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政治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底盘

余东海

　　极权不是飞来峰，不可能凭空而降，悬空稳住，极权主义政治及制度要成功并稳住，必有其文化依据和社会底盘。
　　 
　　邪说，邪文化，邪知邪见，一套错误颠倒而又能自圆其说的极权主义思想体系，是极权政治的文化背景和依托。如秦王朝依托法家，洪杨帮依托拜上帝教，希特勒依托纳粹主义，前苏联和各国马家帮依托马列主义。
　　 
　　这种文化依托，也是极权的精神支柱，是它们借以蛊惑人心、煽动人民、欺世盗名的重要工具。没有思想理论支持和思想包装，暴力恶势力和极权主义就无法说服别人甚至无法说服自己，就成不了大气候。如果没有一套似是而非的主义，极权团伙就丧失了遮羞布，很容易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得而齿冷之脚踢之。
　　 
　　各种极权政治制度模式也是以相应的文化为培养基的，是从相应的文化中养育引导出来的，秦王朝的君主极权制导自于法家，洪杨帮政教合一的教主制导自于拜上帝教，希特勒的党主极权制导自于纳粹主义，马家帮的党主极权制导自于马主义。
　　 
　　有人说台湾与大陆"同文同种而制度不同"。其实两地文化更不同。那边是三民主义，颇为尊儒；这边是马主义，曾经极端反儒，而今有所更改，仍然有限。两边制度不同，正是两种文化不同所致。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如果说五四以后的中国是丧魂失魄，四九以后的中国则是外魔附身。而今马主义虽然魔力大减，但仍为文化主体，占据宪法地位，充当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学校的第一学科，其作用仍然不可低估。这是比没有灵魂更严重更可怕的。名不正则言不顺、事不成、民无所措手足，一切不可收拾。
　　 
　　中国人的道德素质处于历史最低水平，这是事实，证据俯拾皆是。但要知道，这不是什么"民族劣根性"，并非中国人天生劣等，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之恶，而制度之恶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之邪，高踞宪位的马文化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马主义把中国变成了马邦，把中国人变成了马邦人。反过来，马邦人又最适合马家极权的统治。经过马主义唯物论的异化和党主制的恶化，很多人早已愚劣不堪似人非人，有人之形但无人心人性和人格尊严。
　　 
　　极权主义要成功并稳定，除了配套的文化背景，还需要相当数量国民的支持，愚民刁民暴民共同组成其社会基础。邪说、恶制和"三民"是极权政治三要素。利用邪说进行大规模洗脑，煽动民众支持参与，奠实社会底盘，这是恶势力要成长壮大并取得政权的必须。洗脑，就是洗去常情常识常理，让大量人民丧失基本的辨别能力，眼瞎心盲，以邪为正，以恶为善，认贼作父，认父为贼。
　　 
　　当越来越多的国民把仁义道德当成吃人的东西，把马列主义视为真理，当大量国民是非不分善恶不明神魂颠倒，他们被奴役被草菅的命运就历史性地注定了。热衷诈力而被诈力，拥护极权而被奴役，崇拜魔鬼而被鬼击，天经地义，天公地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此之谓也。
　　 
　　这么说并非为极权卸责，更非卸责于民众，而是对客观事实的揭示。孟子说："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并非为侮人、毁家、伐国的外来势力辩护，而是实事求是的提醒和警告。
　　 
　　西哲说，道德是文明的核心；东海曰，仁义为良制奠基。没有一定的文化道德奠基，礼制固然不可能，民主也难以建成。国民物化、社会恶化到一定程度，任何好制度都会丧失立足之地。五四掀起的倒孔反儒的文化狂潮和历史逆流，让民主自由追求成空，让马家乘虚而入，如鱼得水。
　　 
　　在现中国，马主义、党主制（包括公有制）和恶社会堪称极权三柱，共同支起极权大厦。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提升民德民智，改造社会之恶，是驱逐极权和建设良制的必要前提，而儒家的文化正理、政治正义和道德正道，正是启蒙国民、提升民德、重塑社会的利器。
　　 
　　至今为止，中国文化和政治依然背儒而驰，唯习近平有所尊儒，可谓异数和破天荒。无论其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都为儒家复兴和中华重建创造了一定条件，这是我对习近平有所尊重和支持的主要原因。
　　 
　　东海专访《我为什么支持习近平》受到一些旧新朋雨的严厉批评，但我还是要提醒：应该反对马家帮，可以反对习近平，但不应该反对习近平的尊儒言行和努力。习近平尊儒不是不行，而是不够，远远不足以儒化政治和社会，不足以让中国从极权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丛林中摆脱出来。2014-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