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上有人把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和CP内斗机制混淆一谈，以图以此比附极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灭亡）之前路。是为极端荒唐之论。在我们援引基本资料和基本常识以外，这里还要证实一下政治理论和普世价值之间的历史面向，以批驳那种为我们中国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所常常批判的——不要把我们现在代人的罪过推诿古人——我们加上一句话，更不要妄图把中国今人的愚蠢和荒诞诿过于外国，特别是具有正面帝国主义文明创始国（——虽尚未具备现代国家意义）之希腊，之罗马，之神圣罗马帝国一类文明典范。此间引用正面帝国主义不单函括文明文化论，尚且主要是要区隔极权主义之非文明，无文明和反对之之国家，“制度”和“文化”（——文革？）于是首先要定位什么是正面帝国主义。这个命题的提出，其实是为了还原现在人们（——比如对香港问题的争论）讨论的自治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是自治——帝国——殖民，这个结构和解构的革命发生论和保守复辟论，在西方学界是如何一体共生和渐次演进之问题。这个问题归结到正－负面帝国主义，是由我们以前引用的西方学者福耶尔的观点是：刘易斯·塞缪尔·福耶尔（Lewis
Samuel Feuer）将帝国主义分为二类：
一种是“回归式帝国主义”（regressive
imperialism），其中只有征服、剥削、减少或消灭不想要的族群，让想要的族群移居到国家以内，纳粹德国即为这类的例子。
另一种是“渐进式帝国主义”（progressive
imperialism），是以世界主义为基础，希望可以提升所谓的“落后社会”，提升所征服领土中的生活水平及文化，允许其中的人民融入帝国社会中，像罗马帝国及大英帝国即为这类的帝国。”（《维基百科》/下同）
这也就是正面和负面之帝国主义之观点。这个观点的延伸，内涵很多。我们在《帝国小论》中业已普遍展开（（刘自立《帝国小论》/原载《北京之春》）其大致的看法就是，包含罗马帝国在内的比如波斯帝国，大英帝国，美国……一类正面帝国主义，是历史和人类承载文明和制度（马克思主义一类是反制度历史）的主要载体，这个载体就像人类历史上一切所谓自由和不自由的历史，民主和不民主的历史，宪政和专制之历史一样，（就像基佐所谓），他们之间缘有着政治上的血缘关系；以至于不管是亚里士多德还是伯拉图，都可以把这些政制和僭政和共和作一比附，而不是全盘否定和肯定——就像阿伦特等人在分析十九世纪法西斯主义兴起之时，人类反对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纠结和纠缠，导致人们忽略了反对专制之前景，有可能变成一个极权主义乘机作乱的结果——这是一切贯注自由和民主之人们留给社会主义欲壑难填的坏资本主义和坏社会主义占据世界的重要和主要原因。
于是，正面帝国主义，也就是古罗马帝国主义，她，一样有着各种非极权主义之特制/特治/特质。因为，就像我们以下援引的各种文明贡献论一样，罗马文明，成为世界历史无法更改和回避的伟大文明之一——这个文明绝对不是可以让希特勒比附神圣罗马帝国文明，列宁比附伟大俄罗斯文明和毛，比附伟大中华文文明那样——变成对于文明，制度甚至宗教的（——也就是，对于反文明，反制度和反宗教革命/反革命）一锅烩。其中坊间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伏尔泰式的论调（——她，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帝国……），也是有着一般偏见的。因为正是因为这个不神圣极权，不罗马极权和不帝国极权，再造了直接比附和继续罗马正面帝国主义的政治和宗教遗产（——而负面毛和希特勒，列宁毫无正面遗产可言）。这些遗产就是为人们所庸俗诟病的伟大的共和主义者马基雅维利所说的（请原谅重复引证之）的观点，“帝国主义是在殖民，自治和所谓共和，民主之中艰难而行，而改变，而发展，而终结的（这个终结可以说是一般性终结，也可以说是帝国历史的终结，和资本历史的并非终结；等等。）把古代帝国历史，共和历史和中世纪帝国历史和共和－自治－城邦历史接轨之也许是第一人就是马基雅维力。他的见解往往因为他的机会主义而同样被忽视，但是，其共和历史之研究和贡献却在更加深广的学人阅读圈中被充分肯定甚至激赏之。这里，我们的较为细致的帝国小论，自然无法忽视老马之说也。
“马基雅维力在论述帝国和殖民历史时说，‘在古代共和国和君主国中，那些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销声匿迹的伟大而令人惊奇的制度当中，有一项使得许多城镇和城市不断得以建立和更新；因为对于一位出类拔萃的君主或一个国泰民安的共和国来说，没有一件事情比兴建新的城镇更加值得关注，对一个地方来说更为益国利民，因为人民能够为了防御和耕作的便利定居其中。这些能够非常容易做到，通过向那些征服或无人居住的地方输出新的居民，他们把那些地方叫做殖民地。
“‘由于除了建立新的城镇这个因素，这个制度还使得新征服之地为征服者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使得新移民在无人居住的地方定居下来，保持这些地区居民的分布合理。如此一来，这个地方变得更加适宜居住，人口数量随之增加，因而能够更迅速地进攻、更可靠地防守。这个惯例在今天由于一些共和国和君主的不当使用而废弛，许多地方随之出现了灾难破坏，疲敝不堪，因为这个制度是使得帝国更加安全的唯一途径；并且，如前所述，它使得帝国各地保持大量的居民。
“‘殖民地带来安全，一位君主将殖民地建于新近征服之地，就像一座堡垒和一个哨所一样，使得那些化外之民归顺。舍去这个制度，没有其他办法能使得任何一个地方完全被占领，也无法使得居民合理地分布：因为任何地方在物产气候、健康宜人等方面是不同的；于是，有些地区人满为患，而另一些则地广人稀；如果不想办法将他们从人满为患的地区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地区去，整个国家很快就会遭受损害；居民稀少的地区将变得愈加荒芜，人满为患的地区则愈加贫穷。’（马基雅维力《佛罗伦撒史》/下同）
“这是马氏对于西方古代殖民概念（后来肯定发展成为自治）之较为准确的说明。
“这个概念自然和他的时代之自由城邦和各个王国（郡县式，藩属式，王国式等自治领地）之属性密切关联。而古代自治和佛罗论撒自治异同，当然也是马基非常关心的比较——叫做自治形式之比较学；历史时段比较学和古代、中世纪比较学——也许可以这样述说。”（刘自立《帝国小论》）
于是，远自希腊罗马和神圣罗马帝国所延续的自由和民主，到了伟大“非”黑暗时期的中世纪，有伟大的自治城邦和自由市所继承的，并且在现代集权国家，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继承的自由传统里面，那些民主的制度核心价值，就成为现代甚至后现代民主的继往开来者。这是西方人一直有民主，现在还有之，之本质，之根据，之血脉。所以，在此核心价值中，罗马价值，处于永恒价值的地位。这个地位就像人类历史一样，因为他是历史而不是消灭历史而著称于“是”/世。反之，人类远远不能因为这个历史的衰败，就把她，和毛，和希特勒，和列宁等同起来。这是对于罗马，佛罗伦撒，威尼斯，对于自治和自由的一准亵渎。因为，人类的自由和民主，就是包涵在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就包涵在自由——自由主义——自治市——这个结果逻辑和结构逻辑中；包涵在罗马法制，法治，（宗教自由——见东罗马帝国和康士坦丁大帝的宗教包容政治……）中。等等。（于是，新近一轮所谓要在极权主义和自治（香港类市）之间，达致一致的不一致主义，遂变成为一种新的机会主义。）
于是，接下来我们稍稍贯注坊间学界常常引用的罗马帝国衰亡抑或灭亡论的一些看点。以下是这些著名学人的看法。（參考資料:http://homework.wtuc.edu.tw/~wenlurg/forghis/0220-1-7-i.htm）
一、 李維（LIVY,西元前59~西元17年），著《羅馬史》（羅馬編年史）,指出羅馬雖有顯著武功,遼闊邊界,眾多的民族,可是隨著民族品格混亂及道德標準的降低,衰微,己經漸漸走向衰運。
二、 塔西佗（TACITUS,西元？~117年）,著《儒略王朝史》《當代史》,描述羅馬官廷陰謀政爭不斷,尤其羅馬人對日耳曼人的衝突日益顯見,日耳曼人生氣勃勃,富有好戰精神,反觀羅馬人腐敗、墮落、有被日耳曼人取代之勢。
三、 聖奧古斯丁（30~？年）
,著《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
）,從神學來解釋,羅馬帝國的崩潰,是現世帝國的逝去,將由另一個精神帝國取代（即基督教）,暗示羅馬崩潰是因為宗教的關係。
四、 奧托﹒弗萊辛（OTTO
OF FREISING ,1137年）著《雙城史》,提出在君士坦丁贈予之後,羅馬世俗政權歸于教皇所有,教（神）權超越了俗世的王權,所以教會的發展與國家的關係密切,認為教會權力的擴張,削弱了帝國對人民的統治（此為政教衝突時期的觀點）。
五、 馬基亞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 1531年）,擴大李維的《羅馬史》範圍,以「君主論」解釋羅馬史,為採攻治理論史第一人（此為民族主義興起時期的觀點）。
六、 吉朋（FDWARD
GIBBON,1737年）,著《羅馬帝國興亡史》,啟蒙運動時,以理性分析羅馬文明崩潰原因,從政治演變及基督教互動的起伏,歸納出以下幾點：
1.
忠勇愛國之立國精神,因擴張而衰落。
2.
基督教的出現,使他們追求來世的幸福,不再捍衛自己國家。
3.
基督教派別之爭,對帝國分裂產生影響。
4.
宮廷政爭,城市奢靡,軍隊腐蝕。
5.
財稅不公,貧富不均,經濟來源崩壞。
6.
鼠疫流行,醫藥衛生尚差,致鼠疫流行,社會崩壞。
吉朋分析最為完整,是孟德斯鳩,伏爾泰等啟蒙大師後,最重要的一位。
七、 蒙森（亦譯孟森,THEODER
MOMMSEN, 1817~1903年），著《羅馬文化史》偏重羅馬之偉大而不在其衰亡。
八、 湯恩比（ARONLD.
J. TOYNBEE 1889年）,著《歷史研究》一書,強調文明均會經生長、茁壯、繁茂、枯萎四階段,即文明的誕生及死亡。
九、 德國史賓格勒著《西方的沒落》,以春、夏、秋、冬循環論,論文明之起衰與再生。
十、 俄裔美人羅斯托夫茲夫（MICHEL
J. ROSTOVTZEFF）著《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採社會階級論,以為中產階級,農人及軍人的結會而使帝國崩潰。
每一位史家所處的時代不同,解釋的觀點與其時代思潮背景有關,大體上不出政治,社會,經濟,思想（宗教）軍事...各項。
这些看法每一种之展开都是一本大书。这里自然绝无可能。我们只是稍加分析；且针对那篇比附极权主义和罗马覆灭一样论之荒诞。其中特别要指出的就是这一点：
——1，基督教派別之爭,對帝國分裂產生影響。/從神學來解釋,羅馬帝國的崩潰,是現世帝國的逝去,將由另一個精神帝國取代（即基督教）,暗示羅馬崩潰是因為宗教的關係。
——2，日耳曼人生氣勃勃,富有好戰精神,反觀羅馬人腐敗、墮落、有被日耳曼人取代之勢。
——3，羅馬雖有顯著武功,遼闊邊界,眾多的民族,可是隨著民族品格混亂及道德標準的降低,衰微,己經漸漸走向衰運。
其实，出去基督教影响之外，罗马帝国灭亡（——也就是，他的死亡——复活——神圣罗马帝国……之间，延续着一个胜败萧何之果：灭亡原自：自治（民族品格混亂，等等——就是多民族自治）之失控导致灭亡——自治之复辟（中世纪自由市壮大于后罗马帝国），也是罗马复活（——不灭亡）之因。这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更而言之，现代集权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隔导致民主主义，更是完善自治形式的现代性成熟表现。这是西方人自由的始因。没有希腊，没有罗马，甚至，没有罗马的死亡－复活，西方自由的历史是不能完成的。这和极权主义不自由反自由历史毫不相关（——虽然，希腊也产生过共产主义，极权主义理想，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被选入制度选项和人权实践。）而关于自治与罗马兴亡之关系，有日本学者这样说——
“卡拉卡拉敕令，正名安東尼奧敕令（拉丁文︰Constitutio
Antoniniana），諭出羅馬皇帝馬庫斯‧奧理略‧謝維勒‧安東尼奧‧派阿斯（別名卡拉卡拉），因以為名。時維西元二一二年，帝卡拉卡拉敕令曰︰「化內之民，齊心為國。榮辱與共，方為正法。是以今後，萬民平等，一切行省民，盡為公民。欽此。」今人初聞，靡不贊譽平等博愛，德政章章。惟其貽害，實為無窮。蓋羅馬之門第交流、兵制、稅制，由是巨變。二百年後，帝國之亡，實此濫觴。
“夫人性也，辛勞所得、與別不同，倍添珍重；不勞而獲、平平無奇，視如草芥。昔羅馬公民，不足什一，惟有功於國、職事醫教、退伍輔兵等，皆授公民，世襲罔替。是以雖有門第，寒門進路不斷，以成公民為榮。是敕以降，俱為公民，貌似平等，惟官宦富人，自成一系，門第森嚴，寒士自此，無可上進，公民之稱，有如敝屣，無恥無榮。所謂「人人皆有，跡同皆無」，蓋亦如是。
“又，帝國兵制，自奧古斯都以降，以公民兵為主，行省兵為輔。公民兵退役，可領長俸，行省兵則無；公民兵訓練有素，專責攻防，行省兵僅為輔助，訓練裝備，俱為次等。是敕以降，皆為公民，再無行省兵，退役皆領長俸，裝備皆須精良。養兵開支，由是大增。帝遂重鑄銀幣，大減成色，以增幣量。三世紀時，羅馬幣值屢貶，亦由是此。
“至若帝國稅制，亦立於奧古斯都，以廣徵薄賦為宗。除卻營業稅、關稅，公民所納，獨遺產稅、奴隸解放稅而已，俱二十分之一，亦非常年可課。行省民雖無遺產稅、奴隸解放稅，所得什一，上繳歸公，稱行省稅，屬常年必課。是以羅馬國庫，不可無行省稅。此敕以降，皆為公民，行省稅自廢，雖遺、奴二稅，改課什一，不足彌補，稅收不增反減。此敕初行，時人謂以增稅，實獨見公民稅增，不見行省稅廢之誤也。嗣後諸帝，為資需用，遂諸餉加派，新稅不斷，是害方見。
“時逢蠻族日盛，邊患不息。昔時招安，授蠻酋公民，可撫其心，蓋公民之榮猶在焉。是敕以降，公民無榮，蠻酋鄙棄，招安益艱，侵擾漸繁，國力日衰耳。
“凱撒有云︰‘害政之始，多由善意。’敕即為戒也。”
塩野七生著《羅馬人的故事第十二冊－迷途帝國》（《维基》）
这也就是所谓，“二百年後，帝國之亡，實此濫觴。”
以下资料（同上）同时可以参——“羅馬帝國何以衰亡？
“這一直是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哲學家乃至心理學家等不斷討論的題目，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各個社會也都希望能夠得到殷鑑。英國歷史學家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的）《羅馬帝國衰亡史》著重政治、軍事和宗教的因素，而較忽略經濟與社會力的作用，而歸納認為蠻族入侵和基督教的興起為羅馬帝國衰亡的主因。
“出生於烏克蘭基輔，後來在聖彼得堡任教，於俄國革命後歸化美國的羅斯托夫茲夫（Michael
Ivanovich Rostovtzeff）著有《羅馬帝國社會與經濟史》指出：東方文化的衰亡常因外患且常能復興，而希臘羅馬文化則由小的城邦發展而成，但隨著對外擴張與發展，其社會結構便因階級區分而分裂，因而造成心理態度的轉向，或追逐物質利益，或沈溺於來生的憧憬，而喪失創造的力量，因而無法抗拒內部解體與外來侵略。他認為不能完全歸咎於經濟的層面，而應從更廣闊的現象去觀察，此一更廣闊的現象便是‘行政的失敗和中產階級的毀滅’。
“二十世紀的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
（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也認為宗教有分解力使社會不能緊密結合，但他相信基督教的興起是羅馬帝國衰落的結果而非其原因。”（同上）
“軍事方面：其衰落始於三世紀，軍人追逐權力與財富，變為政爭主力，不再能善盡捍衛帝國的職守。在此情形下，政權依賴軍隊，而非人民，常發生篡奪之事。塞佛留皇帝（Lucius
Septimius Severus 193-211在位）以後，兵源常感不足，原來軍隊組成份子以羅馬公民為主，配以來自文明地區的帝國居民，後來士兵漸成世襲。奧理略皇帝（Marcus
Aurelius 168-180在位）時，蠻族加入軍隊，三世紀後主要兵源仰賴蠻族，很多家庭子弟不願當兵，軍力恆感不足。
“政治方面：自180年皇帝收養繼位的制度破壞以後，不容易再有賢君，繼之而來的是混亂和東方式的專制改革，人民失去了政治權力，便趨於政治冷感，失去積極精神。
“社會與經濟方面：政治和軍事的混亂，自然有負面的影響，另外自奧古斯都以來，義大利的人口增加率即有降低之勢。166年以後瘟疫流行，尤為嚴重。北非有長期旱災，義大利本身自漢尼拔戰爭以來即未真正恢復，農業生產減少，雖有新的耕作技術，農民遲遲不能採用，於是經濟繁榮不能維持，人民生活水準降低。另外強制地方政府與議會包徵稅額，不准他們離職，也對社會結構有很壞的影響。
此外，精神與心理方面：如基督教的興起，使人民轉移精力於來世，喪失了公民精神，可能也是因素。”
就像希腊民主制度在后期希腊化时期，转见为非民主之罗马时代（——却是有间共和时代）一样，人们无法因为希腊兴亡而贬低她的的伟大的民主试验——而且这个价值伊始之试验，恰是西方自由制度的奠基与后续——就像罗马共和一样，成为《罗马法》以来，自治和共和的奠基与后续。（“罗马法分为本国国民所适用的“市民法”以及使用与外国人的“万民法”，后者就是现在的国际私法的起源。“罗马法反映出当时罗马帝国的现实。罗马执政官保证了法律能够适应一个迅速膨胀的帝国不断变化的需求。但是，这种变化仍然是在传统的价值体系下完成的。执政官并不重新修改法典，而是通过新的解释或者修订来解决新的问题。这种对传统的依赖以及对变动的怀疑态度正是罗马人的思维特点。”（《维基》）所谓的腐败和内斗的普遍说法，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也违背了一种基本的逻辑。那就是，无论是罗马还是希腊，他们是在民主－共和并非天堂的人间社会中，努力实现他们的地上的乐园和天上的圣殿；而这种理想既要大地，也要天堂。
这是一种衡定而非恒定的人类历史。这个历史一直延续到今天；也就是说，至今以来之人类历史，自由和民主，也并非天堂之据。天堂是归制和约束人间－并非天堂的一种精神指向，道德指向；指向人间对于星空和超然的向往；而这就是西法本质在宣示祈使句中的圣经定位。（人权之上和神权之上的辨正，成为希腊精神，罗马精神，共和精神和民主精神的写本和实践；虽然“天赋人权”，还是“人赋人权”，一直争论不休（可见阿伦特关于此议之表述……）。此间，战争与和平，内斗和外侵，自由与独裁（——而不是极权和独裁……），谱写了人类文明与反文明之间，人权与反人权之间，个性与反个性之间的斗争。但是，他们都是框架着文明和自由，而不是排除传统和人性的极权主义前期——反之，文化，就是在这种压迫的弹性和反抗和弹性之间酝酿，成熟和结果的——而极权主义之所以无法与之类比和同构，就是因为他没有这种弹性——也就是基佐所谓专制与民主的“血缘关系”；不，极权主义和民主没有血缘关系，他们是敌对关系。
其中，关于罗马共和，成为人类法治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后来远自英国宪章写入历史的皇权和教权良立和两立的兑现和实施。换言之，所有的专制（——函希腊民主时期的战争，内斗和阴谋……）都使得这种阶级斗争成为立法和共和的基础。没有任何阶级的权力认定（他们通过正常的阶级斗争实施之，争夺之，兑现之——这当然不是不让阶级权限存在的，列宁和毛的“伪阶级斗争”——这个斗争现在，更成为他们反对反对红色贵族阶级斗争的忌口），就没有共和（——其中包涵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理论意义上的和实际意义上的皇权－教权合法性衍生）；一般而论，这样的表述，就是孟德斯鸠否定阶级立法的、早早就反对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和马基雅维利早早就否定了的、只有平民统治合法性的解构而专注于贵族和梅帝奇统治和治理（见其著《佛罗伦撒史》）；没有这些人群的权益和尊严之争夺之平衡，没有这些皇族和僧侣的争夺，没有这些贵族和庶民的争夺，就没有共和，宪章和法治；也就没有这些自始于（波希战争于后之）《大王协约》之后宽容的历史，也就没有自治的任何可能性。（安塔尔基达斯（？－前361年），斯巴达外交家、将领。他曾试图把希腊城邦让与波斯人以终结公元前393年的希波战争。公元前388年，他进而与阿尔塔薛西斯二世谈判。他封锁赫勒斯滂海峡后，斯巴达的敌人们接受了“大王和约”(“安塔尔基达斯和约”)，放弃把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让与波斯。约公元前373年，他重返波斯，可他于公元前361年前后的使命失败，他本人自杀而亡。《维基》）甚至，有波斯人让希腊臣服以后允其施行城邦民主之例（见希罗多德《历史》）。历史证明，人类的民主睿智，不单施行于希腊，也深入波斯人心和人性。于是，战争和内斗，阴谋和阳谋，成为划分罗马政治的正、负选项之前提。而后一种选项，虽然可能成为罗马和希腊因为战争和殍败而灭亡之因，却也正是他们严重区隔于极权主义内斗的一种亚文明现象。这里举出众所周知的原因。
一，
即便是民主发源地的雅典，那里的民主人士，也是生活在战争与和平，动乱与盛世中的人性人物，并非神性人物（他们和波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虽然忒休斯和雅典创建者凯克洛普斯（Kékrōps）都是半人半神，后者，他，首任雅典国王；而前者，多被看成是希腊民主制度的前驱；尽管他颇赋神人色彩。这是西方学人考希腊体制和政治的一个难点；这个难点同样适用于罗马人物和神祗。起源于这样的人物和神祗的西方政治和民主之神源和人缘，一直以来，比较不好说得清楚。(比如忒休斯，也许是希腊试验民主之第一人和第一神？
再比如，忒弥斯。（“忒弥斯（希腊文：Θέμις）是古希腊Titaness。她被描述为“优秀律师”，是人格化的神圣秩序，规律，自然规律和定制。忒弥斯的意思是“上帝的律法”，而不是人的条例，字面意思是“这是到位”，比títhēmi（τίθημι），意思是“放”。/
Themis means "divine law" rather than human
ordinance, literally "that which is
put in place", compared with
títhēmi (τίθημι),
meaning "to put".（《维基》）——译文：……忒弥斯意味着“神的法律”而不是人类秩序，字面意思是“降法于地”，专置于此——置于人间——也就是，天赋此法……——自立偿译。）
二，这就为罗马神祗和罗马人物后来的基督化和道德超然（——发展路线延续至康德！）奠基——继而从多神论，转变为基督论。这是他们之法典，之摩西（《十戒》）和宪章（《大宪章》）的源头。
三，这样的法制/治奠定了他们的外战与内斗法据。他们的从僭政，民主，共和到恺撒的制度脉络，体现了罗马人源于希腊人的某个神定法律，而绝对不同于无神论定制（至于中国之传统，之法制，缘自并非无神而同样是半神之法家、道家、儒家一类半宗教，也就是中国特点）。这是东、西方人们面对和争夺人权和神权归制的一种辨正启示。
四，所以，除去庞大的罗马帝国，不单在政治和行政之地缘治理中因为大而无定导致崩裂，更加重要的，是他们甚至在宗教多远化一类课题上，企图施行他们的基督教和异教（如伊斯兰教等等）的合一，而不能。他们的亚历山大之口号就是耶稣－民主——他，抵达印度的时候，也许，也和佛教世界产生了接触。这是一种归纳世界异议宗教的伟大试验。
五，于是，从罗马伟大遗产中，人们不单学到了他们的种族的，文化的，科学的（阿拉伯人的中世纪医学和数学贡献等等）的多元化，而且尝试了他们的类似东罗马帝国之康斯坦丁大帝（——君士坦丁）的宗教多元化举动。这是无论后世任何政治家都没有阐释和尝试过的伟大举动。（资料（《维基》）——
“君士坦丁究竟何时开始信奉基督宗教无法确定。最普遍的一种说法是在穆尔维大桥战役的前夕，君士坦丁看到天空上闪耀着十字架样的火舌与这样的话：‘这是你克敌的迹象’。不管君士坦丁怎样或何时成为基督信徒的，他总是非常热衷于基督宗教的发展。
“颁布《米兰敕令》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君士坦丁使基督宗教合法化也决不是为了使它成为正式的国教，但是他制订的法律和其他的政策都有力地促进了它的发展。
“仅就君士坦丁作为罗马第一位信仰基督宗教的皇帝所起的作用就可以使他在史册中有一席之位。他允诺多神信仰自由，保证不破坏传统神庙。当时的罗马帝国官方依旧奉行多神信仰，只是皇帝本人是基督徒。
“他宣称：‘就让那些受蒙蔽的人们享受和平吧，就让每个人保有内心想要的东西吧！就让谁也别折磨谁吧！’这些话似乎有效阻止了当时一些过于狂热的基督徒前去破坏传统庆典和神庙。
“君士坦丁对基督教派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君士坦丁召开了尼西亚会议──基督宗教第一次大公会议
（325年）”）
这样一来，就和自治之膨胀导致失控一样；宗教之异议同样导致了失控。这是罗马崩解的原因。至于他们的内斗和腐败，只是其中一种微不足道的原因。这里我们只是指出，不是罗马的内斗强似极权主义内斗，而是中国式历史上的太平天国一类极权主义基督或者伪基督，倒是颇为相似于之。因为道理十分简单。极权主义不是因为自治膨胀而导致分裂，恰恰相反，他们是因为支撑极权和统一导致崩裂；不是因为内斗，权裂和开放导致崩裂，而是因为同样反其道而行止；不是因为信仰歧义和宗教多远导致崩裂，而是因为毫无信仰之无神论。诸如此类。所以，拿伟大的罗马帝国、这个正面帝国比附CP或者CCP,这是一种十分愚蠢的思维。即便是罗马人后期的奢侈和腐败，却也连通着他们文化中的豪华，奢靡和伟大。毛的鼠窃狗偷，列宁的暗染梅毒，斯大林的人伦颠倒……以至于迄今为止的他们的权色腐败，完全没有尼禄和克里古拉的大场面和公开性。罗马人是人性腐败，而CP是反人性腐败。人性腐败有着传统的纠正和修复能力，因为他们靠神，靠英雄，靠人民，靠法典，靠体制——而非人性的腐败，什么也考不上。这也是需要特别挑明的要素。于是我们最后提到。就像历史上出现过英雄时代一样，卡莱尔一类学者将其谱入历史；英雄之所以不可或缺，不是因为他们抑或也许具备列宁和毛的某种独特性，而在于他们只是一种文化和体制的延续——就像恺撒和拿破仑一样，他们的两面性之一，是在依靠人民和授权于体制，之二，是其的独裁特点。二者不可或缺，后面是他们的文化，宗教和历史根据。拿破仑，即便戏弄了教皇庇护七世，但是他在弥留之际却完全回归了这种宗教笃信，并期待和祈祷与之（见夏多布里昂）。这是皇帝－共和的双修。至于恺撒，他起码还有一个表面上的政敌——“毕布路斯和恺撒执政之年”。
这些，都是非极权主义英雄必备之品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