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赤潮一个世纪的认识
——从梁启超、徐志摩、胡适到赵紫阳、宗凤鸣

（上海）裴毅然

　　苏联东欧巨变、中国确立市场经济、越南朝鲜因贫困不得不推行改革，包括古巴也有“解冻”迹象，国际共运已走入最后的冬天——遭到各推行国的集体否决。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痛苦实践，在支付了近一亿生命的代价后（谁赶上谁倒霉），世人终于集体认识到马列主义的乌托邦性质。包括那些铁杆“马列”，也不得不承认对马列主义需要大幅修正。虽说获得这一“集体认识”代价巨大、甚艰甚难，但你得承认这是人类历史的重大进步。有什么办法呢，偏激思潮就是这么有市场，20世纪的历史就是走了一个大“之”字，人类整体认识能力就是这么需要“实践而后知”。只是对国人来说，由于“历史的误会”，人人都得认识共产主义，无论主动或被动。

　　不过，当赤色思潮刚刚传到中国，还是有一些先觉者发出最初的警告，留下最早的反左之声。1905～07年，梁启超与孙中山等辛亥党人在东京发生激烈论战，虽然主题是“立宪与共和”，但也涉及对未来的规划。梁氏说：“经济之最大动机，实起于人类之利己心。人类以有欲望之故，而种种之经济行为生焉。” 如若“平均地权”，“今一旦剥夺个人之土地所有权，是即将其财产所有权最重要之部分而剥夺之，而个人勤勉殖富之动机，将减去泰半。”1 1919年，梁启超游访一战后的欧洲，评说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一派倡的生产机关国有论……我头一个就反对。……有人说现在中国应注重的是生产问题不是分配问题，这句话我却不敢完全同意。我的主张是一面用全力奖励生产，同时眼光并须顾及分配。……工业方当幼稚之时，萌蘖是摧残不得，煽动工人去和办工厂的作对，我认为等于自杀。……须知革命都是出于不得已，本非吉祥善事，免得掉还是免掉的好哩。”1

　　1926年1月21日，北伐正酣，马列主义已渗入中国，青年陈毅向《晨报?副刊》投稿，借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而呼吁推行布尔什维克主义，《晨报?副刊》编辑徐志摩并非政治家，但凭直觉回答：“这共产革命，按我浅薄的推测，不是起源于我们内心的不安，一种灵性的要求，而是盲从一个根据不完全靠得住的学理，在幻想中假设了一个革命的背景，在幻想中想设了一个革命的姿势，在幻想中想望一个永远不可能的境界。这是迂执；这是书呆。”2 

　　1930年，胡适也撰文：“狭义的共产主义者却似乎忘了这个原则，所以武断地虚悬一个共产共有的理想境界，以为可以用一阶级专政方法把持不变。这样的化复杂为简单，这样的根本否定演变的继续，便是十足的达尔文以前的武断思想，比那顽固的海格尔更顽固了……十几年前我所预料的种种危险——‘目的热’而‘方法盲’，迷信抽象名词，把主义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 一一都显现在跟前了。”3 真是时间才是最公正的检验尺，历史才是虚妄的照妖镜。在全球为一个主义支付了一亿生命的代价后，谁是真理的握持者？谁开了历史的倒车？泥沙洗尽始见金，迷雾散尽见真容。

　　1931年，哲学家张东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亦有非难，认为马克思“以偷关漏税之法遂置人类之全部精神文化物质的经济构造上”，并断言所谓的唯物史观，不过是革命的“一种手段”，“与真理无丝毫关系”、“此种自相矛盾之谈居然列为学说，诚人类之奇耻，思想史上之大污点也。”2 1934年，张东荪对共产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美好理想，唯不敢深信”。3

　　说来不信，一位几无文化的农民也有历史性预言。1926年，徐懋庸参加大革命，回乡和叔父谈起革命目的，叔父问道：“你说的打倒列强除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使穷人不再受剥削压迫，这都很好。但是讲共产，那就是不论劳动不劳动，都可以分到田地财产吧，我想这不好。这只能让懒汉占便宜，勤劳的人吃亏，那谁还愿意劳动呢，结果岂不是谁也不想劳动，弄得大家都没有饭吃么？” 4 一位乡农凭常识就预见到35年后的“大饥饿”了。

　　1980年代初，迫于大跃进以来国民经济的长期凋敝，中共不得不开始“拨乱反正”羞羞答答地走向巿场经济，即向资本主义回归。但由于高唱了四五十年的马列主义，均产思想根深蒂固，赤色思潮成为改革开放最大的阻抗堡垒。1982年7月1日，陈云感到改革遇到平均主义的重大阻力，才刚刚拉开一点点脑体劳动者之间的收入，便遭到“理直气壮”的强大阻力——“必须防止两极分化”。他给政治局常委写信：“应当向人民讲清楚，受教育程度高比受教育程度低、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在工资收入上高一些，这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长远利益的。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5 可是，缩小三大差别（城乡、工农、脑体）正是共产党呼吁多年并竭力推行的政策，现在发现不行了，出尔反尔要给人民上新课，大多数国人听不进去，尤其中共高干认定这是“修正主义”。可见，左倾意识形态将中国领入何等偏狭之地。

　　赵紫阳晚年认识到：“马克思的观点有乌托邦成分。取消货币，没有商品交换，没有市场，没有矛盾，就没有动力。那又如何推动社会进步呢？”6 抗战老干部宗凤鸣说：“‘按劳分配’从未实现……所谓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含义，是按劳时间进行分配。事实证明，这种按劳动时间进行分配，却是养懒汉、低效益、出工不出力。尤其是对脑力劳动应如何计酬？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如何解释？管理是不是劳动？经营是不是劳动等等，都很难确定，也很难行得通。我国过去实行的所谓‘按劳分配’，实际是按等级分配。”“计划又是主观的东西。很容易受主观随意性的支配，成为长官意志，从而把国家经济变成官僚经济。”7

　　现在看得很清楚了：马恩虽然看到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一些矛盾，但极度夸大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极度夸大了两极分化，片面论证剩余价值的不合理性，提出阶级论、暴力革命、取消市场与商品，代之以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等。这一系列学说，都是自说自话的形而上推理，缺乏实践与常识的支撑。最最重要的是：有着中苏东欧朝越古柬等国的惨痛实践，相信不会有多少知识分子还会信奉这一套学说了。

　　但由于马克思主义高举平等正义的道德大旗，以终极消灭一切剥削为号召，剩余价值、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学说搭建起似乎难以撼动的理论构架，从而形成巨大理想光环，150多年来使数代左翼知识分子奉为绝对真理，前仆后继，奉为“最壮丽的人类事业”，但实际却是走向“革命灾难”——举着引向天堂的旗帜却领入贫困饥饿与专制独裁的地狱。不彻底挖除形成这一罪错之源的意识形态，便是保留了一枚破坏力巨大的“高科技”地雷，随时会十分熟练地引发“阶级革命”，从而破坏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政局稳定与社会和谐。如2007年中共十七大前，17名左派高干联署三千人上书中央，强烈要求重举阶级斗争大旗，还有人公开要求为毛泽东与四人帮翻案，指责邓小平是社会主义的叛徒，“三个代表是三个抛开”。8 九旬中共老干马宾在网上发文，呼吁为“五人帮”平反，发动二次文革。真正的“革命派还在革”呵！革命一旦成为毋须质疑的公理，“继续革命”便无法阻挡，一定是“先打倒别人再打倒自己”，一定会“吃掉自己的儿女”——如苏联的大肃反与中国的文革。理想虽然不是坏事，但理想的负面作用也很大呵！尤其当理想被误导被领错路，会酿成多少“热情的错误”，多少荒谬都是搭乘理想之车而出行。

　　现在中国士林还看清了更深层的东西：正因为俄中朝越古柬等国文化落后，才会对共产思潮需要实践而后知，而人家欧美利用文化先进从一开始就抵制住赤色思潮的侵袭，用理性逻辑摒挡于国门之外，从而免受偏激思潮的祸害。避免了我们痛苦的“实践而后知”。爱因斯坦就预言：“计划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很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 9 可是在中国，连倾听一下这种声音的耐心都没有。徐志摩因反共长期遭受“无情批判”。1949～70年代，大陆“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中根本没有徐志摩的席位。1978年，笔者上大学中文系时，梁启超是“时代落伍者”，胡适、徐志摩则是“反动文人”。这一切还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中国知识界整体理性层次甚低，哲学能力甚弱，抵御偏激思潮的力量甚微，未能御左倾意识形态与国门之外，而且是十二万分恭敬地迎回来供奉了80余年，形成巨大的“社会存在”，今天要请送出门竟艰难重重，成为高高的“政治台阶”与历史包袱，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呵！

　　这一切，也说明我们整个社会缺乏现代成熟的基础，在“推窗西向”的过程中挑错了神选错了经。1980年初，徐匡迪访问北欧，回来后无限感慨：“人家真干成了社会主义！”从加拿大回来的人也说：“那里是全民富裕。”一位在国外工作的人说：“我在国外给资本家做工，每年可得到几万美元，生活得很好；过去在中国不让受剥削，却一直过穷日子。”那里的社会主义成分反而比社会主义国家多得多，“事实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给予人民的福利比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多。”10 

   包括强硬派老红军王震，1970年代末访英，听说70%英国百姓拥有私宅与轿车，每年外出度假旅游，十分惊讶。他带着“访贫问苦”的意向垂访一位失业工人。发现这位失业工人住着一栋100多平米的两层楼房，不纳税，但享受免费医疗，子女免费接受义务教育。王震一直想当然地认为英国工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人家却比他这个中国副总理生活都好，自己的工资只是英国清洁工的1／6、电梯工的1／8。据专家计算，1978年中英两国人均国民收入差距为：1∶42．3。11 王震发表访感：“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刨去后面一句“意识形态”，王震其实承认了“西风压倒东风”。这次访英使王震成为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12

　　真是奇了怪了。可见，仅仅靠道德义愤与主观设计是无法解决社会弊端的。没有效率的公平既无意义亦无价值，只会产生“反作用力”——阻碍社会生产发展。三八式老干宗凤鸣先生最后的结论是：“我认为应该明确：马克思主义乃是诸学说中的一种，究竟谁优谁劣，彼此都应该争鸣，都要接受实践考验，在竞争中取胜；尤其在多元化的时期，不应再把马克思主义列入国家宪法，强迫人去遵循、去服从、去信仰。这就是在禁锢人们的思想。”13

　　当然，从宏观角度，马列主义也许是人类走向现代成熟不得不走的一段弯路、不得不交的一次学费；对后人来说，共产实践不过是偏离理性中轴的一次失败实验；但对正好赶在这一历史曲线的生命来说，他们却是用自己的全部体验筑起这条“认识的台阶”，滤出这最宝贵的“历史积淀”。为此，任何一位负责任的人文学者都应直面这一段历史，都有化劫难为养料、化经验为理念的责任，不能让数代人白白递交了这笔巨额学费。
　

注释：

1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1920），参见《梁启超游记》，东方出版社（北京）2006年6月第1版，第51页。
2 张东荪：《道德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转引自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二次印刷，页196。
3 张东荪：《唯物辩证法论战》（1934）。转引自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二次印刷，页398。
1 梁启超：〈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制论〉（1907）。参见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3年1月北京第1版，下册，第582、584页。
2 志摩：〈列宁忌日——谈革命〉，原载《晨报?副刊》1924年1月21日。收入徐志摩《落叶》，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2005年第1版，第123～124页。
3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收入《胡适文选》，亚东图书馆1930年12月初版。参见欧阳哲生编《再读胡适》，大众文艺出版社（北京）2001年版，页157页、页159。
4 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版，第25页。
5 马嘶：《百年冷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第420页。
6 宗凤鸣：《理想?信念?追求》，环球实业（香港）公司2005年1月第1版，第284页。
7 宗凤鸣：《理想?信念?追求》，环球实业（香港）公司2005年1月第1版，第292页、第270页。
8 《开放》资料室：〈170名左派公开批判‘三个代表’〉，载《开放》（香港）2007年10月号，第32～3页；刘彤：〈十七大人事仍未摆平〉，载《开放》2007年9月号，第13页。
9 转引自宗凤鸣：《理想?信念?追求》，环球实业（香港）公司2005年1月第1版，第270页。
10 宗凤鸣：《理想?信念?追求》，环球实业（香港）公司2005年1月第1版，第294页、第296页、第259页、第302页。
11 刘国平：《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比较》，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176页。
12 于日：〈旅英十年——重新认识资本主义〉，转引自辛子陵〈对资产阶级认识的历史变迁〉，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3期，第15页。
13 宗凤鸣：《理想?信念?追求》，环球实业（香港）公司2005年1月第1版，第2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