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角度看宋彬彬的道歉
吴庸(北京)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北京师大女附中一群学生将学校负责人卞仲耘殴打致死。事隔四十余年,当年该校学生代表会负责人宋彬彬表示忏悔,当众道歉。这是当前流行的“道歉风”中的突出事件,值得关注。
宋彬彬的致歉是面向当年的一些老师和卞仲耘的塑像,并没有面对受害者卞仲耘之夫王晶垚。对此,王晶壵作出强烈反应:一、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残杀卞仲耘同志的凶手!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没有抢救过卞仲耘同志!三、在 “八五事件” 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特此声明!2014年1月27日――由此形成的致歉方与受害方的矛盾很难化解,成为死结。怎样解开这个死结呢?
在卞仲耘被殴致死事件中,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十七八岁的学生何以如此暴戾、如此血腥,竟在光天化日下剥夺了自己平素敬仰的一校之长的生命权。这种无法无天的凶杀行为之所以产生,与青少年容易被鼓动、被扇惑,容易走向偏激、走向极端有密切关系。比如,清华附中红卫兵先后贴出一论、再论、三论《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宣称:“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这三论立即被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刊载,说明中央喉舌鼓励把社会秩序搞乱,越乱越好。毛泽东接着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热烈支持他们的造反宣言,还对北京大学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造反宣言表示热烈支持,对红旗战斗小组的代表彭小蒙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的演说表示热烈支持,“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这里,我们知道了“越乱越好”受到毛泽东的大力支持,就是他鼓动“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
毛泽东为什么认定“越乱越好”呢?这需要发掘毛发动“文革”的整体构思。以为他发动“文革”是针对刘少奇、邓小平一群党内实务派,那是肤浅的见解。毛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因之深感不安,于是“文革”中“踢开党委闹革命”,使党组织全部瘫痪,发动红卫兵、造反派“斗争”各级党委书记,迫使他们吐露何时、何事违反毛泽东思想、违反毛泽东战略部署和政策措施,由此造成大批党委书记被斗得家破人亡,目的就是甄别哪些党政组织的权力被“敌人”霸占。如此残酷整肃才使毛泽东废弃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在新政权“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得以将新人(造反派)和旧人(投诚的原党委成员)以及军队代表融合一起,算是为三分之一实权不在毛派手中的疑惧作一了结。
毛于八月一日给清华附中复信,又于八月八日由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着重指出:“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中共中央为汹涌的红卫兵群体的打砸抢烧杀行为所作的解脱,当然也就包括对师大女附中一群学生于八月五日将一校之长卞仲耘殴打致死的罪行的解脱。这方面还有具体的规定:当时将党组织对“文革”的领导状态划分为四类,一、二两类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三类是问题严重的,四类是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被“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把持的。而师大女附中在工作组进驻时,学校和校领导均被划为第四类,因此,工作组鼓动学生对以卞仲耘为首的几位校领导乱斗、乱打就有了相应的法规依据。卞仲耘并不了解自己是“四类分子”的秘密决定,她将自己遭受的暴力行为写成上诉信,反映: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叫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她希望结束这种非人状况,然而她错了。既然被定为第四类,乱斗、乱打是中共的既定政策,就象在农村对待地富那样。她的上诉信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副校长胡志涛对乱斗、乱打也很不理解,她到中共北京市委找到分管文教工作的负责人,反映在学校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希望市委予以重视和纠正,得到的回答却是“你回学校去吧”,再无二话,她还到中共西城区委反映,得到的回答依然含糊其词。因此,才发生八月五日卞仲耘被殴打致死、副校长胡志涛被打成骨折的严重事件。
人的生命的宝贵性、人格的崇高性在中共当权派心目中毫无地位,因之“文革”中大批血腥暴力的发生是必然的。根据一九八四年五月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经过两年半的调查、核实的材料,我们了解到“文革”期间的野蛮暴政表现如下:四百二十余万人被关押审查,一百七十二万余人非正常死亡,十三万五千余人以所谓“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二十三万七千余人、伤残七百零三万余人,造成七千亿元损失,这些钱按可比价格计算能修建三十座三峡工程。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欠下的一笔永远无法偿还的债务!
历史一页一页翻过,从毛泽东发动“文革”造成的祸国殃民的罪恶,反观宋彬彬登上天安门城楼为毛佩戴红袖章,其性质就不是什么光荣的花环而是彻头彻尾的捧毛罪行。宋彬彬的致歉应该表现为否定捧毛的罪恶行径,对此深刻悔罪。舍此,她的致歉就是虚伪的,不管她在致歉中如何为自己辩解,诸如“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呀,“一生都恪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原则”呀,等等。
(201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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