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国的民主化
——从中国民主化的角度来探讨佛学的几个问题

罗桑嘉措

　　佛教自释迦牟尼佛涅磐后两千多年来，对佛教的教义的解释上历来存在重大的分歧。本文试图以佛陀的原始佛教作为探讨的基准点，从中国民主化的角度来解析当前佛学的几个问题。
　

一，佛教的正义观问题

　　目前在中国的佛教徒中经常能够听到这么一句话，就是“佛法只讲因果，不讲对错”。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佛教不谈正义观，佛教徒只需接纳现实，不去争论是非对错。佛教重视因果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佛陀从来没有说不讲对错，更没有说需要被动地接纳因果。佛陀在讲法中无数次地提到善和恶的概念，对于何谓是“正”在八正道中也有专门的解析，所以佛法在本质上不是消极的，因为佛法提倡善，那么佛法用善去除恶的过程就是积极的。这一点就说明佛教本身是有非常清晰的正义观的。

　　在电影《六祖慧能传》中有几个剧情可以很好地例证慧能大师是如何运用这些佛法的。猎人队的熊飞欲侮辱美女翠翠，这时根本不会什么武功的慧能挺身而出救翠翠，被熊飞等人差点打死；如果按照不讲对错的观点，那么慧能大师是不必出来援救的，何况如果相救的话自己很可能被打死。在猎人队受到外部的抢劫，猎人队受到重创的时候，慧能大师再次出手，又救了多次陷害自己的熊飞和全体猎人队，这和水浒中的拔刀相助有好多相似之处，所以，在邪恶面前低头或避上眼睛，这不是佛法所提倡的。六祖惠能的事迹很说明这一点。

　　六祖惠能大师在《六祖襢经》中是提到让佛子心中要无善无恶的，这主要是从忍辱的角度，这绝不意味着不去行善。六祖个人的实践对忍辱与去除邪恶的关系做了最好的诠释。
　

二，佛教的入世观

　　让我们想象这么一个场景：窗外白雪皑皑，有几户人家在清扫自家门前的雪，绝大多数人，是无所作为，等待着雪的自生自灭。如果一个佛子发心要帮助别的人家，那么即便他再不怕冷，即便再有时间，能够帮助到的也是极有限的人家。但是如果他可以说服市政当局发一道政令，让大家都出来清理道路上的积雪，那么虽然他没有亲自清扫，他的功德是和清扫了千万家是一样的。

　　亲自帮助有限的几个人家，与说服市政当局发一道政令，在善意上没有什么不同，所不一样的是发心的大小和智慧的有无。

　　佛陀在《四十二章经》中说“饭凡人百不如饭一善人。饭善人千不如饭持五戒者一人。饭持五戒者万人不如饭一须陀洹。饭须陀洹百万不如饭一斯陀含。饭斯陀含千万不如饭一阿那含。饭阿那含一亿不如饭一阿罗汉。饭阿罗汉十亿不如饭辟支佛一人。饭辟支佛百亿不如饭一佛。学愿求佛欲济众生也。此十等校量盖德有大小。障有厚薄。故饭之者福报不同。又梵语辟支佛陀。此云独觉。故言饭百亿独觉不如饭一佛。何者盖运大慈普济群生其福深广不可思议。而供佛之报亦最大也。饭善人福最深重。此言饭凡世善人福亦深重。”

　　佛陀在这里说的意思绝不是要大家不去饭凡人，佛陀在这里告诉大家的是：公共利益才是最大的善。对于布施的正知正见是不要忽略大众的利益。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好多宗派大师在海外建立了好多个道场，可是如果和推动宗教自由比，这些大师在海外的道场就不值一提。这些大师最多度了几万人，可是如果中国人可以自由地学佛，又有多少人可以得度呢？这就是亲自扫雪和说服市政当局发政令扫雪的不同。

　　直接去扫雪是一种善心，可是如果人家去说服市政当局，就嘲笑人家，这不仅不智慧，也不慈悲。如果信众都去嘲笑那个去说服市政当局的，那就是法师的责任，因为是法师没教好。

　　做菩萨很难不经历风雨，所以当有人去说服市政当局却被市政当局毒打的时候，真正的学佛者会生起崇敬之心，因为佛菩萨不会给凡夫如此的考验。如果对被毒打者保持冷漠，这就如同舍弃供佛而饭凡夫一样，是极其愚痴的行为，那么，怎么会相信他来世会有极好的果报呢。

　　汉传佛教一直有入世的传统，中华民族最兴盛的那几个时期，也是佛教最被尊崇的时期。如果没有对佛教的尊崇，也就没有玄奘西天取经；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也就没有《大藏经》的整理和《梁皇宝忏》的编辑，武则天，朱元璋，顺治，雍正所开创的时代，如果缺少了僧人的参政，很难想象会有盛世存在。所以那种画地为牢的不去入世的佛法，并不符合佛教的精神。
　

三，大乘佛教的行菩萨道的问题

　　对于行菩萨道，如何帮助众生的问题，目前汉传佛教的教法只有模糊的口号，缺少可操作性的内容，具体而言，行菩萨道可以从四个方面解析：

　　第一，行菩萨道首先要发菩提心，纯正动机，这是一切的前提。发菩提心不是我有那个意愿菩提心就有了，真正的菩提心有点像锻造一把莫邪宝剑，需要一个锤炼的过程。这也是最难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有的人这边诵经念佛，诵完后拍拍屁股，在那边该骂人还是继续骂人；或者如霍英东一样，一边抛钱做慈善，一边开赌场从事佛家所反对的职业，这些都是源于只学形式，而没从心上改变。如果在心上改变了，那么他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在帮助众生，他的吃喝拉撒睡一举手一投足都是帮助众生的行为的一部分。

　　第二，帮助众生要知道帮助什么。佛陀驻世的时候，并没有告诉大家具体应该帮助什么，因为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甚至每个发展阶段也有自己的主题。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帮助众生就意味着要宣扬和支持民主人权；在美国19世纪的工业革命时代，帮助众生的内容之一应该就是进行各方面的科技创新；而在战争时代，帮助众生的使命绝对离不开寻求和平。这是大的环境。所以行菩萨道，就不是只分析两个人之间的道德关系，而是立足于众生的整体考虑。在小人群看起来似乎是对的事情，如果菩萨站在利益众生的云端观察，也许就是错的。而长期以来佛法的教学只教授大家处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对帮助他人的理解仅仅局限于财布施，作义工，或者给街坊邻居给些援助。当然，所有帮助他人的事情都是从小事情开始的，但这不意味着要把更大的社会关怀完全忽略掉。

　　第三，帮助众生的内容形式因人而异。虽然说学习佛法的目的是出世，但在帮助众生的内容上，却是和平，富裕，健康，家庭幸福等世间的主题。所以你当医生是在帮助众生，你做科技发明是帮助众生，你开公司做生意都是在帮助众生，你去推动民主转型和宗教自由也是帮助众生，只要你能够发无上的菩提心。牛顿在一生中只做科学和宗教的研究，这就足够了，他没必要一定要同时还做罗伯斯庇尔。但另一方面，你是作教皇的，却支持纳粹，那就是另外一码事。纳粹德国不存在了，甚至南非的种族隔离已不存在了，人们习惯的理解为邪恶已离开，黄金时代已来临，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至少在汉传佛教界，庇护十二世的幽灵仍在。

　　第四，帮助众生意味着舍弃。能够既利己又利人，当然是非常完美了；可是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情况是只有舍才能帮助他人的。看看曼德拉的例子就知道了，他舍弃了家庭，舍弃了人生最宝贵的那段时光，当人们在平安夜在教堂里唱圣歌的时候，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刻，曼德拉却不可能享有这一切。

　　有时候帮助众生不仅要舍弃自由和青春，还要舍弃名誉，众生在明了真理的时候都是无知的，黑白颠倒的时代有时非常漫长。舍弃，就意味着要付出巨大的人生的代价。

　　现实生活中，很多法师把行菩萨道帮助众生讲得好容易，另一方面又用布施利他这些名词把行菩萨道简单化庸俗化。如果确实有菩提心，是不能不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反思的。
　

四，中国的民主化与菩提心

　　在曼德拉进行人权抗争时代的南非，不管人权问题是多么的严重，至少在黑人内部，对善和恶还是有基本的共识。中国的情形要极端地复杂化，那就是“黑人”并不认为他们是“黑人”，这些“黑人”也在扮演着诋毁迫害“黑人”的角色。

　　曼德拉能够做出如此的抗争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他要舍弃自己的家庭，他要面对遥遥无期的牢狱生活，他说过他会为此付出生命，所以曼德拉所做出的努力是完全无我的，这就是所谓的利益众生的菩萨的精神。

　　如果曼德拉是菩萨，我不清楚他是几地的菩萨，但是无疑的，能够给中国带来民主化的肯定是更大的菩萨或者是更多的菩萨。因为对于中国而言，需要有超出曼德拉的更大的奉献精神。

　　在中国文革的时候学生批斗老师的情形在南非种族隔离时代是不存在的，假想一下曼德拉就是老师，如果学生批斗他，他是否还愿意教那些学生。如果黑人说曼德拉的行为是螳螂挡车，如果黑人嫉妒曼德拉，诋毁曼德拉，那么作为王子的曼德拉是否还愿意为那些可怜的黑人而献身。如果有相当多的黑人说曼德拉是罪犯，有政治野心，他是否还愿意为那些愚昧的黑人的权益而演说。这确实是个未知数，能够做到曼德拉那种程度已经很难，而中国的情形则需要更大的菩提心。

　　在考察中国的这种复杂性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观察文化的最深层次的原因。道家讲自我解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或者出国，或者低头赚钱发财；儒家讲忠君和一元化，所以道家和儒家都没有希望了。唯一剩下一个与儒家紧密结合的汉传佛教，所谓帮助他人利益众生，仅限于财布施和对街坊邻居的互助，已经完全丧失了佛家的广大胸怀。所以最后成了名为为他人，实质是求个人的人天福报，最终定格为象牙塔佛法，真正的观世音菩萨的大悲精神流于形式而从未实现过。

　　发菩提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的不是那么简单。佛法在讲解起来的时候都是很简单的，有时候象小学的数学一样，而现实的情况有时是简单的，更多的时候是极为复杂的。佛菩萨不会因为你只懂初级佛法就只给你小学题。而当代中国人所面对的习题的难度，恐怕比考研究生都要难吧。
　

五，为何说汉传佛教鼓吹儒家是阻碍中国的社会进步

　　对于儒家的本质，人们习惯上会提及“仁义礼智信”，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因为在孔子之前，“仁义礼智信”这些概念就已经发展得很好的，在儒家取得统治地位之前，这些概念一直被各家各派使用，所以“仁义礼智信”不等同于儒家。

　　儒家思想之所以被推崇，是因为在和平时代那种服从的正义观更利于社会的稳定。儒家思想，把家庭和社会结构的合理性解析为权力的金字塔，在最顶端的是君主，所谓的因果善恶都以是否服从来决定。平民要给县令下跪，县令要给更上一级的官员的下跪，与其它的专制思想比较，儒家思想要求每个人在家庭中也要下跪，君臣父子的关系是儒家思想的理论核心。所谓修齐治平如果离开了在家庭中的这种服从，那么修齐治平就失去了一切的起点。如果把修齐治平中的修换成佛家中的修法是不成立的，因为佛法并不是建立在家天下的基础上的。

　　儒家提出了仁政的思想，但由于没有程序正义的保障，仁政只是在改朝换代的初期才会出现，改朝换代的血腥和混乱却是历史的常态，儒家一方面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延长了稳定的时间，另一方面因为人治而造成了社会的极大落后和缺少活力。人治所带来的智慧和民主政治中广大民众参与所迸发出来的智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儒家的仁政思想更多的是一种期盼是一种愿望，不具备可操作性。所以再加上服从的伦理，善恶是非被颠倒的事情并无减少，腐败从未中断过，腐败到极端就改朝换代，改朝换代后再腐败，所以儒家的社会稳定性要比民主自由的社会差得太多。

　　打着佛家的旗号去复兴儒家是必须要反对的，不仅仅是儒家的思想并不利于社会转型，而且是因为儒家与佛法的思想实在相差太大。在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宣讲儒家的思想符合言论自由的规范，但在一个社会急需民主转型时大力提倡儒家的东西就让人怀疑他真的富有智慧和善心。相信在阎罗王那里判官手中握有的法律也是不断在变的，善恶的标准和因果的依据并不是在几千年前就制定好了。所以如果惧怕因果，就不能不考虑自己在民主转型中的角色，你是恶人，旁观者，还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为民造福者？

　　有人说“如今世人把儒家的礼义廉耻信忠孝仁不放在心上，所以才要复兴儒家“，可是这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没有宗教自由。基督教伊斯兰教都不是从“礼义廉耻信忠孝仁”的角度来阐释道德，同样对提升道德有帮助。另一方面民主和法治也是对道德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好多不道德的行为在民主和法治国家中会无法作为。

　　儒家的政治观，有提到君轻民贵，但是三纲五常的游戏规则也同时存在。现在西方民主制度，不仅仅强调人权第一，而且有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作为程序正义的保障。如果离开了程序正义，那么实质正义很难不是空谈。

　　在儒家统治的社会，社会变革只能通过暴力革命一途，而在尊重法治和人权的民主社会，保障人民的利益是通过民主投票，而不是所谓的明君来实现的。
　

六，结语

　　中国的佛教徒不应回避中国民主化过程中的正义问题，因为扬善抑恶是真正的行菩萨道，也是布施的真正内涵和精髓。大乘佛教如果远离政治议题，把行菩萨道帮助众生局限于少数的几项内容，那么这种佛法无疑是象牙塔佛法。汉传佛教在封建时代把佛法与儒家相结合，有利于佛教的本土化，但当全球民主化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主流的时代，佛法与民主自由的结合就是最大的智慧与善行。在这方面，中国的佛教徒还有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