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儒化：一次华丽的历史转身

余东海

　　元朝和蒙古帝国有着政统和名义上的传承关系，但从文化到政治却发生了开天辟地的变化。

　　蒙古帝国（1206年—1259年），是历史上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创立于成吉思汗之手。蒙哥汗去世后，帝国分裂成几个各自为政的汗国，互相之间互不统属甚至大相征伐。元朝（1271年—1368年）创立于忽必烈之手。此前从铁木真的“元世祖”到蒙哥的“元宪宗”的称谓，都是元世祖忽必烈追谥的。

　　1260年忽必烈即位大汗并建元中统，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随后逐步消灭金朝、西夏、大理等国，1279年全面占领中国。元朝是各蒙古帝国中实力最强、影响最大、文明程度最高的帝国，也是当时举世无双、天下向往的大国和强国。

　　从蒙古到元朝，是从崇力向崇德升进，从野蛮向文明靠拢，从夷狄向中华进化，即汉化了。元朝就是汉化的伟大成果，从军事暴力集团向道德和文明的方向演进的结果。所谓汉化，就是儒化。忽必烈确立儒学为治国理念和指导思想，展开和完成了这次除旧布新的历史性的大转型。
　

一、潜邸预谋

　　忽必烈是元宪宗蒙哥之弟，青年时代，便对汉文化多有研习和借鉴，在蒙哥的同母弟中“最长且贤”。蒙哥继大汗位，忽必烈受封为王，受命负责总领漠南汉地事务。忽必烈在这段时间内任用了大批汉族幕僚和儒士。

　　张德辉原是金儒，供职金国御史台衙门。金亡，在蒙古大将史天泽帐下为经历官。蒙古定宗二年受忽必烈召见。张德辉在《岭北纪行》中记载了晋见忽必烈的经过。

　　忽必烈问张德辉的第一个问题就不简单。“既见，王从容问曰：孔子殁已久，今其性安在？对曰：圣人与天地终始，无所往而不在。殿下能行圣人之道，即为圣人，性固在此帐殿中矣。”（《元史》作：性即在是矣。）

　　问得深刻，答得到位，君臣都不愧人中之龙也。忽必烈又向张德辉访问中国人材，张举荐了二十余人。忽必烈屈指数之，间有能道其姓名者，可见留意中土人材久矣。张德辉的《岭北纪行》中特别提及魏璠、元裕、李治三人。魏璠元史无传，张首先举荐他，理由不明；元裕即元好问，与李治都是张德辉好友，为元史张氏传中所说“封龙山三老”之二老。

　　“王又问：农家亦劳，何衣食之不赡？德辉对曰：农桑，天下之本，衣食之所从出；男耕女织终岁勤苦，择其精美者输之官，余粗恶者将以仰事俯畜。而亲民之吏复横歛以尽之，则民鲜有不冻馁者矣！”可见忽必烈对汉地农家的了解和农业问题的重视，张的回答体现了对民生疾苦的关心。

　　张德辉与忽必烈的第二次谈话在戊申春释奠之后。“戊申春，德辉释奠，致胙於王。王曰：孔子庙食之礼何居？对曰：孔子为万代王者师，有国者尊之，则严其庙貌，修其时祀。其崇与否，於圣人无所损益，但以此见时君尊崇儒道之心何如耳。王曰：自今而后，此礼不废。”忽必烈表示祀孔大典要持之永久。

　　“王又问曰：今之典兵与宰民者，为害孰甚？对曰：典兵者，军无纪律，纵使残暴，所得不偿所失，罪固为重。若司民者，头会箕歛，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为害尤其。王默然良久，曰：然则奈何？德辉曰：莫若更选族人之贤如口温不花者使掌兵，勋旧则如忽都虎者使主民政，则天下皆受其赐矣！”

　　张德辉提到的口温不花，蒙古亲王，治军严明；忽都虎（忽突忽），蒙古贵族和元老，被元太宗任命为中州断事官，上任后，认真整理汉地乱象，致力重建地方秩序，并与耶律楚材一起，商定汉地赋税制度和勋臣贵戚分地的管理制度，保全中原传统的地方州县行政制度，民蒙其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忽必烈曾以时人“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的观点询问张德辉。张氏对曰：

　　“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见。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则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又皆不使预闻。其内外杂职，以儒进者三十之一，不过阅簿书听讼理财而已！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

　　张德辉曾经久仕金朝，与元好问李治为友，所以很了解金朝朝廷内幕，说的中肯。可见金朝也尊儒，但儒化程度很低，并不真正亲信儒土。忽必烈当时已有意于以儒治天下，故听了很高兴。忽必烈时为诸王，但雄心勃勃，“思大有为於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学之士，问以治道。”（元史世祖本纪）

　　对于早就“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金朝是否因儒而亡这个问题至关重要。若“金以儒亡”结论成立，忽必烈即使最喜欢儒家，也不可能以之为治国之道。他在潜邸时“延藩府旧臣及四方学之士问以治道”，这是核心问题。他后来力推儒化，当然是对这个问题有了答案，充分认识到儒家对他的国家“大有利”。

　　元宪宗时代，忽必烈总领中原军政时即推崇儒家，认识到“帝中国当行中国之法”，局部实验，大收其效，即位后全面儒化，首诏即强调：“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关心民生，重农劝农，减轻民众负担，禁止扰民科派。故至元年间，“家给人足”、“民庶晏然，年谷丰衍”良有以也。
　

二、大展儒图

　　忽必烈即位诏写得很诚恳很儒家，开头指出：“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与此矣。…先皇帝即位之初，风飞雷厉，将大有为，忧国忧民之心虽切于己，尊贤使能之道未得其人。”结尾宣布：“爱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务施实德,不尚虚文”云。

　　忽必烈即位后先后用过年号中统、至元两个年号。儒家是中道，为中华道统。忽必烈建中统年号，又有自居“中原正统”之意。至元取《易经》“至哉坤元”之义。1264年12月18日忽必烈将国号由“大蒙古国”改为“大元”，成为元朝首任皇帝，这个大元，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从年号和国号，都可见忽必烈对儒家的尊崇。

　　忽必烈即位伊始，“采取故老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主要参考并且沿袭了宋金制度。同时诏立国史翰林院招揽儒学人才；诏十路宣抚使举文学才识、可以从政及茂材异等列名上闻；诏立诸路学校提举官，擢用博学老儒；重用姚枢、许衡、窦默诸大儒，民本原则得到一定程度贯彻。经济得到恢复，民众生活改善。江南偶有反元斗争，但都是小规模的。

　　总之，忽必烈的儒化，有相当的真诚度和深广度，从意识形态、制度设置、学校教育到官员队伍建设，可谓全方位多层次。

　　以儒立国，这是对儒学的最高尊重。黄宗羲之子百家为《宋元学案》之《静修学案》按语说：“鲁斋(许衡)、静修(刘因)，盖元之所藉以立国者也。二子之中鲁斋之功甚大，数十牟彬彬号称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门人，于是国人始知有圣贤之学。”认为许衡和刘因二儒是“元之所藉以立国者”，立国是立制度，更是立文化。

　　或以为元朝设立“儒户”是对儒家的贬低，“无视儒本身只是一种信仰和文化”云，外行话也。诸色户计中也有僧道等户。佛道两教是元朝最盛行的宗教，僧人道士数量众多且地位很高。成吉思汗西征时曾封全真教主丘处机为国师，忽必烈登基后以儒治国，辅以佛道，佛道两家中又更倾向佛教。

　　屠城是各蒙古汗国一大恶习暴行。但忽必烈一反蒙古帝国和蒙古贵族的故态，总是谆谆勉励将士莫妄杀人。其伐宋的《兴师征南诏》，特别告诫“将士毋得妄加杀掠”。又专门当面戒谕伯颜，要他向“不杀一人”取江南的宋朝曹彬学习：“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吾曹彬也。”（《元史》）

　　《元史》载：“丙戌，伯颜下令禁军士入城，违者以军法从事。遣吕文焕赍黄榜安谕临安中外军民，俾按堵如故。时宋三司卫兵白昼杀人，张世杰部曲尤横闾里，小民乘时剽杀。令下，民大悦。”《明太祖实录》载：“伯颜之有祠堂，因其初入临安，市不易肆，有德于民，故庙食焉。”

　　占据临安后，忽必烈发布《归附安民诏》，诏谕江南一带新附府州司县官吏士民军卒人等，相当宽大仁民：“尔等各守职业，其勿妄生疑畏。凡归附前犯罪，悉从原免；公私逋欠，不得征理。一应抗拒王师及逃亡啸聚者，并赦其罪。…鳏寡孤独不能自存之人，量加赡给。”云

　　平定南宋不久，忽必烈下令从南方士人中选拔官员。在恢复科举制之前，以儒户为官员后备队。

　　儒家没有杀戒。在以直报怨、诛一夫、复仇、革命的时候，在义刑义杀义战的时候，往往不能不杀，不得不以杀止杀，或者以杀体现世法、自然法和天理良知的公道。但是，儒家最怕误杀，最忌滥杀，特别慎杀。忽必烈在这方面颇受儒家影响。

　　任何战争和王朝的建立都难免杀戮流血。夏启应天顺人而建国，也不得不“与有虞氏大战于甘”；汤武吊民伐罪而革命，书亦云流血漂杵，以致孟子有尽信书不如无书之叹。汉武唐宗宋祖明祖无不“双手沾满鲜血”。元世祖一再告诫“将士毋得妄加杀掠”，以“不杀一人”的曹斌为榜样，此番用心已是难得。

　　朱元璋还是吴国公的时候，曾召见儒生唐仲实询问汉高帝、汉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平定天下之道。对曰：“此数君者，皆以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唐仲实是元末明初名儒，被时人誉为“东南学者之师”。可见朱元璋对忽必烈的推崇始终一贯，在造元朝之反时也一样。

　　对忽必烈来说，“驱口”问题堪称“历史遗留问题”。“驱口”意为“被俘获驱使之人”。蒙古统治北方之初和灭金过程中，“以俘为奴”现象非常严重，主人还可任意杀害驱口。忽必烈登基后“禁止掠夺人口为奴”（北师大版历史教科书），对“驱口”作了一定的法律保护。

　　北师大版历史教科书写道：“忽必烈推行重农政策，即位之初就下令…把许多牧场重新恢复为农田，禁止掠夺人口为奴；设立专门管理农业的机构“司农司”，规定以“户口增”“田野辟”“赋役平”作为衡量官吏政绩好坏的标准；诏令司农司编写《农桑辑要》，刊行四方”云，颇为实事求是。当然，我们不能奢望忽必烈像林肯一样解放奴隶。

　　说忽必烈重开政治新局面并非过誉。成吉思汗和蒙古帝国屠城无数，重刑恶法，草菅人命，可谓恶业深重。是忽必烈不顾蒙古诸王的反对，尊孔尊儒，独挽狂澜。元朝赋轻税低政治宽松，言论信仰自由度相当高，对此朱元璋和宋濂等《元史》编著者都一致承认。

　　忽必烈一系列儒家化措施和文明化努力，遭到众多蒙古贵族的激烈反对，包括成吉思汗儿子帖木格的玄孙乃颜和还有忽必烈亲兄弟阿里不哥。蒙古诸王反对忽必烈的要因之一就是反对“行汉法”。各个汗国纷纷脱离，各自为政，大多战乱不断，迅速衰弱分裂和灭亡，唯元朝最为文明和强大，稳定最久，一枝独秀。可谓功不唐捐，儒不白尊。
　

三、儒家集团

　　还是藩王的时候，忽必烈周围就开始出现了一批儒者，逐步形成了一个儒家集团。

　　赵复、刘秉忠、许衡、姚枢、郝经、张文谦、窦默、赵璧等等，都是元初赫赫有名的大儒，对忽必烈和元朝政治的产生过重大的思想影响乃至导向作用。

　　元儒都源于江汉先生赵复。《宋元学案》黄百家案：“自石晋燕云十六州之割，北方之为异域也久矣，虽有宋诸儒叠出，声教不通。自赵江汉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如吴澄之经学，姚燧之文学，指不胜屈，皆彬彬郁郁矣。”

　　《元史》载：“自复至燕，学子从者百余人。世祖在潜邸，尝召见，问曰：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乎？对曰：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悦，因不强之仕。”可见赵复视南宋为父母之邦，深怀故土之情。其讲友学侣门生弟子，无论是否仕元，对南宋的态度和感情多少受其影响。

　　众所周知，张弘范是灭宋的罪魁，但对于元朝来说，却是大功臣。而这个张弘范，就是儒生出身，而且师仇在身。他的老师是郝经，曾作为蒙古国使赴宋议和，被南宋丞相贾似道暗囚于真州十五年之久。至元十一年，忽必烈遣使赴宋“问执行人之罪”，正式发兵灭宋，于十二年进占建康。贾似道震恐，才派人礼送郝经归元。郝经当年病故。

　　郝经是一代大儒，曾自述其志说：“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为忧患秽，不为利益拘，不务边幅事，不作章句儒”。在漫长的囚徒生涯中，郝经笔耕不辍，除上书数十万言与宋廷交涉外，还撰有《续后汉书》、《易春秋外传》、《太极演》、《原古录》、《玉衡贞观》、《通鉴书法》等著作。

　　滞真州期间，面对宋方一再劝降，郝经对下属说：“一入宋境,死生进退,听其在彼,我终不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忍死以待。揆之天时人事，宋祚殆不久矣。”郝被恩将仇报地无理囚禁，对其入室弟子张弘范的刺激无疑很大。郝被囚期间，元先后派出五批使者往南宋议和，全被南宋守将或暴民杀害。

　　郝经使宋之前，友人忧有危险，劝他推辞。他说：“南北构难，兵连祸结久矣。圣上一视同仁，通两国之好，虽以微躯蹈不测，苟能弭兵靖乱，活百万生灵于锋镝之下，吾学为有用矣。”（《宋元学案》）郝经完全是为了避免生灵涂炭，希望缔结两国和平盟约，可惜被奸贼贾似道暗中囚禁而坏了大事。

　　许衡，号鲁斋，世称鲁斋先生，他还是天文历法学家呢，与郭守敬一起修订完成了《授时历》这部古代最优秀的历法。陶宗仪《辍耕录》载：许衡应征赴都，刘因问：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答曰：不如此则道不行。后来刘因不受集贤学士之职，或问之，答曰：不如此，则道不尊。

　　许衡和刘因两位大儒，一个速起而使道得以行，一个不起使道得以尊，以截然不同的态度和方式，同样从文化道德上给了忽必烈和元帝国以深度影响。

　　姚枢是许衡讲友，亦元初名儒和重臣，提过很多好建议，佐世祖定天下，力劝其“上答天心，下结民心，睦亲族以固本，建储副以重祚，定大臣以当国，开经筵以格心，修边备以防虞，蓄粮饷以待欠，立学校以育才，劝农桑以厚生”。（《元史姚枢传》）世祖对之亦极其信赖，“凡内修外攘之政咸委任焉”。

　　征大理时，姚枢讲了宋太祖大将曹彬攻占南唐后不杀一人的故事，忽必烈第二天表示：“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但大理杀害元朝使臣却激怒了忽必烈，下令屠城。后在姚枢、郝经、刘秉忠劝导下改为止杀令。“裂帛为旗，书止杀之令，分号街陌，由是民得相完保。”云。1276年，元军攻取南宋临安前，姚枢再次建议元世祖“宜申止杀之诏，使赏罚必立，恩信必行”，同时禁绝宋朝鞭背、黥面等刑罚。

　　刘秉忠，元初大儒和大政治家，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四年，又命秉忠筑中都城，始建宗庙宫室。八年，奏建国号曰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他如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皆自秉忠发之，为一代成宪。”堪称元朝制度和元大都的大设计师。元都是历代都城中最接近周礼标准的。

　　史称刘秉忠从元世祖出征大理、云南时，“每赞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杀，故克城之日，不妄戮一人。己未，从伐宋，复以云南所言力赞于上，所至全活不可胜计。”又：“秉忠自幼好学，至老不衰，虽位极人臣，而斋居蔬食，终日淡然，不异平昔。自号藏春散人。每以吟咏自适”云。

　　另外，元世祖中统元年至三年共有16位丞相，其中汉人（南人）7，蒙古5，回回1，契丹1，女真1。汉人为史天泽（右丞相），王文统、赵璧（平章政事），张启元（右丞），张文谦（左丞），商挺、杨果（参知政事）。《元典章-吏部》“内外诸官数”载有元朝中期官员情况，其中汉人南人所占比例亦高于蒙古色目人。这些汉人都是儒生。

　　文化能够返本，政治必然开新，政治儒家化，必然文明化，必有可观效果和成绩。忽必烈尊儒汉化的政治转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也有一定的现实启迪作用。

　　2014-7-3

　　本文资料来源：

　　（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4第一版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7、8第一版

　　（元）《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1959、2第一版

　　（金）张德辉《岭北行》，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1、9第一版

　　附言：学界和民间和关于元朝争论纷纭，持之以久，误会重重。东海拟就与元朝和忽必烈写一个系列，总题为《儒眼看元朝》，分别由《华丽丽地转身---忽必烈的文化政治大转型》、《说好它不正，说坏它不错---元朝的特征和定位》、《成功灭亡各有因---元朝与宋朝》、《叹为观止--西人的眼光》、《深沉的怀念---烈士遗民何其多》等等组成，欢迎批评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