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十五家 （上）

（四川）周雷
　

　　前言


　　中国政治思想领域有哪些民主派别？

　　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中国的政治海面上只有两艘船，一艘是专制主义，一艘是自由主义，所有民主力量都乘坐在自由主义这艘船上。另一种认为，中国的政治海面上除了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艘船，还有许多与自由主义结伴而行的民主之舟。

　　最近读到国内学者马立诚发表在北京《经济观察报》上的文章——《自由主义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作者把大陆“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的民主风潮都归入自由主义范畴，明显属于第一种说法。

　　这显然与自由主义概念的本义相去甚远，也与国内的实际情形不相符。

　　2011年2月27日，上海《东方早报》刊登了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徐友渔的一篇访谈文章《三十年来的社会思潮》。作者在说到国内新左派可能属于国家主义者时曾指出：对流行的派别划分重新澄清和界定是很有必要的。也许，在对实质上的国家主义者的真实身份和名号认识清楚之后，中国社会思想的派别划分和争论就会显得简单和清楚。

　　我认为在分清敌我的同时，辨识不同的朋友也十分必要。

　　中国民间的民主派别，肯定不止自由主义或者自由派一家

　　我同意这样的观点：一个学者只有不再使用具有多义性和歧义性的概念进行推论，才算进入科学范围。许多年来，中国学者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暴露出不少非科学特征，比如左右概念的颠倒、造反派名称的张冠李戴、新左派名称的误用。最近几年，就连已经成为中国思想界主题词之一的自由主义概念，也被赋予多重含义而遭到滥用。从五四时代开始，自由主义便指一种与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一类激进民主主义思潮相异的温和民主主义思想，1990年代中期以来重新提出的自由主义仍然延续着这种本义所指。只是这些年，自由主义才被当做一种与专制主义相反的思想体系来使用。笼统用法偏离概念本义的模糊性，不仅使自由主义之外的其他民主派别完全被遮蔽，而且容易造成不必要的认知纠结。

　　我试将所了解中国十五个民主派别的概貌写出，并指明其中十四家与自由主义的亲疏关系，也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说起。

　　海外学者陈奎德曾在《剑吟冲天箫声动地》一文中谈到自己的一个发现：在当代知识界，一个人所受的专业训练与其政治倾向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对应关系。譬如：法学家、经济学家、史学家往往是右派，而文学批评家、诗人、哲学家……则左派居多。即是说，一个人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与他的专业有相当程度的关联。

　　对此我也有同感。只不过我宁愿把左与右的说法换成激进主义与温和主义，而且将法学、经济学、史学之类专业简称为学术性，将文学批评、诗歌、哲学之类专业简称为文学性。

　　在本文中，为了便于区分民主十五家的不同特点，我使用了阳刚、文学性、鲁迅派之类概念来形容激进主义倾向，使用了阴柔、学术性、胡适派之类概念来形容温和主义倾向。

　　因为属于个人有限的观察和归纳，难免错误与缺失，欢迎批评指正。


　　七九民运派


　　上溯全国各地文革中期以来的地下思想探索活动和1976年4月爆发的群众性民主运动两个源头，出现于1978-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北京、广州、贵阳、上海、武汉……多个城市掀起的民主启蒙运动，场面最热烈和社会影响最大的要数北京西单民主墙事件。成员主要是一些思想激进的青年职工、街道无业青年、下乡知青、新三届大学生、年轻知识分子。抗争方式为大字报、大串联、大集会、大辩论、秘密结社和出版油印刊物。

　　知识背景主要是从文革时期各种禁书中了解到的欧洲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和中国五四运动提出的自由观念与民主原则，包括早期马克思的人道思想和异化理论。大多偏向西方自由民主思想谱系中法-德一支，精神本质阳刚而热烈，带有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基本属于鲁迅派。思想尚未完全走出中共话语系统，但已超越官方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范畴。自觉追求思想解放、政治民主、言论自由，成为文革结束三十多年来中国民间民主抗争的新源头。文学呐喊、政治诉求、理论探索……浑然交响，发出自由民主最强音。当时影响较大、具有体制外指向、经受住时间检验的标志性文本有：黄翔的《火炬之歌》、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胡平的《论言论自由》。

　　1993年11月14日，秦永敏、李海、周国强、刘念春、宋书元、沙裕光、陈旅、钱玉民、杨周、何德普等十位民主人士，在北京公布了一份政治理念与《零八宪章》大同小异但时间要早十五年的《和平宪章》。十人当中，除了李海是八九民运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对外联络部长，钱玉民是八九民运北京工自联秘书长，其他八人都是七九民运派的活跃分子。

　　    目前仍然活跃在国内外的胡平、魏京生、黄翔、北岛、芒克、徐文立、任畹町、陈子明、王军涛、王希哲、刘国凯等人，都曾是七九民运派的代表人物。

　　他们并不属于当时鲜为人知的自由主义，即使遭到官方镇压和各自确定人生新走向之后，也大多如此。文学方面以北岛为代表的北京诗群走上独立写作之路，虽然不改自由民主初衷，但最终定位于超越政治的纯文学写作。文学方面以黄翔为代表的贵州诗群，一直坚持自由民主呼声，但最终融入了并不认同自由主义的自由文化运动。政治方面的代表人物北京魏京生和徐文立、广州刘国凯和王希哲等一批人，后来都走上组建政治团体之路，然而无论他们所建立的民主党还是社会民主党，都不属于自由主义范畴。只有理论方面的代表人物北京胡平，1990年代中期以后成为海外民主运动中自由主义的主要发言人。


　　八十年代文化派


　　七九民主运动被官方镇压之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个历时十年的曲线抗争运动，史称新文化启蒙。从七九民主运动的体制外走向退回到比较安全的体制内边沿，在官方默许的范围内进行委婉抗争。推动者既有学院人士又有民间人士，既有体制内人员又有体制外人员。

　　知识背景以启蒙主义为底色，叠加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科学主义、传统主义。精神本质是激进主义的，温和色彩主要属于规避风险的外在修饰。

　　除了文学艺术较有本土原创性，其他方面主要是翻译、阐释、综述西方思想与传统文化。始终贯穿用科学代替迷信、用法治代替人治、用民主代替专制的思想主题。打破1949年10月1日以来专制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统天下，在中国大陆破天荒形成一个多少带有民间色彩的第二文化界。短短十年时间，就使中国思想界衔接上了三十年来与世界历史之间的巨大断裂，完成了中国思想界与世界思想史的对接。这场新文化启蒙最终催生了1989年民主运动，在中国思想史上写下十分重要的篇章。

　　主要群落和代表人物包括：以李泽厚、刘再复、王若水、严家其、高尔泰、刘晓波为代表的理论派，以金观涛、甘阳、王元化为代表的丛书派，以刘宾雁、苏晓康为代表的报告文学派，前期以北岛和黄翔为代表、后期以周伦佑和韩东为代表的诗歌派，前期以刘心武、张贤亮、遇罗锦、郑义、阿城、高行健、戴厚英为代表、后期以徐星、刘索拉、马原、莫言、残雪、余华为代表的小说派，以温元凯、方励之为代表的改革派，以雷帧孝、王通信为代表的人才学派。这期间，民间文化团体主办的非正式刊物——武汉《青年论坛》和成都《大时代》，刊发了胡平的《论言论自由》、许金声的《渴望超越》、周伦佐的《爱的哲学》，在大学生和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可称民间思想派。

　　雷帧孝和王通信在官方机构之外成立的中国人才学会和中国自学学会具有首创意义，对于80年代全国各地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民间文化社团起到顶层引领作用。挂靠于中央到地方各级共青团和科学协会的民间文化社团，无疑是专制主义统治下中国文化人建立民间社会的组织化尝试，构成80年代文化运动中的独特景观。

　　文化派的各个群落及其代表人物，既有激进主义者又有温和主义者，但鲁迅旗帜高高飘扬，胡适先生默默无闻。整个80年代依然弥漫着一种激进主义氛围，并没有出现旗帜鲜明的自由主义派别。


　　八九民运派


　　1979年至1989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前极权时代到后极权时代的历史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的两端，分别发生了七九民主运动和八九民主运动。虽然两场民主运动都以悲剧结局告终，但又共同拉开了中国当代民主正剧的大幕。在全国数百个露天大剧场轰轰烈烈上演的八九民主运动大戏，至少有几千万青春学子和各界民众参加，其代表人物因为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经历、共同的遭遇，而形成一个命运相连和休戚与共的政治群体。他们主要包括：发起并组织广场和平请愿行动而遭到镇压的学运领袖及学运骨干，积极声援学生请愿行动而遭到镇压的社会各界著名人士。六四大屠杀之后，他们或者躲避通缉而逃往海外，或者服刑期满被逐出国门，或者受尽迫害而坚守国内。

　　知识背景主要是启蒙主义的，同时包括80年代广为传播的西方各种现代个体主义学说。精神气质阳刚、热烈、激进，拥有青春期的全部特征；和平请愿与非暴力抗争方式所体现的温和主义，主要属于应对专制主义铁血威胁的委曲求全与策略考量。全国所有露天大剧场的和平请愿行动都笼罩着崇高、神圣、英勇、悲壮的英雄主义气氛。到处都是鲁迅式的怒目金刚和义无反顾，很少看见胡适先生温文尔雅的身影。

　　六四镇压后陆续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可以按照职业身份分成这样几群人：以柴玲、封从德、王丹、乌尔开希为代表的大学生，以严家其、刘宾雁、王若水、王若望、郑义、戴晴、苏晓康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以陈一咨、吴国光、翁永曦为代表的改革人士，以韩东方、贺力力、刘强、刘焕文、 吕京花为代表的工人。1997年，海外中文媒体发起对八九学运激进主义的批判，又把他们无形之中分成了三派：一是批判派，以刘晓波、戴晴、苏晓康为代表；二是辩护派，以柴玲、封从德、李禄为代表；三是沉默派，以严家其、刘宾雁、王若望为代表。

　　海外八九民运派代表人物1990年代中期以后转向自由主义的，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多数人，大学生中的乌尔开希等少数人。而大学生中的多数人、知识分子中的少数人、改革人士中的多数人、工人中的多数人，似乎并不认同自由主义式的清算。时至今日，八九民运派依然鲁迅与胡适并存，虽然胡适的声音高得多。

　　八九民运派中服刑期满坚守国内的大学生和其他社会人士，无论后来加入了什么民主派别进行抗争，他们大多不太认同自由主义的精英立场与和解主张，比如杰出的肖雪慧、刘贤斌、陈卫、丁茅、陈云飞。

　　国内的八九民运派，还包括长期坚持正义抗争的六四死难者家属群体。他们似乎分成两种态度：一些人比较认同自由主义的和解主张，一些人并不认同自由主义的和解主张。


　　自由主义


　　在1989年六四血色背景下，中国社会的世道人心发生了从崇高到平凡、从激情到世故、从精神到物质、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金钱、从广场到书斋、从诗歌到散文、从激进到温和的转变。1993年11月14日，秦永敏等十位民主人士在北京公布《和平宪章》，首次提出了顺应这一转变的温和主义政治主张。1995年，流亡海外的李泽厚和刘再复进行告别革命的对话，高昂抗争变为低调妥协。与此同时，西方民主思想谱系中英-美一支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在中国大陆思想界应运而生。由于这种学说反对垄断性经济而主张自由化经济，反对暴力革命而主张和平渐变，所以无形中与官方改革开放意识形态达成默契而广为传播。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自由主义逐渐成为国内非官方思想界的主流思潮，影响范围逐渐扩展至整个知识界。

　　后极权语境下，自由主义具有多重两面性：它带有温和主义的妥协性，又保持着民主主义的尖锐性；它支持当局的经济改革政策，又挑战官方的专制统治权威；它用进步标准取代道德尺度迎合商业化大潮而放弃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又在政治航道逆水行舟重提个人权利原则与宪政民主主张而表现出智慧和勇气。如果说自由主义一方面是商业化浪潮席卷下中国思想界阴柔化、温和化、妥协化的产物，那么另一方面它又满足着知识阶层既追求体面生活又希望安全抗争的心理需要。

　　自由主义派主要由一批学院派人士组成，代表人物有国内李慎之、何家栋、王元化、徐友渔、朱学勤、秦晖、崔卫平、刘军宁、贺卫方、秋风和海外胡平、金钟。其中，刘军宁的敏锐、徐友渔的清晰、朱学勤的才气、秦晖的正义、胡平的睿智，给人深刻印象。虽然秦晖后来同时认同社会民主主义，秋风后来同时认同儒家宪政主义者，但自由主义的初衷并未改变。他们大多参加过80年代新文化运动，但身影不太突出，仿佛要等进入90年代而且站在自由主义旗帜下他们的时代才真正到来。

　　知识背景主要是西方现代实证主义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经济学，同时包含西方近代人文主义的思想底色。

　　他们抱持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分析主义，反对规律、法则、必然性对个人自由选择的侵犯与约束。他们担心天才带来独断、激情冲毁理智、创造打破规范，所以排斥天才、激情、创造对个人平凡行为的凌驾与吞噬。在学理上，他们既远离从尼采到萨特的现代非理性主义学说，又回避从福柯到德里达的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想。学术性而非文学性，胡适式而非鲁迅式，学院化而非江湖化，疏远东方传统而主张全面西化。

　　自由主义学说阴柔而温和，但其代表人物的精神气质并非都与所信奉的学说一样阴柔而温和，其中有些人的精神气质曾经阳刚而激进。自由主义派的代表人物中，似乎只有徐友渔和胡平的精神气质天生就是胡适派，其他人几乎都有从鲁迅派转变为胡适派的思想过程。这是一个代表温和民主主义的思想派别，性格品相与五四时代的胡适派、1957年的右派、文革时期的温和造反派比较相似。

　　是的，自由主义不是鲁迅，也不是胡适加鲁迅，而仅仅是胡适。

　　观察各个民主派别代表人物的人生经历，似乎只有自由主义派从来没有人坐过中共监狱，其他派别皆未能幸免。这种幸运，既来自他们纯粹的学院派身份提供了保护，也因为他们一贯谨慎的言行避免了危险。与其他民主派别代表人物相比，他们的人生境遇更为顺畅，同时生命中也少了些铁与石和血与泪。

　　自由主义者并非都能被极权社会所兼容，有的人注定是专制主义的天敌。例如在中共政权最为开明的80年代，胡平的代表作《论言论自由》就一直不能在大陆正式出版或者发表，表明他和他的思想不能见容于极权体制。1987年他去了美国然后成为海外民主运动的旗帜性人物，仿佛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

　　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朱学勤曾在《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一文中，对自由主义的主张作了简要概括：

　　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经济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也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

　　在我看来，自由主义言论有五个特点：

　　特别推崇个人自由，担心宣扬社会平等会限制自由竞争。

　　特别推崇个人法权，担心宣扬道德义务会干涉个人权利。

　　特别推崇多元文化，担心宣扬统一标准会带来思想垄断。

　　特别推崇温和转型，担心宣扬激烈转变会导致专制再生。

　　特别推崇西方模式，担心宣扬民族特色会造成精神自恋。

　　对这五个“推崇”和“担心”要掌握好尺度，一旦超出限度就会出现极端化误区。

　　自由主义又分为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由于经济自由主义逐渐变成官方推行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三大经济运动的谋士和幕僚，对于三大经济运动所带来的贫富分化、道德沦丧、环境破坏、生态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与自由主义的愿景大相径庭，致使政治自由主义不得不与之进行切割。所以真正的自由主义派并不包括经济自由主义者。

　　国内新闻界、出版界、大学界……还有一大批编辑、记者、教师簇拥在自由主义派周围，为自由主义理念助威与造势。代表人物如：笑蜀、长平、鄢烈山、李楯、周宁、朱大可、贺雄飞。其中的贺雄飞凭着智慧冒着风险为自由主义者出版了几十种图书，把自由主义思想和许多自由派学者推向公众视野，为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作出巨大贡献，成为大陆文化商人中唯一的外围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派与这些外围自由主义者保持一定距离。

　　国内的自由主义者与海外的自由主义者也不尽相同。比如国内自由主义者有时被指责为犬儒主义，而海外的自由主义者胡平却对犬儒主义进行批判；国内自由主义者对法轮功事件普遍保持沉默，而海外的自由主义者胡平却坚决为之辩护。原因之一，自然是国内外言论环境的天壤之别。

　　自由主义派的主要贡献，不是创造新思想、提出新概念、建立新理论，而是系统阐释和广泛传播西方民主思想传统中温和性和稳健性的现代政治理念，使之成为一种在中国传播时间最长和影响范围最广的政治思潮。《零八宪章》的签署和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自由主义派功不可没，没有国内徐友渔、崔卫平和海外胡平、金钟等众多自由主义者的积极推动，这两件事的成功就将缺少一些环节。自由主义派的另外两个贡献更为重要：第一、把1976年四五运动以来激情洋溢却漫无边际的自由追求和民主诉求落到实处，以个人最大化原则为出发点，明确提出和清晰阐释了宪政民主制度下限制国家权力机制的核心作用。第二、把民间反对派近代性的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冷却为现代性的经验主义和温和主义，对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包含着毒素的激进心理、狂热心态、暴戾心气进行了一次大清洗。自由主义者对中国思想界的这些贡献，已经足以载入史册。

　　由于自由主义派所关注的主要是如何确立个人私权和限制国家公权的问题，视域范围之外难免存在盲点，而且为了理论的彻底性，有些观点显得比较极端。当其试图超越视力局限而扩展视域的时候，很容易按照思维惯性得出一些片面性的结论。比如对鸦片战争一类帝国主义侵略的美化，对慈禧、袁世凯、乃至佛朗哥之流专制魔王的赞赏，对法轮功被迫害被侮辱民众维权行动的疏离，对革命、造反、群众运动、街头政治的否定，对全球化和商业化背景下国际资本掠夺与国内资本剥削事实的失察，对民族复兴和民族话语权问题的回避。

　　这些表象背后，自由主义的对与错还有更深的内情。

　　作为一种移植思想，无论胡适时代还是李慎之时代，自由主义都同样面临被移植国度历史时机、社会心理、政治局势的接受问题。不同之处仅在于，胡适时代以悲剧结束，李慎之时代却以喜剧开始。

　　今日自由主义比较幸运，是因为与中国国情发生了五个方面的有效契合：1、反右、文革、六四三大历史事件带来的应激与反思，使中国人的文化心理逐步完成了从传统群体主义向现代个体主义的转变。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观念，得以在中国民间——特别是知识阶层的心理土壤中扎下根来。2、1992年进入商业化时代以来，长期笼罩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让位于实用主义。自由主义以其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商业主义特性，适应了中国社会从道德理性向工具理性的转变。3、这个国家有待完成历时百年的现代性政治转变，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思想可以成为一种以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为文化支撑的先进政治理念。4、1992年以后整个国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心理已不允许任何激进变革意图存在，自由主义的温和主张和渐进观点表现出某种符合国情变化的现实可行性。5、世纪之交世界历史发展重心开始向中国转移，自由主义的市场化经济主张和开放性社会观点客观上成为这一历史变迁的思想推力。

　　这就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自由主义理念能广泛传播并被很多人接受的隐蔽原因。

　　当然，自由主义也有不幸之处，主要来自现实对应中的某些错位，而且这些错位全都发生在阶层代表性上面。

　　从过去到现在，在西方原产地的社会生活和政党实践中，自由主义都代表中等以上阶层的利益，为了保护精英阶层的优越地位和富裕财产不受侵犯，特别强调理智、和平、法制、秩序。对于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公共生活，自由主义及其所代表阶层客观上起着稳定器的作用。

　　当它移植到中国，仍然表现出这种阶层代表性，便会发生三个方面的错位：1、后极权中国，中等以上阶层的利益更多维系在专制体制身上。自由主义的代言不仅一厢情愿，而且有悖反对专制主义的本意。2、中国社会异常严重的两极分化造成了十分尖锐的贫富对立，自由主义亲精英而疏草民的立场和言论，无形中把广大弱势群体和下层民众置于自己的反对面。3、在这个亟待政治大转型的国家，自由主义求稳怕乱的声音与专制政权和中等以上阶层强调稳定、秩序、法制的声音搅合在一起，显得暧昧不清。

　　一种理论既是秩序稳定器又是变革推进器，岂能不自我矛盾？革新而又保守，思变而又怕乱，使得自由主义具有一种自我抵销的性质。这与当下中国知识阶层的矛盾心理大体一致。六四过后二十多年专制巨兽多行不义未自毙，民主知识界的自我牵制是一个原因。

　　对于宪政民主制度建设，自由主义有着最好的设计。

　　对于向宪政民主制度转变，自由主义未必是最好的理论。

　　人们对于自由主义的疑惑也许就来自：错把一种民主建设理论当成了政治转型理论。

　　明白了这个误会，自由主义就会在自己的本位上熠熠生辉。

　　瑕不掩瑜，自由主义作为中国商业化时代第一民主思潮的历史地位不可动摇。当中东民主浪潮对自由主义的“和解论”提出质疑，当“超越左右界线”的声音不绝于耳，我们对自由主义理念，既要反思，更要捍卫。


　　新左派


　　如果中国真有新左派，他们必定是民主阵营中的一支队伍。遗憾的是，中国的新左派是一个名不副实而模棱两可的派别。其代表人物汪晖和甘阳都是80年代新文化启蒙运动中比较活跃的民主知识分子，汪晖曾经致力于鲁迅精神遗产的研究与宣扬，甘阳更是颇有影响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主编并积极介入八九民主运动。在六四血色背景下中国民主知识界发生分化和重组之后，这批知识分子却迅速降下启蒙主义旗帜，选择了一种特别关心国家路径和民族话语的奇特立场，好像东方大地上的个人自由与政治民主已经实现，反倒是国家和民族这两个宏大主题遭到了遮蔽。面对中共提倡自由竞争和对外开放而掀起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经济浪潮，他们采取了与西方新左派相似的质疑态度，对国际资本掠夺和国内资本剥削进行批判。面对西方文化输入带来的民族话语权焦虑，他们抛出历史发展类型说，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殊道路。如果说对于市场化陷阱的警觉与批判还表现了他们的民主知识分子品质，那么对于中国特殊道路的过度强调就无形中把他们推到了维护中共统治者的立场。例如：当他们赞誉“大跃进”中的《鞍钢宪法》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五七道路”属于毛泽东建立中国话语权的努力，当他们肯定邓小平“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区别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路径，就不自觉地把自己置于维护现代专制主义的尴尬当中。

　　他们的这种奇特姿态自然引起自由主义者的警觉，于是双方发生了长达十多年的争论。因为他们的言论带有“后殖民学”和“东方学”的锋芒特征，自由主义者便将其误认为西方新左派的同道，新左派这个名称也就追随了他们十多年。这当然是一个误会，事实上这批人的政治立场跟西方新左派迥然不同，根本担当不起新左派这个名称。主要差别体现在国内问题上。其言论有三个要点：平等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如果说平等主义属于他们与西方新左派所共有，那么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就是他们独有的。问题的要害就在这里：在自己生活的国度，西方新左派是反体制的，中国新左派是亲体制的；西方新左派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是为了推动自己国家朝着平等方向改革与进步，中国新左派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却是在阻碍自己国家朝着民主方向改革和进步。而且，他们从现代性维度对毛泽东社会试验和邓小平特色道路的发现与肯定，客观上是在维护集古今中外之大成的专制主义建构。所以这些被称为新左派的学院知识分子，实际是国内思想界的国家主义派或者中间派，某种意义上正在背离自由民主事业并脱离自由民主队伍。

　　西方新左派是褒义，中国新左派却成了贬义。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大陆，新左派这个名称甚至经常被拿来与毛左派混用。褒义名称的贬义使用，自然归功于国内自由主义者命名论争对手时的有意强加或者无意疏忽。当始作俑者之一的徐友渔意识到这个问题而试图纠正时，混乱已经造成而覆水难收。

　　2011年2月17日，徐友渔在《三十年来的社会思潮》一文中说到：

　　很早就有人怀疑，以前自称为新左派的人到底是不是新左派。因为根据西方经验，新左派应该对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进行批判与反省，但中国新左派好像并非如此，反而是国家主义倾向表现得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对派别的真伪加以鉴别。像钱理群或者艾未未这样的人，他们恐怕才应该算作真正的新左派。他们的思想和理论立场与西方新左派的脉络更为接近，同时也特别关注弱势群体，特别是在批判专制主义余毒和维权这类事情上，表现得突出。而其他所谓的新左派，不过是在玩弄一些西方的新名词，现在大家对他们的立场都表示怀疑。当时就有人说，那些所谓的新左派并不是真的，他们其实是国家主义者。所以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厘清思想派别。按照真正的新左派、自由主义的定义，中国的这两派应该享有不少共同立场，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极左的东西，是文化专制主义，是一种对权力的垄断，是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因此，当争论双方看上去是那么势不两立时，事情就不太对了。以我为例，在现实问题上，我与汪晖、甘阳等很对立，与钱理群、艾未未相当一致。

　　之所以会如此势不两立，是因为自由主义者实际上是在和披着新左派外衣的国家主义者争论。其实在当代中国，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应该是有相当多的共同点的。只有说到深层的理论认识，才会感觉到差别。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看见海内外中文媒体上仍然有文章称呼中共极端派代表人物薄熙来为新左派，称呼毛左派网站《乌有之乡》为新左派媒体。可见滥用新左派名称造成的混乱何其严重。

　　其实，后发展+极权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就没有产生新左派的政治土壤。因为新左派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反体制特性，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才能标显。在中国，只要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就会亲中共体制；只要反中共体制，就会亲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存在既反中共体制又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左派。

　　中国新左派的出现，要等完全建立民主制度之后才有可能。


　　民主社会主义


　　由中共内部退休知识分子老干部组成，多为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推动者、参与者、见证人。主要包括四个部分：一是一些胡耀邦的下属和同事，二是一些赵紫阳的下属和同事，三是一些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党内受害者，四是一些观点相同的党内知识分子。1989年六四事件后便开始出现了，尤以2006年谢韬文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发表为形成标志。

　　这是一批从中共内部改革派范畴走出的体制内民主主义者，尚未完全从传统群体主义转变为现代个人主义，拥有强烈的“五四”情怀和牢固的“启蒙”情结，属于正统中的异端。早年参加中共革命，精神气质自然阳刚而激进；晚年回归自由民主，清醒之中不乏激昂。虽然提倡渐进改革与和平转型，但主要属于审时度势的明智之举。知识背景中除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五四运动的自由民主元素，还以马克思的人道思想与异化理论和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为旗帜。

　　他们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口号，主张实行北欧模式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从现实可行性出发，提倡以小步、点滴改革的“增量民主”和“碎步民主”方式逐渐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他们不赞成采取过激行为激怒中共统治者，引来极端化的暴力打压和形势恶化，认为对当权者宁可哄其行善，也不逼其作恶。

　　这个派别对《零八宪章》持保留态度。

　　代表人物：李锐、胡绩伟、谢韬、朱厚泽、鲍彤、李普、杜润生、杜导正、杜光、辛子陵、杨继绳。其中，朱厚泽与鲍彤的思想最具超越态势，杜光、辛子陵、杨继绳的写作力令人叹服。

　　由于思想和言论兼顾了自由与平等、政治与经济、党内与党外、上层与下层、精英与草根，加上拥有其他民主派别所缺乏的政治资源和政治经验，这个派别的影响范围比较大，在国内比较得人心。

　　民主社会主义派似有几点不如人意之处：第一、成员主要集中在首都北京，比较受地域限制；而且多为老年人，有些后继乏人。第二、他们“两头真”的人生画像，不乏自我辩解、自我维护、自我美化之色彩，不仅缺少对于革命起点上精神异化和人生迷误的反省，而且缺乏对于参与打造新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和党国大业可悲行为的检讨。第三、继承传统文人“学而优则仕”、“官本位”、“政治话语高于一切”的千年旧习，心怀“建言救党”、“立论救国”的一厢情愿，凡陈情谏言皆望呈达最高当局引起重视，身后更拖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三条红色小辫子。第四、这是一批高度政治化的党内文化人，一切言论皆离不开政治话题。无论往事回忆、现实批判、改革建议，无不倾其政治性资源而作政治化言说，似有泛政治化之嫌。

　　近几年，有一些观点相同的学院知识分子陆续加盟其中，使其思考深度和言论宽度有所改善，比如北京学者张显扬、张博树的加入。

　　他们是自由主义派的重要盟友。虽然赞成自由主义理念的基本方向和重要主张，但从不认为自己是自由派或者自由主义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