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最方便、最安全、最有力的反抗---东海客厅论真话/余东海

【说真话】揭发真相，传宣真理，关怀民生，异议政治，批判现实，都属于说真话。关于说真话，不少人以为，说了也没用，不如口三缄。东海态度是，没用也要说。说不说，是人事；说，就是尽人事。有没有用，是天命，听之可也。大家都认为真话没用，都当锯嘴葫芦，任凭假话邪话永无休止地泛滥，那还成个什么世界。其实，只要是真话真理，就是有用的。明里没用暗里有，此地没用彼地有，此时没用彼时有，天下很大，后世很长。而且，说真话是文化人天职，是成德成仁的关键法门，归根结底是为己。说真话之义大矣哉。

【说真话】避凶避险，人之常情。但有一些险是文化人、君子人必须冒的。邪恶时代追正义，极权社会求自由，反常国家说真话，难免有一定的代价和风险。这种代价就应该付，这种危险就值得冒。不冒风险不成人。说真话居然有风险，居然成了勇敢者游戏，凸显了政治的黑暗和荒唐，也让真话的价值和说真话的意义扩大到最大程度。说真话者多了，社会就有望好起来，国家就有望大转型，正义和自由就可以早日到来。后极权时代，说真话危险度大幅度降低，安全性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但真话依然稀缺。子立同道说得好：“身在极权统治下，说真话就是最方便、最安全、最有力的反抗。”

【说真话】有德者必有其言，必有其行，良知人士必有良知表达。良知表达的方式可分为言论和行为两种。说真话属于良知的言论表达，借用哈维尔的话说，这是“无权者的权力”。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一书中指出，极权制度的成功不仅是政治危机，更是文化危机和人性危机，正是人性的普遍犬奴化使得极权主义畅通无阻。哈维尔为那些在夹缝中艰难生存的弱势群体提供了一种有尊严的生存法则，即“活在真实中”的良知不服从原则，在微小的自由空间里，力所能及地说真话，力所能及地做出正确的抉择和正义的行动。坚持良知不服从原则者多了，恢复做人的尊严和应承担的责任者多了，就有望化解人性和道德危机，动摇乃至摧毁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

【说真话】哈维尔特别重视真话的意义。李慎之在为《哈维尔文集》所作序言《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中介绍了哈维尔关于说真话的几句话。他说：“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又说：“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又说：“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与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一场突然爆发的社会动乱，表面上铁板一块的政权内部的剧烈冲突或者社会和文化界气候发生无法压制的转变。因为所有的问题的关键被谎言厚厚的外壳掩盖着。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会来。那最后的打击会来。”

【后极权】马帮三期：毛三期是典型的极权主义，凳江湖習时期皆属于修正主义和后极权主义，唯物哲学、党主制度本质依然，但政治残酷性降低了，思想变通性提高了。关于后极权主义，李慎之在《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中说：“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车祸去世的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

【马邦人】“只有在安全的情况下才是勇敢的”是一句讥笑懦夫的名言。其实，对于马邦人来说，能在安全的情况下勇敢一点，说几句真话做几件正事，就很不错了。很多人在安全的情况下也不勇敢。它们一辈子只会说假话说邪话，只会制造毒垃圾和负能量。说真话做正事，即使无危险，也无利可图，聪明人不屑为之。

【警世钟】常有人言，自己人微言轻，说不说话，表不表态，无足轻重。这是自轻自贱的表现。面对假冒伪劣的的东西不说真话，面对无道不义的现象不仗义执言，面对罪恶黑暗的现实不挺身而出，那就永远无法长大成人，永远微如尘埃，轻如草芥。这就是一种自暴自弃，自暴生命的美好，自弃良知的伟大，自我垃圾化。天不弃人人自弃，自弃之人天弃之。自暴自弃，天不佑也，天弃者也。《中庸》说：“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栽者培之，倾者覆之。”人生在世，若能仁义化，自然有天爵；如果垃圾化，难免被草菅。

【历史眼】极权国家领导人，欲听颂声易，欲听真话难，欲听真理更难。欲突破重重叠叠无穷无尽无休无止的粉饰歌颂之声，听几句真话实在话，大不易也。即使内参和信息特供，也是靠不住的。至于真理，基本绝缘。上面想听也听不到，下面想说也说不出。绝大多数精英民众，包括敢说真话的正义之士，亦不明中道真理和王道大义，甚至排斥敌视之。孟子重来，只怕不仅被讥迂阔而已。

【东海律】论政论事论人论史，必须公公正正，大公至正，如理如实，实事求是。虽不可能完全符合、完全还原现实和历史事实，但应该最大程度、尽最大可能接近事实真相。论人包括论现实和历史之人，既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坏人，不能撒坏人的谎，造坏人的谣。喜欢造坏人的谣是某些明韵派的一大恶习，吾一向不以为然。把坏人的坏实实在在揭示出来，就是最好的批判，何必添油加醋或伪造事实？那样做，无一利而有百弊，徒然毁坏自己的诚信和道义形象。

【东海律】人世间重大事件，关乎国家天下的事件，都会有真相。无论怎样掩盖保密，迟早都会曝光。前苏联和毛时代多少秘辛，现在不都曝光了吗？人算不如天生算，权力不敌历史的公道。当然，很多事实，细节或许有出入，无伤大体的真实性。现在很多事件没有真相，是条件还不成熟，时候还没有到。不是不曝，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曝。

【东海律】邪恶的东西往往有美好的装饰，真相的暴露需要相应的时间。给它们一定的舞台和时间，让它们自由而充分地表演，它们谢幕的时候才不会拖泥带水，谢幕以后才不会去而复返。

【东海律】破迷指谬是悟者的责任，执迷不悟是他人的自由，两不相碍。孟子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同时，先觉者只能以文化人，不能强人所难，不能强制他人接受自己的思想观点。对于迷者，能唤醒则唤之，不能唤醒则任之。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朱子《论语集注》引胡氏曰：“事君谏不行，则当去；导友善不纳，则当止。至于烦渎，则言者轻，听者厌矣，是以求荣而反辱，求亲而反疏也。”对于领导和朋友，尚且不能勉强，何况一般群友和陌生人，连针对性的劝谏都没必要。

【历史眼】对人对事要有耐心，对家人国人天下人和家事国事天下事，都要有耐心。很多时候，爱心在路上，真相在路上，需要耐心等待。有这样一段意蕴深长的短文：“一个小朋友拿着两个苹果，妈妈问：‘给妈妈一个好不好？’小朋友看着妈妈，把两个苹果各咬了一口。此刻，母亲的内心有种莫名的失落。孩子慢慢嚼完后，对妈妈说：‘这个最甜的，给妈妈！’”

【历史眼】传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说过这样一段话：“不要跟愚昧的人预警灾难，因为灾难就是为他们而来。一个民族的所有苦难，都是这个民族的民众自己选择的结果。”半对半错，前面一句不对。正因为愚昧者众，才需要预警灾难，这是先知先觉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必须尽到的人事，至于民众能不能听进去或能不能听见，只能听天由命。

【历史眼】对君子人最高的礼敬有两种表现：一是于其言无所不悦，不违如愚，如颜回对孔子；二是实话实说、真言直发地表达异议，如魏征对唐太宗。这是自尊自重，也是对对方的高度尊重，视对方为可以争道论理、能够惟理是从的君子。此理非小人更非两极分子所能明白。两极分子都喜欢附和谄媚而缺乏聆听真话真理的能力，视真话异议为对不敬和冒犯。故它们只配一辈子活在假语谄言里。

【论真理】亚瑟·叔本华说：“真相都会经历三个阶段：被嘲笑，被疯狂抵制，被接受,成为无可置疑的事实。”真理亦如是。真理在被嘲笑、被疯狂抵制中可以更加地成熟起来，正人义士在坚持和弘扬真理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多多的锻炼磨砺，更好地成长起来。雷霆雨露，俱是天恩；艰难险阻，玉汝于成，此之谓也。如果君子一站出来，天下纷然赞成；真理一说出来，世人普遍认同，何足贵哉，何足道哉。

【论真相】文化人必须了解三种真相：现实真相，历史真相，生命真相。了解现实真相，须贴紧现实，深入社会；了解历史真相，须阅读和研究正史；了解生命真相，须读经学儒，学而时习之。三种真相中，生命真相最为重要。致良知，明明德，知天命，反身而诚，就是了解生命真相，自明本来面目。自明之后，又可以更好地了解现实和历史并理解之，为人为学为政，皆可一以贯之。

【警世钟】孟子曰：“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孟子离娄下》）如果贤者不被遮蔽，无实之言就不会泛滥成灾，造成不祥后果。故无实之言的不祥后果，由蔽贤者负责或承受。一切谎言妄言谣言、没有事实根据、不符合实际的言论，都是无实之言。蔽贤，本意是埋没贤者。《国语·齐语》：“於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广义而言，一切诬蔑圣贤君子、打压正义良知、遮蔽真话真理真相的言行，都属于蔽贤范畴，各有不祥后果。孟子这句话给后人两个警示：无实之言不祥，蔽贤更不祥。防儒之口，就是标准的蔽贤。防住了真儒大儒之口，歪理邪说盛行，奸言妄语泛滥，必然天下滔滔，祸乱无穷。言无实者和蔽贤者，各有各的罪责。唯有贤者在位，仁言义语流行，真理正义普及，五福遍临官民门，无实之言掀不起大浪，自然无害化。故贤者在位，天下之福，亦言无实者之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