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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中国的全部历史，但凡在“和平”和“盛世”之期，全都会发生最严重的官僚“贪腐”现象。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如果中国人的孔丘及其儒家的“文化传统”不变，未来还将依然是如此。我的答案，其实就已经在我的这个开场白之中了。
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治，实际上全都是孔丘所提倡的儒家政治，儒家政治的价值核心，是“亲亲尊尊长长”，是“子为父隐，臣为君隐”，是“为君讳耻，为贤讳过，为亲讳疾”，是“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更准确地讲，是遵循“天命、宗法、血统、人治、极权、专制”的永远非文明、非理性、非法治的世界上最坏的政治。这样的政治在“和平”、“盛世”之期，不发生“贪腐”将绝对是不可能的，而且更只会愈演愈烈，甚至最终造成政治权力系统的总的崩溃和毁灭。我的上述结论，在中国的全部历史之中，事实上已经获得了最充分的证明，自然也包括中国的近现代史，国民党蒋介石的政权就是被他们自己的“贪腐”所毁灭的，例如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接管大员们严重的“贪腐”，实际上就已经直接预示了后来国共相争之中国民党必然失败的“祸根”；今天中国所发生的种种“贪腐”的现象，事实上也同样已经严重到了形成崩溃之势的“征兆”了，作为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当局，不可不慎察。
我今天的文章在于告诉我的亲们，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即：中国人的孔儒的政治史，为什么一定会是最“贪腐”最黑暗的政治史。我的分析、归纳、综合的理论工具，即老子的“全息逻辑”。具体而言，中国人历史中的政治，全都是严重的“伪”政治，也即严重“不真”的政治。用老子的话来说，即严重“无道”的政治。政治“无道”，则必然造成经济“无宝”；经济“无宝”，则必然造成文化“无德”。而无道、无宝、无德的中国天下，原本就是大量制造“贪腐”现象的天下最腐败、最黑暗、最无文明的“酱缸”的“天下”。
什么是人类社会的“政治”？
“政治”的本质即应该是进行全“社会”权力管理的“言治”，“言”之所以能够有“权”，是因为“言”能成理，而“理”能够形成精神文明之“势”，更因为“言”
的后盾是潜在的暴行，是可能实施武力暴行的巨大的“国家”机器的强力之“势”。正是这（一虚一实、一精神文明一物质现实的）两种大“势”共同构成了强大的政治“权势”。然而，中国人的政治，自古以来却全都是“言礼”之治，而并不是“言理”之治。而“言礼”所造成的“势”仍旧是等级制的物化“实力”之
“势”，而不是合乎（人性平等的）精神文明心理之“势”，说白了，中国人的政治，从来就是只有物化的实力政治，而根本不存在丝毫真正理性精神（心理）文明成“势”的因素。只有“礼治”而没有“理治”的中国，最后必然是只能有（强人）“贪腐”的结局，而不可能会有其他任何更好的包含“强理”（文明）的结局。
什么是“礼治”？说白了，就是永远都只有等级制的物性的强力压迫的“言治”的政治，中国实际上就是一个世界上最标准的只讲“礼治”政治而根本不讲“理治”政治的国家。中国人的等级制度的最明显的现象特征，就是“言”说的顽固的等级现象。在中国，永远都不可能会有老百姓最起码“言政”的权利，“莫谈政治”，就是中国老百姓从来的命运。谁想要试一把，轻则入狱，重则丧身。而在中国的朝廷之中，也同样只能有君主“言政”的权力，除此之外，就是“言政”权力的严厉的官阶，一级压一级，即所谓的“官大一级压死人”。这其实也就是孔丘及其儒家的国家“礼治”政治的最根本的特征。孔丘关于“言礼”政治的最重要的永恒“教导”是：“一天，二隐，三畏，四非，五常”（“天命”权力，“子为父隐，臣为君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天、地、君、亲、师”五大永恒的权威），这已经成为了中国人心中永远雷打不动的“礼治”的“言治”
政治的历史习惯和“规矩”，直到今天，这种顽固的历史习惯和传统规矩，一仍如旧。
回到中国社会的现象，政治权力的实施是靠“言”说，政治权力实施的后果的监督，依然必须依靠“言”说；然而中国人一级压一级的“规矩”，则使得上层的官僚，永远都能够言而无信，更是为所欲为，而惟一有可能加以制动的“权威”，则只能来自更上层。然而更上层是什么？是人数愈来愈少，最后是惟一“塔尖”上的个人，例如皇帝，主席，等等。他凭什么来监督下层官僚的行为？只能靠特务，眼线，亲信，如果这些特务、眼线、亲信也全都与下层官僚沆瀣一气，那么整个政治体系的腐败，就将是必然的，而且是不得不然的，实际上是，它的未来连最起码的希望都不可能会有，而只能以最后的崩溃告终。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的政治史，永远是世界上“最贪腐”的政治史的理论上的证明。这里还完全没有考虑到最高权力者——皇帝、主席，等等本人的人性、人格和人品，如果他也原本就是一个混蛋，一个坏人，一个传统的“尊孔”者，那么这样的“中国”，将何以堪？
总览世界历史，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史，实际上全都是最黑暗的，李宗吾的《厚黑学》实质上是反映了中国人专有的《厚黑政治学》。造成这种《厚黑政治学》的最最关键的原因，即在于中国人的政治永远都只能是孔丘及其儒家的“礼治”的“政治”，而丝毫都没有半点“理治”政治的可能性。没有“理治”，即是没有“理性”
的政治和没有“人人平等”真理信念的政治，这样的政治，绝对不可能会有导致“人人自主、自律”的“法治”的任何可能，就更加绝对地不可能会有达到“人人精神自由”的政治的最高境界的任何的可能。
什么是“理治”？理治的全称应该是具有高度真理信仰的国家或社会“宪政”的“法治”。什么是人类最高的真理信仰？即对于“人人平等”的真理的信仰。只有在“人人平等”真理的信仰出现之后，人类历史之中才可能出现国家的“宪法”，才可能出现国家的“宪政”，才可能出现真正人类“平等、民主、自由”的“理治”社会的雏形。在“理治”的社会，虽然仍然保留了权力实施的“言”说的方式，但同时也具备了广大“公民”的监督权力实施效果的“人人平等”的“言”说，即所谓公民“言论自由”的言说的可行性。如此全社会公民对权力实施进行监督的广泛性、深入性和亲历性，使得“宪政”社会中官僚们贪腐的“任性”、“懒惰”和“忌妒”之人性“原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大的抑制。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西方人类社会中的官僚的“贪腐”现象会比中国的官僚“好得多得多”的最根本的原因。
今天中国人的“反贪腐”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对于中国传统“礼治”政治的改革则是更加必要的，而改革中国政治的最关键的途径，就是必须彻底地告别永远制造最“贪腐”现象的孔丘及其儒家的“礼治”政治的传统，而坚决地兴起“理治”政治。说白了，即是必须走“人人平等”的真理信仰基础上的“理治”的、“宪政”、“法治”的道路。更说白了，即是必须走中国老子“人学”的“道治”的政治之路，简言之，即“道法自然”的“无伪而治”的“道治”的政治之路。想要做到“道法自然”的“无伪而治”的最关键的步骤，就是必须确立人人言论“平等”的权利，必须立即彻底打开当下中国所有的“报禁”、“言禁”，从此让中国所有公民的眼睛、耳朵和嘴巴全都可能亲自参与对于社会政治权力实施的监督。
我坚信，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把“最贪腐”的中国传统的政治历史彻底地翻转过来，而这也才是未来中国文明历史真正的崛起之道。（201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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