权的观念，自由是人的本性，而是否有财产权观念则界定了一个人是自由人还是非自由人，是文明人还是野蛮人，而随着私有制社会的发展，一定会有一些自由人手中掌握了巨量的财富，成为了财阀，政治是必然被这种财阀所控制的，而集体社会中只有一个专权独断的财阀，作为劳动者，不应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到财阀的身上，工人手握着财阀的命运，不论在财富多还是财富少、人多还是人少、共产还是民主社会中，劳动者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如果工人们因不满于现状而罢工，可以给财阀们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并以此要挟财阀满足自己的所求。
社会的进化从来不是对某一阶层的抹除，而是试图建立一种让手握权力、财富不同的阶层之间同心同向、相互协作，从而让社会持续稳定的结构，同理的，劳动者要维护自己生存的权力，不应该试图去抹除阶层的存在，财阀们与劳动者有着相同的高尚或低劣的品性，只不过手握更大的财富对其品性的要求更高，而劳动者在建立道德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的左右便在此体现出来：用其有限但有效的反制手段来维护其权利，逼迫无德的财阀成为‘道德资本’。
阶级的概念其实并不存在，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阶层，阶层之间是相互契合而协作的关系，而阶级概念则天生就存在着矛盾，从其定义看来，不同阶级之间是互相依存且矛盾不断的关系，我们不难看出，阶级其实是一种枷锁，一种煽动民众从而使之团结到一起的象征，对于生活状态和工作环境更好的工人，与其他受压迫的工人站在一起而去给别人争取利益的行为具有一种宗教的狂热性，把不同的工人组成的阶层简化为对立与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有人处于某种目的而有意为之，不同工厂中的工人是有区别的，有的工厂待遇更好，厂主和工人关系良好，工人索取自己的一部分，厂主保有自己有限的利益，其工人就归属于工人阶层而非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反之则同属无产阶级和工人阶层，那待遇更好的工人就不是无产者了吗？
真正的自由精神，是不把任何普遍的矛盾都用社会革命来解决，以无产者为主体的关乎社会中所有人利益的革命，对其指导思想的要求更高，如果革命以建立共产社会为目标，就无异于自己亲手给自己戴上了枷锁，为了规避这种风险，将法律和伦理的空间利用到最大限度才是可行的手段。
西方一众自由主义思想家看清了国家制度的风险所在，他们在数不清的著作中向世人传达着约束国家权力来扩大人民权利的自由精神，但这种努力始终也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社会，问题在于大多数国家中政府与人民的矛盾并不强烈，自由精神也就无处发挥作用，而之所以马克思主义问世后，就有许多国家去试图建立共产社会，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社会环境使然，马克思主义直切当时最大的社会矛盾，迎合了无产者的心理，这些无产者盲目地推翻给了他们工作和生存机会的有产者们，这种行为看似在追求自由与平等，其实是一种实质上的自我奴役行为，当无产者放弃了自己的财产权，同时就放弃了其他的一切权利：人权，政治权和斗争的权利，彻底成为了社会的支配者手下劳作不停的工作机器，正如荷尔德林所言：“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之事，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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